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百年 | 武汉地区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许志斌 刘永亮 等

一百年前，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也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作为中国考古的一部分，武汉地区的考古工作起步相对较晚，基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本文希望通过梳理回顾武汉地区考古工作的发展历程，向中国考古致敬，也向为武汉地区考古工作作出贡献的前辈学者致敬。

雏形（1949年至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大型建设项目如火如荼，全国各地配合基础建设的考古项目开展火热。武汉地区也不例外，考古工作从无到有，逐渐步入正轨。

被誉为“武汉文物保护第一人”的蓝蔚先生，自1953年至1955年末，在配合市区基建土方工程中，和其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同事们一道共发掘清理了古代墓葬181座，出土文物1649件（套），时代包括东汉至明末各个时期，其中以唐墓最多，六朝和宋代次之。这些墓葬皆发现于武昌区东湖、南湖至武昌城之间的一带土山和高地。（蓝蔚：《略谈三年来武汉市的文物保护与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7期）

“武汉文物保护第一人”的蓝蔚先生

1954年秋，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配合武汉防汛工程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盘龙城遗址和附近的杨家湾遗址。

1958年12月，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汉口联合召开长江流域文物考古工作会议，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江西、贵州等省文物考古部门派代表参加，目的是促使文物考古工作更好地配合长江流域规划中各项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并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卢兆荫：《长江流域文物考古会议情况介绍》，《考古》1959年1期）

1959年12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在汉口召开了第一次直属队及沿江十省分队长会议，汇报了成立一年来的考古收获。（陈淮：《长办文物考古队在汉口召开队长会议》，《考古》1960年2期）参加会议的夏鼐先生在听完汇报后，充分肯定了长办文物考古队取得的学术收获，认为“大家听了后都很觉得兴奋”，并作了《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重要发言，提出有待解决的学术问题，使与会代表得到很大启发。（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1959年12月26日在长办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的发言》，《考古》1960年2期）（相关链接：中国考古百年 | 回望长办考古队——参与国家建设的考古学）

作为湖北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张云鹏先生，最先在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开展相关田野工作，揭示了江汉地区商周时期灿烂的青铜文化。（王劲：《忆江汉地区考古工作的开拓者张云鹏先生》，《江汉考古》2008年2期）1963年，为配合当地农民开挖水渠，张云鹏先生带领省文物考古队陈贤一、郭德维等诸位先生和黄陂县文化干部，对楼子湾商代遗址、墓地进行了发掘。张先生从地层和墓葬存在相互叠压与打破关系，推断遗址内涵存在着早晚之别，认为其时代大约属于商代二里岗期，最迟也不晚于安阳小屯早期。墓葬中的长方土坑、二层台、腰坑葬狗等葬制和葬俗，都与郑州、安阳、辉县等商代墓葬相同。张先生的分期对以后盘龙城遗址的发掘及考古学分期给予了很大的启迪。

湖北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张云鹏先生

1965年，张云鹏先生主持了武昌放鹰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确定了遗址的文化属性为屈家岭文化的早期，填补了屈家岭文化发展阶段上的空白。也是迄今为止，武汉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

1974年下半年，为进一步了解长江流域商代文化面貌以及盘龙城城址的营建年代，配合王家嘴防汛长堤的修筑工程，结合考古教学实习，以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为主体，联合组建了盘龙城考古发掘队，由北京大学俞伟超先生和湖北省博物馆王劲先生联合主持，对盘龙城遗址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确定了城址年代为商代二里岗期，揭露了一号宫殿基址，清理李家嘴M2，出土近百件重要文物。

1974年王劲先生在清理盘龙城一号宫殿房屋分间柱洞

1976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省博物馆再次组队，由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和湖北省博物馆王劲先生联合主持，发掘了城内二号宫殿基址、南城垣、壕沟等。

1976年李伯谦（右、北）、高崇文（左、南）、陈贤一（右、南）、刘金山（左、北）诸位先生讨论盘龙城宫殿排水管道

这一时期武汉地区考古工作主要是由湖北省文物考古部门承担，武汉市考古力量配合，开展的几处重要发掘项目为武汉地区考古事业奠定了基础，也为之后武汉地区的考古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发展（1979年至200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武汉地区考古工作也迎来新契机。1979年3月武汉市文物管理处成立，为武汉地区首次设立的文物管理机构。

1984年7月武汉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立，负责整个武汉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1997年12月，机构更名为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职责是承担武汉地区的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

这一时期主要是配合各项基本建设而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全面推动了本地区的考古事业发展，共计发掘先秦时期古文化遗址近五千平方米；宋代制瓷窑址五处；历代墓葬八百余座，出土各类珍贵文物四千余件（套）；明代楚昭王朱桢墓的发掘，为研究明代的藩王墓葬制度提供了新材料。

工作方法上，在做好基建考古的同时，也开始尝试运用科技手段，对考古材料及对象进行多学科的协力攻关。如对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分析、铅同位素比测定、微量元素分析，对青铜器、陶器的工艺研究；用碳十四测定年代、用磁力仪与地质雷达进行物理勘探、植硅石组合分析、遥感影像分析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些丰硕的考古成果填补了多项空白和缺环，初步建全了武汉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考古学序列，为区域考古学和地方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壮大（2001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本着“既有利于基本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基本方针，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全市基本建设工程，进行了文物勘探工作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自2001年以来，配合武汉绕城公路工程、新建武汉天兴洲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及铁路引桥工程、川气东输建设工程、天河机场扩建工程、武汉市七条快速出口道路建设工程、东湖高新工业园建设工程、汉宜高速铁路、西气东送、东西湖铁路集装箱、武汉市四环线、地铁五号线昙华林站建设以及武胜门遗址保护等建设工程，进行了文物勘探发掘工作，勘探面积4576万平方米，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发掘墓葬1162座，出土文物2100余件（套）。

