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宗庙刍议

宗庙是古代帝王、诸侯等为祭祀祖先而专门建立的礼制性建筑。《白虎通·宗庙》曰：“缘生以事死，敬亡君事存，故欲立宗庙而祭之。”又曰：“宗者，尊也。庙者，貌也。象先祖尊貌也。”

宗庙起源于何时，难以确述。据说在尧舜时就有了较规整的宗庙制度。郑玄注《礼记·王制》引《礼纬·稽命徵》云：“唐虞五庙，亲庙四，始祖庙一。”杜佑《通典》卷四十七亦曰：“唐虞立五庙”。夏代基本承袭此制，仍为五庙，殷商则增为六庙，至西周时又发展为更加成熟的七庙制，“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庙，后稷为始，与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注：《白虎通·宗庙》，中华书局，1994年8月第1版。）此后，七庙制基本上成为天子宗庙的定制。儒家经典《礼记·王制》总结道：“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注：文献虽然有大量记载，但目前考古发掘中尚未见到公认的夏商周三代的宗庙遗址。）

春秋战国是所谓“礼乐崩坏”的时代，当时各诸侯国的宗庙制度可能不一定遵从此制。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陕西凤翔马家庄遗址时，发现了一组春秋秦的宗庙建筑遗址，其仅由3座庙宇组成， 即位处北部正中、座北向南的祖庙，位于其南侧居左（东）的昭庙和居右（西）的穆庙（注：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风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2期。）。秦统一六国建立帝国后， 秦始皇将咸阳城中的信宫改为极庙，以象天极；始皇殁，秦二世又将之改为始皇庙，奉为帝者太祖之庙。但未及后续，秦即覆亡。

西汉立国后，因统治集团信奉“黄老之术”，故对儒家所提倡的宗庙礼仪制度并不重视，其宗庙制度亦未严格按照儒家礼仪要求实行。蔡邕总结道：“汉承亡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帝即（位）世，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毁。”（注：《后汉书·祭祀下》注引《袁山松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1版。）元、成时虽根据儒家规范制定过宗庙制度，但却时兴时废，屡次反复，并未贯彻始终。总之，纵观西汉一朝庙制可概括为每位皇帝均有专庙。因此，其宗庙相对而言种类比较多，立废变化不定。下面笔者拟针对此作一探讨。

一、西汉宗庙的种类

根据史书记载，笔者以为西汉一朝的宗庙大致可分以下三大类：

（一）帝庙 即指为曾经登基称帝治国者所建立的庙宇。主要包括为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共十一代君主在京城长安或其陵旁，以及郡、国建立的庙宇。

1.京庙，即指在京城长安或其附近所立庙宇。

《史记》、《汉书》等史籍中多处提及“高庙”（恕不在此赘述），说明高祖死后惠帝为其建有庙宇。其具体位置据晋灼注引《三辅黄图》云：“高庙在长安城门街东。”刘庆柱先生经过实地调查认为：“高庙应在长安城内，安门大街以东，长乐宫西南。约在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乡西叶寨村东南”。（注：刘庆柱：《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这与文献记载是基本吻合的。

汉文帝庙名曰“顾成庙”，修建于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 年）。其位置据《汉书·文帝纪》服虔注：“庙在长安城南”。《长安志·唐京城》在记述唐长安城休祥坊时提到“有汉顾成庙遗址，庙北汉奉明园。”奉明园是遭“巫蛊之祸”遇害的史皇孙夫妇的陵园，其地点大约“在今西安市玉祥门以西一公里左右，位于大庆路以北的西安仪表厂和西安电缆厂附近”。（注：刘庆柱：《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顾成庙既在奉明园之南，亦应在今玉祥门西约一公里，大庆路以北处。此地距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东北隅的文帝霸陵较远，而距汉长安城相对较近，因此，应当将之归为京庙。

2.原庙，即在京城已建有正庙的基础上另外再建的庙宇。

据《汉书》记载，高祖死后，惠帝即位居于未央宫，为便于朝见居住在长乐宫的吕太后，惠帝下令在武库以南修筑一条跨越安门大街的复道。奉常叔孙通闻知此事后，便向惠帝提出异议，认为这是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因为当时有一种祭祀仪式叫作“月游衣冠”，即每月定时将先帝生前穿戴的衣冠自其陵园内的陵寝中取出，奉送至长安城里的宗庙中一游。而此仪式的路线正好经过安门大街，故此，身为主管王朝礼仪官员的叔孙通才有此议。惠帝闻言不知所终，叔孙通为其出谋曰：“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于是，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诏有司立原庙”。（注：《汉书·叔孙通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此原庙的位置应在高祖长陵附近。

