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

前几年我应邀在一次小型学术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后经友人整理，发表在《中国文化》第7期上，标题为《走出疑古时代》。1995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印行我的小书，书名便移用了这个题目。对于有关问题，我本已没有新的话可说，只是发言中引到冯友兰先生的一个提法，未能详细说明，有些遗憾。这里想略谈几点，作为那次发言的补充。

我所引冯友兰先生的话，见于30年代后期他为《古史辨》第六册撰的序，近年已收入《三松堂学术文集》。冯先生说：

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 ；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一个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期间无所谓孰轻孰重。

冯先生的这段话，由于被《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1期作为补白的“语林”摘录了，[1]已经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好多年来，学者们谈起冯先生的“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总是当作三个阶段来理解的，甚至认为三者的关系是辩证法的正、反、合。重看上面引的有的原话，冯先生只讲了三种趋势，没有说三个阶段。他提到的“阶段”，是说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为历史研究工作的两阶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释古”为三阶段。不过，细心吟味冯先生所讲，信古一派将归消灭，显然已属过去；疑古、释古均为历史研究所必需，但融会贯通究竟应居审查史料之后。因此，冯先生所说的三种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带有三个阶段的意味。不少人将之理解作三阶段说，不能认为出于无因。

“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涉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信古”一名之生，是由于疑古思潮的兴起，在疑古出现以前并无其说；而“释古”一名的提出，又是为了与疑古有所区别。所以，“信古、疑古、释古”一说的出现，关键仍在疑古思潮的盛行。疑古思潮最盛的时期，正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冯友兰先生“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是针对当时业已充分展开的这一思潮及其影响提出来的。

疑古有着相当久远的根源，疑古思潮中的不少著作，已经把这一点反复说明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有好几股疑古的风气，各有代表的学者和作品，就其成果的承袭来说，确有一贯的脉络。但是，各个时期的疑古之风，其历史、文化的背景互不相同，绝不可一概而论。

疑古之风的首次流行，是在宋代。北宋庆历以后，学风丕变，如王应麟《困学纪闻》所云：“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宋儒之学的一般特点，是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2]从而能摆脱注疏的约束，直接考察作为经典的古书，自行裁断。集宋学大成的朱子，便是富于这种精神的，其流风遗韵直至明代。

疑古之风的第二次流行，是在清初。清儒力反宋学，而于辨伪书方面则继续了宋人的统绪。他们所辨古书，每每同反对宋学有关。例如阎若璩等指摘古文《尚书》，宋儒津津乐道的《大禹谟》十六字心传便失了依据；胡渭等批评图洛书，也是针对周敦颐以至朱子的学说。清人崇尚门户，先以汉学反对宋学，接着以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刘逢禄作《左氏春秋疏证》等例子，是大家熟知的。

到了晚清，今文经学与变法维新的进步思想结合起来，这一趋向，在龚自珍学说中已见其端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3]这一学派中有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邵懿辰著《礼经通论》，等等，都主张辨伪，梁氏书中已有详述。至于其最典型的人物、著作，自推康有为及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梁书指出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受廖平影响，“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4]我们却不能说廖氏也有像康有为那样的变法维新立场。由此可见，不可以把当时的今文学派同变法维新完全等同起来。

康有为的著作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疑古思潮有颇大影响，可是两者的思想性质实有根本的不同。康有为和其他今文经学家一样，把孔子推崇到神的地位，后来力倡建立孔教，而20年代的疑古思潮则与此相反。顾颉刚先生于1924年在一则笔记中说：“我们今日所以能彻底地辩论古史，完全是没有崇拜圣人观念之故。这崇拜圣人的观念须到今日伦理观念改变时才可打消”，[5] 这与康有为的孔教刚好对立，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无论如何，龚自珍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20年代兴起的疑古思潮，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我曾说“今文学派作为思想史上的思潮，其进步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6]即指此而言。

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确实把信古打倒了。凡细读过七册《古史辨》的人，都会看到这一思潮的成绩。疑古的学者不仅总结了宋、清以来这方面的成果，而且完善了辨伪的方法和理论。这一思潮的基本学说，如顾颉刚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的学术界。

