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古代国家形成的比较

古代国家在世界各地都先后出现过。在此我想归纳各种出现的过程以及它们的特性（有些是共性的，有些是特殊的）和大家讨论一下，看是否能总结出一些道理来。表中我只举了几个例子，有些例子年代的并列并不表示它们是同时代，例子之间没有同时代的相互关系，只是帮助大家记忆年代而已。

（一）

我把古代国家形成大体分成四类，每类有些阶段性，但阶段并不一定是延续的，有跳过某个阶段的，有中间长期某个阶段不出现的，有的类型到了某个时期不再发展了，各种情况都有。每一种例子都是一个个例，互相之间不一定有演化关系，也并不一定有相互影响的关系。我把古代国家分成四种形态，是从一个离国家形态还远的叫作“复杂社会”讲起；第二种形态是“初期的国家”，这是国家前面的、不是组织得很紧密的国家；然后是正规的国家形态；最后国家扩张为帝国。这四种形态没有一定的演化，但有一个扩张领域的过程。国家是当作一个政治体，但是为什么第一阶段我说是“复杂社会”，而不说是“国家”呢？因为第一阶段它的政治权力不高，所以把它叫作一个“社会”。以上是几个定义。

1.复杂社会

复杂社会前面还应有一段演化的过程，那就是从简单社会转变为复杂社会的演化。若干个有别的群，不管是社群或是社区（一个社区可能就是一个小村落，一个社群就是一个小的群落），由于它们居住的相近（有五六个，七八个，十来个……），其活动范围在一个地区里，它们会逐渐发生接触和融合，这样终于会有一个群变成超级的群。这个超级群就可能是一个复杂社会了。为什么复杂呢？群与群之间不完全具有同样的功能，就像白人刚刚进入非洲之前的非洲，或者说是在美洲历史上反映出来的一些群。在这些村落的群里，每个村落里不一定有不同的职业，但许多不同村落各自操不同职业，有的打鱼，有的打猎，彼此可能就有了交换关系，所以在一个村落群里面的各个村落就有了功能上的分工。另一个可能性：在超级村落里面有一个带头的村落，我们把这个带头村落叫作村落的中心，这一个群少至五六个多则10来个村落。这个群体的范围就不小了。所以它在纵的方面表现为承袭现象，横的方面它具有功能的差异，这就是所谓的复杂社会。

我们再看看表中的几个例子，这些例子是从西向东排列的（表中没包括中国，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表中第一行是埃及。埃及的复杂社会应当是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前，分布在尼罗河流域。这个河流的特点是两边河岸都是高高的石灰岩山林，河谷平原非常狭隘，北方河口地方才有一个三角洲。在这个灌溉平原上，上面有一串瀑布和峡谷，不能航行。从第一号瀑布往下走到河口，距离不远，但中间有20～30个“州”。州这个词(nom)来自法语。一个Nom大概就是一群村落，它们有些共同的事业，它们大概共同合作把这个灌溉系统做好，是一个共同协调的组织。一个尼罗河流域有20～30个州，所以可以想像每个州相当小。可是他们逐渐合并，合并成稍微大一点的复杂社会，我们可以称之为区。一个区内有中心城市，下面有州，州下面有若干村，这已经变成了三级制组织。一个地区大致有一个地方神，有的是兽头人身的神——这是他们群体的标志。这些神有着不同的名字，是人们的保护神。在区内中心城市往往会有一个神庙，作为他们共同崇拜的中心。这个庙本身具有团结这个复杂社会的功能。它吸引所有附近复杂社会的成员去那里聚会。这就是埃及的复杂社会。

从北非的埃及，稍微移动，我们走到了地中海。

地中海爱琴海有许多小岛。爱琴海的半岛——希腊半岛，本身也不大。爱琴海里的小岛以及希腊半岛尖端至地中海东岸海域上有许多小岛。在公元前2700～2800年左右，有一个米诺斯文化，是考古发掘出来的。这是一个很有地方色彩的文化，是体现了诸岛屿共性的一个文化。这片海域上，几个小岛之间可以航行。他们共有一个小的文化传统。这几个小岛里有一个中心（即米诺斯岛），岛上发现一个大型公共建筑，以前被叫作宫殿，现在看不见得是宫殿，因为米诺斯最主要的象征是迷宫和牛神，迷宫不一定是统治中心，恐怕也是礼仪中心。

这一串小岛的总人口并不多，因为岛很小，他们之间有商业交往。往北走时，南部岛屿要在靠北部的岛上停停，往东走去亚洲大陆时也要在海湾处靠泊，所以他们之间有一种互助互依关系。有时他们要组织一个船队，从别处运来粮食，有时他们也会作海盗，劫掠别的地方的村落。这也是生活的共同体了。

