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

洛阳位于河南西部黄河中游南侧的洛阳盆地，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景色宜人，河山壮丽。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就是我国古代文化最为发达的中心区域之一，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更成为元明以前历代王朝理想的建都之地。据历史文献记载统计，自夏商以至于唐宋，共有13个王朝建都于此（注：此所谓在洛阳建都的13个王朝，指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其都城遗址，只有西周时期的雒邑成周尚在探寻之中，一时难以准确判定，其余俱已查明，总计凡5处，即通常所说的洛阳五大都城遗址。如按年代先后排列，依次为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和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这些城址，同是沿洛河（此指改道以前的洛河，其河道与今洛河的差异，是自汉魏洛阳城至偃师商城遗址的一段，故河道在今洛河以南。下文凡提到洛河，义均同此）营建，但并不固定于一地，而表现为伴随时代变迁而东挪西移。移动范围，自东至西可达30至35公里（图一）。

图一 洛阳古代都城形势图

我们把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这种伴随时代变迁而东挪西移，称为城址迁移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理应涉及到当地的地理形势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社会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各种因素，但对此，从历史文献中找不到明确答案。为求得其答案，本文拟从洛阳盆地的地理形势及有关古城遗址的实际状况出发，试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一、洛阳盆地的山川形势

关于洛阳盆地的山川形势，目前尚无比较系统的考古资料可资参考，只能根据现今的地形地貌概述其要。

洛阳盆地，周边群山环抱，西连崤山，东傍中岳，熊耳横亘其南，邙山屏障其北，四周高而中间低，且有伊、洛二水蜿蜒于盆底。盆地西部，地形复杂、高亢，在今洛阳及其以西，南有龙门山，北有古郏鄏陌，西为丘陵地，冈峦起伏，沟壑纵横，海拔高度一般为150～190米，丘陵处高达200～300米。盆地中部和东部，即今洛阳以东地区，海拔高度普遍降低。其南北两侧，各有一带状高地，它们倚山面河，由山麓至伊、洛河岸，海拔高度逐渐下降，高程多在150米以下。二高地间， 则为狭长的伊洛平原，是盆地内海拔高度最低的区域。伊洛平原之大势，也是西高而东低。

蜿蜒流淌于洛阳盆地的伊、洛河及其支流涧河、瀍河等，同属黄河水系的洛河支系。涧、瀍二河，多数河段穿行于丘陵间，河床高度多在海拔150米以上，只有近洛河段河床稍低，或在海拔140至150 米之间。它们分别于今洛阳中部和东部注入洛河。伊河发源于今河南栾川县，东流经嵩县、伊川县，穿过伊阙（龙门）进入洛阳盆地。更东流，汇合南来诸水，至今偃师县南汇入洛河。流经伊阙时，河床高度约为海拔150米，出伊阙北口，很快降至120米乃至120米以下。洛河发源于今陕西南部洛南县，东流经河南卢氏、洛宁、宜阳三县而进入洛阳盆地。其上游多为丘陵山地，河床高而窄，在宜阳界内， 河床高度约为海拔160～170米。进入洛阳盆地，河床高度已降至海拔150米以下。至涧、瀍二河入洛处，洛河河床高度不到海拔140米。而至伊、洛汇流处， 二河河床高度均降至海拔120米以下。伊、洛汇流后，俗称伊洛河。河水越往东河床越低，在巩县境内，流出洛阳盆地而注入黄河。伊、洛河由上游携带大量泥沙滚滚东流，至洛阳盆地中部开阔地带，流速减缓，泥沙沉积，使伊洛平原逐渐抬高，并有不断向东扩展的趋势。

综观洛阳盆地的山川形势，其周围环山，四塞似有金汤之固；伊、洛河及其支流自成一系并与黄河沟通，既可滋润沿岸的伊洛大地，又为洛阳盆地带来交通全国各地的莫大便利。这一切，正是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历代帝王选择洛阳建都的基础因素。然而，在洛阳盆地之内，并非任何地方皆宜于建都。伊、洛汇流处以东，两侧山地逼近伊洛河岸，沿河低平地段甚少，且支离破碎，显然不适宜营建较大城郭，因而不是建都之地。只有伊、洛汇流处以西，也即今偃师城关至洛阳市一带，沿洛河两岸较为低平、开阔，才具备营建都城的地理条件。这也正是洛阳五大古代都城遗址均发现于这一区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二、五大都城遗址概述

