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林：骑马民族文化渊源初探——兼论与日本古坟时代文化的关系

骑马民族文化，把它置于一个考古学文化类型来研究，以期揭露古代人类赖以生存的又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近年来世界一些国家的学者，对此已有所尝试，并有著述披露于世。但是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我国还有待于去开发。之所以有如此局面，在笔者看来，是由于人们对游牧或畜牧民族和骑马民族一词的提法不明所致，即在对文化性质的界定上，什么是骑马民族文化，它与畜牧或游牧民族文化有什么区别，今之学术界，尚未给予一个明确的厘定。

同时，骑马民族文化，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课题，在文化类型上，与农业民族文化的关系，各自的文化面貌和特征如何，也还有待于做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以显示其自身的特色而区别于农业民族文化。

再有，也是首要或关键性的问题。马，在古代何时何地首先为人类驯化，进而成为挽车、骑乘诸劳役的工具等。诸多问题，迄今中外学者的研究与考查，也还没有较为一致的看法。

本世纪以前在我国就有学者在其论述中提及骑马的问题，然而把它作为一个课题，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据我所见，资料还是不多的。因此，对骑马民族文化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弄清了这一课题，或其中的某些环节，无疑对古代文明或对世界历史，特别是对亚洲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同时对亚洲古代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种类的了解，除农业经济形态外，对骑马民族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以及文化面貌、特征等方面的认识，也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对骑马民族文化的研究，还可使我们认识到，草原骑马民族文化和旱地农业民族文化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正是因为马是两种文化间接积极传播的结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骑马民族文化的研究，在世界或亚洲考古学上，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下面，笔者仅就这一课题试作一较全面而系统的稽考和论述。但有鉴于国外资料有限，本文则着重对中国考古资料进行考察和分析研究。

一、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性质、范畴、内涵和族属

有关骑马民族文化之研究，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多限于一些国家的学者。例如，在日本就有一些学者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然而对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性质、范畴和内涵等一系列问题，均还没有一个确切得体的提法和解释。对其文化内涵，同样也尚未对其文化遗物，即对器物群的分类标型或划分加以区别。从另一角度看，可说在方法论上，还是模糊的。如果在文化上不加以区别或界定，便无法或不能有表现一种文化的特性，也就谈不上什么文化了。因为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首先它必须具有一批富有特征的器物群体；其次是否能体现这一文化属什么经济形态和什么族属。对其前者，其内容大致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佩戴装饰品，以及人们栖息的房子或洞穴，死后埋葬的墓葬等遗迹。这些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较，表明自身有何特色。而对其后者，是指构成这一文化共同体的族属及其社会经济形态，同样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有什么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风尚。只有对这些文化因素进行了比较，才能体现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内容，并显示出文化特征、经济形态和社会习俗。现在笔者就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等若干问题，分别试作一些解释。

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　我们说它是与农业民族文化相对应的一种畜牧兼狩猎民族的文化。换言之，就是以畜牧社会经济形态为主的一种方式性文化。形象地说，就是游牧民族文化的一种升华，即是以游牧民族文化为内容的另一种称谓或命名，不过是以明显的地域性为界限的。而这一方式性文化，以往在中国考古学文化上，学术界都以游牧民族文化、草原民族文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或北方系青铜器文化来概括。而进一步系统、深入地揭示其文化面貌、性质、特征者，在我国考古学界目前还未介入这一课题。

在骑马民族文化的命名上，我们之所以不采用游牧、畜牧民族文化，而命以骑马民族文化，是基于前者既不能充分显示这类方式性文化的特征，而它又逾越了这一文化类型严格的地域界限。而用骑马民族文化命名，则充分体现了它的进攻性特性和它的文化内涵、性质、特征与气息，并形象而生动地展示出该文化的风采，和孕育它的生态自然环境以及为世界古代文化发展或传播所起的作用与功绩。所以，我们就考古学文化中，以北方系青铜器文化为内涵的有关北方的游牧或畜牧民族文化而命名为骑马民族文化，其实质就是游牧民族文化的一种升华或形象的命名。

骑马民族文化的时空范畴，作为考古学的重要文化之一，有它明确的时空范畴，特别是它的空间范畴，对表明该文化的地域特征尤为重要。有别于农业民族文化的骑马民族文化，作业方式性文化，其发生、发展对世界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在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存中，都还没有家马发现的情况。马之最初为人类所驯化，一些学者认为首先是由氏族社会末期的中亚原始游牧民族完成的。最初也仅限于运载，后来才用于挽车，并逐渐为人们所乘骑（详后）。在中国，马之服役情形，商代是为挽车而出现；两周时期的主要作用是由挽车转为骑。自此以后，马始终都作为军事上的重要兵种骑兵的动力。可见马之服役于人类历史是漫长的，可谓贯穿了历史的古今，并在中国历史上，为两次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和在“丝绸之路”上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马的驯化和劳役，首先是由中亚的原始牧人所完成，然后在文化交流中，逐渐地向东、西方向发展。向西到了西亚和欧洲多瑙河下游；向东发展至中国，主要分布在中原华夏农业民族文化北部半月形的地区。大致从北纬35°—55°的东北松辽平原，经长城一线，沿内蒙和河北、山西、陕西北部，直到宁夏、甘肃、青海与***。活动中心是在中亚和我国北方内陆温带的草原部分，可见骑马民族活动地域之广大和文化分布之辽阔。然而从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生息活动于这一广大地区的骑马民族，它不是也不可能被一个民族所能包括，而是由许多不同支系的部族或部落所组成。所以在文化因素上有共性，但个性也非常明显的。例如，在中国太行山以东和以西，骑马民族文化的纵向发展关系是清楚的。而横向发展关系，从每一历史阶段的横截面看，其文化面貌和文化因素，除共性外，个性尤为突出。所以，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骑马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每个历史阶段的一致性，说明骑马民族文化的形成不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对考古学文化的“拼合”，而是具备了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意念，和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因此，研究骑马民族文化的分布有助于我们了解中亚和我国古代各种方式性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同一生态环境中不同民族或部族间文化渗透交往的认识。

