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论辩

一、问题的提出

1930年，陈嘉异曾写信给梁漱溟，称英国学者罗素(B.Russel)初至中国在上海演说时提出了“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的观点，又称“其后，泛观欧西学者论吾国文化之书，始知此语已有先罗素而道之者”[1]。《罗素在中国》一文称，罗素于1920年10月12日抵达中国上海，后去北京。[2]据此可知，罗素初至中国在上海演说的时间应该在1920年10月。文中提出在罗素之前就有西方学者提出过此种观点，也就是说在1920年或之前，“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观点就对西方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1934年，美国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E.Park)在燕京大学演讲时也表达了“中国不是一国家，而实为一大文化社会”[3]的认识。祖籍荷兰的美国人房龙在1938年出版的《人类的艺术》一书中说，“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而是一种文化的名称，我对这一问题，素无研究。但我认为，说这话的人，是个聪明人”[4]。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也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5]费正清、郝延平、王尔敏等人均赞成这一观点，也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文明社会的本身”①。

西方学者提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观点以后，迅速为日本学者接受并作了进一步发挥。日本学者矢野仁一在其1923年出版的《近代支那论》中提出了“支那非国”论，后来又在其所著《大东亚史的构想》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不是一个国家”[6]只是一个文明的观点，对日本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日本为侵华辩护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以此为分割中国的理由”[7]。松冈洋右就曾在国联大会上，大肆咆哮并竭力诋毁中国，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8]。孙之俊曾在1932年画了一张《日本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漫画[9]，就是为了揭露一些日本人的险恶用心。

中国人对日本人别有用心地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十分反感，但对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并不讨厌，甚至一些学者常持赞成态度。如梁漱溟在1935年所著《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就说，中国是一个“又大又老、又老又大的一个文化体”，声称“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大的文化体，颇近是”[10]。雷海宗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也认为“二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11]。施蛰存十分推崇美国人房龙的观点，认为应该将房龙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人类的艺术》一书推荐给青少年阅读。[12]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也赞成这一观点。有关古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说法，比比皆是。

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具备近代民族国家意义的“中国”国家，或者说中国古代的“中国”大部分时期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国家(元朝和清朝除外)的统称，即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国家，我们是赞成的。但如果说中国古代各个政权“不成其为国”，或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开始于辛亥革命(1912年)以后”②，我们是不赞成的。有关中国古代中原政权和边疆民族政权都是具有国家性质的国家，彭丰文等人已经进行过申论③，不再赘述。本文仅就中国古代没有被称为“中国”的国家的说法谈点自己的看法，不正确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二、中国古代汉族建立的国家自我认同为“中国”

学界多认为华夏族建立的夏王朝已经具备国家形态，到了两汉时朝，华夏族又在融合其他各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了汉族，并建立了西汉和东汉政权。西汉和东汉时期，“中国”一词虽然仍有一国之中心的“京师”“华夏汉族”“中原地区”“文化中心”等各种含义，但也用来指称西汉和东汉国家政权。当时，西汉和东汉的国号虽然都称作“汉”或“大汉”，但汉人一直称西汉和东汉为“中国”。如《太平御览》引《三辅故事》称，汉初大臣“娄敬曰：‘臣愿为高车使者，持节往至匈奴庭，与其分土定界。’敬至，曰：‘汝本处北海之滨，秦乱，汝侵其界，居中国地。今婚姻已成，当还汝本牧，还我中国地。’作丹书铁券，曰：‘自海以南，冠盖之士处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处焉。’割土盟誓，然后求还”[13]。娄敬赴匈奴“与其分土定界”，称匈奴“本处北海之滨”，乘秦乱，侵入“中国”地，并称“自海以南，冠盖之士处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处焉”。“冠盖之士”即指前述“中国”之地的汉人，“控弦之士”则指匈奴等游牧民族。所说“中国”无疑具有西汉国家的含义。再如，汉人在讨论是否对匈奴用兵时，王恢曾说“今边竟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臣故曰击之便”，韩安国则“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不同意对匈奴用兵。王恢不赞成韩安国的观点，说“匈奴独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必不留行矣”[14]，坚持对匈奴用兵。王恢所说的“边竟”，无疑是指西汉王朝的边境。具有边境的政权，无疑具备国家形态，因此，王恢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即是指具备国家形态的西汉王朝，韩安国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与其意思相同，也是西汉国家的代称。东汉时期，臧宫与马武曾于建武二十七年(51)上书光武帝刘秀，说“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中国忧其抵突。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15]。所说“缘边”，无疑是指东汉政权的边疆地区，又认为匈奴“不当中国一郡”，无疑是指匈奴不当东汉政权设置的一个郡，只有国家政权才会有“缘边”地区，只有国家政权才会设置郡县，因此，这里用“中国”一词指称东汉国家政权的意思非常明显。说明西汉和东汉都自我认同为“中国”国家。像这样的史料很多，不再赘述。

