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宇：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一、关于郊、丘之辨

郊，指郊天礼。丘，指圜丘祀天礼。所谓郊、丘之辨，主要包括以下问题：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不是一回事，西周时期究竟有没有所谓圜丘祀天之礼，郊天礼是否一定在国郊举行，对于郊天的“郊”字的含义究竟应当怎样理解，以及举行郊天礼是否筑坛，等等。古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郊天与圜丘祀天二者的关系上，也就是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的争论，始于郑玄和王肃两家，而一直延续到清末。

关于郑、王两派的争论，《礼记·郊特牲》首节孔疏有一个极简要的概括：“先儒说郊，其义有二。案《圣证论》以天体无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郑氏以为天有六天，郊、丘各异。”这里所引《圣证论》的观点，即王肃的观点，（注：《隋书·经籍志一》：“《圣证论》十二卷，王肃撰。”《三国志·魏书·王朗传附子王肃传》：“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书今佚。）而所谓郑氏，即指郑玄。因为这里的概括过于简略，故需稍加说明。

先说郑玄的观点。

郑玄以为郊天礼与圜丘祀天礼不是一回事，其根据就在于他的“六天说”和“感生说”。在郑玄的头脑中，有这样一个天神系统。他认为天上有一个至上帝，居紫微宫，名字叫做“天皇大帝耀魄宝”。至上帝之下又有五天帝，居太微宫，即东方苍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这五帝又称为“感生帝”（郑玄认为“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注：见《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下郑注。））。至上帝加上五天帝，就是所谓“六天”。（注：关于郑玄的“六天说”，详可参见顾颉刚《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载《史学论丛》1935年第2期。）郑玄认为，圜丘祀天与郊天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祭至上帝“天皇大帝”（即《周礼》中的“昊天上帝”（注：见《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下郑注。）），这在周代祀天礼中“最为首礼”（注：见《礼记·祭法》首节孔疏。）；后者是祭祀五天帝（即《周礼》中的“五帝”），（注：《周礼》中的“五帝”，分见于《天官》之《大宰》《掌次》，《地官》之《大司徒》《充人》，《春官》之《小宗伯》《司服》，《秋官》之《大司寇》《小司寇》《士司》。）也就是所谓“感生帝”。郑玄认为周的始祖是感东方苍帝之精而生，因此“周所郊之帝，谓苍帝灵威仰也”。（注：见《礼记·礼器》“故鲁人特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宫”下郑注。）

再说王肃的观点。

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以为“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关于五帝，王肃认为是指木、火、金、水、土五行之神，他引孔子的话说：“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因此他说：“郑玄以五帝为灵威仰之属，非也。”在王肃看来，五帝不过是“天帝之佐”，是辅助天帝“化育万物”的，“犹三公辅王，三公可得称王辅，不得称王。五帝可得称天佐，不得称上天”。王肃以为“天体无二”，因此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实际是一回事：“郊则圜丘，圜丘则郊，犹王城之内与京师，异名而同处。”（注：以上所引王肃说皆见《礼记·祭法》首节孔疏。）因此郊天与圜丘祀天二者的关系，不过是“于郊筑泰坛象丘之形以祀天”（注：见《礼记·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下孔疏。）罢了。

郑、王二氏之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儒者关于郊天礼的争议，实皆由郑、王所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郑、王二氏之说所涉及的问题作一番考察。

郑玄的“六天说”实出自纬书，其怪妄自不待言。而且这是汉人的宗教神学思想，决非周人的信仰，郑玄用以说周礼，自属荒谬，毋庸深辨。后世治郑学的人，颇有为其“六天说”辩护者，不过是坚持门户之见。然即使不信“六天说”的学者，亦多采其圜丘祀天之说，如清人秦蕙田虽力驳郑玄的“六天说”，却仍以为“冬日至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乃虞夏商周四代“天子祀天正祭”。”[1]（《丧祭不废礼》后“蕙田案”）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的是，西周时期究竟有没有所谓圜丘祀天之礼？

