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回顾·守望·反思——《中国考古学概念的反思》序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也是我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百年来我国考古学的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让举世瞩目。记得一位名人说过,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就是对学科自我反思能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就是焦天龙先生对我国考古学科相关概念进行反思的成果,相信会引起业界的重视。

我和本书的作者焦天龙先生是同乡,当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任职,一度还主持山东队的工作,见面的机会相对多一些。记得1992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在济南举办,他是会务组的主要工作人员,我被拉去帮忙,会前会后由此有了更多接触,因此增加了彼此了解,此后对他的科研活动和成果也就有了更多的关注。他对于胶东半岛地区的贝丘遗址多有研究,并主持了日照尧王城、滕州前掌大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后来他远赴大洋彼岸,到哈佛大学跟随张光直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1998年暑期,山东大学与耶鲁大学、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围绕日照两城镇所开展的中美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项目进行到第四个年头,文德安(Anne P. Underhill)教授邀请蔡凤书教授、于海广教授、栾丰实教授和我四位中方合作伙伴访问,到哈佛大学拜访张光直先生访美之行的重要一站。在天龙和慕容捷(Robert Murowchic)、高德(David Cohen)诸位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在波士顿的行程非常圆满,尤其是见到了在国内首倡聚落考古的张光直先生。
当时张先生身受病痛折磨,讲的话已不容易听懂,但当我向他汇报两城镇前三个季度区域系统调查成果时,张先生眼里透露出异常兴奋的目光。看得出他想说什么但已无法表达,直到临别时他坚持在夫人李老师搀扶下送我们到门口,才听到“招待不周”四个字。我相信张先生对这个调查项目肯定想做更多的了解,也肯定会有很多的期待,因为早在1984年张光直先生首次受邀到国内高校讲学,他就选择了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著名的《考古学专题六讲》就是他那次讲学的成果,其中的“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态研究”理论对此后我国的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影响很大。他选择山大授课,我猜测一则是因为他跟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先生很熟,也跟刘敦愿师比较熟悉,二则应该是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和陶器分期比较完善,这是开展聚落考古和区域系统调查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也是那次波士顿之行,我对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项目有了较多了解,便在2000年投递申请并获得通过,次年再访哈佛,行前自然烦请天龙先生代为安排住宿等相关事宜,结果是跟先到一步的陈星灿先生一家比邻而居,这当然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了!引以为憾的是张光直先生已于当年年初仙逝,再无法聆听他的教诲。好在有天龙先生的安排引见,访学期间经常参加人类学系和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活动,尤其是旁听了李润全、巴尔-约瑟夫(Ofer Bar- Yosef)等教授的讲课、讲座等,与波士顿大学东亚考古研究中心的慕容捷、高德和邵望平等学者互动也很多。当时这两个学校经常举办有关东亚考古的学术活动,还不时可以见到来自海峡两岸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感觉生活很充实。
就在一年的访学快要结束时,获知天龙如愿应聘到夏威夷毕士普博物馆(Bishop Museum)任职。因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南岛语族研究的,这个选择当然专业很对口,此前和此后很长时间他的研究重心也是围绕华南、台湾和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展开的。我回国后请他来山大讲学,并给《东方考古》赐稿,所讲授和论文的题目也多与此有关。后来天龙先生先后在香港海事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丹佛美术博物馆亚洲部任职。这些经历无疑丰富了他的学术经历,加之他在厦门大学一直担任兼职教授,始终工作在田野、博物馆和教学工作一线,我便邀请他来山大做个系列报告。
2018年年底他以山东大学流动岗教授的身份到访山大,以“考古学概念与实践”为题开设专题讲座五场,每次都是百余名师生聚集一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期间我们就酝酿以此次系列讲座的内容出版一本书,纳入“山大考古”书系。今年年初天龙先生工作又有所变动,受聘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任首席研究员。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如期完成,这是需要感谢的!