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古洛河北岸较为高隆平坦的高地上，东西约1.5公里，南北约1公里。1986年，我们在今洛河北岸古城村边调查，曾发现大量二里头遗址三期陶器残片，从地望看，此处当初或与二里头遗址连为一体。由古城村向北，古代为一东西向槽状低地，再北，迄未发现与二里头遗址相连的二里头文化遗迹。据知，二里头遗址所在的这片高地，整体作东西向带状，东达偃师商城，西逾汉魏洛阳城遗址，它即是历史文献屡屡称道的古毫坂。由现已掌握的实际资料看，二里头遗址向南、向北均未超出古毫坂的地理界限。二里头遗址内涵十分丰富。其间既有多座大型宫殿遗址，成批一般居住基址和各种手工业作坊，又有大量灰坑、窖穴和墓葬。出土遗物主要为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角器和蚌器，还有少量漆器和卜骨，其中除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外，武器和礼器也占一定比例，制作精美的珍贵工艺品不在少数。建筑、墓葬和出土遗物所体现的种种社会对立现象，揭示了阶级和早期国家的存在。鉴于其年代与文献中的夏代相当，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又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区域，因此，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一开始便与夏文化的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学者们有多种意见。其中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乃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更有人径直指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

城的遗迹（注：苏健：《洛阳古都史》，博文书社，1989年。）。

偃师商城遗址，与二里头遗址同处于洛河北岸的古毫坂上。东临伊、洛汇流处，西距二里头遗址约5.5至6公里（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6期。）。城址大体呈长方形，南北1710米， 东西（最宽处）1240米，周遭筑建夯土城垣，城外有沟壕遗迹。其南半据毫坂，地势较高，海拔120米左右，城内主要建筑大多集中于此，可分三区， 而其中处于南部居中部位的建筑群，即是该城的宫殿区。约当今310 国道北侧部位，有东西向古代大道一条，应是古尸乡沟之所在。按古地貌，此处地势陡然下跌，由此向北，为一东西向槽状地带，其地面约低于南部商代地面2米左右。越过此槽状地带，地势才再度抬高起来。或许正因为城区北部地势较低，较重要建筑遗址迄今发现不多，似非都邑的重心区域。

东周王城遗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三章，文物出版社，198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 位于今洛阳市区洛河与涧河交汇处东侧，据古郏鄏之地。南临洛河，西跨涧河，平面呈不规则方形。保存状况稍差，仅能找到西、北两面城垣和西北、东北、西南三个城角，以及部分护城壕沟。北垣长2890米，西垣长3700米。该城海拔高度多在150米以上。城内西南隅地势较高，地面瓦片较多，或为宫殿区之所在；此区以东，粮食仓窖分布密集。城内西北部有一些烧明器和日用陶器的陶窑等手工业遗址。城内东南隅地势较低。在城区中部，曾发现不少带墓道的东周大墓和陪葬车马坑，被认为是东周王陵区之一。看来，城区南部应是此城的重心区域。