再往东是两河流域，这是由两条大河包起来的地区。北边的是底格里斯河，南边的是幼发拉底河，它们的发源地很远，到了流域中部两条河相隔不过20里，然后又岔开，到河口又接近了。所以两条河包围的这块地区就是狭义的两河，真正的翻译应叫“河中”（如同我国汉朝的“河中”一样）。

这个地区考古发现至少有两个代表，欧贝德(Ubaid)和乌尔(Ur)。欧贝德是一个比较大的村落，周围有一些小村落环绕，这样大的村落里面也有相当大的公共建筑，而且还有一个人造的土山（当然这个人造土山与后来的相比并不太大）。这些村落也必须彼此合作：两河之间的地区除了泥土还是泥土，它是由两条河冲积形成的。在新石器时代石料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他们从旁边的扎格罗斯(Zagros)山（今天伊拉克北部的界山）取燧石。他们共同开采石料，共同使用，当然他们也合作开凿一些灌溉系统，调节旱涝。

再往东走到了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2300年以后，有一种哈拉帕文化，分布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维持的年代不算长，但很兴盛，文化水平相当高，后来却消失不见了，其原因尚不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有很大的遗址：高地一边有用于防卫和管理的建筑物；低地一边是商业和居住的地区。管理的一边有相当考究的神庙，居住一边有相当大的交易市场。当时人们的生活是不错的：有公共浴池和用于防卫的碉堡及谷仓。现在在印度河流域有好几百个哈拉帕文化遗址，大小都有，可以分出三个等级，最大的是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a)，也有很小的。它们之间只有大小之别，而布局大致都很相似：高的一边是宗庙与礼仪中心，矮的一边是市场和居住区，从仪礼具有的重要地位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复杂社会。

从以上这四种复杂社会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点：复杂社会是社区、社群的复合体。因为有某种社会功能上的需求而合作，合作之后有了等级关系。但是这种等级关系不一定是必然的。有些非洲和美洲的复杂社会是没有等级的：一串村落有20～30个，没有酋长，可是他们认为是属于同一个群。本地文化在这个群体中逐渐融合，形成一个明显的区域性文化。这就使我们联想到中国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观点。苏先生的理论其实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

这个复杂社会通常是以礼仪中心（礼节、仪式）作为其中心。我之所以叫礼仪中心，而不叫宗教中心，是因为宗教的定义有相当严格的界定。至少一个宗教系统须具备某种教义。而这里只有仪式和崇拜对象。礼仪中心的掌权人往往是祭司或者是担任祭司的氏族长老。长老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

复杂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是人数多了，占有的空间面积也大了。可是未必有分明的边界。在新石器时代很少有尔疆我界的。等到这种团体大了，他们就会吞并附近小的没有组成复杂社会的群体。这样社会就分成了两级，一级是统治者，一级是被统治者。

2.初期国家

下面我们还从埃及讲起。

埃及各个城市后来合并成上埃及和下埃及，后又进一步合并成旧王国，在这里可以看到明显是统治阶层的法老、王权政府。在古埃及，也有“他人”。“他人”一部分是从别处逃到尼罗河流域来的人；一部分可能是抓来的，绝大多数可能是属于非复杂社会而被复杂社会扩张时降下来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奴隶，只是身份不同。等到旧王国时代，法老的权力开始逐渐出现，但是王与贵族之间的差别不是那么明显。法老的金字塔已经开始出现，比贵族的面包型的坟墓有相当差别。可是法老宫殿并不很大，各地社群的独立性还相当强。

这时出现了专职的书记(scribes)。埃及文字的出现是很古怪的事，现在虽有许多理论去解释它，但没有一个能完全解释通的。它的出现非常突然，却又很成熟。有了专门的文书人员，担任管理政府工作。同时又有军人（军人与贵族差不多）；这样，祭司已经不是独自掌权了。

再往东来到了地中海。我们以希腊城邦为例，它们不在地中海和爱琴海的小岛了，而是在希腊半岛上，一批又一批印欧民族侵入希腊半岛。多利安人(Dorians)是从哪来的今天还不能肯定。总之，印欧民族进入了希腊，在各地建立了城邦。这些城邦不一定是米诺斯那些复杂社会的后裔。他们是军事征服者，其先以部落形式出现，而部落是有氏族的结构作为其次级团体。城邦构成之后，城邦里也有氏族形态。一个城邦往往4个左右氏族。氏族是城邦里的重要成份。部落成员变成了城邦的公民，而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人就下降为不是公民的居民。这是公民与非公民的两级组织。