西汉和东汉自我认同为“中国”国家，得到了后人的承认，不但宋人朱彧说过“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16]，胡三省说过“鲜卑谓中国人为汉”[17]，“汉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汉人”[18]，“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儿、汉人之类，皆习故而言”[19]，“北方谓中国为汉”[20]，明人于慎行也说过“西北诸虏称中国为汉人”[21]。以上说法皆说明，两汉时期，不仅汉人自我认同自己的国家是“中国”国家，后来的政权也认同汉朝是“中国”国家，“中国”一词虽不是当时汉王朝的国号，但被当作国号来使用的意思非常明显，“中国”一词无疑具有指称西汉和东汉国家的含义。

汉族人建立的隋唐王朝④，虽然用“隋”“唐”作国号而没有用“中国”一词作国号，且“中国”一词多有一国之中心的“京师”“内地”“华夏汉族”“中原地区”“文化中心”等含义，并出现超越“夷夏”论中国的思想⑤，但隋人和唐人又都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如隋炀帝时，高颎不满意隋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恩礼过厚”，曾对太府卿何稠说：“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复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22]所说“中国”与后面所说的“朝廷”连用，应该具有指称隋朝国家的含义。《旧唐书》记载，贞观五年(631)四月“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23]，所说“中国”也指隋王朝。唐人王方庆辑《魏郑公谏录》称：“高丽等三蕃僧，求学至中国，游莱州，莱州以闻。太宗曰：‘不须遣来，此非为学问，但觇国家虚实耳。’”[24]唐太宗认为前来唐朝求学的高丽僧，并非是来“中国”求学，而是要探听唐朝国家的虚实。所说“中国”与后面的“国家”连用，无疑是指唐朝国家。唐德宗时，陆贽曾上疏称“国家自禄山构乱、河陇用兵以来”，“中国不遑振旅，四十余年”，“复乃远征士马，列戍疆陲”[25]。所使用“中国”一词，前有“国家”，后有“疆陲”，指称唐朝国家之意甚明。长庆三年(823)正月，穆宗下诏“敕不得买新罗人为奴婢，已在中国者即放归其国”[26]。唐穆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与“其国”(新罗)对举，无疑也是指唐朝国家。

宋人朱彧曾说：“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27]同为宋人的江少虞引《倦游录》说“南蕃呼中国为唐”，并说“太宗洎明皇擒中天竺王，取龟兹为四镇，以至城郭诸国皆列为郡县。至今广州胡人，呼中国为唐家”[28]。明人于慎行也说“东南海夷称中国为唐人”[29]，又说“唐开元、天宝间，中国强盛，自长安西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所谓万二千里，盖包西域属国而言”[30]。显然是用“中国”指称唐朝国家管辖地区。清人王士禛也说：“昔予在礼部，见四译进贡之使，或谓中国为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兰、暹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31]认为“自唐始通中国”者，均称唐为“中国”。清人孙元衡为“大唐”一词作注时也称“南夷类称中国曰唐”[32]。这说明，隋唐时期，不仅隋唐自我认同为“中国”国家，后人也认同隋唐为“中国”国家。可见，“中国”虽不是当时隋王朝和唐王朝的国号，但也被当作隋王朝和唐王朝的国号来使用，“中国”无疑具有指称隋王朝和唐王朝国家的意思。