“圜丘”一词，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司乐》，云：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钟为宫，大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宫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

《周礼》中“圜丘”一词，亦仅此一见，而传世之其他先秦文献亦皆未见。且就圜丘之祭礼而言，此处明云“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是所祭不主于某神可知。而郑注则曰：“天神则主北辰。”此所谓北辰，即纬书所说的“天皇大帝”。（如《太平御览》卷684《服章部一·总叙冠》引《春秋合诚图》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这样，《大司乐》此文，便被解释成圜丘祀天，亦即祀“天皇大帝”或“昊天上帝”之礼，故郑玄注《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更明确地说：“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

然上引《大司乐》之文，不仅未明云于圜丘祀昊天上帝，且《史记·封禅书》所引古《周官》此文，文字亦与之相异，云：“《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此处唯云“祀天于南郊”，不云“圜丘”。又《大司乐》载祭地之礼曰：“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而《封禅书》引古《周官》此文则曰：“夏日至，祭地祇。”亦无“方丘”之文。相反，秦与西汉时期，倒是有圜丘祭地神的例子，且以为圜丘在“泽中”，而非“地上”。如《封禅书》云：“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二曰地主，……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是秦始皇时以泽中圜丘为祭“地主”之所。《封禅书》又云：“其明年冬，天子（指汉武帝）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武帝本纪》及《汉书·郊祀上》所记同）是汉武帝时亦以泽中圜丘为祭地神后土之所。到西汉末年王莽时，议祀天地之礼，引《周礼·大司乐》之文，始同于今传本，而不同于《封禅书》所引古《周官》。《汉书·郊祀志下》云：

莽又颇改其祭礼，曰：“《周官》天地之祀，乐有别有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其别乐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地祇皆出。”

因此我很怀疑今本《周礼·大司乐》之文中所谓“圜丘”、“方丘”字样乃西汉后期王莽时所增。其实凡先秦文献所见祀天正祭之礼，皆曰郊天、郊祀，或径称郊，其例俯拾即是，而从不见“圜丘祀天”之说，足见此说非周代祀典之实录。

关于郊天礼的“郊”字究竟应作何理解，也是个不可不辨的问题。《礼记·郊特牲》云：“于郊，故谓之郊。”是以郊为处所名，谓郊天礼行之于国都之郊，故名“郊”。自郑玄、王肃以及后儒莫不作如是说。如《周礼·掌次》“朝日祀五帝”，郑注云：“朝日，春分拜于东门之外，祀五帝于四郊。”案如前所说，郑玄以为郊、丘有别，郊是祭五帝，故其注《掌次》作如是说。王肃亦云：“（定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于南，所以就阳位也。于郊，故谓之郊焉。’”[2]（《郊问》）这种解释几成古今之通义。然今考之，此说并不符合西周郊天礼的实际。《汉书·律历志》引古《武成》篇云：“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逸周书·世俘》也有类似的记载，孔晁注云：“庚戌明日郊天。”（注：见《逸周书》卷四《世俘解第四十》“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下孔晁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