汉魏洛阳城（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 年7期。），在今洛阳市以东约15公里处，其前身即东周时期的成周城。成周城的规模，现已基本查明，适当汉至晋代洛阳的城中部和北部，其北界已达邙山南麓高地。另据文献记载，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又有扩城之举。这一连串的扩城工程，奠定了汉至晋代洛阳城的规模。据实地勘查，东汉、曹魏、西晋时期的洛阳城，平面呈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南城垣被今洛河冲毁，旧迹了无孑遗，其余三面城垣仍断断续续矗立于地面，东垣残长3895米，西垣残长3500米，北垣全长2523米。按古地貌，城区南、北两端地势较高，中部地势稍低。城区南部高地与城南高地原应连为一体，当属古毫坂的组成部分；北部高地紧靠邙山南麓。东汉时期，城内有南、北二宫，城南为灵台、辟雍、明堂等礼制建筑区。汉南宫及南郊诸礼制建筑，即座落在古毫坂之上，北宫则建于北部高地。当时的圜丘，位居伊河之阳，据说在今王圪珰村南旧时曾有其遗迹。其地今在河床内，近年调查时，已是满地白沙，不知沙层之下尚有遗迹幸存否。魏晋时期，城区范围一仍东汉之旧，但宫殿似已集中于东汉北宫故地，并在大城西北隅开始营建金墉城；圜丘改筑于城南阴乡之委粟山，此山或即今日之禹宿圪珰，地当古大谷关（今水泉口）北侧稍偏西，距城约25公里。北魏迁都洛阳，袭据汉至晋代洛阳城并再次扩而大之。宣武帝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在故城周围修建外廓城垣， 仅洛河北岸城区已达到东西10公里、南北7.5公里的巨大规模。其时， 还将城区扩展至洛河以南，在那里营建了以四夷馆、四夷里为代表的里坊区，从而使该城的南北长度也达到了10公里。

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六章，文物出版社，1984年；王岩：《隋唐洛阳城近年考古新收获》，《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位于今洛阳市区东部、东周王城遗址东侧。此城址跨洛河而在，北据郏鄏，南对伊阙（龙门）。平面略呈方形，东、南、北三面城垣规整、端直，西城垣之洛北段较直，洛南段则明显弯曲。东城垣长7312米，南城垣长7290米，北城垣长6138米，西城垣长6776米。宫城、皇城南北毗连，建于城区西北隅高地；其东有东城、含嘉仓城，西、北两面有夹城及诸小城围护。它们占据了洛河北岸的大部分城区。洛河以南以及洛北之宫城、皇城以外地面，则为面积广大的居民里坊和工商业区。另外，在宫城、皇城以西，还营建了涵山带水、幅员辽阔的东都苑。据载，隋旧苑方二百二十九里一百三十八步，唐苑周一百二十六里（注：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

由以上关于五大都城遗址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出，伴随历史前进的步伐，洛阳古代都城城址发生了如下一些规律性变化：

其一，由夏商以至于隋唐，都城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大。

其二，夏商时期都城，无不靠近伊、洛二河汇流处；至东周时期，都城西移，或建于洛阳盆地西部，或建于伊洛平原较开阔的中部地区。汉魏时期的都城，正是沿用了东周时期后一类都城的旧址；至隋唐时期，最终将东都城建于洛阳盆地西部，且为此后历代所沿用，以至于成为近现代洛阳城的基础。

其三，夏商城址，全部坐落于洛河北岸岸边高地上（如偃师二里头遗址），至多延及高地以外的部分低地（如偃师商城遗址）。东周以后，随着都市规模的大幅度增大，城区内地形也日渐变得复杂起来。象成周城和后来的汉至晋代洛阳城，其城址南起洛河北岸，向北直达邙山南麓，其间包涵着相距不远的南北两块高地和一些起伏不平的区域；到北魏迁洛，修建洛阳外廓城，其城址不仅涵盖了洛河以北西起张方沟（又名长分沟）、东逾七里涧、北至邙山之巅的广大地域，而且首先跨过洛河，将城区扩展到伊、洛之间，直逼伊河北岸。隋唐东都洛阳城，更是有意识地将洛河作为主要穿城水道，跨河建城。洛河横贯城区，河南、河北几乎各居其半。

其四，至迟到秦汉以后，各都城显然已经产生了一条贯穿全城及其前后山川的南北轴线。

如对上述四项带有规律性的变化加以对比分析便会发现，洛阳古代都城诸城址的迁移现象主要表现为，伴随时代的变迁逐渐由东向西迁移；而且早期城址的范围，仅仅局限于洛河北岸的沿河高地，只是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才敢于跨越洛河扩展城区，并最终达到驾驭洛河乃至洛河水系、跨河营建大型都市的高度境界。研究洛阳古代都城城址的迁移现象，就是要从中找出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三、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原因初探