汉民族建立的北宋和南宋王朝，也没有用“中国”一词作国号，“中国”一词仍有指称“华夏汉族”“中原地区”“文化中心”等含义，且按文化论“中国”的思想有所提升，但宋人仍然用“中国”一词指称宋朝国家政权。如北宋知镇戎军曹玮曾说，西夏李继迁“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国有西顾之忧。今其国危子弱，部族离心，不即乘此捕灭，后更强盛，不可制矣”[33]，试图乘李德明初立之机，进攻西夏。文中称李继迁的势力为“国”，并与“中国”对举，所说“中国”无疑是指北宋国家。北宋御史中丞贾昌朝在庆历二年(1042)曾向宋仁宗上疏说：“今远蕃荡然与中国通。北方诸国则臣契丹，其西诸国则臣元昊，而西、北合从，以掎角中国之势”，“契丹近岁兼用燕人，治国建官，一同中夏。昊贼据河南列郡，而行赏罚，善于用人，此中国之患也”[34]。将“中国”与“诸国”中的契丹和西夏李元昊对举，“中国”一词指称宋朝国家也无疑义。北宋神宗时期，“朝廷遣沈起、刘彝相继知桂州，以图交趾”，“岭南进士徐百祥屡举不中第，阴遗交趾书”，称“百祥才略不在人后，而不用于中国，愿得佐大王下风。今中国欲大举以灭交趾，兵法：‘先人有夺人之心’，不若先举兵入寇，百祥请为内应”，“于是交趾大发兵入寇，陷钦、廉、邕三州”，后，“朝廷命宣徽使郭逵讨交趾，交趾请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国人呼我耳。’”[35]岭南进士徐百祥认为自己有才略，但屡试不中，不得重用，因此对“中国”怀恨在心，向交趾告密说，“今中国欲大举以灭交趾”，劝交趾先发制人，进攻“中国”。徐百祥所说的“中国”，就是指北宋国家。后交趾入寇，被宋国打败，请降时称：我本来没想来侵犯，是中国人徐百祥呼我入寇耳。交趾称徐百祥为“中国人”，意思是说徐百祥是“中国”国家之人。所说“中国”无疑是指管辖范围包括岭南地区的北宋国家。宋神宗曾说：“中国兼燕、秦、楚、越万里之地，古所以胜外敌之国皆有之。能修政刑，则契丹诚不足畏。”[36]文中所说“中国”包括楚、越且与契丹对举，用以指称北宋无疑；“古所以胜外敌之国皆有之”一句中有“国”字，用“中国”一词指称北宋国家，也无疑义。

古人常常谓“中国，天地之中”[37]，“中于天地者为中国”[38]，而南宋建都临安，离开了“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但南宋人仍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甚至有人为了附会南宋为“中国”的说法，“谓今中国于地为东南”[39]，其说虽为一些学者所纠正，但宋人称南宋为“中国”的认识并没有改变。如建炎二年(1128)，南宋人杨应诚出使高丽回国以后，具言高丽王王楷君臣拒绝与宋朝交好，南宋高宗甚怒。尚书右丞朱胜非曰：“彼国与金为邻，而与中国隔海，远近利害甚明，此乃曩时待之太厚，安能责报。”[40]朱胜非所说的“中国”与金国、高丽对称，用以指称南宋国家的意思非常清楚。南宋宗室赵与时在其成书于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的《宾退录》一书中称“汉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为儋州，本朝为昌化军。中国极南之地也”[41]。据文中之意分析，所说“中国”既指汉朝，又指唐朝和“本朝”。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熙宁六年(1173)改儋州为昌化军，绍兴六年(1136)改为昌化县，绍兴十四年(1144)复为昌化军。可知赵与时在这里所称“本朝”，或指北宋，或指南宋，或指两宋。再据赵与时主要活动于南宋时期分析，“本朝”当主要指绍兴十四年以后的南宋王朝。所说“中国”的含义与此相同，也应该指称南宋国家政权。

北宋和南宋王朝自我认同为“中国”国家，也获得了周边国家的承认。如辽宋夏时期，高丽受契丹封册，同时也寻求与宋朝交好，契丹曾诘责高丽向宋朝修贡，高丽遂上表谢称：“中国，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贡。”[42]“中国”与“大邦”对称，“大邦”指契丹，“中国”无疑是指宋朝国家，说明高丽认同宋朝是“中国”国家。宝元二年(1039)，宋朝派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出使唃厮罗，希望与唃厮罗交好，“俾掎桷以攻元昊，厮罗谢恩大喜，请举兵助中国讨贼，自此元昊始病于牵制，而唃氏复与中国通矣”[43]。唃厮罗请举兵助中国讨伐西夏李元昊，所说“中国”无疑是指北宋国家政权，说明唃厮罗等小国也认同宋朝是“中国”国家。