另外，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 又将高祖在家乡修建的行宫沛宫改为高祖原庙。如此则惠帝在长安建有高祖庙的基础上，又在高祖陵旁和其家乡为其各建了一座原庙。《尔雅》曰：“原者，再也。”原庙即在正庙之外再建的庙宇。它虽然有的也建在远离京城的地方，但其仍是皇帝代表皇室正统供奉祭祀的祖先宗庙，因此，它有别于诸侯王或地方官吏供奉祭祀的郡、国宗庙。

3.陵庙，即建在庙主陵旁的庙宇。

建在长陵侧旁的高祖原庙根据所处位置分类，实际亦应算作陵庙，但由于属于正庙之外的再建庙宇，因此，我们将之归于原庙。

《汉书·景帝纪》载：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 年）“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另外，同书中还多处提及元、成时惠帝庙的废弃、复立等情况，说明惠帝虽享国日浅，英年早逝，但其后继者仍为其立庙祭祀。惠帝庙据《三辅黄图·宗庙》记载：“在高帝庙后”，《长安志》引《关中记》云：“惠帝庙在高庙之西”。有人据此认为惠帝庙应在长安城中高庙之西，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典籍既言惠帝庙在高庙后，说明二者相距不远。根据当时京城长安附近的渭河上只有一座桥梁的交通情况来看，惠帝衣冠出游的路线亦应与高帝相同，如此则又出现了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的情况，除非惠帝的后继者亦为其在陵旁再建原庙，然史书却无片语记载。又加之惠帝安陵紧邻长陵西侧。因此，笔者以为惠帝庙应在长陵旁的高帝庙之西安陵附近较为合理。

《史记·孝景本纪》载：景帝“中四年（公元前153年）三月， 置德阳宫”。《集解》瓒曰：“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言宫。”《西汉会要》引《西京故事》：“景帝庙号德阳”。因此，德阳宫即景帝庙，其具体位置史书阙载，许多学者认为可能在景帝阳陵附近。

汉武帝庙名“龙渊宫”，修建于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据《水经注·渭水》载：“成国渠，其渎上承汧水于陈仓东，东迳眉及武功槐里县北，又东迳汉武帝茂陵南，陵之西北一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之成，世谓之英陵。故渠又东迳茂陵县故城南，故渠又东迳龙泉北，今人谓之温泉，非也。渠北坂即龙渊庙。故渠又东迳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陵，东南去长安七十里。”这说明武帝庙的位置大约在茂陵东侧附近。

《汉书·文帝纪》如淳注曰：“昭帝庙号徘徊”。同书《王莽传》记载：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坏汉孝武、孝昭庙，分葬子孙其中”。据此可以推断昭帝庙当与武帝庙相距不远，应当在平陵附近。

关于宣帝庙的位置学者们一直分歧较大，《三辅黄图》认为：“宣帝庙，号乐游，在杜陵西北。”《长安志》引《关中记》云：“宣帝许后，葬长安县乐游园，立庙于曲江池北，名曰乐游庙，因葬为名。”《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七引《天文要录》按《黄图》有“宣帝立庙曲池之北，即今升平坊内基址是也”之语，另《太平寰宇记》云：“乐游原在升平坊”。唐长安城升平坊在今西安电影制片厂附近，因此有学者研究认为此地距宣帝杜陵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而《汉书·韦玄成传》载：元帝丞相韦玄成在一份奏章中提到“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因而，此庙显然不是宣帝庙。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宣帝杜陵东北400米处发现一处西汉建筑遗址， 遗址有规模较大的夯土台基，并出土了大量汉代砖瓦，还有朱雀、青龙等纹饰的空心砖，“长乐未央”、“长生无极”文字瓦当等。遗址东西两则，各有一条南北向大路分别通往宣帝陵和王皇后陵的陵园及寝园。有人据此推测，这里可能是汉宣帝杜陵陵庙遗址。（注：刘庆柱：《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但无论宣帝庙在西影厂一带还是在杜陵近旁，皆相对距长安城较远，而距宣帝杜陵较近。因此，我们将之归于陵庙。

