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蒙河：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人地关系

现代的长江下游，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中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还被认为是新兴的世界第六大城市带之一。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是这一地区现在和未来的重要主题，而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又无不是已逝生活过程的延续。因此，对这一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开始的文明化初期进行考古地理学研究，探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寻找从古至今的规律性动力，充分认知人和自然如何协调性地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和方法

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否都关系到二者的生存和发展。诚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迄今为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两个过程：“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人与自然关系是协调的，这是渔猎文化的优势。距今一万年以来，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刀耕火种，毁林种田，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之灾为代价的。”[1]具体来看，人类文明经过农业革命尤其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各国面临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诸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森林锐减、物种变少、淡水资源短缺、土地退化等问题，无不愈发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制约着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从协调到不协调，这种自人类农业文明开始直到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尤为凸显的人地关系的变化，越来越引起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在这种形势下，国际科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组织了“国际生物学计划(IBP)”、“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等。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70多个国家参与的超级科学计划“全球变化研究计划(GCS)”又紧锣密鼓地出台，藉此应对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规模大、程度重、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全球性环境灾难。该计划突出强调地球环境系统及其变化，包括“过去全球变化计划(PAGES)”和“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IHDP)”两个子计划，并很快形成了一门以研究全球环境变化为核心的新兴科学——“全球变化科学(Global Change Science)”[2]。

在我国有关全球变化研究的权威机构所制定的“九五”期间至2010年的优先领域中，“古气候、古环境研究”被列为“过去全球变化研究”这一子计划的首项，并提出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3]：

1.如何恢复定量化的高分辨率的环境要素变化记录？

2.过去人类活动在何等程度上改变了气候和全球环境？

3.过去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影响的表征量分析。

4.恢复过去千年尺度全球或区域环境变化的图像。

5.过去年代的气候突变事件的揭示。

6.气候变率分析。

中国是全球变化研究的发起国之一，在全球变化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可喜成果。但目前也还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缺憾，这就是参加“过去全球变化研究”这一子计划的研究队伍主要由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组成，这种状况所导致的不足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介入，文理学科严重失调，不利于实现研究计划设计中的“过去人类活动在何等程度上改变了气候和全球环境？”“过去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影响的表征量分析”等课题。二是传统的第四纪环境变迁研究使用的常规手段是从自然剖面中提取环境信息，而自然剖面的形成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地学家们所进行的自然层的划分，年代跨度通常较大，其尺度一般在万年以上至少千年以上，很难实现“恢复定量化的高分辨率的环境要素变化”、“恢复过去千年尺度全球或区域环境变化”等课题。[4]

如何弥补这两个极为薄弱的研究缺陷？本文认为，新兴的考古地理学以及借助多学科交叉手段和成果，能够通过对文明化初期人地关系的研究实践，来达到填补这些缺陷的目的。具体而言，就是以周代以前的考古遗存为研究对象，利用地理学、考古学、环境学以及核物理、古DNA测试分析等方法和手段，考察长江下游这一区域地理范畴内文明化初期的环境变化、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其人地互动关系问题。

本文所强调的考古地理学(archaeological geography)，是近年随着历史地理学研究时限前伸到史前时代，从日本引进的概念。[5]简要地说，考古地理学的核心要义，是通过对古代遗存的收集、整理和解释，来探讨有人类历史以来地表物质的空间现象及其演变的规律。学科分类上，考古地理学分属于广义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地理学与考古学之间相对独立的边缘领域。考古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相同之处是都研究过去的地理，不同之处是历史地理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资料，而考古地理则主要依靠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成果。

考古地理学是借鉴了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建立遗存时空框架的，然而，这套传统的考古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最主要的不足之处是相对缺乏可量化性，甚至还带有一些任意性，难以完全获取不能直接反映在地层或器物形制上的潜在信息。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复原过去生活方式和研究文化进程等新课题的研究趋势的形成，动员多学科力量进行交叉综合研究也以一个新动向的方式，在传统文科领域引发了对新技术方法的热切追求。因为“考古学需要自然科学的帮助，才能扩大视野，增强深层透明度，以猎取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揭示自身研究对象的奥秘”。[6]

目前，与考古地理学相关的多学科交叉是在以往的基础上更广泛地与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等学科相结合，利用自然科学手段分析考古和地理材料，如碳素测年、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地质学、航空和遥感技术等。其中，以核分析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为主干的新兴技术，更具有快捷、灵敏、准确度高的特点。同时，对器物成分、产地和古人基因的测试和鉴定，也有益于考古地理学讨论资源环境以及与人类相关的迁徙、贸易路线等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另外，环境考古、通过人骨测试古人食谱、全球定位和地理信息系统等诸多在国外首先开发出来的新的研究方法正在被引进中国考古地理学中，学者们越来越主动地向自然科学或应用技术领域寻求考古资料分析技术的支持，并正努力将这些技术组合起来，以形成解决某些特定课题目的的有效方法。