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建立的明朝，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仍有指称“汉人”“中原”“内地”以及文化等含义，但“中国”一词的国体意义增强，用以指称明朝国家政权的频率大增，并成为当时“中国”一词使用的主导用法。如明太祖曾对省台诸臣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用兵。”[44]所说“中国”与“海外蛮夷之国”对举，用“中国”指称明朝国家的意思非常明显。永乐二年(1404)八月，明成祖朱棣因安南屡侵占城，特“遣使赍敕谕安南国王”，称“前以尔屡侵占城，故谕尔讲信修睦”，“而广西思明府亦奏尔夺其禄州、西平州、永平寨之地，此乃中国土疆，尔夺而有之，肆无忌惮，所为如此，盖速亡者也”[45]，称属于明朝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之地为“中国土疆”，无疑是用“中国”指称明朝国家。宣德九年(1434)，明宣宗又敕令“撒马儿罕及诸外夷使回，不许挟带中国之人及买中国童幼出境”[46]，针对撒马儿罕等外夷所说的具有边境的“中国”，无疑是指明朝国家。万历四十三年(1615)，“刑科给事中姜性自闽差还疏陈闽事”时说，“琉球归命中国，无岁不来”[47]，称琉球归命明朝为“归命中国”，所说“中国”也是指明朝国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称，“凡宝石皆出井中，西番诸域最盛，中国惟出云南金齿卫与丽江两处”[48]，称云南金齿卫与丽江皆为“中国”属地，显然，“中国”一词不是指中原、内地、汉族和文化，而是指包括云南等地的明朝国家。像这样的史料，史书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以上可以看出，汉、唐、宋、明等汉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虽然没有用“中国”作自己国家的国号，但都标榜自己是“中国”。在出现“中国”一词的史料中，“中国”与“外国”或“国”“国家”“疆”“土疆”“郡县”等连用，说明“中国”一词具有国家性质，实际上成了这些国家政权的非正式国号，“中国”一词无疑也是国家的名称。

三、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自我认同为“中国”国家

中国古代，华夏汉族建立的国家虽然都没有用“中国”作国号，但他们都自我认同为“中国”国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虽然有人没有称他们是“中国”，但大多数少数民族政权都没有自外于“中国”，也认同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国家，并获得了一部分时人和后人的认可和赞同，无疑也是“中国”国家。

比如，秦朝在春秋战国时期，还被视为西戎，“夷翟遇之”，但又认为“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49]，认为秦人是“炎黄子孙”。到了秦始皇“以兵灭六王，并中国”[50]以后，按照五德终始的“正统”理论学说中的五行相克的说法，秦朝灭亡东周，可以成为继承西周和东周的“中国”政权，因之确定秦朝为水德，以克周朝的火德，秦朝自我认同为继承西周和东周的“中国”正统政权。后来，虽然有一些人仍然不承认秦朝是“中国”正统政权，但多认同秦朝为“中国”，“谓中国人为秦人”[51]。宋末元初胡三省曾说：“汉时匈奴谓汉人为秦人”[52]，又说“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53]，“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54]。明人于慎行也说，“汉初，朔方匈奴亦称中国为秦人”[55]。清人王士禛在为“马永卿引《西域传》言秦人”的“秦人”作注时也称“谓中国人为秦人”[56]，都承认秦朝是“中国”。

匈奴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没有自外于中国。他们自我认同为炎黄子孙，属于“中国”。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进入中原，拒绝其叔父刘宣恢复匈奴“呼韩邪之业”[57]的建议，建立国号为“汉”的政权，就是以汉高祖刘邦的继承人自居，要继承两汉之统，光大两汉之业，“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58]。两汉是“中国”，得到了匈奴等少数民族以及后来各个政权的承认，匈奴人建立汉政权，欲继承两汉之业，就是继承“中国”之业，无疑是他们自我认同为“中国”的一种表现。此外，匈奴人赫连勃勃也以炎黄子孙自居，建立政权之时，特定国号为“大夏”，明确标榜自己是以大禹为代表的夏王政权的继承者。夏王朝是华夏族建立的政权，属于“中国”，已成为学界普遍共识，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政权欲继承夏王朝的事业，就是继承“中国”的事业，自我认同为“中国”的意思也非常明显。

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就是要继承战国时期华夏人建立的赵国事业。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赵人”作注时称，“赵人，谓中国人也”，虽非为羯人石勒建立后赵作注，但所论“赵人”为“中国人”的精神应该是一致的，说明石勒建立后赵国家具有自我认同为“中国”的意思。徐光曾对石勒说：“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59]认为即使石勒没有完成全国统一，也可以称“中国帝王”，可以称“中国”正统。石勒的继任者石虎(字季龙)死后，后赵大乱，史称“石季龙死，中国大乱”[60]，“石季龙死，中国乱”[61]，将后赵之乱说成是“中国大乱”，说明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一直以“中国”自居，并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