骑马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考古学资料表明，因古代人类所处的地域和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反映在物质文化与社会习俗等方面也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分布于中亚和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骑马民族文化就具有与农业文化不同的自身的特色，即有一群与其他考古学系列文化有所不同的器物群、建筑与墓葬形制。属青铜器时代的，在我国北方骑马民族分布或活动的地域出土的青铜器，就有一群具有明显特征的类型。如有一套青铜盛器（礼器）、工具、兵器、车马器和骑马的装束及防御装备，其次还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种类不少。其形式属盛器的有带铃觚、带铃豆、角形觥等；工具和兵器主要有带銎戈、带銎斧、铃首和各种兽头如羊首、鹿首短剑，环首刀和曲刃刀等；生活用品，除青铜蛇首和羊首匕、勺外，还有一批与众不同的陶器，如联身或双体小口罐、锥刺纹罐、双耳马鞍形罐、三足瓮等；车马器和骑马的装束及防御装备有车辔、马镳、马衔和靴子模型、皮靴以及一些青铜胄等；装饰品中尤显特色的有云回纹式或螺丝状耳环和金弓形饰。以上所述的这些文化遗存，大多为其他考古学文化如农业文化所少见或不见，特别是其中的短剑和金耳饰就具有骑马民族文化的个性。

在建筑遗存方面，我国黄河流域的陕、晋、豫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如仰韶、龙山文化和商周文化遗存，当时先民的居址普遍都以半地穴、地穴或窑洞房子为主。惟有在黄河上游或长城沿线从东北至西北，在中原华夏农业民族文化分布区之骑马民族活动的范围内，普遍存在着一种用石头垒砌的房屋建筑和石棺墓葬。这种形式的建筑和墓葬为农业民族文化所不备。首先就石垒房屋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在内蒙古包头阿善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石砌围墙的房子，形式有圆角方形、方形、长方形和椭圆形几种，采用了交错叠压的方法砌成。这种石砌围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砌防御设施（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65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至青铜器时代，仍保持了石砌的传统，遗存有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赤峰药王庙遗址发现的圆圈石砌房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此外在陕西清涧李家崖殷商遗存里，还发现了用石质的砂岩、页岩砌筑的石城墙，形状呈不规则长方形（注：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其次是石棺墓。在骑马民族文化分布地带，考古发现的石棺墓葬，由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至南北朝时期，自我国东北至西北沿长城一线，发现的遗存不少，这里我们仅以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几处为例。目前我国发现的石棺葬，当以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墓地458号墓的石棺葬为最早。其形制结构如报告指出：该墓二层台上“铺以砾石，厚约20厘米，形若石椁”（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第18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而龙山文化时期的石棺葬，如在陕西神木石峁发现的，形制趋于一致，结构“是在坑底和四壁衬铺石板，上面压盖上石板成棺材状”（注：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而甘青地区马家窑、齐家文化类型的石棺葬，结构尤为规整。甘肃景泰张家台出土的11座新石器时代石棺墓（注：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3期。），从形制看，就是石棺葬规整化的代表遗存。

至于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其数量就更多了。在黄河上游有陕西清涧李家崖遗址出土的殷墟文化时期石棺墓。其形制结构，《简报》说：“葬具上盖有一块小石板，北端用一块小石棺竖立堵挡”（注：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嗣后这种石棺墓，在同一地区的先周文化分布区，今陕西长武、旬邑和彬县一带也很盛行。例如长武县碾子坡等地的先周墓葬中就有12座为石棺墓。其形制结构大体一致，即“每一座墓埋石板数量1-4块不等。石棺系使用长方形和近似方形的石板搭架而成，具体的构筑方法是在墓底中央用石板先围成一个平面呈长方形石框架……石框架的上口与墓主人头部相对约0.5米一段不盖石，以下覆盖石板3块”（注：胡谦盈《南邠碾子坡先周墓葬和西周墓葬》，第246页，《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我国东北地区，属青铜时代的石棺墓，具有时代连续和文化代表性的，有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几座石棺和石椁墓，尤有学术价值。如遗址中发现的M10，系用9块形制较大、体积扁平的石板竖立而成。“上面覆盖石板五层，厚达0.6米。底部未铺石板”。M4的葬具则与前者有别，即葬具为石椁，是在二层台的上下皆铺石块和石板，体积均小于M10（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考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同时这种石椁墓，在长城沿线的山西忻州地区的原平市刘庄塔岗梁春秋时代的墓葬中也曾出土过（注：《原平县刘庄塔岗梁东周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以上，我们通过对我国相距近万里之遥的东、西部地区出土的类似石砌房屋建筑和石棺墓葬遗存的研究，说明这一现象绝不是历史上一种文化的巧合，而是反映了这一狭长地带的文化因素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正是人们文化共同体相近的表现。这种相近正是人们具有类似的思想意识和共同的心理以及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习俗的结果。此便是笔者把这些类似的文化因素归纳或概括，形象地称为骑马民族不同支系的文化原因。

根据甲骨文、金文和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我国东北、沿华北长城一线，以西直至甘青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华戎”分野的游牧戎狄民族之所在。那么在这一地带发现的上述各种考古学文化，鉴于有时代连续性的限定，其族属也自然与诸戎狄相联系，或确切说就是古代诸戎狄的遗存，这一点古今学者的意见都是比较肯定的，但都太笼统。据我们的研究，其中是有族类支系区分的，同时也有其明显的地域区别。其界线的划定以太行山为准，可分为东、西两大群体。东群体为商周以来的山戎、东胡和乌桓及其先世。《史记·匈奴列传》：“燕山有东胡山戎”；《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者，本东胡也。……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即此。又《左传·昭公九年》载：“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国语·鲁语下》：“仲尼在陈，有隼集广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灵、百蛮……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有咫。’”。说明我国东北地区的骑马民族文化中有些文化的共同体可能是属于肃慎的。这里我们暂不定东群体和族属，是属东胡、山戎还是肃慎。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因素，即都属以青铜短剑为其特征的骑马民族文化的范畴，仅在族类上有着不同的分支罢了。西群体骑马民族文化的族属情况就比较明显，其族为诸戎狄，这不但在甲骨文、金文和众多文献中得到相应的印证，而且对其族类的嬗递和演变关系，也大致是清楚的。据《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随畜牧而转移，其畜多马、牛、羊。”《集解》晋灼曰：“尧时曰荤粥，周时曰猃狁。”又《史记·五帝本纪》：“北逐獯鬻”，獯鬻即猃狁或