尊》曰：“隹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3]盖《武成》、《世俘》与《

尊》所记为同一郊天事，而郊天的处所，即所谓“天位”或“廷”，是否在郊？今已无可考。我们再看《封禅书》中这条材料：

自（秦文公）未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

据《秦本纪》，鄜畤之作，在秦文公十年（前756），时当东周初年。而未作鄜之前，雍旁即“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畤好”，且已“皆废无祠”，则武、好二畤必为西周时期所建。（注：王学礼在其《陇西秦汉寻踪——古上畤、下畤的发现》（《社科纵横》，1994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武、好二畤是“轩辕氏黄帝建的”，盖据《史记·封禅书》引“或曰”所谓武、好二畤 “盖黄帝时尝用事”一语所作的推断，实不可信。）又雍地近岐，而秦被封侯并被赐以岐以西之地，是在秦襄公时，即在周平王初年，则武、好二畤必非秦人所建（注：秦最早所建的是西畤，是在秦襄公封侯之后，这是《史记·封禅书》有明文记载的。），而原为西周时期周王郊天之所。又《说文·邑部》“郊”下曰：“距国百里为郊。”又据《司马法》说：“百里为远郊，近郊五十里。”（注：见杜佑《通典》卷42《郊天上》”其坛名泰坛，在国南郊五十里“下注所引。）据此说，则郊坛当在国之近郊。而雍地之武、好二畤距宗周镐京，皆远在百里以外，（注：宗周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吴阳武畤，据王学礼《陇西秦汉寻踪——古上畤、下畤的发现》一文考证，在今甘肃华亭县，距宗周将近1000公里。又汉有好畤县，因古有好畤而得名，属右扶风（见《汉书·地理志上》），在今陕西乾县（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图15-16，中华地图学出版社1957年版），距宗周将近250公里。）则武、好二畤不在周都之郊明矣。其实一直到秦和西汉时期，行郊礼也不一定在国郊。如秦都咸阳而郊雍之四畤，汉都长安而郊雍之五峙，又郊甘泉太一（皆见《封禅书》），都不在国郊。行郊礼而必于国郊，是到西汉末年才定的制度。（注：参见拙作《秦汉郊礼初探》，《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由上可见，“郊”字只可作祭名看，而不可望文生义以为说。

西周行郊天礼是否筑坛？这也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汉以后有筑坛之例，如文献所见最早有汉文帝于渭阳筑五帝坛，后来武帝于长安东南郊筑太一坛（皆见《封禅书》）。周秦时期是否有坛，因史无明文，已不可确考。即如雍地周之武、好二畤，秦之四畤，其形制如何，今皆不可得知。《史记·秦本纪》“（秦襄公）祠上帝西畤”下“索隐”曰：“祠白帝……谓为坛以祭天也。”是乃唐人之说，不可据信。至于礼书所记及经师之说，则自来不一。如《礼记·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是以为有坛。《郊特牲》则曰：“祭天，扫地而祭焉，于其质而已矣。”《礼记·礼器》亦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是又以为无坛。又《周礼·大司乐》之“圜丘”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郑注无说。贾疏曰：“按《尔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是以圜丘为自然之高丘，而非人功所为。又《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下孔《疏》云：“《尔雅》曰‘非人为之丘’，泰坛则人功所作，是圜丘与泰坛别也。”然此疏又引王肃云：“郊则圜丘，圜丘则郊，所在言之则谓之郊，所祭言之则谓之圜丘。于郊筑泰坛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于泰坛’，则圜丘也。”是王肃亦主有坛，且以为圜丘就是泰坛，乃人功所为。后世学者多主有坛说，所争议者，在于圜丘是否人为之坛，或圜丘是否即泰坛。（注：参见秦蕙田《五礼通考》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黄以周《礼书通故》卷12《郊礼通故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在这个问题的争议中，郑玄的圜丘与泰坛分异说实本于其“六天说”，（注：郑玄说泰坛，仅一见。《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郑注释之曰：“封土为祭处也。”是以为泰坛乃人工所筑之坛。据孔疏，《祭法》此文是“论祭感生帝于南郊”，是即郑玄所谓郊祭“五帝”之礼，而非祭至上帝“昊天上帝”，祭“昊天上帝”则当于圜丘。）自不可信。而王肃的郊丘合一、郊必筑坛以象圜丘之说，亦属臆凿。且如前所考，西周本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则有关圜丘与泰坛关系之论，自属无谓之争。

其实关于西周行郊天礼的处所问题，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只是，周人郊天，必在地势较高处而已。正如《封禅书》述雍畤引“或曰”所云：“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汉书·郊祀志上》同）这种因高而郊的礼仪，大概与传说天帝喜游于高山、高原之处有关。如《山海经》中谈到“帝”的地方很多，仅见于《西山经》之《西次三山》、《中山经》之《中次七山》和《中次十一山》的，就有十六处之多。这些“帝”常来常往的地方，都是在高山、高原之处。如《西次三山》所记为昆仑丘附近，大约当今青海高原，因为地势崇高，所以叫做“帝之下都”。（注：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帝既喜游于高地处，因此人们即于高地处祭之，如此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西周的郊天礼，就是祭天的最高祀典，此外再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郊”字只可作祭名看。西周郊天不一定在国郊，更不一定在南郊，也不一定筑坛，只是择地势较高处祭之而已。