慕容鲜卑建立的燕政权，也自我认同为“中国”。他们一直以“炎黄子孙”自居。后来建立五燕政权，标榜“远遵周室，近准汉初”[62]，就是要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为继承对象，成为燕国传人。慕容儁“自谓获传国玺，改元元玺”，利用得到传国玺者为“中国”正统之说，对东晋使者说：“汝白还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63]明确表示自己已经当上了“中国”皇帝。

氐族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政权，也自我认同为“中国”。据《资治通鉴》记载，前秦攻克凉州以后，议讨伐西边氐、羌，秦王苻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一，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64]将氐、羌不能成为前秦大患说成是不能成为“中国大患”，所说“中国”无疑是指前秦。《晋书》记载，苻坚曾赴太学，“召涉翼犍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65]将“中国”与“漠北”对称，虽然“中国”有指称中原和汉族政权的意思，但也有指称前秦政权的意思。前秦在讨论出兵西域时，“苻融以虚秏中国，投兵万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谏以为不可”[66]。苻坚没有采纳苻融的意见，派遣吕光率兵进攻西域，苻坚送于建章宫，对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67]苻融将前秦讨伐西域将会虚耗前秦说成是“虚秏中国”，苻坚将前秦军队至西戎地区，以示前秦之威说成是“示以中国之威”，所说“中国”无疑都是指称前秦国家，说明前秦政权一直自称“中国”⑥。

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以及后来的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政权，也自我认同为“中国”。如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宕昌王弥机朝于北魏，“殊无风礼”，朝罢，北魏孝文帝对大臣们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宕昌王虽为边方之主，乃不如中国一吏。”⑦所说“中国”虽有历代中原或汉族王朝的含义，但这里实际上是将宕昌王不如北魏的一个官吏，说成是“不如中国一吏”，用“中国”指称北魏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说明北魏孝文帝已经明确地称北魏政权为“中国”了。正始元年(504)，北魏大臣源怀曾上表说，“蠕蠕不羁”，“中国患者，皆斯类耳。历代驱逐，莫之能制。虽北拓榆中，远临瀚海，而智臣勇将，力算俱竭，胡人颇遁，中国以疲”[68]。北魏大臣源怀所说的蠕蠕(柔然)为“中国患者”，以及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导致的“中国以疲”的“中国”，无疑都是指北魏政权。北魏正光五年(524)，广阳王深(《魏书·本纪》作“渊”)在其上书中称：“及阿那瓌背恩，纵掠窃奔，命师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69]谓柔然阿那瓌叛魏以后，北魏派遣15万大军征伐，却不日而还，未能剿除叛军，促使边镇萌生异心的权臣悍将更加轻视“中国”，将北魏边臣轻视北魏说成是轻视“中国”，这里所说的“中国”也是指北魏政权。到了东魏孝静帝初年，大臣李谐曾奉命出使南梁，南梁派遣主客郎范胥迎接，范胥曾说：“金陵王气兆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李谐则回答说：“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70]范胥为了帮助南梁争正统，称南梁首都金陵(建康，今南京——引者注)“王气兆于先代”，正统自应在南梁。李谐为了帮助魏国争正统，则认为南梁的“帝王符命”无法“与中国比隆”，正统自然应该归于占据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的魏国。李谐所说的“中国”也应该是指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在内的魏国。鲜卑人建立的魏国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史料很多，不再赘述。

鲜卑人建立的魏国自我认同为“中国”，得到一部分后人的认同。隋朝的前身是北周，北周的前身是北魏，隋朝在按照“五德终始”学说确定自己政权的德运时，就以继承北周木德为火德相标榜，就是要承继北魏、北周的事业，承认北周及其前身北齐、西魏、东魏和北魏为中国正统王朝。隋朝的王通明确地称北魏为“中国”。唐朝李延寿用《南史》和《北史》概括南北朝历史，实质是对南北朝各个政权都是“中国”表示认同。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中国赐外夷最厚而缛者”，一是“元魏明帝正光二年(521)，蠕蠕主阿那瓌归国”时所赐之物，二是“宋靖康初元，斡离不入犯”[71]之后，宋金议和时宋朝赐金国之物。沈德符明确将北魏政权与北宋政权同等看待，并称“中国”。沈德符又说：“古来中国娶夷女者，如魏文帝悼后郁久闾氏，为蠕蠕主阿那瓌长女，文帝至废元配乙弗氏而纳之，复以悼后妒，令乙弗自杀。而阿那瓌次女又为齐神武后，盖中国仰其鼻息，以为盛衰。及突厥灭蠕蠕，其强大弥甚，中国争倚以为援，宇文与高氏本欲共求其女为后，终为周所得，赖以灭齐。”[72]将西魏文帝元宝炬娶柔然阿那瓌长女、北齐神武帝娶柔然阿那瓌次女以及西魏和东魏、北齐和北周争相与突厥和亲称为“中国娶夷女”，明确称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为“中国”，而称柔然、突厥等其他少数民族为“夷”。宋人王曾也曾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73]，承认北齐是“中国”。可见，这些人都承认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为“中国”。