狁。《诗·采微》毛传：“

狁，北狄也。”王国维在其《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中指出：“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际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秦汉史籍称为林胡或匈奴。其族属谱系，历来史家的说法大体无异议。可见西群文化族属的谱系衍化是清楚的，仅随着历史的进程，其族的称谓有异，但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和葬俗及在考古学文化中的表现，却都始终保持着相似的骑马民族文化的特征和风格。因此，在考古学界有人说：“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显然属于戎狄系的文化遗存”（注：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这话无疑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有关太行西群体的族属递变问题，有趣的是它透视出周族及其先世也是其文化的主人之一。因周人原本也是戎狄，《国语·周语上》载，周裔祭公谋父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突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汉书·匈奴传》：“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师古注曰：“变，化也，谓行化于其俗。”说明周先人自夏以后，已变其俗成为戎狄，即《左传·昭公九年》所谓：“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也说明周自后稷以后其生产方式、经济生活有所变化，不再以务农为主，而行“戎制”，过着戎狄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其特色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大雅·绵》），即是其证。这一生产生活方式，自公刘后三百余岁至古公亶父时才有所改变。《史记·周本纪》：“古公乃贬戎狄之俗。”即此可见周人行北方戎狄民族的狩猎畜牧的生产和经济生活历时很长。到周王季历朝于商，“受命为牧师”（《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四年），又周文王：“昌伯号哀，秉鞭作牧”。《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太王事獯鬻。”都反映出周先为戎狄，其经济生活是“戎制”或“狄俗”，可谓不乏其例。那么表现在文化上，在今陕、甘和河北等地所出土的西周早期的青铜短剑、管銎斧、青铜胄、铃首刀等，都与所在殷商时期北方青铜器文化同类器有着发展上的联系（注：王克林《姬周戎狄说》，《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

因此，研究北方骑马民族文化的面貌、性质和它的起源、发展，将对研究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于考古学和历史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骑乘的产生和中国历史记载

马自原始社会为先民饲养以来，迄今与人类关系最深，这不仅因为马对人类生活、驾车、征战、交通等方面贡献最大，且几千年来，驰骋于欧亚大陆和中华大地，足迹遍世界，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南北民族之融合、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创建了丰功伟绩。

马在何时何地被人类驯化为家畜？又何时何地为人类服役——驮载、挽车、骑乘，进而作为征战中的兵种——骑兵的重要装备？这些在世界学术界，都还没有一致意见。不过据今所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国外一些学者认为，“马最先出现于中亚”（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第550页。），而被驯化是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在我国也有人认为：马的驯养是由公元前二千年纪前期青铜器时代的中亚游牧民族完成的（注：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又孔令平同志引美国学者大卫·安东尼博士的文章说：“人类大约在6000年前，最早于乌克兰草原地区驯养了马。其主要论点是，在德聂伯河西岸，离基辅250公里的铜器时代遗址德列伏卡，曾发现被马嚼子磨伤的马牙和鹿角做的马嚼子，从而证明了马是最早于此时此地被用作为拉牵的动力”（注：孔令平《马车的起源和进化》，《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12日第3版。）。

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在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曾发现过马的骨骸，但尚不能肯定是家畜。龙山文化时期，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遗址曾有马骨出土，也有人说，中国北方是早期驯养马的中心之一，……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已很容易地支配、驯服马，进而到驯养马。……为人类提供了饮食之源（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70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美]斯坦利丁奥尔森著，殷志强译《中国北方的早期驯养马》，《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而家马的出现，只有在黄河流域上游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这里曾发现有作为家畜的马骨，其数量不像家猪那样显著（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36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张镇洪《建平县水泉夏家店遗址兽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嗣后，在青铜时代的二里头夏文化中也出土有马骨，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一家马骨骸，此外在辽宁建平县水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一些马骨（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11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说明马在青铜时代的早期已普遍成了家畜，而饲养的时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早期。

马服役于人类，用于挽车的时空界线和范畴，在中外考古学上，则是十分明确而清楚的。在国外，美国学者大卫·安东尼(Anthony)指出：“二轮马车(haniot)最早是在4000年前发明于南俄草原”（注：孔令平《马车的起源和进化》，《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12日第3版。）。孔令平先生说：“无论四轮马车(waggon)或是二轮马车均是最早被发明于古代中东的城市，最早的根据是在中东曾发现属于公元前2600年的一件艺术品上，刻有实心四轮马车正在运士兵到战场，这种四轮实心马车当然是没有车闸，其出现年代可能早到公元前3200年”（注：孔令平《马车的起源和进化》，《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12日第3版。）。

我国古代马之用于挽车，据所见考古资料，时代较早的实物遗存，是公元前13世纪殷代的车马坑和一些地区出土的殷代车马器。前者，20世纪50年代初，在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发掘的一座车马坑，坑为正方形，其中埋车一辆，马两匹，驭夫一人。随车马的饰品有青铜车辔、轭和马镳、当卢等车马器（注：马德志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第62页。）。后者，在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区域内的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了一些青铜车马器（注：吴振禄《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从实物资料看，中国古代马之用于挽车，是晚于上述中东地区的。然而从武丁时的甲骨文和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所反映的情形看，殷代马之用于挽车，其时代还要早些。例如丁山引甲骨文：“甲午，王往逐豸小臣叶车马”（《菁华》）。又引《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和《周书·酒诰》：“肇牵牛车，远服贾。”说：“从殷商民族先利用马力然后始知利用牛力看，他们在成汤灭夏以前的神话时代，大概是游牧为生”（注：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42页，龙门联合书局，1960年版。）。可见商人用马挽车，在武丁以前就已经很盛行了。

至于马之用于骑的时空问题，早已引起世界学者们的注意。在国外一些学者认为研究马之用于骑，关键是在于对马约束的嚼子。而目前发现的马嚼子或经嚼子磨擦留下痕迹的考古现象是“前苏联学者在乌克兰草原的斯里第尼·斯托克文化(Sredny Stog)发现的一些马骨，特别是在第聂伯河（即德聂伯）西岸，离基辅250公里的德累夫卡(Dereivka)（即上文的德列伏卡）遗址中，还发现了与两条狗、陶器及近似马面颊片的鹿角合葬的一匹牡马（笔者按：颊片即马镳）。该马有7至8岁，生活在公元前4000年。”此马经美籍学者安东尼和布朗的研究，发现有使用嚼子的痕迹，从而认为“很可能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的斯里第尼·斯托克铜器时代文化中，马即被人类驯服，变成人们的坐骑了”（注：郭晓晖《骑马术与印欧语系的兴起》，《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12日第3版。）。而“目前已知最早的骑马图像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

那么嚼子的发现，只能说明对马的驯服，不能表明把马作为挽车或骑乘的先后顺序。而按中国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和考古现象以及文献记载看，是人类先将马用于挽车，尔后才用于骑的。

我国学者认为古人用马为骑的时空，在地域上都比较有一个集中的看法，认为在北方所谓“冀州之北，马之所生”（《左传·昭公四年》）即是。然而马之为骑的时间，则说法不一。顾炎武说：“春秋之世，戎狄之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知伯欲伐仇猶，遣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注：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骑条。）。蒙文通谓：“中国之知用骑在春秋，即因北狄之用骑”（注：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53-56页，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吕思勉也云：“我国自春秋以前，实未尝与骑寇遇”（注：吕思勉《先秦史》，第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都说中国古代之骑术始于春秋，但也有人认为到战国时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才是中国古代有骑术的开始。