二、关于冬至郊与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辨

与郊、丘之争议相联系，又有所谓冬至郊与立春郊或启蛰郊的争议。立春郊或启蛰郊，又可以称之为夏历正月郊。这是关于西周郊天时间问题的争议，此争议亦由礼书记载的歧异和郑、王二说的不同所引起。《礼记·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又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这是主张子月（夏历十一月）冬至行郊天礼。然而《礼记·月令》在“孟春之月”下却说：“是月也，以立春，……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郑注曰：“谓以上辛郊祭天地也。”这是主张立春之寅月（夏历正月）行郊天礼。

再看郑、王二家之说。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郑注：“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

《礼记·月令》于“季春之月”下曰：“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郑注：“皇天，北辰耀魄宝，冬至所祭于圜丘也。”

《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注：“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案正岁之正月，谓夏历正月。孔疏曰：“云‘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者，案《易》纬《乾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由上可见，郑玄以为圜五祀昊天上帝在冬至，而郊祭感生帝（即所谓“五帝”）则在夏历正月。

王肃则曰：

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即冬至），其日用上辛，至启蛰（即惊蛰）之月，则又祈谷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礼也。[2]（《郊问》）

案《汉书·律历志下》曰：“中营室十四度，惊蛰，今雨水，于夏为正月。”是汉以前节气之顺序，以惊蛰为正月中气，与汉以后迄今未变之节气顺序不同，故启蛰郊，即夏历正月郊。杨伯峻说：“《淮南子·天文训》改惊蛰在雨水后，为夏正二月节气。古之惊蛰在雨水前，为夏正正月之中气。”[4](P106-107)由上可见，王肃以为周有二郊：冬至始郊，夏正月启蛰又郊。

郑玄的说法，实缘其郊、丘分异说，而礼书所记郊天时间的歧异，又恰好被郑玄用来发挥其说。王肃之说则缘其郊、丘合一说，而又造为二郊说来弥缝礼书记载的歧异。

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的说法，究竟是否符合西周郊天时间的实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西周的历法是否已经能够划分二十四节气。不少学者认为，殷周时期的历法尚无四季之划分。殷代甲骨文中至今尚未发现确具四季意义的文字。西周甲骨文及金文中，亦未发现春夏秋冬四季之明文。其实确定二分二至和划分四季，必在采用土圭测日影之后才有可能，而这是到了春秋中叶以后才知道的。竺可桢说：“到了春秋中叶，我国历学有了显著的进步，依日本人新城新藏氏的推断，这是由于在鲁文公、宣公时代，即公元前七世纪已采用土圭观测日影、以定冬至和夏至的缘故。”[5]

由上可见，礼书及郑、王二氏关于郊天时间的说法，并不符合西周历法的实际，因为当时的历法尚不能推算二十四节气，故所谓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不过是后世学者的构拟。

那么西周的郊天礼究竟在何时举行呢？我们来看一些材料。《汉书·律历志下》引古《武成》篇曰：（注：王先谦补注曰：“案《志》三引《武成》，皆孔安国所献壁中之真古文，《艺文志》所谓‘中古文’也。”）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

《逸周书·世俘》亦载此事，曰：

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6]（卷4）是谓周于四月行郊天礼，于夏历则为二月。又《尚书·召诰》曰：

越若来三月，……越三日丁巳，（周公）用牛于郊（案此“郊”为祭天礼名，非谓国郊），牛二。[7]

是谓周于三月行郊天礼，于夏历则为正月。

在较为可靠的有关西周的文献材料中，确切记载郊天时间的，我们仅得此三条，尚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旁证的材料还有一些。《礼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礼记·祭统》亦曰：“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礼记·礼运》亦曰：“於乎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又《礼记·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下郑注曰：“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因此，我们从鲁之郊礼，当可推见西周之郊礼。（注：鲁之行郊天礼，后儒多以为僭，而不以为周初天子所特许。若果为僭，而所僭为周天子之礼，则益可据以推见周礼。）