正如天龙先生在自序中所说的,本书不是对考古学概念和技术的全面介绍和分析,而是有选择性地讨论了一些对中国考古学造成了重大影响或值得学界深入探讨的概念。他在北京大学、哈佛大学所受的专业训练,以及在北美和国内长期从事考古一线工作的经历,使他成为最合适的作者人选。国内一度对考古学的学科性质,也就是考古学究竟属于什么学科门类有过争论,但无论是属于历史学还是人类学门类,考古学研究人类历史的属性是不会变的。
人类考古学强调对“人”及其行为的研究,与国内作为历史学科门类的考古学所强调的“见物见人”,其追求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讲好故事”,其主角当然是“人”和人类。几年前曾为迈克尔·史密斯、加里·费曼、周南、蒂莫西·厄尔、伊恩·莫里斯所写《作为社会科学的考古学》中文版写过一篇导读,就作为这篇序文的结束语吧:
考古学源于人们对自身过往历史和文化的探究与追寻。因此,它在过去很长时间以及将来的发展中仍然会作为历史学亦即人文学科的分支学科而存在。也就是说,无论分析方法多么尖端,阐释理论多么前沿,“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这一命题将永不过时。对于有着悠久文明与成文历史的旧大陆文明古国和文明区域的考古学尤其如此。
上世纪中叶前后开始并延续至今的以测年技术、地理探测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生命(态)科学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手段在考古学上的广泛应用,赋予了考古学浓重的(自然)科学的色彩,科技考古成果辈出,“作为科学的考古学”逐渐被认可、接受。与此同时或稍早开始融入到考古学并同样延续到当下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学,在理解和解读考古遗存并进而阐释早期人类社会行为方面所具有的启发意义,使得“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深入人心,成绩斐然。
学科的上述发展,既是因应了考古学主战场先是以文明或国家起源、继之以社会复杂化进程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也反过来极大促进了考古学自身在人类早期社会研究上的广度与深度,其必然结果是,考古学由对(器)物的专注,转移到对人和人类社会组织的关注。家户、村落、城镇、都市,人口数量、手工生产、贸易、市场,基层组织、社区规划、行政职能、国家和政治形态,诸如此类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的术语和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考古学家们的论著中,“作为社会科学的考古学”这一命题便应运而生。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随着全球的一体化和学科的国际化,考古学正在超越其固有的地域的局限性,成为所有从业者可以共享的知识领域。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所固有的理性、实证性等特征,恰恰是考古学所需要的。这就是考古学,一个富于融合能力的学科理论的发展脉络,正是这种融合能力,使之能够不断创新,永葆青春。
(作者方辉,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中国重名最多30个名字中有27个是单字,起名爱取单字与一说法有关
古人为什么喜欢取单字名?本文作者倪方六现代户籍统计发现,中国人重名现象严重。名字是一个人的社会符号,重了会引起麻烦和误会。如何避免重名?最好不用单字,多取双字或三字名。警方曾公布,中国重名最多的30个名字(见上图)中,有27个是单字,只有王秀英、李秀英、张秀英是双字。日本人为什么重名少?与他们姓与名多为双字或三字有直接关系。我要新鲜事2023-05-26 23:44:350000特殊葬俗引发“盗棺”案,儿子撬父亲棺材,盗出物如今送都没人要
特殊葬俗引发的特殊盗棺案本文作者倪方六过去民间有一种特殊的葬俗,叫“浮厝”。就是收殓后棺不下葬,放在一个地方,择日入土。这种风俗又称“浮葬”,形成浮葬的原因,一是有钱人家没有找到适宜的宜葬宝地;二是穷人无葬地,暂无力买坟地;三是客死他乡,方便日后魂归故里;四是卑幼,如妻妾先亡,等尊长,如丈夫百年后再一起正式下葬。另外,横死或是刑决后一时无法下葬,也会选择浮厝。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9:13:140000跨越千山万水,纵览中国石窟寺
在中国众多的古迹遗址中,自然风光、人文胜迹相结合最完美的当属石窟寺。这些石窟寺,或藏于远山、或隐于河谷、或立于古道,他们深沉而博大,隽秀而曼妙,既遗世独立,又和我们紧密相连。这些石窟寺,不仅构成了信仰的力量,更揭示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艺术特色。因此,我们总要走出都市,从钢筋水泥的建筑里离开,去山野,去河谷,跨越万水千山,寻找那些石窟寺。是在路上,也是看见自己。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5:05:160000岳洪彬:商代的“黄泉观念
#冰雪2022#殷墟王陵区共发掘十余座带墓道的大型墓葬,其腰坑的底部距地表的深度普遍在11~14米,远远超过同时期商代水井的地下潜水线,可证在王陵区商人营建大型墓葬时,墓穴(尤其腰坑)的深度均应穿透地下水,达到“下及黄泉”的效果。本文认为,这正是商代社会中“黄泉观念”的体现,商墓底部的腰坑就是死者灵魂通往黄泉路的入口,腰坑中的殉狗就是通往黄泉路上的引领者。我要新鲜事2023-05-31 20:51:370000万万没想到,皇帝纳孕妃留盗墓挖坟祸根,绝色后宫死后遭“摸尸”
原题:难堪的萧氏皇家绯闻本文作者倪方六在中国盗墓史上,有不少另类盗墓者,这些另类盗墓者既有别于官盗,也不同于民盗,似乎并不是贪图墓中钱财,而出于个人的目的,如前面文章里提到的始兴王陈叔陵。这里说的一位盗墓者,可以算是另类中的另类的——他竟然要盗挖据说是生父的坟墓,盗出尸骨来“滴血认亲”。而他这样做,无疑坏了祖坟的风水。此人就是南朝时“太子党”——梁武萧衍之子、豫章郡王萧综。我要新鲜事2023-05-27 17:37:2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