本世纪初，在安阳小屯殷墟遗址中，曾发现一座人马同埋的墓葬，葬一武士和一匹马。这一人马同埋的现象，石璋如先生据此认为：它“似乎是供骑射”的（注：石璋如《小屯（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之一）》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二：中组墓葬，1972年台北版。）。换句话说是中国古代马之为骑的一个现象或证据。为此，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根据甲骨卜辞中的“叀马乎（呼），

（禽）”，释其意，这是说；“唯命骑射，可以擒获。”从而认为骑或单骑在殷代“业已盛行”（注：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和驿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其说是颇有道理的。然说骑在殷代“已盛行”，还缺乏更多的证据，倒不如说是“骑马之渐”似为合适。《诗·大雅·绵》云周先人“古公亶父，来朝走马”，顾炎武注解为“骑马之渐”。说明周先公先王，在商代末年已经以马为骑作为交通工具了。

现在我们再来说，在殷商时中国北方以马为部族方国名的现实意义。据甲骨卜辞，殷代有以马作为方国名的。陈梦家在其《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引“告曰马方，……河东”（《前》4、46、4）、又“余受马方又”（《前》4、46、1）、再又“贞命多马方射于北”（《甲》）。卜辞的“河东”，今晋南，方国也（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283、284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此马方显然是其族人善养马故名。而卜辞的第3例，“马方射”，笔者虽不敢断言这就是指马方部族之骑射，但却透视出马方部族有着骑射习俗的可能。这是前人和笔者对中国古代马之为骑的检讨梗概。据我近年来的发现和研究分析，认为古代中国马之用为骑的问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在新石器时代，马被驯化为家畜，是由马之温顺性、食草性所决定的。草本植物在亚洲分布极广，大体从我国东北，沿北长城一线，经甘、青往西一直伸展到中亚和西亚。古往今来，这一带降雨量有限，既非干旱之大漠，也不是湿润的盆地和丘陵，而是半干旱气候类型的草原地带。所以，几千年来，一直是辽阔无垠的天然牧场，是游牧民族畜牧的所在。而马这一食草动物为这里的原始狩猎的牧人所驯化成家畜并服役于人类，看来是合乎情理，可以理解的。同时又由于马具有桀骜剽悍、负重善走、奔驰快速等特性，而为牧人驾车或乘骑也未必不是不可能。但必须指出马之用于骑，最初不是用于征战时骑兵的动力，而是原始牧民“逐水草而居”的转辗迁徙的交通工具或骑乘。这种生产性的骑乘，延续的时间很长，迄今一直是草原民族社会经济生产的动力。

第二阶段　马之用于交通或挽车或掠夺征战的骑乘，是随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兴起和普及。考古学文化提示，在新石器时代末和青铜器时代初，亚洲及其中国北半部的黄河流域，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已基本上形成农业社会和畜牧业社会。这两种社会的特点，前者生产趋于深化，人口繁盛，生活定居，社会稳定；而后者，生产落后分散，人口较少，居无常处，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于游牧民族的经济较农业民族落后，在“逐水而居”、“弋猎禽为事”的生涯中，造就了勇猛剽悍尚武的作风。因此，“剽掠上国”农业民族的财富“是其俗也”，成了他们的职业。那么在掠夺战争中，要克敌制胜，其速度力量必须超过农业民族。于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促成了北方民族为发挥征战和部族的威力而用马为骑。可见马之为骑，如果说是与古代畜牧、猎狩、生产有关，那么，当时的掠夺或战争的影响也加剧了马之由拉车转为骑的趋势，当也不无关系。所以我们说马之为骑，应当是两种生产方式，即农业与畜牧业对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从而在这一历史阶段，特别是在青铜时代的前期，便充分体现了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而由它所组成的骑兵则是古代战争决胜的兵种。因此，中国古代马之服役于人类，如果夏、殷商是挽车或骑的滥觞，而西周时期则是马之用于骑的真正开始，入春秋后才普遍或大规模作为骑兵的主要动力。马服役的地域界限大致是：挽车主要在中原地区为农业民族文化的华夏族；骑乘主要为长城一线骑马的戎狄族。其说在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文化资料上均可得到印证。

三、骑乘的发展与文化遗存

前面我们根据国内外的有关考古学和历史文献资料，已将新石器时代末青铜器时代初，人类对马的驯养和骑马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作了一个大致的叙述。现在，再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说明马为人类骑乘的实物遗存和它的发展情形。

中国古代将马用于骑乘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近年来经我们检阅有关资料发现，其遗存还是不少的。而最早的资料，据目前所知，是商末周初，准确的是在西周时期。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上层文化第3号石椁墓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骑马猎兔铜扣环”。铜环三边呈弧形，一边平直，“环外侧铸有两个骑马人像，其一马前铸一奔兔像”（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考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造像生动，正是一幅猎人骑马狩猎逐兔的场面（图一）。这一考古发现很有意义，它揭开了千百年来古今学者对中国古代马之为骑始于何时，又首先在哪个地区为哪个民族所完成实现的事实。

首先就骑马铜环的时代和地区看，它出土于中国东北内蒙东部滦河上游、骑马民族活动范围内的夏家店文化上层。今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在夏纪年的范围内，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则属于西周时期，上限可早到西周初期或商末（注：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所以这一骑马猎兔造像的时代，将不会晚于西周晚期，则是可以肯定的。而该文化的性质和族属，根据同出的铜刀、双尾铜饰、铃形铜饰、螺形环以及同墓地的奔马线刻牌、曲刃短剑和管銎戈等铜器的风格，显然是具有浓厚的东群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特征，其性质也可属欧亚大陆东端草原骑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族属在中国则为上述商周时期的肃慎或山戎为是。由此可见，古代骑马民族文化中的骑乘，在中国的起源，是首先发生在北部草原地带，为当地戎狄族作为狩猎、畜牧、“逐水草而居”、生产和迁徙的交通工具而发生。这件“骑马猎兔”造像的出土就是明显的例证。

骑马民族文化中的骑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在西周末和春秋时期所体现的文化遗存，也主要分布在骑马民族文化或北方青铜器文化西群所在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宁夏固原地区的固原县、彭阳县、西吉县和隆德县等地。上述地区发现几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墓葬和一些采集品。

鄂尔多斯发现的骑马民族文化遗存，主要有两件铜马饰（注：田广金《鄂尔多斯青铜器拾零》，《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第112页。）。一件为伫立式的铜马，昂首翘尾，肩背处铸一穿孔的环钮，说明该器当是一件佩饰。而值得注意的是腹部有两条平行的铸线，此位置则指示那是马鞍的象征（图二，1）。另一件骑马武士铜饰，也作伫立式，马背有一头戴胄、雄赳赳骑马战士，武士身上穿孔，表示其用途也为佩饰（图二，2）。这两件骑马铜饰的时代，按其特点和风格，当可能为西周或春秋时期的遗存，其性质和族属，由于是在北方青铜器文化的西群发现，故而它当是北方戎狄骑马民族的文化。