《汉书·哀帝纪》有“孝元庙铜龟蛇铺首鸣”的记载，说明元帝有庙。同书《元后传》载：王莽篡汉后，“堕坏孝元庙，更为文母太后起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纂食堂，既成，名曰长寿宫”。这说明长寿宫与元帝庙基本上处于同一地点。长寿宫是王莽为王太后建的陵庙，《元后传》明确记载王太后死后合葬渭陵，因此，元帝庙当在渭陵附近。

《三辅黄图》云：“成帝庙，号阳池。”何清谷先生认为成帝庙应在成帝延陵附近（注：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至于汉哀帝是否有庙，史无确载。《后汉书·邓禹传》提到：建武二年（公元26年），邓禹将兵击溃赤眉军，进驻长安后，“率诸将斋戒，择吉日，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因循行园陵，为置吏士奉守焉”。神主是指安放在宗庙中的死者牌位，所谓“庙以藏主，以四时祭”。西汉时只有在举行袷祭和禘祭大礼时未毁庙的先帝神主才“皆升合食太祖”，（注：《后汉书·祭祀下》，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1版。）因此，邓禹所收十一帝神主除已毁庙者外，应当是在其各自庙中收取的。另外，西汉在成帝以前除因亲尽而毁庙的皇帝外，均有专庙，绝无多位皇帝共用一庙者。依此来看，哀帝似乎应当立有庙宇。宋人徐天麟在撰《西汉会要》卷十二《宗庙》时即将“孝哀庙”列在其中。

汉平帝死后，王莽“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注：《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另王莽篡汉后曾下诏曰：“其（汉室）园寝庙在京师者，勿罢，祠荐如故。予以秋九月亲入汉氏高、元、成、平之庙。”（注：《汉书·王莽传中》，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由此可见，平帝庙确实是存在的。

至于哀、平二帝庙的位置，根据此前惠、景、武、昭、宣、元、成诸帝均在陵旁立庙的情况来看，亦应当在其陵旁。

4.郡、国庙，即郡和诸侯王国都所立先帝宗庙。

依据文献记载，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等被奉为祖、宗者还在一些诸侯国、郡建有宗庙。

《史记·高祖本纪》载：惠帝即位后，“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景帝时，丞相申屠嘉曾向景帝上奏“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景帝“制曰‘可’”。（注：《汉书·景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这样以来，文帝被尊为西汉王朝帝者太宗之后，也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宗庙。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宣帝“欲褒先帝”，“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并令“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注：《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史书中也多有郡、国宗庙情况的记载：

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临江王荣坐侵太宗庙地， 征至中尉，自杀。”（注：《汉书·景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辽东高庙灾”。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赵有蛇从郭外入邑，与邑中蛇群斗孝文庙下……”。（注：《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宣帝有诏曰：“乃者地震北海、琅琊，坏祖宗庙，朕甚惧焉。”（注：《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 1962年6月第1版。）

（二）皇庙 所谓“皇”者是指自己虽未称帝治国，但因其后世子孙登基称帝而给其追冠皇帝名号者，包括高祖之父太上皇、宣帝之父史皇孙刘进、哀帝之父定陶共王刘康。

1.京庙

《汉书·高帝纪》载：高帝六年（公元前201 年）尊其父太公为太上皇。十年“太上皇崩，葬万年”，但是否在长安为其立庙却未提及。然《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有“（景帝时）内史府居太上庙壖中，门东出，不便，（晁）错乃穿两门南出，凿庙壖垣”的记载。稍晚成书的《三辅黄图》还明确记载了太上皇庙的具体位置“在长安西北长安故城中，香室街南，冯翊府北”。这说明高祖为其在京城建有庙宇。

《汉书·师丹传》：哀帝即位后“追尊定陶共王为共皇”，并于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为共皇立庙京师”。

2.原庙

《三辅黄图·宗庙》记载：“太上皇有寝庙园、原庙”。《汉书·元帝纪》亦云：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前文已述，韦玄成曾明言太上皇居陵旁立庙。因此，我们认为太上皇原庙应在位于今陕西西安市阎良区振兴乡昌平村与富平县吕村乡姚村的太上皇陵附近。