城邦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里面有军人（公民都是军人），有选举出来的领袖（如执政官之类），也有受教育的人，还有一批艺术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前身是唱歌和吟诗的），这些是文化人物。他们不参与管理工作，但正是这时公民中出现了这些人。国家的形态已经相当完整，它有了疆界，与邻近城邦的边界非常清楚。

这些初级的城邦之间也有共同的文明，它以奥林匹亚大会作为文化上的认同。它带来的是共同的希腊文化，吸收的是各个地方文化。所以各个城邦、各个初级国家都具有某些特点，也具有某些共同点，而且他们共同认为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圈。换言之，希腊这个例证反映的是，一个初级国家属于一个文化圈。文化圈的范围要比政治圈大，这是和前面的复杂社会不同的。国家形成过程中一定有当地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碰撞，有邻近两个文化的交流，也有文化本身的转变，这样才会有共同的希腊文化（即奥林匹亚文化）。

再往东到了两河流域，这里也有许多城邦。这些城邦的原型与希腊城邦很相似。这些城邦又结合成有边界的国家，它可能不止一个城邦。两河的小城邦是从复杂社会演变来的，两者之间有血脉关系。这种演化关系很逐渐、很缓慢，很难有明确可据的时限。复杂社会有个首领，几个复杂社会合起来就是一个城邦。城邦之间又进一步联合成联盟。这种联盟也可以称为朝代，哪个城邦处于优势时，它的周围附近就以它的名称命名朝代，例如乌尔第三王朝（Ur Ⅲ）等等。

哪些群体变成了真正的国家呢？不是在城邦区域的中央，而是在其边缘生成出来国家。一些国家是从部落转变的，没有经过城邦阶段。但是它看着城邦的样子，学着城邦的管理，受到城邦文化与组织的影响，由部落一跃成为领土国家——阿卡德(Akad)就是一个例子。它在河中地区的西边，几乎是河中以外了。它背后有许多可以扩张的后院，正因为它背后有很大的腹地，所以它变得非常强大了，冲积平原立刻变成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军事权力很大。本来祭司长权力很大，但是后来军事首领权力扩大，大到“大人”自己称了“王”，并把祭司长降为自己的臣子，政权压倒了教权。这个过程非常清楚，阿卡德国王把自己的女儿变成女祭司长，几代女祭司长都是他的女儿。慢慢地，祭司长就变成了君权的从属。

再往东移到了印度河流域，这里也有印欧民族从北向南侵犯。我们数不清有多少批，有人说7批，有人说8批，他们一批又一批下来，原来在这里发展的哈拉帕文化被新来的文化取代了。印欧人南下时是部落，来到印度河流域，甚至到了恒河流域，有一部分还进入德干高原。后浪推前浪：后来者征服先来者。

他们组织的初级国家中两种形态都有：一类是城邦，它的母型与希腊的极为相似；同时也有由部落变成的领土国家。这两种形态在印度河、恒河流域犬牙交错，同时并存。可是他们同有一个大的文化圈——吠陀（梵）文化圈。梵文化圈内也有文化差异，因为每一次对土民的征服都带有新的印欧民族的成份。这就如同一块调色板上不断地加新颜色，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层次。在这里，各地由于贸易流通，有相互的交往。而且经过白马祭的仪式，不断有群体间的揉合。所谓白马祭，是为一个族群，放出一匹白马，后随大军。白马所到之处，要么承认白马其后军队为宗主国，要么抵抗，如果输了，就派军队跟着白马跑，如果赢了白马就归他。白马跑一圈下来会出现一个众多族群的领袖。白马祭并不是真正的战争，只是仪式性的作战。大军之后是商贾，所以仪式的实质也是货物流通。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些共性：初级国家作为征服、统治的功能自然是很明显的，但是它的结合并不是为了政治的企图，而是有一些别的目的。举个例子，两河流域古代城邦有大型神庙，它是活动的中心。神庙从事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国际贸易。庙宇收集资本，派一队人到远处去做生意。买当地缺乏的资源，如石料、金属……，卖当地生产的东西，如农产品、橄榄油、酒……，他们的远途贸易抵达地中海岸，如黎巴嫩，甚至到了埃及，向东到达阿富汗。这种长途贸易没有大量的资本、没有大批人员是不可能的。两河的城邦相互尊重。而在两河以外，商队还须作战自卫——神庙的商贩功能是很大的。它的第二个功能是社会救济。在神庙里，鳏寡孤独残废人、贫而无靠者都有饭吃，神庙保存分发粮食以及其他物资的记录。以上神庙的两大功能不是为了政治统治，而是为了生活共同体成员的生存。