宁夏固原地区的墓葬中除出土许多青铜器外，在墓中往往都埋有马、牛、羊的头骨，其中以马最多。反映出这一地区人们的经济生活主要是狩猎或畜牧，也反映出马在这一生产方式中的地位。然而尤有意义的是在西吉县玉桥乡玉桥村和固原县郭庄村发现的一批“铜人骑马饰”、“鞍马铜饰”（注：罗丰等《宁夏固原近年发现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5期。），极大地丰富了骑马民族文化的内容。前者“铜人骑马饰”共2件。形制为一伫立状小马，上骑一人。马嘴略开，鬃毛可辨，人双手合于前，形象逼真生动，长4厘米，高5厘米（图三）。后者“鞍马铜饰”共8件。形制也作伫立状，马的嘴、眼、鬃毛清晰。又值得注意的是，在马的背部中脊处各铸一条对称的斜线，由部位看很明显，这是鞍具的线刻（图四）。与此同时，还出土许多羊、鹿等铜动物牌饰，从而更加显示了固原地区出土的这批北方系青铜文化，是具有强烈的骑马民族文化的狩猎畜牧经济的浓郁气氛。而其时代，由随葬的短剑、戈、矛、锛等器物看来，一般是在春秋时期，然其中的铜锛则与中原地区西周同类器无异。因此固原出土的这批“铜人骑马饰”和“鞍马铜饰”的年代，则上限不会超过西周，下限当在春秋末为是。至于其族属，同样根据随葬物的特征和墓葬所处的地域，也正是与史籍所载为戎狄民族活动的区域吻合，故族属当为戎狄莫属。

青铜时代的骑马民族文化，除了上述的青铜器文化遗存外，当时的岩画对于揭示骑马民族文化的面貌无疑是有帮助的。因此将骑马民族活动范围内的有关岩画作一些解释，自然会加深对其文化性质的认识。但是鉴于这个地区的岩画地点较多，所以，笔者仅就内蒙阴山山脉西段狼山岩画为例。

有关狼山的岩画，郦道元在其《水经注·河水》条中已经提到，他说：“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也谓之画石山也。”表明狼山岩画形成很早，远在魏晋以前就已存在。所以依郦氏所描述此岩画年代很可能为先秦时期。

就狼山岩画的内容看，有骑射狩猎，有放牧迁徙，有掠夺征战，也有祭祀舞蹈，画面很多，均极有生活气息。其情节，诚如盖山林同志在《内蒙阴山山脉狼山地区岩画》一文中所示（注：盖山林《内蒙阴山山脉狼山地区岩画》，《文物》1980年第6期。）。骑马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除畜牧就是狩猎。而行猎的方式有多种，计“有单人行猎、双人行猎、集体行猎”，其方式“步行较多，也有骑马射击者”。特别是文中所示的图三九行猎图，骑者作张弓搭箭状，狩猎者的坐骑还备有“鞍具”（图五）。又此文所示的图二七、二八的放牧和迁徙图，由画面看，猎人或牧者均骑马而行，人数不少，其画意似乎还表现出人们在行进间前后呼应的神气。生动地反映了骑马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于途或放牧的情景（图六）。

此外在狼山岩画中，我们还清楚地看到骑马民族的部族或部落间的征战情形。据该文所举乌斯太沟的支沟格和撒拉南发现的一幅，内容为敌我双方对峙，或徒步或乘骑，战士披坚执锐，有的头插羽毛。武器有刀、箭，姿态作挽弓搭箭攻击状，画面清晰，也很有生气（图七）。

从狼山岩画的这几幅骑马游牧民族的骑射狩猎、放牧、迁徙和征战的画面，不难看出岩画画技虽很笨拙，然却极富生活气息。而共同点是内容单纯，骑乘场面不少，而征战也很习见。所以狩猎场面小、战争的兵器简单，说明当时狩猎与战争都极富原始性，是这批具有此内容的岩画时代较早的一种反映。为此，也有助于证实狼山地区岩画的时代和性质，它们应是青铜时代北方系青铜器文化游牧民族的作品，从而为我们展示出骑马民族较早的文化面貌和当时的乘骑以及装备等情形，为我们研究骑马民族文化，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于学术研究是有一定价值的。

战国时期的骑马民族文化遗存。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争频繁和民族大分裂、大融合的时代。其间各诸侯国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富国强兵的思想指导下，对战术提高和兵种及装备的改进，就有了迫切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民族间的战争和融合，对中国北方骑马民族文化和他们的骑术，便有更多机缘传入中原而普及各诸侯国，著名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明显的一例。其遗存，具有代表性的是洛阳金村发现的一面铜镜，在铜镜背面的错金银上（用金银嵌）错一骑马武士持剑猎虎图像（注：松丸道雄、永田英飞《中国文明の成立》，ヒミェァ八版《世界の历史》5，昭和60年2月，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梅原未治《（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1945年版。），就是骑马民族文化中的骑术传入中原地区的体现。又值得一提的是，该造像除了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的军事装备，如兜鍪（胄）、胡服外，有意义的是还可见到武士坐骑背上的鞍具，可清楚地看到障泥（图八）。为我们了解战国时期马的装备之一的鞍具增添了实物依据。

嗣后，战国末期或秦代的骑马民族文化中的骑乘遗存，在西安临漳秦俑坑中发现不少，然而生动并有考古和艺术价值的，是在内蒙古发现的一件“青铜骑兵像”（注：松丸道雄、永田英飞《中国文明の成立》，ヒミェァ八版《世界の历史》5，昭和60年2月，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梅原未治《（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1945年版。），这件骑兵像为一骑兵坐于伫立的马上，头戴盔形帽，身穿短衣窄袖胡服，作挽弓射箭的姿势（图九），充分表现了骑马民族骑射狩猎和征战的情形。所以，这一“骑兵铜像”的发现，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战国末和秦代骑马民族文化的面貌和骑术的发展，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

秦国统一六国期间，各诸侯国均以北方骑马民族为榜样，“胡服骑射”，从而加速了战争的进程和兵种的变更。除车战外，骑战也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据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发掘报告称：“第一、二、三俑坑，经勘探与发掘，已出土木质战车20辆，拉车的陶马百余匹，骑兵的鞍马29套，……估计三个俑坑内，当有战车130余辆，拉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116匹。车兵、骑兵和步兵俑近7000件。”可见中国古代战争的兵种，在秦统一前的春秋时期开始，已由车战的车兵步卒，逐渐转为骑战。到秦时，骑兵在战争中已占显著的地位。在这时，马是古代战争之神，并由它所组建的骑兵更是古代战争决胜的兵种。