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城规模越来越大，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夏商以至唐宋的13代王朝都洛期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由奴隶社会初期阶段到封建社会中期的巨大变革。在此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社会的进步，政治机构日渐庞大，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日益发达，城市人口不断增加，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都市规模必然会一步步扩大。普天之下，都城发展之大趋势，几乎无不如此。因此，单单从这一方面，似乎还不易找出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的根本原因。

那么，为什么洛阳古代都城城址伴随都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渐次西移呢？联系到东周以后历代都城皆采取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展乃至跨河而建的事实，我们以为，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的出现，约同洛阳盆地伊、洛二河汇流处及其以西地区的具体地理形势和水源条件有着密切关系。

如前所述，洛阳盆地地属豫西丘陵前缘地区，周边群山环抱，伊、洛蜿蜒盆底。沿山麓一带地势高亢，水源缺乏，唯伊洛平原即伊、洛河谷及洛河北岸地势较为低平、开阔，水源又较为充足，是古代适于建都之地，故而五大都城遗址尽数集中于今偃师城关至洛阳市这一地域。

建国以来的大量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居住遗址，大都处于濒临河流的一、二级台地上。学者们认为，这样做，既便于取水，又可避免水患；有自然河谷可供利用，交通也比较方便。夏商以来历代都城大多营建于近河高地，大约即是对新石器时代先民这一传统经验的发展和继续。这一点，在夏商都城遗址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洛阳五大都城遗址中的夏商城址——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同处于伊洛平原最东部，即今偃师城西7.5公里的范围内， 营建于洛河北岸的毫坂上，地近伊、洛二河汇流处。毫坂高隆、平坦，南北宽约千米左右，可以满足营建一定规模城池的要求；其高程在海拔120 米上下，与洛河河床相差无几，城内用水的水源不致成为难题。如此地形，对于夏商都邑来说无疑是适宜的，但要在这里营建封建时代大型都城，显然大不相宜。因其地近伊、洛汇流处，洛河以南为二河冲积形成的低湿平地，故而往南无任何发展余地。向北，自洛河至邙山南麓海拔145 米线，其间距离大约为2.5公里，地面颇为局促。况且在毫坂和邙山之间，还横亘着一带东西向槽状低地，一旦伊、洛二河泛滥，便很容易遭到洪水的威胁。位于偃师商城以东仅2—3公里的偃师旧县城，历史上曾两次被洪水淹没便证明了这一点。这也许就是东周及其以后的历代都城选址偏西的原因之一。

周武王灭商之后，在洛阳营建雒邑成周。为选择城址，曾亲自对洛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历史和山川形势进行了宏观调查。在追述调查过程时他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注：《逸周书·度邑》。）。在调查的基础上选定建城地点，并廷告于天，宣布“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

（乂）民”（注：何尊铭文语。见唐兰：《

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 年1期。）。其后，成王委派周、召二公来洛主持营建事宜。经二公实地相宅、攻位，将勘察、设计报经成王批准，方始正式动工营城。这些记载表明，我国古代都城的营建活动，至迟在西周时期已经有了比较合理的管理，从选址勘察到整体规划设计都初步纳入了科学的轨道。因此，西周初年选定的雒邑成周城址，理应比较符合时宜。雒邑成周城址目前尚未找到，但有关西周城的线索还是有的，而且不止一处。有学者认为，从《尚书·洛诰》所载周公语“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约略可知，成周城的地望当在涧河与瀍河及瀍河东侧地区。近年在瀍河下游两岸又曾发现大型西周墓地和铸铜遗址，这进一步表明雒邑成周城址应在这里，即今洛阳老城东部城区（注：叶万松、张剑、李德方：《西周洛邑城址考》，《华夏考古》1991年2期。）。另外，在汉魏洛阳城遗址内，也曾发现过一处西周城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3期。）。这两处西周城址都较夏商城址靠西， 地势也较高显开阔。它们在选址方面的高明之处在于，由于建城地点西迁，避免了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所特有的地势低下、可利用地域狭窄和易遭水患威胁等天然缺陷。从宏观上看，这两处西周城址，还分别与其南15 至25公里以外的山口相对， 对城址附近的大环境及陆路交通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前述学者推定的雒邑成周城南对伊阙（龙门），汉魏洛阳城遗址内的西周城南对大谷，将城池建设同山川形势统一协调起来，浑然形成一个整体，使都邑显得格外雄伟壮丽。同时，又在保持伊洛河谷这一东西交通孔道的前提下，为开辟南北交通孔道，打下了良好基础。