另外，尽管以往数十年的田野和研究工作，已经为我们重建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环境景观进而了解人地关系的变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考古学的阶段性目标以及相应的课题任务，近年来发生了由构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向复原过去人们行为方式和社会历史进程及其人地关系演变模式方向的转变，因此，在原有基础上扩容学科手段、创新适用于新目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也就势在必行。换言之，如何在应用传统理论和方法构筑历史框架的基础上，顺应时代需要和跟紧国际潮流，在学科之间交叉渗透，互相合作，通过考古地理学方法甚至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提取比以往更多的信息，才能增强我们对考古时代自然生态和人地关系的认知能力。

考古地理学从考古学中借鉴的类型学和地层学手段追求“透物见人”，即物—→人的转化，但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如何从考古遗迹和器物上解读人类行为的间接距离，转化的依据来自业已建立的文化标尺和文化谱系，这无疑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而今，古DNA技术的引进在某种意义上大大缩短了这种距离，即从人体本身的差异性入手对人类进行直接的研究，无疑是对固有考古学方法有力的技术支撑和补充。本文主要根据笔者参与的复旦大学相关交叉学科现有的情况，重点引入了自然科学手段如古人基因测试和核分析技术鉴定两项实验结果，都由本校现代物理研究所应用离子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生命科学学院古DNA实验室测试完成。尽管目前从初步实验结果看，核分析技术器物原料成分鉴定的常量分析还不够敏感，需要进一步做次量和微量分析。[7]古人基因测试的分辨率还存在技术发展阶段的制约，可供比较的数据库藏量还不充分。但正是由于这些具有探索意义的多学科交叉实践和思考，才使我们的学术视野得到放大，才使我们能够提取到更多的解读信息，才使我们现在对长江下游早期人地关系的认识，不再是所知甚微。

本文所要论证的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环境重建和人地关系复原问题，实质上还考虑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学术背景，那就是中国史前文化和古代早期文明，基本是在少有外来文化或文明的强烈影响下，在自身基础上独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各区域的文化与中原地区之间则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呈“花心与花瓣”，即“多元一体”格局。[8]因此，研究长江下游古代文化的演进过程乃至文明的起源与环境的背景及其互动演进规律，不仅对复原长江下游古代的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探讨中国古文化发展规律以及文明产生赖以依存的环境因素，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生态系统和人地关系研究，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课题，这与近年兴起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和早期国家起源研究的热潮不无关系。因为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包括长江下游在内的曾经是齐头并进地迈向文明化复杂社会的中国各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却纷纷衰落下去，惟独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成为中国早期国家的母体，并孕生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具有国家水平的政治中心。[9]如果说长江下游地区在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演化进程中，扮演过非常特殊的角色的话，那就是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这一地区作为当时最发达的文化圈之一，一方面曾孕育过中国文明的起源，另一方面却又与中国第一王朝的诞生地失之交臂，成为极具典型性的盛极而衰的考古演化标本。

学者们由此得出的一个共识是，只有从文化进程和环境变迁角度解剖这个标本，寻求其中的原因，诠释演化的机制，乃至将其置放到“全球变化研究”的国内外科学计划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才可能为现代和未来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镜鉴。本文所进行的文明化初期长江下游区域环境的恢复性重建，目的也是探讨这一时空框架内人地关系协调与否的规律和原因，进而探寻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和早期国家起源中的区域性模式。

如果我们能够理性地认同中原地区是我国古代文化和文明连续性演进的唯一典型进化模式理念的话，[10]那么，本文的研究设计是：长江下游文化进程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或文明格局中，是否具有一般性规律与特殊过程的双重特征？这一特征是否可能概括为在特定地理环境下所呈现出的“连续”中的“断裂”或“断裂”中的“连续”模式？[11]就此意义而言，本文的研究显然已经超出了局部区域的范畴。换言之，起始于区域考古学遗存的辨识，续而构建历史框架，进而探讨其与文化或文明起源之间互动形成的人地关系，将成为本文考察长江下游环境变迁及其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中所具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重要位点。