关于战国后期和秦代，骑兵的装束和马的装备，除以上介绍的外，在秦俑坑中出土的骑兵俑或鞍马，秦代骑兵马的装备和骑者的装束已经大致完备了。骑兵头戴武弁或不戴弁者，身皆穿便于骑乘的轻便铠甲和短窄战袍，下身着裤，脚穿靴，都属轻便灵活的服饰。而马具或装备，所见有鞍垫，上缀璎珞和短带，马腹有肚带，臂勒后鞧，整个装备除镫外其他大体齐备（图一○）。

由此可见，“引弓之区”的骑马民族文化的骑术，在我国自商周以来，由狩猎或畜牧迁徙的工具或动力，不断为“冠戴之室”的华夏农业民族所兼收并用，并在军事上注入新的活力。仅就此而言，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上，北方骑马民族文化的骑术，正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一个典范。骑马术在中国历史上，为秦汉时期的大统一和民族文化大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骑马民族文化遗存，在考古中屡见不鲜，各地都有发现。西汉时期重要的有，1965年河北定县西汉墓中出土的错金银狩猎纹铜车饰，上面用金银错出一骑马猎人射虎的图像（图一一）。为此，史树青先生根据《汉书·成帝纪》“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官，从胡客大校猎”的记载，认为图案中的骑马人物，深目高息，“正是当时胡人猎手的形象”（注：《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出版社。姜彩凡《秦俑坑中的骑士》，《中国文物报》1988年9月13日。）。可见汉时“引弓之区”的戎狄或匈奴人，仍是狩猎骑射畜牧的能手。

1971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一座东汉时期的壁画墓，尤其有代表性（注：内蒙古***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壁画中狩猎、畜牧的场面不少，计有牧马图、牧牛图、牧羊图（图一二）。其中牧马和骑乘的画面均很突出，并在壁画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反映出该地区地处塞外水草丰盛之区，在东汉时畜牧业仍很兴旺发达的事实。

此外，东汉时期，骑马民族文化除在壁画墓中得到反映外，在画像石墓中也发现不少，重要并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有陕西米脂（注：《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3期。）、绥德，山西离石，甘肃嘉峪关等多处（注：《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第12期。）。其中米脂官庄村4号墓前室的骑射狩猎图（图一三）。嘉峪关汉墓画像砖的牧马图、骑射狩猎图（图一四），均极生动，深刻地反映出这一地区骑马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图景。

魏晋北朝时期，反映骑马民族文化的资料，重要的有东北吉林集安河沟西晋壁画墓的骑射图（图一五）（注：李殿福《集安河沟三座壁画墓》，《考古》1983年第4期。）、甘肃嘉峪关七号墓西晋画像砖的射鹿图、牧马图（图一六、一七）（注：《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2墓葬壁画，第34页32图，嘉峪关4号墓纵鹰猎兔图；35页38图嘉峪关7号墓猎鹿图；37页图40嘉峪关第13号墓牧马图。），较有代表性。其中后者还有一幅纵鹰猎兔图，极富情趣（图一八）。表现出狩猎经济对骑马民族来说，在魏晋时期仍是重要的生产部门。

至于北朝时期的骑马民族遗存，在黄河流域分布极为广泛，不但有壁画，而且随葬明器也以各种骑马俑为多见。属于墓葬壁画的，北齐娄睿墓壁画的骑马人物图像最有意义（注：《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属于墓葬明器的，以司马金龙墓和娄睿墓出土的最有艺术价值（图一九）（注：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此外，在石窟壁画中也保存了许多骑马民族文化的遗存。例如麦积山麦察127窟北魏壁画、敦煌285窟西魏壁画的武士骑马画像等，都反映出北方骑马民族文化的浓郁特色。嗣后，骑马民族虽与中原农业文化早有接触，但由于所处的地域和生态环境，其民族文化与经济形态，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却始终都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并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四、骑马民族的马上装备与装束

骑马民族的马上装备和骑者的装束，是骑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不可缺少的因素。前者的文化内容，在考古学中所见，主要有辔头（包括络头、衔、镳、缰绳）、鞍具、镫、胸带和鞧带等。其中辔头的部分，早在商周时期就已齐备。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注：马德志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第62页。）、武官村殷代大墓（注：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12月。）和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车马坑出土的马饰、辔头（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洋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也很有代表性。这里我们仅着重论证骑乘中的鞍具。

须知，马具除辔头外，鞍具随着骑术的发展和马之用于骑兵，就显得至关重要。但鞍具的出现，我国学者是持有不同意见的，有的同志以始皇陵秦俑坑陶鞍马为据，说“战国末年开始了以没有马鞍到使用马鞍的过渡阶段”（注：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其实，我们根据上面介绍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宁夏固原发现的那几件“骑马铜饰”上就有原始鞍子的痕迹，证明鞍具在马之用于骑乘的过程中早已出现，其依据是在这些“骑马铜饰”的铸件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铜马的侧面均铸有两条对称的阴线斜纹，作“八”字形，位置正好像秦俑坑陶鞍马背上部位，因此，斜纹当是马鞍或鞍垫类的象征或雏形。从阴山山脉狼山岩画中的行猎图，也清楚地看到猎人坐骑的马背腹下垂有呈长方形的鞍具。还有河南洛阳金村发现战国初铜镜上的“错金骑士搏虎图”（注：松丸道雄、永田英飞《中国文明の成立》，ヒミェァ八版《世界の历史》5，昭和60年2月，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梅原未治《（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1945年版。），马背上也有明显的鞍具（垫）纹。凡此均有助于说明，鞍具的产生不应在“约当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二世纪”（注：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而极有可能应是自商周以来，与骑马民族用马挽车传入中原大体是同步的，抑或即是随马车传入随之而发生、发展的。而真正的开始和盛行是由车之转为骑乘，大概是可信的。

至于马具的胸带、镫、障泥、鞧带、杏叶等，则是随着骑兵的发展，自汉以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便日趋完臻。

关于骑手的服饰装束，也是骑马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适应骑乘动作灵敏之需，故其服饰装束与华夏农业民族的宽衣博带，则大相径庭，“其带具带；其履