此二西周城的选址，基本上为东周时期的王城、成周所承袭。且不说成周城正是据汉魏洛阳城遗址内西周城并向北扩展而成，就是新建的王城，也只是较前述学者推定的西周雒邑成周城稍稍西移而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汉魏都城并没有直接沿用王城城址或学者推定的西周城址，而是在东周时期成周城的基础上营建并日益兴旺发达起来。但王城城址也未完全废弃，而是降格使用，成了规模大大缩小了的汉河南县城所在地。这是为什么？显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弄清这一点，对研究什么是影响洛阳古代都城迁移诸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将会有所启示。为此，有必要将东周时期王城、成周二城址作一对比分析。

东周的两座都城，无论王城还是成周，都要比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为大，无不建于地势较为高显宽敞的地域，地形也较上述二遗址复杂得多。如前所述，王城城址，坐落于地势高且水源较为丰富的涧河入洛处东侧，城区之内，东北、西北、西南三隅， 海拔高度达到150至160米左右， 唯东南一隅地势较低；其西城垣部分筑于涧河以西，做出了跨河建城的最初尝试。将宫殿及粮仓布置在濒临涧、洛二水的城西南隅，大约是为了便于解决城市用水、尤其是宫廷用水问题。然由于此处地形复杂，高差较大，以涧、洛二河为水源解决城市用水实非易事。该城城市用水问题究竟解决得如何，不得而知，但水患并未彻底解除却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因为据记载，在周灵王时，就曾发生过“谷洛斗将毁王宫”（注：《国语·周语下》。）的悲剧。这条记载还提醒我们，河水对古代都城来说，既是必不可少的城市用水水源，同时又是容易对城市造成严重危害的因素，如对河水的这种二重性缺乏足够认识，或管理不善，那么其危害作用随时都是有可能表现出来的。王城的悲剧，或许正是由于其时对河水缺乏驾驭能力所致。成周城的情况与王城有显著差异。此城系以汉魏洛阳城遗址内的西周城址为基础，毁狄泉北扩而成，东距偃师商城10多公里，城区高程海拔120至140米，显然高于偃师商城，而比王城遗址为低，地形也远不如王城复杂。此处的洛河河床较平缓开阔，且城址与洛河之间尚有一段距离，这就大大降低了发生水患危及城市的可能性。北扩以后的成周城，城区面积扩大，城市容量增加，满足了该城作为东周都城的需要。但由于城区北界已达邙山南麓，其处地势较高，可达海拔140米左右，这种地理条件， 无疑为解决城市用水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今已无从确知，然从《水经·谷水注》在述及汉至晋代洛阳城外兼作护城河用的阳渠时，屡屡称其为“周公制之”，说明此渠或出现较早，曾是成周时期用以解决城市用水的一项重要措施。另外，为扩大城区而毁狄泉，也从反面表明，解决该城的城市用水，水源仍不是严重问题。

从以上简要论述可以看出，东周时期的两座都城王城和成周，对城址的选择皆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秦汉之际，二城又都依然存在，按说均有发展成为汉魏都城的可能性。汉魏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之所以放弃王城而选择成周，其间固然有历史的原因，比如秦初曾再次扩大成周以封吕不韦，后又以之为三川郡治，城市已然蔚为壮观，城内又有南、北二宫，具备较好的建都条件。但除此而外，应有更为深刻的根源，即当时对自然河流的控制能力低下，尚不足以确保跨河而建之城市的安全。这一点，由东汉、曹魏、西晋三代俱未在洛河以南进行多少营建活动便可想见。在此前提下，就洛河北岸的地理形势而论，王城附近远不如成周一带更为开阔、平坦，从而更适合于汉魏时期都城的营建与发展。