3.陵庙

前文已述，太上皇原庙位置在其陵园附近，也就是说太上皇原庙即其陵庙，此不复述。

另据《汉书·唳太子刘据传》载：宣帝即位后先追谥其父陵园为“悼园”，后又给其父上尊号曰“皇考”。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夏五月，立皇考庙”。（注：《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6 月第1版。）《后汉书·祭祀下》载：“孝宣皇帝以孙后祖， 为父立庙于奉明，曰皇考庙，独群臣侍祠。”因此，皇考庙为史皇孙刘进陵庙。其位置应在今西安市玉祥门以西约一公里大庆路北西安仪表厂和西安电缆厂附近的史皇孙奉明园近旁。

4.郡、国所立宗庙

《汉书·高帝纪》载：太上皇死后，高祖“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同书《元帝纪》：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元帝有诏曰：“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这说明诸侯国和郡皆建有太上皇庙。

（三）后庙 主要指给因各种原因未能与先帝合葬的后妃修建的庙宇，包括文帝母薄太后、昭帝母钩弋夫人、宣帝许皇后、元帝王皇后。

西汉合葬帝陵的皇后究竟是与皇帝合用一座庙宇拟或单独建有庙宇呢？史无明载。但《汉书·韦贤传》在叙述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前25年）复太上皇寝园时提到“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于太上寝庙如故”。昭灵后为高祖母，太上皇妻，余二人分别为高祖兄、姊。这段文字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当时昭灵后与太上皇共用一座庙宇，且立庙之初即如此。另《太平御览》引《东观汉记》曰：“中元元年（公元56年）十月，甲申，使司空冯鲂告祠高祖庙，吕太后不宜配食，以薄太后配，迁吕太后于园，四时止祭。”依此来看吕太后的神主原是放在高祖庙中的，也就是说吕后也与高祖合用一座庙宇。既然如此，后世合葬帝陵的皇后也完全有可能与皇帝共用一座庙宇。因这些庙宇上已述及，故不再赘语。

至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合葬帝陵的后妃的庙宇问题则有必要在此作一讨论。

文帝母薄太后死于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 由于吕后已合葬长陵，故其另葬南陵。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薄太后是否有庙宇，但《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蓼侯孔臧为太常，三年坐南陵桥坏衣冠道绝免。”衣冠道即指举行“月游衣冠”仪式所用的道路。前文提到，“月游衣冠”就是将死者生前穿戴衣冠自陵寝奉送至其庙宇的一种祭祀活动。因此，这里既然提到薄太后南陵有衣冠道，那么也应当有庙宇。

昭帝母钩弋夫人死于武帝末年，葬云阳。昭帝即位后追尊其为皇太后，并“发卒二万人起云陵”。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夏，又“为太后起园庙云陵”。这里的“园”应当是指寝园，“庙”可能指的陵庙。

前文述及《关中记》载宣帝曾为许皇后立庙。许皇后是宣帝微时发妻，宣帝登基后，曾有大臣风谕宣帝纳权臣霍光之女为后，宣帝不从，坚持立许氏为皇后。此举招致霍光妻霍显妒恨，于是其买通御医将许后毒害。因许皇后死时杜陵尚未修建，故其单独葬于乐游原。依当初宣帝不弃许后的心志和其暴亡后宣帝悲痛不已的情形来看，宣帝是完全有可能为其立庙祭祀的。

还有一个较特殊的例子，那就是元帝王皇后。前文提到，王莽篡汉后拆毁孝元庙，在其附近为其姑母元帝王皇后建长寿宫（庙）。严格来讲，王皇后庙为新莽所建，不能算作汉室皇后庙。但王皇后一直以汉室皇后自居，并不承认王葬所封“新室文母”称号。另外，继汉而起的王莽既然能为既是汉室皇后又是所谓新室文母的王皇后立庙，说明西汉有为皇后立庙的传统。因此，我们姑且将之列于西汉后庙之侧。

二、西汉宗庙立废的几个阶段

西汉宗庙的立废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高祖、惠帝、少帝（高后）时期。此一时期的特点是后继者为先帝（皇）修建庙宇。