（靴）；其服，上褶下袴”，为窄袖紧衣、系带、穿靴的服饰。它的样式，正像明代刘秩《裁衣行》歌中所述：“裁衣须裁短短衣，短衣上马轻如飞。缝袖须缝窄窄袖，袖窄弯弓不碍肘。”就是对这种服饰的生动描绘。而这种服饰的实物遗存，无论是青铜时代辽宁南山根商周铜环的骑马人像，鄂尔多斯、宁夏固原春秋时期的骑马铜饰、洛阳金村战国早期错金银骑士和内蒙古出土的战国骑马武士铜像；还是铁器时代河北定县西汉车器的错金银狩猎骑士、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骑马狩猎图和甘肃嘉峪关东汉、西晋画像砖骑马狩猎图以及吉林集安魏晋骑射狩猎壁画和北朝骑马武士等等，骑马人物图像所穿的，无一不是中国北方骑马民族所穿上衣下裤的紧身服饰。这些不同种类和质地的文化遗物所表现的服饰，正是骑马民族文化中服饰文化的真实写照。

而骑马民族装束中的带钩和靴，也是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特别是前者在中国古代是很有社会意义的。对此，诚如王仁湘同志指出，带钩“它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引《庄子·胠箧篇》：“窃国者侯，窃钩者诛。”这足见“带钩的使用及其影响渗透到了古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注：王仁湘《带钩概论》，《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所以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学者的考证论述不少，但是有关带钩的起源和“契机”是什么，对其名称的厘定，前人可谓莫衷一是。目前我国最早的带钩等问题，今之学者所论也都未必说得确切。

有关带钩的起源，据笔者研究，在中国的最早使用应与古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习俗及其所生息的地理生态环境相联系。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当与活动在今黄河流域上游的骑马游牧民族基于游牧狩猎骑射紧衣束带之需有关。而其名称和属性，在我看来颜师古注《汉书·匈奴传》的“黄金犀毗”为“胡带之钩也”之说较有道理。因此，带钩的性质、属性和发生的时间和地域，同我们下面对它的论述是相符的。

中国目前年代最早的带钩，据考古发现，不是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出土春秋中期的带钩，而是在黄河流域上游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西周墓葬中发现的三件骨带钩（注：周兴华《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的青铜短剑墓群》，《考古》1989年第11期。）。带钩的形制，《简报》指出M5:64的一种为“'S'形，实为鸟形的变种，素面，通体磨光，侧面有对穿孔”。同墓的第57号一件，“剖面似龟形，素面，通体磨光，上下均有穿孔”（图二○）。对此，从这几件骨质带钩的形制看，制作古朴，形制较小，可以看作它是铜质带钩的前身或雏形。而其时代和族属，据《简报》称：“中卫青铜短剑墓出土的铜刀、铜鹤嘴斧、铜镞、铜锥、透雕龙纹铜牌饰等，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其形制、风格具有西周时代的特征。”其族属由青铜器看，多具有骑马民族文化——鄂尔多斯的形制特征。故知这几件骨带钩是属西周戎狄族，也是目前我们所知中国最早的实物遗存。

同时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宁夏中卫地区，据历史和考古学证明，这一带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戎狄骑马民族活动之所在，带钩之首先发生在这里并非偶然，正是由当地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所处的自然环境所决定。我想这样解释带钩发生的“契机”，大概是合乎事实的。

其次是靴，也是骑马民族文化的特征之一，然而这类遗物大致都属于皮、麻、布类，故不易保存，所以在考古文化中发现不多。其遗存的种类有青铜质的，也有皮质的。

青铜靴，在山西吕梁地区柳林县高红曾发现一件，同属于靴子的模型。形制较小，但时代较早，为殷商时期，故而很有学术意义（注：杨绍舜《山西柳林高红发现商代青铜器》，《考古》1981年第3期。）。而皮靴，1965年在沈阳郑家洼子第6512号春秋墓中曾发现一双（注：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但出土时皮革大部已朽，仅在胫骨周围发现大铜泡124枚，脚骨上小铜泡56枚，排列有序，又在泡下骨上有黑色有机质腐殖物一层，经缀合复原当为长筒皮靴。《说文·革部》段玉裁注：“鞮，革履也，胡人履连胫谓洛络鞮。”汉刘熙《释名·释衣服》：

“

，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均说明郑家洼子春秋

墓出土的皮靴，是一种胡服的装束。同时联系到该墓所处的地域，和与靴共存的属北方青铜器文化东群的青铜曲刃短剑等器物，反映出郑家洼子墓葬的族属，正是历史文献记载的肃慎或山戎等骑马游牧民族。

综上所说，在考古学文化中所见的骑马民族的服饰文化，大体都着短衣窄袖、具带、皮靴，与中原“冠戴之室”的宽袍大带、上衣下裳农业民族的服饰相比，着此服饰，潇洒、灵活、机动，骑马策鞭奔驰，极为便利。

五、骑马民族文化对海东诸国的影响

古代的骑马民族文化，自在欧亚大草原的东亚、中亚部分孕育兴起后，以活跃而强有力的生命力，不断向外扩张。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后半叶，已伸向古代东方的农业民族文化区。在我国商周时期，车技、骑术有了相继发展和普及。大约在公元3至4世纪的魏晋之际，北方骑马民族文化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海东诸国古文化给以很大影响。特别是对日本古代文化，使其在原有的土著文化基础上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内容，成为日本具有时代和文化特征的古坟时代文化。

有关中国魏晋北朝北方骑马民族文化对海东诸国的影响，我在拙稿《论中国魏晋北朝文化与日本古坟时代文化关系》一文中，已予以全面的论述。

在马具方面，中国魏晋时期的马具，除络头、缰绳、镳、鞍垫、鞧带，如前文所说，早在先秦时期业已齐备或出现外，其他主要部分的鞍桥、镫、杏叶、云朱等，都已完备。就出土的遗存看，河南安阳西晋墓（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6期。）、辽宁朝阳袁台子晋墓、辽宁北票东晋十六国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等均出土了由络头、胸带、鞍桥、镫、鞧带、杏叶等组成的成套马具（注：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见图二一）。它们在表明中国北方骑马民族文化有了发展，装备有了很大进步的同时，还可看到它们的演变和向海东诸国的发展。

首先从鞍桥看，安阳晋墓的鞍桥为鎏金包片，集安万宝汀78号墓的鞍桥也为鎏金包片（注：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第2期。）。

其次是马镫，安阳西晋墓是单镫，冯素弗墓和集安七星山96号墓是双镫，其共同特征都是铜片包木芯。而形制前者镫柄较长，后二者镫柄都较短（图二二）。

镳的形制，安阳西晋墓出土的铜镳呈圆形扁壶的板状，并镂空透雕蛙形纹（图二三）。吉林集安万宝汀第78号墓出土的铜镳，形制为圆形板状，中间镂空十字形纹。

安阳西晋墓出土的杏叶，形制为银锭形的舌状，上面线刻一只双头展翅欲飞的鸟纹。

而这些马具的装备情形，即上述马的各部分器具，其装备或组合形式，以安阳西晋墓出土并经复原的（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安阳晋墓马具复原》，《考古》1983年第6期。），为中国魏晋时期骑乘马具装备的写照。