汉魏洛阳成为都城之后，城市容量随之大增，城市用水量成倍增长；加之曹魏都洛，为加强宫廷防御，开始在全城地势最高处即城西北隅（其处海拔高度约145米）修建金墉城， 使城市用水的供需矛盾变得十分突出。城址附近最大的水源洛河，几乎处于地势最低的部位，靠它供给城市用水，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况且，当此之时，洛阳既是帝都所在，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工商业都市，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租赋和各种奇货、土产的最大集散地。面对这一形势，交通运输自然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为解决这些矛盾，汉魏统治者采取的重大对策，便是兴建大型引水工程千金渠（此渠在城区附近亦称阳渠）。

这是一项综合性水利工程（注：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简单说来，是由东周王城城北凿渠引谷水（今涧河）东流，渠水穿过瀍河，再历经千金堨、皋门桥而达于汉至晋代洛阳城西北角。在此，渠水分流，其支渠或绕城而行，或通过涵洞伏流入城，象血脉一样呈网状分布，流遍城区的各个组成部分。各支渠出城后汇为两大支，一大支由城东南角东流，沿途形成多处较大面积水域，在日后成为一个个颇有名气的风景区；另一大支由城东垣北端之建春门（即汉上东门）外斜向东南。出北魏洛阳东外廓城后，二大支渠合而为一，并继续东流，汇入洛河。勘察表明，自建春门外东去之渠，渠道既宽且深，行船概无问题。按《水经·谷水注》的说法，与兴修千金渠同时，还完成了洛河上的堰洛工程。此项工程，大约是为了保证或增大城东渠水水量以利行舟，而与引水渠道配套使用。这一综合性水利工程的竣工，不仅为汉魏洛阳城开辟了充足的城市用水水源，提高了水路运输能力，有利于居民生活和手工业生产，而且还有助于控制洛河，防止水患。

据《水经·谷水注》，千金渠之兴修约始于东汉，由汉司空渔阳王梁主持，但“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后由“张纯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穰赡”。所以古人称：“是渠今引谷水，盖纯之创也”。由此不难看出，东汉虽有意于控制和利用自然河流，但因受科学技术水平局限，其愿望并未能够圆满实现。曹魏时期引水工程的胜利完成，标志着人对自然河流的认识和控制能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人类对水的认识和控制、改造能力一旦提高到一定水平，无疑将会为都城建设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正因为如此，北魏迁都洛阳，即敢于突破洛河天险并获得成功，它在伊、洛河之间建立四夷馆、四夷里，设置包括白象坊等里坊在内的新里坊区，使汉、魏、晋三代从不敢问津的伊、洛河之间低平地带，成了繁荣发达的新城区。也因为如此，隋唐东都洛阳城才敢于建成一座跨河营造的大型都市。

隋唐东都洛阳城，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繁荣阶段的一代陪都，担负着多项关系国家兴衰安危的重大使命。它既是仅次于首都长安的一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面向广大东南地区的军事重镇，还是其时天下租粮的最大集散地之一。营建这种政治、军事色彩浓厚又适宜于发展工商业的封建都市，有几个基础条件是必须具备的。其一是，山川形势壮丽，足以代表皇家气派；其二是，地势高旷，四塞坚固；其三是，地域开阔，水源充足，水陆交通便利。拿这几个基础条件衡量，学者推定之原西周雒邑和东周王城一带显较汉魏洛阳城更为相宜。所以当隋代营建洛阳城时，炀帝登北邙而观伊阙（龙门），不禁发出“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的慨叹（注：《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条。），遂决定将城址自故都移之于此。