武汉市文化局领导检查武胜门考古工地

其中，2005年武汉经济开发区石岭村5座楚墓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多件青铜器、漆木器。其中有青铜剑、戈、敦、鼎、壶、箭囊、伞骨、箭弓，以及凤鸟形器架、镇墓兽、几案等漆木器，为武汉地区首次发现，填补了本地区楚文化考古的部分空白。2009年，江夏丁家咀战国楚墓发现竹简，通过释读竹简文字内容，墓主与楚国王室相关。

2005年沌口楚墓发掘现场

2007年在东湖高新区流芳二妃山明代楚藩王朱帧家族墓地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明成化蓝釉鸡心执壶、龙纹高足青花瓷碗等一批堪称国宝级的珍贵文物以及墓葬中出土的墓志等文字资料，为明代中期瓷器的研究提供了“标尺”。

在立足于武汉本土地区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积极坚持“走出去”，投身于国家重大工程的考古工作，先后参加三峡、南水北调、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等建设项目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重庆巫山人民医院遗址和巫山胡家包墓地双双获得2003年“三峡库区考古十大发现”的荣誉；与武汉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共同主持发掘的湖北三峡巴东旧县坪遗址，荣获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大提高了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全国考古工作中的地位，为国家和省级重大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武汉考古转变为基本建设考古与主动考古并驾齐驱的时代。2012年以后，随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业务实施单位之一，全力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和落实，积极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等文博机构和高校合作，重点开展了盘龙城相关遗址区的调查、勘探以及发掘工作，对“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牌获批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伯谦、刘绪、胡美洲、方勤、魏航空等专家学者在盘龙城考古工地

在做好传统考古的同时，积极运用科技考古，实现多学科共同参与、有机融合、学科交叉的新目标。2018年10月，为逐步建设完善盘龙城遗址公园，在国家文物局、省、市主管部门的积极统筹和帮助下，“盘龙城中美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启动，这在武汉地区考古史上是首次尝试，全新的国际合作队伍、东西方考古理念的碰撞与融合、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利用、良好的工作环境氛围、更加广阔多样的研究方向等都是此次联合考古项目的特色和亮点，武汉地区的考古工作迎来了新的契机，开启了新的篇章。

“盘龙城中美联合考古项目”各方代表

近年来，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独立承担了明楚王墓、湖泗窑址群相关发掘、调查工作，协助明楚王墓入选第一批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为下一步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作。湖泗窑址群作为湖北地区目前已知唯一的一座宋代窑址群，该窑址的发现，填补了长期以来宋瓷研究中“湖北无瓷窑”的空白，充实了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内涵，并为陶瓷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在经过上世纪80、90年代的三次发掘后，为配合当地开发利用文化资源，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8年底启动了湖泗窑址大遗址保护工作，编制了湖泗窑址群D区浮山片文物调查航测、高程模型、三维坐标系统工作计划，完成湖泗窑址群下浮山片文物调查、勘探和基础数字化工作。

2016年12月，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加挂了武汉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赋予了新的职能。在武汉市文化局的统筹协调下，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武汉地区文物保护区域统一评价，助力优化全市营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2018年8月，为开展《武汉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地下文物埋藏及初步判定划分工作，对全市范围内51个文物点密集分布且比较重要的区域进行了调查划片并编写资料，以便将文物点纳入市政规划图后，文物保护工作有严谨可行的法律法规可依，同时也切实保障了文物安全，有利于城镇建设的顺利展开。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武汉市考古队伍也积极投身到国家级的重大课题研究中。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参与的郭元咀遗址考古项目系“考古中国”子课题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夏商周时期）之一。郭元咀遗址是目前长江中游地区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为研究殷商青铜铸造过程中的组织管理、原料运输等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宝贵资料。

展望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武汉考古工作高质量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未来，在致敬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同时结合武汉地区的实际情况，作为本地区唯一的一家考古业务单位，今后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提高政治站位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坚定文化自信，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大力发展文物考古事业，推动武汉地区考古成果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2.发挥武汉优势，把考古事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持续开展盘龙城、湖泗窑址、龙泉明楚王墓等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加快考古资料整理，及时出版考古报告，推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系统阐述大武汉文化内涵和价值特征。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充分发挥考古在文物保护展示利用中的支撑作用。

3.用好考古成果，讲好大武汉故事，扩大影响力

加强社会宣传。加大人力、经费投入，开展面向社会的公众考古以及展览等宣传活动，加强在网站及新闻媒体方面的宣传，建立公众微博，为公众提供考古科普知识服务，传输与引导正确的文物保护与考古理念，形成较好的社会效应。

4.争取有利条件，为考古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进一步强化“文物保护，考古先行”的科学理念，加强专题考古学研究工作，提升考古业务水平与深度，逐步实现从配合基建的被动性考古向专题考古学研究的主动性考古转变，从传统考古向加强高新技术转变，高度注重多学科的融合。

加强考古机构与设施、队伍建设。完善设施条件，建立考古科技实验室，增加年度科研经费和人员培训支出，引进和培训相关科技考古专业人员，制定有效激励措施，建立稳定的技术工人队伍。力争主管部门给予引进和聘用人才的政策，制定长期有效的人才引进和聘用及培养机制。

回顾来时路，前辈学者们筚路蓝缕、奠基立业，作出他们的贡献与成就；展望未来时，我们新一代考古人也必将矢志不渝、砥砺前行，挥洒我们的汗水和智慧！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许志斌 刘永亮 宋贝 朱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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