具有上述中国魏晋时期几种形制特征的马具，在朝鲜和日本都有发现。

在朝鲜，发现有约公元4世纪后半叶至5世纪的伽耶时期的鸟形陶器（注：[日]名古屋博物馆《古坟时代的马具》，第88页，第97图。），新罗金铃冢出土的骑马人物陶壶（注：[日]姜德相等《图说韩国的历史》第48页，陶制骑马人物像，河出书房新社出版。），和韩国庆常南道丹城邑出土的鎏金鞍桥（注：[日]名古屋博物馆《古坟时代的马具》，第98页，右上图鞍桥金具。）。从前二者陶马上装备的情形看，马具有络头、缰、镳、鞍桥、障泥、镫、鞧带、杏叶等，可谓装备齐全（图二四、二五）。而其形制与特征，鞍桥竖直，且都是前桥低于后桥。至于马镫，多呈圆角三角形、半圆形状，而后者丹城邑的鞍桥也属包片式（图二六）。此外朝鲜平安南道平城市地境洞高句丽古坟中出土有鎏铜镳、铜镫（注：[日]《韩国の历史》第30页，右下图地拉洞出土马具。）。镳属椭圆形，镂空镶嵌动物花纹，铜镫柄较短，柄端还附垂系（图二七）。因此，就朝鲜出土的这些马具和陶马上的装备看，其形制特征均与上述中国魏晋时期的马具相似，其中丹城邑出土的鎏鞍桥、平城市地镜洞出土的镳、镫，都分别与中国集安七星山96号墓的鞍桥鎏金包片、木芯鎏金铜镫和集安万宝汀78号墓的鎏鞍桥包片、铜镳相一致。

在日本，自古坟兴起以后，约公元5世纪初的一些古坟的随葬品中出现了马具。而且一开始其装配往往都是成套的。这一现象说明，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原本不是本土生长的土著文化，而是一种泊来品，是受中国古代骑乘马具的影响所致。例如滋贺县太郡栗东町安养寺新开古坟约当公元5世纪初，1号古坟出土了镜板（马镳）、镫、鎏金鞍桥（注：[日]名古屋博物馆《古坟时代的马具》，第16页，左上图椭圆形板辔，右下图轮镫。），镜板为椭圆形，与衔联接，并透雕龙纹。镫为扁圆形，属木芯铁包片（图二八）。此外，时代偏晚的宫崎县西部原古坟（注：[日]名古屋博物馆《古坟时代的马具》，第8页，第24图。），静冈县森町古坟出土的鞍桥均系鎏金铜包片，前者上面透雕龙纹，制作皆很精细（图二九）。又日本马具中的杏叶，爱知县丰桥市石卷平野町和上向岛2号古坟以及青森八户市鹿岛古坟（注：大家初重《探访日本の古坟》，有斐阁选书，昭和56年出版，第476页，图2鹿岛古坟群出土的葬品1、2杏叶。）出土了花瓣形鎏金铜杏叶（图三○）。这几种马具，无论在形状和制作工艺上，都显示当与上述中国安阳西晋墓、冯素弗墓和集安万宝汀96号墓所出土的同类马具有共同的特征。

而有关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在骑乘装配上的组合形象，可从日本古坟封土周围所放置的许多马埴轮（陶马）身上获取信息。例如，群马县太田市冢回古坟出土的一大型马埴轮，从头至尾佩戴着络头、镳、缰绳、胸带、鞍桥、障泥、镫、鞧带、杏叶等成套的马具，其组合和装备情形，显然与中国安阳西晋墓马具复原形象相近（图三一）。

关于日本古代骑马人物的服饰与装束，在日本古坟时代发现的马埴轮人物的穿着服饰，都具备了上衣下裳，紧身窄袖的骑马服装，并大多在手腕戴有“套袖式”的臂

。例如群马县太田市古坟出土的武士男子跪像埴轮（注：[日]群马县立历史博物馆友の会《古坟めぐらハニトフッケ》，第12页，冢回古坟群右上图4号古坟出土男子埴轮。），头戴盔，腰佩短剑，身穿紧身衣，下着扎膝裤，手戴臂

（图三二）。又群马县前桥市古坟中出土的弹琴男子坐像埴轮（注：日本伊势峙市相川考古馆藏。），除有上述装束外，还着短靴（图三三）。

从这些埴轮的衣着和装束的形式特征看，均与上述中国北方魏晋北朝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和武士骑俑的服饰相似，而日本埴轮人物所戴的“袖套式”臂　，又显然是吉林榆树老河深汉晋时期鲜卑墓出土的铜臂

的一种变形（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形制呈圆筒状，上宽下窄，恰套于手腕，表现出它们之间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图三四）。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北方的骑马民族文化，在推动中原农业民族文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促进中国历史上两次民族大融合的同时，对海东诸国古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其影响的过程或传播的路线，根据长城内外和东北辽宁、吉林等地出土从多的魏晋时期和朝鲜半岛所发现的公元4-5世纪的马具情形，明确反映出，是从中国北方为起点，沿东北经朝鲜半岛而向日本延伸发展的。而这一影响的发生或向海东诸国传播的历史背景，当与公元4世纪初（公元307年）西晋的“永嘉之乱”，中原地区的人民向中国东北大流亡等诸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六、结束语

古代中国北方的骑马民族文化，自在欧亚大草原的亚洲东部地区孕育兴起后，以其强大的活力，对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民族的生活、驾车、骑乘、征战、交通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从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和民族文化形态的意义上说，骑马民族文化对中原农业民族文化的渗透，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中华民族国家，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中国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为适应各诸侯国兼并战争的需要，骑术便在中原地区得以迅猛的发展，并促进中国古代战争由车战转入骑战，也促使骑兵的形成并成为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兵种，显示出马在古代战争中的巨大威力。

第三，由于骑马民族文化的发展，促使中国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加深了华夏与戎狄民族文化的交往，其结果出现了一个具有高素质、勤劳勇敢和有智慧的民族，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更加溢彩流光，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第四，在文化交流上，古代骑马民族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汉代中国通往中亚、西亚和东亚海东诸国的“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条件。这正是骑马民族文化逾越民族对世界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表现。

第五，作为考古学文化中与农业民族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方式性的骑马民族文化，对世界文化，有着历史性的意义。

（此文根据笔者1990年10月在日本高崎市所作学术演讲增补写就）

来源：《文物世界》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