关于鲁郊礼，《春秋》中凡九见：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成公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

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

襄公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哀公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注：以上所引《春秋》之文，皆见《春秋左传正义》，阮校《十三经注蔬》本，中华书局1980年。）

以上九条材料，记载了十一次郊礼。其中“卜牛”四次，分见于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而皆在周正月（夏历十一月）。卜牛，是为郊祀作准备，卜得之牛，当特加饲养三个月，待郊时用以为牲。《周礼·地官·牧人》曰：“凡祭祀共其牺牲，以授充人系之。”郑注：“授充人者，当殊养之。”又《地官·充人》曰：“充人掌系祭祀之牲栓。祀五帝，则系于牢，刍之三月。”郑注：“养牛羊曰刍。三月，一时，节气成。”《礼记·郊特牲》亦曰：“帝牛必在涤三月。”郑注：“涤，牢中所搜除处也。”周正月卜牛而饲养三个月，是待四月郊时用之也。又有“卜郊”四次，（注：卜郊，谓卜郊之吉凶。《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礼不卜常祀”，沈彤《春秋左传小疏》（见《清经解》卷238）曰：“谓常祀必以时，不更卜祀之吉凶。”）分见于僖公三十一年、成公十年、襄公七年、襄公十一年，而皆在周四月（夏历二月），是则与上述正月“卜牛”的四条材料正相吻合，且哀公元年又有“夏四月辛巳郊”的明文，是可证前所引古《武成》篇及《逸周书·世俘》关于四月行郊礼的记载，当为西周举行郊礼时间之常制。至于前所引《尚书·召诰》三月行郊礼的材料，则为特祭之例，非常制也。这是因为：第一，这次行郊礼的是周公，而非成王；第二，这次举行郊礼，是因为“新营邑”（洛邑）之“位成”，即宫室、宗庙、郊祀之位已经确定，而举行的祭祀。故孙星衍《疏》曰：“王郊是正祭。……此因始立郊兆而特祭天，配以后稷也。”[7](P393)正因为四月郊为常制，因此统治者十分重视此月之郊礼，若卜而不从，则反复卜之，至于三卜（成公七年）、四卜（僖公三十一年、襄公十年），甚至五卜（成公十年），冀幸其或有一从也，而皆不从，“乃不郊”。至于定公十五年之五月郊，成公十七年之九月郊，盖亦属特例而非常制。

然而还有两条材料，也很值得注意，这两条材料往往成为后世推断西周郊天时间的重要依据。一是《左传》桓公五年所说：“凡祀，启蛰而郊。”二是《左传》襄公七年所记孟献子的话：“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这两条材料中的启蛰，皆当夏历正月，前已言之。然而这两条材料是很成问题的。孟献子的话，是襄公七年说的。桓公五年的话，则出自左氏，并非记当时人之语。可见这两条材料皆出自春秋中叶发明了土圭测日影，历法已大进步，知道推算二分二至以后，故不可据以推断西周的郊天时间。且《礼记·杂记下》引孟献子的话又说：“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此所谓正月日至，即指冬至（钱穆先生即据此以为“更可见鲁郊本在正月日至”）。[8](P341)是孟献子自己对于行郊礼的时间即有二说（如果《左传》和《礼记》的记载都可信的话），而二说又都是根据后世历法以说西周之礼，皆非周礼之实录也。

综上所考可见，礼书以及先儒（如郑玄、王肃等）所谓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的说法，都是缺乏根据的。西周郊天时间的常制，当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

参考文献：

[1]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5[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 王肃.孔子家语：卷7[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 唐兰.尊铭文解释[J].文物.1976,(1):60-63.[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5]　竺可桢.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N].人民日报，1951-02-25.[6]　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7]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6.[8]　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A].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来源：《文史哲》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