前文已述，高祖父太上皇在京城和郡国都有庙宇。京城建庙的时间史书无载，但《汉书·高帝纪》却记载了诸侯王国庙是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下令修建的，也就是说是在太上皇死后建立的。因为太上皇只是因其与西汉开国君主刘邦的父子关系而被尊为皇，因此，他不存在象其后一些有作为的皇帝死后经过一段时间，其后继者对其在位时的作为进行重新评价而将之追尊为汉室祖、宗，并令郡国修建其宗庙供奉祭祀的情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京城庙宇的修建时间也应当与诸侯国庙相差不远，即略早或者同时，但不会在其死前这一点应当是能够肯定的。

关于高祖庙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史记·高祖本纪》载：惠帝即位后，“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而对京城高庙的修建时间却无明确记载。高祖刘邦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君主，其为汉室始祖天经地义，不存在后继者重新评价的问题。因此，京城立庙的时间也应当是在惠帝即位后。

惠帝庙的修建时间史书中未有任何线索。但根据其后的文、景、武、宣诸帝生前立庙，《汉书》均有郑重记载及不像德阳、龙渊等宫庙混称来看，惠帝庙不会是生前所修。其可能的时间当是在其死后，少帝即位吕后摄政时修建。因为惠帝与吕后为亲母子，吕后也正是利用此一关系临朝摄政。可能当时吕后为了抬高惠帝的地位，并使其胤嗣永承汉室，故为其建造庙宇以使后世诸君将之奉为祖宗永远祭祀。

第二阶段即文、景、武、昭、宣时期。此一时期的特点是皇帝生前为自己预建庙宇。

汉文帝庙史书明确记载修建于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 称“顾成庙”。之所以取“顾成”二字，后世学者认为“文帝自为庙，制度卑狭，若顾望而成，犹文王灵台不日成之，故曰顾成也”。（注：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这似乎道出了历史上有名的节俭帝王汉文帝预建庙宇的初衷。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其对自己的庙宇命有专名来看，也表现了文帝不愿被后继者被动评价，而自我肯定的帝王气概，并从此开创了汉室当朝皇帝为自己预建庙宇的先河。

此后自景帝至宣帝（除昭帝外），史书均明确记载了其在生前修建庙宇的确切时间。

《史记·孝景本纪》载：景帝“中四年三月，置德阳宫”。

《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起龙渊宫”。

昭帝的情况比较特殊，据史书记载，他八岁登基称帝，由大将军霍光秉政，在位十三年，二十一岁暴亡。因其死的突然，故其“方上事暴起，用度未办”，匆忙间朝廷只好将商贾囤积的“炭苇诸下里物”全部没收以应急需（注：《汉书·田延年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依此来看，昭帝陵墓营建工程可能刚刚开始，甚或并未营建。既如此则在其生前修建宗庙的可能性不大。但这只能归为一个特例，并不妨碍此一时期皇帝生前预建庙宇的特点。

关于宣帝庙的营建时间因史家对乐游庙的归属有争议而不能确定（注：《汉书·宣帝纪》载：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春，起乐游苑”。颜师古注引《关中记》云：宣帝立庙于曲池之北，号乐游。另外《三辅黄图·宗庙》亦载：“神爵三年，宣帝立庙于曲池之北，号乐游，按其处则今呼乐游园是也，因乐游苑得名。”据此可以确定乐游庙是宣帝生前所建。因其庙主史家有争议，故不便引用。）但《汉书》明载西汉宗庙制度的改制是自元帝朝开始。另外，汉室自文帝始即有诸帝均在生前立庙的传统，因此，宣帝庙应当在其生前所建。

第三个阶段即元、成以后。此一时期的特点为由于宗庙数量越来越多，其供奉、祭祀活动成为西汉王朝的一项沉重财政负担，因此，西汉王朝开始按照儒家礼仪来规范宗庙制度，毁弃了一些不合礼仪的宗庙。但由于种种原因，时兴时废，屡次反复，直至王莽篡汉。

关于西汉宗庙及其一些相关的情况，《汉书·韦贤传》有以下记载：

“初，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

晋灼注引《汉仪注》曰：宗庙一岁十二祠。五月尝麦。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娄，又尝粢。八月先夕馈飱，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尝稻，又饮蒸，二太牢。十（一）月尝，十二月腊，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闰加一祀，与此上十二为二十五祠。

