保护地下文物,赓续首都文脉——北京市近年考古工作综述
2016年以来,北京市共完成考古勘探1324项,总面积12394万平方米;考古发掘558项,总面积58.6万平方米。考古项目数量和面积全国领先,有力保障了世园会、冬奥会、城市副中心、新机场和经济开发区等国家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
琉璃河遗址、路县故城遗址、金中都遗址、正阳桥镇水兽等考古发现,丰富了首都历史文化脉络;中轴线及三条文化带考古成果丰硕;大遗址保护水平整体提升;科技考古持续精进;考古成果转化利用成效卓著;公众考古迈入新发展阶段。
?一、增强历史信度
揭示本源,考古成果实证古都文化
秉持大遗址保护理念开展琉璃河考古工作,首次在城内发现西周时期结构清晰、内涵丰富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新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实证了周初召公奭来过琉璃河并在此筑城,填补了文献中关于太保建燕的空白,为北京三千年建城史提供了最早的文献证据。
金中都内发现金代崇效寺塔基地宫,出土丝织品等文物,具有较高的科技和艺术价值。崇效寺是唐幽州以来燕京的地标,其发掘对研究唐至金代的北京城市变迁提供了地理坐标。金中都西城墙和南城墙的考古发掘,还原了外城墙形制及建造方式,确认了西侧护城河的位置和宽度,为复原金中都城址布局提供了新资料。
金陵石门峪的考古调查发现了金代高级宗室墓葬,为寻找金陵“诸王兆域”提供了线索。
对元大都夯土城墙的考古工作,确定了元大都土城的范围和建筑方式,是北京古都的物化记忆。

丰富内涵,重要遗存彰显灿烂文明
旧宫发现的西周早中期聚落遗址,对于研究周文化的扩张及对北部疆域的经营策略有重要意义。汉代广阳城遗址出土带“广阳”戳记的陶罐,说明城内有官营制陶作坊,为研究汉代幽燕地区城市经济提供了参考。城市副中心发现大量战国至东汉时期的遗迹,为研究北京战汉时期的物质文化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延庆区魏晋家族墓出土的银质龟钮“偏将军印章”等珍贵文物,对于研究“上谷侯氏”的发展及此地的军事建制具有重要价值。
小孤山奶奶庙的考古工作,弄清了明代该寺庙的布局,为深入挖掘延庆古八景的内涵开创了新模式。为配合冬奥场馆人才公寓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出土了青花将军罐、青花瓷瓶、明虎贲杨氏父子墓志等重要文物,为研究明清时期北部城市延长线地区的丧葬习俗提供了实物资料。
清代第三代庄亲王允禄园寝是目前唯一经完整考古发掘的清代铁帽子王家族园寝,是清代园寝制度的典型代表。固伦和敬公主园寝出土了带藏经的髹漆描金棺,为了解满、蒙清代贵族宗教信仰提供了资料,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考古实证。
平谷夏各庄发现明代朝阳观、清代朝阳寺建筑基址和民国改建的小学校,是办学制度由封建私塾制向现代化公立制转变的实证。
另外,唐代幽州潞县县丞艾演墓、檀州古城、丽泽商务区唐代塔基、丰台辽代塔基、通州金代壁画墓、清代一等武毅谋勇公兆惠子孙墓等遗存经考古发掘后得以有效保护,北京历史文化面貌更加完整清晰。

探求价值,专项研究阐释首都底蕴
对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摸清了北京石窟寺的分布情况和保存现状,掌握了区域特征明显、元明清遗存丰富、题材多样的特点。
进行辽代墓志研究,为北京历史地理、职官制度演变研究提供新资料。开展燕山沿线矿冶文化遗产调查,探明多处采矿与加工遗迹,丰富了北京的矿冶文化研究。
完成了“汉代路县交通考古”“军都故城等四处汉代城址考古调查”“东周刀币研究调查”“金陵磐宁宫遗址考古”“圆明园养雀笼遗址出土文物与故宫文物比较研究”等众多科研项目,从不同角度充实了北京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面貌。
?二、建设文化中心
中轴线:对正阳桥、西板桥开展考古工作,尤其是镇水兽的发现,为确定正阳桥遗址及两侧河道提供了精准坐标,实证了古代北京以“中”为尊的城市规划理念。先农坛内清代耤田(一亩三分地)遗址清理出礼仪活动场所、八角形建筑等遗迹,进一步活化了清代耤田制度,为中轴线申遗增添了新的内涵。

长城文化带:对南寨坡、柳沟古城、岔道城烽火台及边墙遗址的发掘,明确了城址的结构布局、营造方法和发展轨迹。箭扣南段长城的考古工作为后续修缮提供了学术支撑,是新时期长城保护原则和理念转变的重要实践。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对南宫净德寺遗址的宦官墓及其依附寺庙进行了考古发掘,为研究明代宦官葬制提供了重要材料。天光寺遗址清理出清代建筑基址及一批重要文物,为后期保护提供了依据。清华大学新化学馆发掘出古河道、桥址与墙址,为研究圆明五园的布局、熙春园的位置、清代西郊皇家园林水系等问题提供了新资料。
大运河文化带:路县故城遗址是通州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古城,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九龙池、白衣庵、戏台等遗址的考古工作,明确了白浮泉的范围,进一步还原了其流向与整体面貌。万寿寺东路经考古发掘,证实其清代布局与样式雷图档可相互印证。张家湾发现的明代善人桥,保存有“大明万历三十三年建,陈进儒监造”的题刻,与相距1.4公里的大运河通运桥题刻内容相近,对研究大运河水利工程史具有重要意义。小圣庙遗址是大运河北京段首次发现的祭祀河神的庙宇遗址,对研究漕运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对大运河故道开展的考古工作,明确了运河故道摆动范围、河道宽度及走向。
?三、提升保护水平
系统推进大遗址保护,创新文化遗产管理利用
综合评估全市重要遗址区位、价值与需求,规划以琉璃河遗址、路县故城遗址、圆明园遗址作为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建设的重点,并建设考古遗址公园。
《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年-2035年)》已正式公布,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基本完成,将助力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第三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典范。路县故城遗址规划建设融保护、展示与研究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保护展示工程。圆明园遗址完成了勤政亲贤、多稼如云等遗址的考古勘探,及澹泊宁静、舍卫城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为保护展示提供了科学基础。推进金陵、上宅、东胡林等遗址的考古和保护工作,同步提升全市遗址公园的展示水平。
?四、挖掘考古成果
提升考古科研能力 六年来,共出版考古报告、研究专著20部,发表考古简报、论文140余篇,将北京历史发展及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现出来。
探索综合研究机制 科技考古中心初步建成,开展植物考古、环境考古、陶瓷考古等科学研究。对辽代矿冶遗址群开展综合研究,对三山五园京西稻开展农业考古学研究。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多角度了解北京古代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
加强考古成果传播 多次举办副中心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在大兴旧宫、路县故城、清华大学、正阳桥、圆明园举办公众考古活动。通过开放工地、现场讲课、电视网络直播等形式,传播考古知识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成功举办“2021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共6大类37项活动。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的省级公众考古系列活动,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考古成果惠民项目。
(执笔:张睿、刘海宁、郭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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