二、生态系统与人地关系

利用考古资料研究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乃至人地关系，在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发表了不少考古新资料和研究新成果。人们重点关注的课题包括气候与海平面、河口海岸、生物种群、矿产资源、地区聚落模式、社会复杂化进程以及人口诸方面。从这些倍受大家关注的课题来看，应当说已经涉及多学科所辖领域，这使本文试图进一步运用考古地理学和学科交叉方法，深入研究和综合考察该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机制，有了一个相当好的基础和起点。

表一 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环境变化与社会进程比较表[15]

以往的研究和本文的观察显示，自然环境的变迁与人类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多同步性，而且在不少情况下与其说是偶然或暗合，还不如说是互为因果。其中气候变迁、海面的波动、水患的生成、地形地貌等，特别是气候突变事件对早期人类文化的兴衰起着间接甚至直接的影响作用。例如，在距今5500年前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社会进程中开始出现重大转折：主要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开始由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社会内部贫富和等级阶层分化明显；社群之间也出现分化，其标志包括中心聚落和一般村落的差别明显，贵族墓葬和大型宗教祭祀设施增多；文化交流模式已经由互动型和扇状放射形转为四至向中原交流的辐辏型；人口普遍增长、迁徙日益频繁；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日用器物功能细化、种类增多并出现区域化特征、非实用器物生产的高技术含量不断创新；资源获取方式存在多种手段，资源需求从生物系统扩增到玉、铜矿藏[12]；战争逐渐成为经常性的社会现象；以城址为代表的文明因素出现；整个社会已经开始迈向复杂化阶段。另一方面，在这一期间前后，中国和世界不少地区都发生了全新世中期降温事件。[13]这一气候转变事件与上述考古学现象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使得一些学者得出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的认识，认为这些社会复杂化现象的出现，除了社会本身发展的因素外，很可能还与气候转变导致的资源紧张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有关。[14]

本文为了更详细地考察长江下游气候环境变迁与文明化初期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机制和过程，首先构建了时间框架。在过去以千年为尺度的基础上，采取量化手段，对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的文化序列进行分期排队，将历时约4000年的文明化初期划分为12个发展阶段，为研究长江下游全新世以来的环境，提供400-200年尺度的高分辨率序列（表一），初步实现了变趋势性观察为过程性研究的目的。

笔者的研究表明，[16]距今7000-6000年期间，长江下游具有温湿气候和相对稳定的海平面等优越的自然环境。与此同时，崧泽早期以前的文化开始得到初步但却是稳定的发展，水稻种植、家畜驯养也从此开始，并发展了原始农业，依赖自然界生物的经济活动比较多，获取生存资源的行为为初级开发型模式，人口压力不大。

到距今6000-5200年间，气候波动和海平面升高，出现了距今5500年前后低温事件以及大面积湿地，反映人类活动遗址数量少，空间分布呈散点状，重合型遗址较多，人口增幅不大，个别时段出现负增长，崧泽早期文化的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停滞乃至倒退现象，文化间歇期现象明显。

距今5200-4200年的千余年中，长江下游再度出现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出现了与上述中国早期社会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相近的局面。同期的良渚文化遗址数量呈几何级数超常增长，空间分布密集，人口增幅呈跳跃性飚升指数；[17]获取生存资源的行为方式由依赖自然生物的初级开发型，转为大量栽培植物和蓄养家畜的开发型，开发型比例首次超过初级开发型，资源需求的比重加大；产品体现出高技术含量的创新成果，器物生产进一步专业化，规格统一，标准化突出，功能明确的日用器物和非实用礼器分化显著，一次性使用的随葬性器物大增；尽管不使用土筑城墙的方式来构筑聚落防卫系统，但却是利用植物编织篱笆并辅以环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向心式家庭开始解体，离心式家庭不断增多；聚落内部已出现了分化和贫富差别；需要投入大量人工的大型礼制性建筑发展迅速，聚落之间的中心聚落和高等级“玉敛葬”多建筑在经过人工修整的台墩上，一般聚落的低等级小墓多分布在自然山丘或平原上；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阶层性分化明显，社会性质出现向质变阶段过渡趋势。[18]

距今4000年前后，长江下游再度出现了洪涝灾害，水域扩大，气候又变得温凉干燥，低温寒冷。同时，诸多社会因素之间的矛盾激化，良渚文化迅速衰亡，遗址数量骤减，空间分布又呈散点状。随后的马桥文化虽然出现了铜器和原始瓷器等新技术产品，但还不能提供在良渚文化后进入发达社会和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证据，社会发展缓慢，获取生存资源行为折回到初级开发型模式。不再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导致土著的良渚人群被迫迁徙他处，而外来的北方人群更因为难以适应这里的环境，只是短时期地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后，也不得不迁徙而去，人口从此大量减少。[19]上述良渚时期产生的所有新事物，几乎全面回落，原本具有发达文化的长江下游耐人寻味地与中国第一王朝的诞生地擦肩而过。