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也自我认同为“中国”。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建国之初就以“中国”自居，到了辽圣宗时，又明确地自称“中国”正统，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有关刘辉在辽道宗时期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74]，一直为大家所普遍引用，用以说明契丹明确地自我认同为“中国”的确切史料。

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也自我认同为“中国”国家。如海陵王完颜亮意欲伐宋，以实现天下一统，其嫡母徒单氏则表示反对，劝谏说：“国家世居上京(今黑龙江阿城)，既徙中都(今北京)，又自中都至汴(今河南开封)，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75)，认为金朝兴兵攻宋，只能给金朝带来灾难，不会给金朝带来好处。显然，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指金朝。金章宗时期，由于金人大量购买宋人茶叶，引起国家财政紧张，有人上书金章宗说：“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76]认为用“中国”的丝绵锦绢有益之物去换取宋朝的茶叶是不合适的，建议金朝不要购买宋朝的茶叶，这里的“中国”与“宋”对称，用以指称金国的意思非常明显。金朝末年，元好问曾称赞赵秉文说，“人知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为中国百年之元气”[77]，认为金人赵秉文代表了金朝百余年来民族的基本精神，称金朝为“中国”；又说张公理曾论“公大夫士仕于中国全盛时，立功立事，易于取称，故大定明昌间多名臣”[78]，将“大定(金世宗年号)”“明昌(金章宗年号)”时说成是“中国全盛时”，所说“中国”也是指金朝。金人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史料很多，不再赘述。

元朝是以少数民族蒙古族为统治者建立的国家，他们也自我认同为“中国”。如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大臣魏初在“帝宴群臣于上都行宫，有不能酹大卮者，免其冠服”时上疏说：“臣闻君犹天也，臣犹地也，尊卑之礼，不可不肃。方今内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议典礼、记言动；外有高丽、安南使者入贡，以观中国之仪。”提醒元世祖注意“威仪”，“以尊朝廷、正上下”[79]。魏初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与“高丽”“安南”等国家对举，无疑是指元朝国家。至元二十年(1283)，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申屠致远也曾向元世祖建议说，“占城、日本，不可涉海远征，徒费中国”[80]，认为元朝征伐占城和日本，会耗费元朝大量人力和物力，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元朝国家。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欲发兵征伐安南，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劝谏说：“蛮夷小邦，不足以劳中国。张立道尝再使安南有功，今复使往，宜无不奉命。”[81]认为安南不过是一个“蛮夷小邦”，不必劳烦“中国”出动大军去征伐，只要派遣张立道出使，安南就会一切听命的。将劳烦元朝说成是劳烦“中国”，用“中国”指称元朝国家的意思非常清楚。元朝大臣吴莱也认为，征伐日本，“徒以中国之大而使见侮于小夷，则四方何所观仰哉”，主张继续遣使日本，向日本晓之以理，谓“海东之地，曾不能当中国一大州，其兵众之多寡，可料而知也。以今中国之盛，不即加诛于海东者，天子之德，不忍烦兵于远，非有爱于海东也”[82]。这里所说的“中国”都是指元朝国家。元朝平定江南以后，有人主张“以损中国无用之赀，易远方难致之物”[83]，与远方各国开展广泛的商业贸易。赵天麟则反对通过武力征服去寻求外方奇珍异宝，他认为，劳师远征，“身膏异域之风沙，及其纳款，则吾之军士亦已伤矣。且吾之军士，皆中国之民也。中国之民，皆国家之赤子，为民父母者，因无用之地而伤其赤子，亦独何心哉!”[84]即认为通过武力征服，“虽尽获彼国之怪物，何以赎中国士卒之痛哉!”[85]也就是说元朝通过武力征服所获得的物资难以抵当武力征服时所损伤的士卒，得不偿失。文中所说的“中国”无疑都是指元朝国家。大德五年(1301)，又有人主张出兵征服“未奉正朔”的八百媳妇国，中书左丞相哈剌哈孙说：“山峤小夷，辽绝万里，可谕之使来，不足以烦中国。”[86]即认为，八百媳妇国不过“山峤小夷”，不必劳烦大元王朝出兵远征，只要派出一介之使，令其称臣纳贡即可。文中所说的“中国”指称元朝国家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