创建于隋的隋唐东都洛阳城，位居东周王城东侧。它之所以不袭用王城旧址而稍稍东移，大约只是为了让新都的南北轴线与伊阙直对，以显示其为河山拱戴的无比宏伟气魄。以地理条件而论，隋唐城址唯一不及汉魏洛阳城者，就是洛河北岸较平坦地面过于狭窄，但这在隋唐时期已不再是不可克服的缺陷。此处洛河以南地面，较汉魏洛阳城处要广阔得多，地势也相对高一些，有了南北朝以来人们对河水特性的认识和实际控制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完全可以使这里也成为城市的主要区域。这样，不但可以弥补洛河北岸地面狭窄的先天性缺点，而且由于其处水源丰富，若能科学地加以开发利用，还将成为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事实表明，隋唐东都洛阳城的规划、布局，正是充分考虑并合理利用了城址范围内各种地形地貌特点而最终形成的。

如前所述，隋唐东都洛阳城跨河而建，利用洛河北岸建造皇城、宫城和其他重要建筑，而将洛河以南辟为面积广大的里坊区。它将皇城、宫城置于城区西北隅高地，前临洛河，后倚邙阜，东、西、北三面又有东城、夹城以及圆璧、曜仪等众小城围护，其西更与东都苑毗连，宫廷防御措施远较长安严密。既从城市布局上形象地体现了东都洛阳下首都长安一等的实际地位，严密的防御设施也与其作为东方军事重镇的客观要求相符；在皇城、宫城近旁，设有大型粮仓（如隋子罗仓和隋唐含嘉仓）和商业市场（北市），可确保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充足无虞。有此两项，即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该城在较为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在洛河南岸的里坊区内，错落分布着各级官府、贵族官僚宅第以及一般民居、寺观、商市，且南市、西市皆傍漕渠。这里，正是日后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看似被洛河隔开的南、北两区，因在洛河上架设了黄道桥、天津桥、星津桥以及旧中桥、新中桥、浮桥等多座桥梁，而使天堑变通途，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协调、结构严密的有机整体（注：本文讲到洛阳城中的洛河，仍依唐代文献的有关记载和考古界的传统认识。据知，洛阳学者方孝廉近年撰有《隋开通济渠和洛河改道》一文，将于《考古》1999年1期刊出。此文认为，唐洛阳城中的洛河，实即隋工所开通济渠，而在隋以前，洛河是经隋唐洛阳城南地区东去。如果这一看法符合历史实际，那么对我们的论点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应该强调指出的是，隋唐洛阳城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成为一座高度繁荣发达、雄伟秀丽的城市，有规划地大力开发利用自然河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当时，洛阳盆地的伊、洛、瀍、涧四条河流，都曾被用来为隋唐洛阳的城市建设服务。它们或自然交汇，或通过人工渠道相互沟通，纵横交织，构成一个以洛河为主干的水道网络。有了这一水道网络，圆满解决了城区各部分的用水、排水问题，使城市变得既少水患又清新美丽，无论宫苑、宅第，还是衙署、寺观，到处都有环境优美的园林存在，把都市妆扮得花团锦簇，赢得世人称赞。通过这一水道网络，由黄河而达于四海三江，不仅东南各地的租赋及土产奇货源源不断汇集洛阳，还大大密切了洛阳同国际间的联系，使之成为闻名世界的国际性都市。假如没有充足的水利资源，没有对充足水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

四、余论

通过以上的探讨、分析，我们认识到，洛阳自夏商以至汉唐的历代都城城址，伴随时代的前进而沿洛河迁移，完全是为了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它告诉我们，一代都城城址的选定，既要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又要适合当时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一个比较理想的都城城址应该具备的条件，最主要的，一是合适的地理形势，二是充足的水源，二者缺一不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其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地理形势优越是否、时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强弱，甚至可以成为制约城市发展前途的关键。因此，为求得都城考古的深入发展，在今后对都城遗址的勘察、研究中，必须注重对当地古地形地貌的恢复，同时，对相应地区的水资源以及用以开发水资源水道系统，也应给予比较完整和尽可能详尽的了解。

来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