如此庞大的开资，使西汉王朝不得不对宗庙制度重新考虑。元帝登基伊始，大臣贡禹即奏言：“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元帝下令废弃郡国宗庙。不久，元帝又下诏言：“盖闻明王制礼，立亲庙四，祖宗之庙，万世不毁，所以明尊祖敬宗著亲亲也。朕获承祖宗之重，惟大礼未备，战栗恐惧，不敢自颛……”（注：《汉书·韦贤传》，中华局，1962年6月第1版。）要求大臣们讨论并提出按照儒家礼仪规范的宗庙建制。于是丞相韦玄成等提出：

“《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毁庙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袷壹禘也。袷禘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

“臣愚以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为帝者太祖之庙，世世不毁，承后属尽者宜毁。今宗庙异处，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庙而序昭穆如礼。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庙皆亲尽宜毁，皇考庙亲未尽，如故。”（注：《汉书·韦贤传》，中华局，1962年6月第1版。）

大司马许嘉等人认为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廷尉尹忠等认为武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为世宗之庙”。谏大夫尹更始等认为“皇考庙上序于昭穆，非正礼，宜毁”。元帝犹豫了一年多，最后终于按照韦玄成等的意见确定“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后来由于“上（元帝）疾连年”，为了祷福，又将毁弃的宗庙“皆修祀如故”。但郡国宗庙即从此彻底废弃（注：《汉书·韦贤传》， 中华局，1962年6月第1版。）。

元帝死后，又因“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将已亲尽的太上皇、孝惠、孝景庙毁弃。成帝时因无继嗣，“河平元年复复太上皇寝庙园，世世奉祠”。（注：《汉书·韦贤传》，中华局，1962年6月第1版。）

成帝崩，哀帝即位后，宗庙制度再一次引起争议。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武帝世宗之庙的存废问题。光禄勋彭宣等认为“继祖宗以下，五庙而迭毁，后虽有贤君，犹不得与祖宗并列。子孙虽欲褒大显扬而立之，鬼神不飨也。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太仆王舜等认为武帝有斥夷拓疆之功，且“孝宣皇帝举公卿之议，用众儒之谋，既以为世宗之庙，建之万世，宣布天下”，其庙不宜毁。哀帝斥彭宣而从王舜，最终确立了武帝的汉室世宗地位。

至元始年间（公元1—5年），平帝又依王莽的意见毁弃了宣帝皇考庙，并“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天子世世献祭”。至此，汉室最终确立了以高祖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宣帝为中宗，元帝为高宗，再加上“亲未尽”帝庙的宗庙制度（注：《汉书·韦贤传》，中华局，1962年6月第1版。）。

另外，尚需要提及的是元、成、哀、平庙的建立时间问题。汉室自元帝朝开始的宗庙改制其实质是想按照儒家礼仪来规范其庙制，而儒家要求为先君立庙，即在君王死后由其后继者为其立庙。因此，后来的帝庙有可能是在其死后所立。

三、结语

综上所述，西汉一代虽承继古礼，修建宗庙以祭祖先、敬亡君，但与先秦相比，有了较大的差异，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西汉帝庙除汉高祖高庙、汉文帝顾成庙在京城以外，其他帝庙多在帝陵之侧。这种“陵庙”的出现与《周礼·考工记》“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传统布局有别；与春秋秦都雍城数庙归聚一处也不同。

二、西汉“诸帝之庙，各自居陵旁立之”。（注：宋·徐天麟：《东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版。）其诸陵相距近则十余里，远则数十里；除汉文帝霸陵、汉宣帝杜陵外大致呈“一字形”分布，没有按昭穆制度排列的迹象。由此可见，西汉王朝“宗庙异处，昭穆无序”。（注：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待刊稿。）

三、先秦时代的宗庙，均为后代国君为祭祀始祖、先君而修建，此所谓“缘生以事死，敬亡君事存，故欲立宗庙而祭之”。而西汉自文帝起至宣帝均生前为自己预建庙宇。

四、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除或有开国之君为自己的始祖、父亲修建庙宇以外，其他未享国者，均未有修庙之记载。而西汉一代不仅汉高祖为其父太上皇建庙，汉宣帝、汉哀帝亦为其并未享国的父亲建有宗庙。此外，汉室还为文帝母薄太后、昭帝母钩弋夫人、宣帝许皇后等修建庙宇。

以上特点反映了在宗庙的修建上，西汉统治者虽然也遵循三代之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王朝的更替，做出了许多变更。这些变更是“重时君”思想的体现，也是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

来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