元朝自我认同为“中国”国家，不仅是元朝君臣的普遍共识，也得到了周边国家以及后人的认同。如大德十一年(1307)，元朝命曹鉴“伴送安南使者，沿途问难倡和，应答如响，使者叹服，以为中国有人”[87]。安南使者佩服元朝使者曹鉴知识渊博，“以为中国有人”，就是佩服“中国”有曹鉴这样的人材。安南使者用“中国”指称元朝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元朝时期，常赴高丽求取童女，高丽大臣李穀十分反感，“言于御史台，请罢之”，并代作疏文，谓“每有使臣至自中国，便失色相顾曰：‘胡为乎来哉？非取童女者耶？非取妻妾者耶？’”[88]说高丽人每次听到元朝派遣使者来，便惊慌失措，认为“中国”派遣使者来，是不是又来征取童女或征取妻妾来了。这条史料记载的高丽人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元朝国家。据《元史》记载，延祐四年(1317)，元朝大臣王克敬受命赴四明监管元朝与倭人贸易，有位吴人在元朝征伐日本时“陷于倭”，这时，随从倭商回“至中国，诉于克敬，愿还本乡”[89]。这条史料所说的“中国”当为《元史》作者叙述元朝史事时所使用的语言。《元史》是明人宋濂等人编写的，说明明人也称元朝为“中国”，承认元朝是“中国”国家。

元人在称自己的国家为元朝的同时，也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并得到了周边国家和后人的认同。足见“中国”一词虽非元朝正式国号，但实际上则成了元朝的非正式国号，无疑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具有指称元朝统治区域和人民的意思。

满族建立的清朝，虽然有时称原来的明朝及中原和汉人为“中国”，但也称清朝国家为“中国”，用“中国”指称清朝国家的管辖范围和人民，成为清入关后清人使用“中国”一词的主要用语。如康熙七年(1668)，康熙为其父顺治皇帝建孝陵神功圣德碑时，盛赞顺治皇帝完成“大一统之业”，称“东至使鹿使犬等国，西至厄内忒黑、吐鲁番等国，北至喀尔喀、俄罗斯等国，南至琉球、暹罗、荷兰、西洋、海外等数百国，见海不扬波，咸曰：中国有圣主出焉。梯山航海。莫不重译来王”[90]，即称顺治皇帝为“中国圣主”。康熙二十八年(1689)理藩院尚书阿喇尼赴厄鲁特噶尔丹之地颁敕书赏物，噶尔丹曾因泽卜尊丹巴、土谢图汗归附清朝而责问清朝使者阿喇尼，阿喇尼回答说：“泽卜尊丹巴、土谢图汗等，穷迫亡命来归，我皇上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此一二人之命，有不思生全之者乎。”[91]称康熙皇帝为“天下中国之主”，所说“中国”无疑是指清朝国家。同年，康熙皇帝与俄国签订《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时，就用“中国”一词替代“大清”一词。有人说《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只有拉丁文、满文和俄文本，没有汉文本，文中“中国”一词是翻译过来的，不能说明清朝自称“中国”。但据条约签订之后，康熙“遣官立碑于界”[92]“勒满汉字及鄂罗斯喇第讷蒙古字于上”的汉文碑文之中凡与俄罗斯对称之处皆用“中国”，不用“大清”，可证《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也是清人自称。再如，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在讲到与朝鲜划界时，凡与朝鲜对称之处也用“中国”不用“大清”[93]。显然，清人所使用的“中国”和“大清”是同一概念，“中国”就是“大清”的代名词。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曾对大学士等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自彼国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人广东界。常六阅月在海中，不见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国，有陆路可通。”[94]文中所说“中国”与西洋等国对称，无疑是指清朝国家。