本文的初步研究表明，文明化初期人类稳定的生存行为的形成，通常来自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这在考古时代前期体现得尤为明显，总体上是人类依赖良好环境而逐步生息发展的过程，人地关系相对协调，历史进程基本上呈直线进化模式，是可持续发展期。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直按照直线的方式前进的，人类生存行为的这种曲折变化往往与自然环境的变迁、社会自身的发展或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这在考古时代后期显得特别突出。长江下游地区在经历了长期的繁荣发展，社会结构日益趋向复杂化，并开始迈向文明时代的进程中，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次普遍的、前所未见的停滞或倒退现象。这里没有发现人们能够预见到的早期城市经济和以城邦国家为标志的社会组织形态，而是诸多要素造成人地关系之间的矛盾激化，展现的是一幅环境波动乃至恶化、聚落解体、遗址参数涨落无常、农业倒退、人口急剧减少的场景，社会历史进程出现折线演化模式，是非持续发展期（图一）。

图一 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人地关系演化模式

通过上面的图一不难发现，可持续发展期和非持续发展期之间的分界线，大致可以划定在距今5300年左右，这与上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的时间相近，是长江下游考古时代人地关系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换言之，长江下游距今4000年前后发生的大规模人地关系逆协调发展，尽管与距今4000年前后的环境变异事件关系密切，但也并不完全是一朝一夕突变的结果，而应当有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追踪溯源，很可能与距今5300年左右人地关系发生重大转型后带来的不断变化相关。

三、长江下游的文明化进程模式

强调长江下游与上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人地关系演化的同步性，并不意味着该地区文明化初期发展模式没有自己的特点。本文的观察显示，长江下游这一时期的聚落演化存在三种模式：断裂型的进化模式为主，跳跃型的异化模式为辅，连续型的进化模式极少。反映出在特定地理环境下，长江下游文化发展的总体过程是一种非连续性进化的模式特征，与中原地区呈现的我国古代文化和文明连续性演进模式，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断链模式与遗址所在的地理环境变化息息相关。在长江下游，尽管存在着地貌多态性，也不乏区域内的东西差别，但地势等“硬环境”对社会文化进程的制约，远不如气候和水患等“软环境”表现得那样突出，特别是崧泽中期起直至良渚晚期的气候变异波动期间尤为明显。所以，东部以太湖为中心的三角洲平原文化多呈“连续”中的“断裂”模式，相对比较稳定，向外辐射的能力强；而西部苏皖丘陵平原和江北里下河湖沼淤积区的文化则呈“断裂”中的“连续”模式，是中原、江汉和三角洲文化区之间交流的通道，文化面貌经常变异，人群你来我往，呈“漩涡”状或潮退浪进态势。[20]因此可以说，长江下游的环境景观并不是单向而是经过自然动力和人为动力双向合力共同构建起来的，二者互为因果。

长江下游的人地关系演化历程在中国各区域人地关系中是否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当然并不是本文的研究所能解决的，然而有两个并非偶然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一个是本文所属崧泽中期的距今5300年前后的人地关系转型事件，另一个是在良渚晚期开始的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以外的周边各文化圈普遍地出现了文化发展的断链相。它们是否与环境上的大幅度降温事件相密合，还需要实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长江下游的人地关系演化轨迹与中原地区大相径庭，中原地区是连续发展模式，长江下游则是断续演变模式。也就是说，长江下游地区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乃至文明起源过程中，扮演过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重要角色并有自身发展模式，该地区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或文明格局中，具有一般性过程与特殊性规律的双重特征。

因此，就中国的文明化进程而言，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先生那教科书式的中国提供给世界的“连续性发展模式”说，[21]实质上只是就中国的中心区域所提取的蓝本，并不能、也难以涵盖中国全境。换言之，犹如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结构一样，“断续相伴”才可能是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基本模式。再言之，如果确实是距今4000年前后的环境变异事件造成了中原以外各区域的文化发展断裂，那么，中原地区何以能脱颖而出并持续性地得到继往开来式的发展，则是本文提出和今后需要努力研究的人地关系课题了。这就是说，多学科交叉的实践与探索，尽管已经使我们对长江下游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不再是所知甚微，并且也初步管窥到这一特定区域内的人地关系发展概貌，但我们离详细了解其更多的变化细节和互动机制仍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本文的研究还不能说是全面和彻底的，而只能说还是粗线条的。换言之，在不少关键性结论上，本文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还不如说只是发现和提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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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