《古史辨》肇端于1923年在《读书杂志》上进行的长达九个月的古史讨论，随之一个阶段的论争主要是环绕古史问题。后来讨论的范围渐趋扩大，涉及古代的很多方面，特别是古书的真伪问题更是突出。现在看来，疑古思潮的影响表现最显著的，正是在古书的辨伪问题上。冯友兰先生专门提出的史料审查，也即这个问题。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无论做那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7]自宋以来，学者疑古，首在辨古书之伪，其成效昭著，为人所共见。但是他们的辨伪，每每议论纷纭，难于折中，并且扩大化，以至如梁氏所说伪书极多，汉以前古书几乎无不可疑，所谓“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于是产生。

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我不很清楚冯友兰先生所讲融会贯通释古究竟是指什么，不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实际已在开始了。我们看中国古史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有了新的理论观点和考古发现，而这两者都可溯源到20年代。

这里当然要提到王国维先生。

王国维先生早年治哲学、文学，1911年冬东渡日本后始转攻经史小学。他研究经学，既不是康有为那样的今文家，也不是章太炎那样的古文家。实际上，他对于清代以来的今古文之争并非漠视，而是做了很多切实重要的研究工作。例如他在1916年开始研究汉魏石经，尤其注意魏石经的古文，这一工作随着石经陆续出土而逐步深入，一直到1925年还在继续。[8] 也是在1916年，王国维在研究石经中，“颇怪汉石经诸经全用今文，而魏时全用古文，因思官学今古文之代谢实以三国为枢纽，乃考自汉以来诸经立学之沿革，为《汉魏博士考》”，书共三卷。[9]他从古文字学角度，专门研究古文，1916年著《汉代古文考》，[10]1918年校唐写本《尚书孔传》和薛季宣《书古文训》，[11]到1926年还作有名文《桐乡徐氏印谱序》。[12]此外，1917和1920年，王氏又校勘过与古文经学有关的《孔子家语》。至于他对《尚书》研究的贡献，是用不着在这里多说的。

1927年3月，王国维先生的学生姚名达给顾颉刚先生写信，讲到：“‘王静安（国维）先生批评先生，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13]这体现了王氏对疑古一派的态度。王氏是努力于古史的建立的，他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建立古史的方法。

大家知道，1924年冬，顾颉刚写信给胡适，荐王国维到正在筹办的清华学校研究院，胡适遂向清华推荐。[14]次年初，王氏就聘，4月迁入清华。7月，应学生会邀请，向暑期留校学生讲演，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发表于《清华周刊》。[15]文中列举近期古器物图籍的发现，强调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王氏讲课题为《古史新证》，其总论对信古、疑古都有所批评，接着他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16]

这对他7月讲演的观点，作了理论的提高和引申。王氏的研究与疑古的差别，在上述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还要提到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史的先声。他在自序中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17]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序里特别讲到“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1930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追论及补遗”中，郭沫若先生肯定“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18]并就顾氏提出的夏禹的问题，依据“准实物的材料（齐侯镈及齐侯钟、秦公簋等）”，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仍然是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的。

把古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应该说这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了。

冯友兰先生肯定疑古一派的史料审查，是很正确的。有些朋友（包括外国学者）担心我们不重视史料审查了，也不无道理。现在确有些论作忽略了史料审查，他们的结论自然是不可信的。在史料审查上，我们主张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处。疑古的史料审查，由于限于纸上的材料，客观的标准不足，而“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证明纸上之材料，这本身便是对古书记载的深入审查。

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够进一步了解古书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体会到，汉晋时期的学者整理、传流先秦古书，会碰到怎样复杂的问题，做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后人所不满意的种种缺点和失误又是如何造成的。我曾经说过，“疑古思潮是对古书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们应该摆脱疑古的若干局限，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19]

这就是我大胆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原因。

注 释

[1]参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1期，第48页。

[2]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7页。

[3]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1页。

[4]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1页。

[5]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01页。

[6]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第7页。

[7]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1、383页。

[8]参见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57、120、122、124、133、138、150页。

[9]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62页。

[10]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63页。

[11]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78页。

[12]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62页。

[13]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39页。

[14]参见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36页；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01页。两书所记月分稍有不合，似应以顾书为准。

[15]参见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43-144页。此文后收入《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五，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16]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1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1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第304页。

[19]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来源：《原道》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