康熙以后的清朝君臣也都称清朝为“中国”，如雍正五年(1727)，福建总督高其倬曾上疏“请复开洋禁”，谓“外国皆产米之地，不藉资于中国。且洋盗多在沿海直洋，而商船皆在横洋，道路并不相同。又虑有逗漏消息之处，现今外国之船许至中国，广东之船许至外国，彼来此往，历年守法安静。又虑有私贩船料之事，外国船大，中国船小，所有板片桅柁，不足资彼处之用。应请复开洋禁，以惠商民”[95]。凡与“外国”对称之处，皆用“中国”，不用“大清”，用“中国”替代“大清王朝”的意思非常明显。乾隆五年(1740)，谕“中国商民，出洋遭风，朝鲜国王加意资助，俾获安全，甚属可嘉”[96]。乾隆七年(1742)，又谕“中国商民，被风飘入外洋，该琉球国王加意照看，养赡资送，不令失所，甚属可嘉。著该部行文传旨嘉奖之”[97]。将清朝商民得到朝鲜国和琉球国资助说成是“中国”商民得到了资助，“中国”也与“朝鲜”“琉球”对举，用“中国”指称清朝国家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月，乾隆皇帝在云贵总督杨应琚等奏报“缅酋”愿意乞降时，批曰：“缅亦一大部落，彼若乞降，当有国王之表，同安南、暹罗之例。或可将就了事，然亦必将蛮暮、新街，献于中国方可。”“既而该督以木邦、蛮暮等处，相率投诚，请中国发兵保护为奏。”乾隆皇帝又说，“该督前奏蛮暮等投诚时，已令其薙发留辫，并将我兵驻劄新街，占据地势。则此两处，皆为中国版宇”[98]。乾隆三十五年(1770)，乾隆又在一次谕军机大臣时指出，缅甸“贡表不至”，“是缅匪毫无畏惧中国之意”[99]。文中“中国”与“缅”对称，又说“缅”献给清朝的蛮暮、新街“皆为中国版宇”，所说“中国”无疑都指清朝国家。嘉庆皇帝也称清朝为“中国”，如嘉庆十三年(1808)针对吴熊光等奏“英咭唎国夷兵擅入澳门一事”，说“大西洋与法兰哂彼此构衅，自相争杀。原属外夷情事之常，中国并不过问。即如近年缅甸、暹罗二国互相仇杀，节经叩关求援，大皇帝一视同仁，毫无偏向。至于中国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试思中国兵船，从无远涉外洋，向尔国地方屯劄之事。而尔国兵船，辄敢驶进澳门，登岸居住，冒昧已极”，勒令其“速彻兵开帆，不敢片刻逗遛”，同时，指示吴熊光等大臣“边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以天朝禁令綦严，不容稍有越犯”[100]。文中，“中国”与“英咭唎”“法兰哂”“大西洋”等对称，用“中国”代替大清国家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

清人用“中国”替代“大清”，就是用“中国”指称清朝国家管辖下的土地和各族人民，因此，他们反对用“汉”指称清朝国家，对“汉”和“中国”进行了严格划分。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五月，乾隆对臣下与缅甸往来文书中写有缅甸“归汉”之语十分不满，谓“传谕外夷，立言亦自有体，乃其中有数应归汉一语，实属舛谬。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何忽撰此‘归汉’不经之语，妄行宣示，悖诞已极”[101]。乾隆帝认为大清王朝可以称“中国”，可以称“天朝”，但不能称“汉”。也就是说，“汉”只能是指“汉族”“汉文化”或“汉族政权”，而“中国”(大清王朝)则是指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不能用“汉”代表大清王朝或“中国”。因此，乾隆皇帝将大臣与缅甸往来文书中写有缅甸“归汉”之语视为“不经之语”。乾隆认为，“中国”并非是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大清王朝统治下多民族的国家。这种将“汉”和“中国”进行了严格区分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这说明清人所使用的“中国”与“汉”是不同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是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国家，不能用“汉”代表“中国”。清人入关以后，清朝君臣一直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的史料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清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也得到了周边国家的承认，如哈萨克汗阿布赉向清朝皇帝上表称，“哈萨克小汗臣阿布赉，谨奏中国大皇帝御前”，愿意“永为中国臣仆”[102]。称乾隆皇帝为“中国大皇帝”，承认清朝是“中国”国家。后来，清朝为中华民国所取代，国号与之前一直代替国号使用的“中国”完全重合在一起，“中国”一词成了中国国家的专有名词，“中国”作为国家名称的内涵，最终确定下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所建各个政权，皆以“国”相称，具备国家形态，可以称之为古代国家。在这些古代国家之中，汉族建立的国家都自我认同为“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也没有自外于“中国”，也都自我认同为“中国”国家，无疑都是“中国”国家。中国古代各个国家政权的名称虽然多而异，但却用“中国”国家的统称连接起来，才使“中国”国家历代相承、连绵不断地延续下来，使复数的“中国”国家逐渐凝聚到一起，逐步发展成为统一的、单数的“中国”国家。可见，古代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文明、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国家。实际上，文明和文化共同体都不应该是空的、虚的，都应该有一个承载其文化和文明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中国”。这些文化和文明都是中国人创造的，是一个能够看得见并有踪迹可寻的实体文化和文明。因此，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国家，是不应该否定的。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