这种初级国家的功能其社会性强于政治性，但是政权压倒教权已经很显著了。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工以及资源的高度集中，使埃及可以造出金字塔，两河可以造出高大的土山，希腊可以有那样高度的物质文明，印度在梵文文化时有那么高度的精神文明。这些都是资源高度集中的结果——这就是初级国家的形态。

3.正式国家

进入国家后，我们仍然从西边的埃及讲起。

埃及进入了中王国。旧王国没有了，经过一段纷乱后进入中王国（B.C.2000～1700或1800年）：金字塔更大了；宗教仪式更加繁琐了；一般的人死后也有了一些仪式；国王与贵族的距离加大了。在尼罗河谷地的埃及原本不太能扩张，它西边是石灰岩的山，北边是海，南边有大瀑布。中王国时，埃及开始扩张，到达了大瀑布的南边。东西两岸跨过山岭进入绿州。疆城更大了，资源更丰富了。这时各地的地方神也被编组成一个反映人间政治组织的神廷。众神之间也有了功能、等级的分野，神的地方性丢掉了，被统一在法老的神权下。

往东走进入希腊。这时出现了两个现象：希腊城邦里有城邦间的联合体，例如伯罗奔尼撒城邦同盟和以雅典为首的底洛斯同盟。都是一个中心城邦带领一大群城邦，彼此攻伐。

最后冲出来的领土国家却是马其顿，它源于希腊半岛最北部没有城邦阶段的地区。这里也是印欧民族，他们学习南边的城邦的文化与组织方法。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力浦斯就是学习南方城邦，改革自己的部落，成立了国家。亚历山大本人是雅典的留学生。父子两代建立了一个马其顿王国。然后年轻的亚历山大灭了希腊，以希腊文化守护者的身份，东边打到印度河流域，南边征战到埃及，东北边侵入伊拉克，这么大范围的帝国。这是从初级国家到国家形态，既是延续，也是跳跃，因为这是一个希腊文化圈内部成员学习希腊文化的某个地区的发展，而本身又是跳跃地发展。在这个例子里，延续和跳跃是辩证地统一了：从文化圈看是延续，从小地区讲，对马其顿来说，它是跳跃。

再往东是印度。这时整个印度河与恒河及德干高原，一直到印度次大陆全部都有了国家。在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有几个主要的大国。这时政治首领的权力很大，它已经压倒了婆罗门。印度有四个种姓，婆罗门本来是最高的，他是祭司。在小国的婆罗门和王还是平等的，但在大王(moharaja)统治的大型列邦，作为军人的大王已经压倒婆罗门，政权力量明显大于教权。资源的集中反映在几个大国的都城上，几个大国的都城遗址被发掘出来，规模相当宏伟。

列邦时代（B.C.6～4世纪）与希腊列邦几乎同时。从希腊与印度这两处看，可以看出印欧民族向前的发展：一支向西，一支向东。尽管走的路线相差很远，但其发展形态却非常相似，都经历过城邦与部落国、酋邦共存的情况，而构成王权强大的国家。但是在印度河没有发现像马其顿那样的强国。印度次大陆从来没有由他们自己的政治体真正统一过，印度经常是由外来政权统一的。

现在我们归纳一下这一类国家的形态：它已是完全的领土国家，政治权、层级化、功能分工以及管理制度，什么都有，国家主权大于其它权力。

近代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个现象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欧洲500多年前发展出来的。中国没有，埃及也没有，两河有点，但又不太像。印欧民族的后裔：希腊的马其顿和印度的列国非常相似。两千年后，即15世纪的欧洲列国，他们也认为共同有一个白人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基督教文化，这条血脉的贯穿引人注意。尽管其发展方式各地有其特色，但是从若干文化背景下分支出去的东西往往还背着那个烙印。

4.帝国

现在讲到了帝国，它比国家更大一圈。Nation state是文化圈里的单位，有时大的国家可以和文化圈相同。比如马其顿征服希腊时，他的民族国家与希腊本土文化圈一样大。但是帝国是超越文化圈，是跨几个文化圈的。帝国的目的，就是达到扩张的野心。帝国的扩张者常自认为是某个文化的代言人或守护者，他有责任推广这个文化。

我们还是从西往东说。埃及有新王国。中王国是被亚洲去的人灭亡了，经过一段混乱，埃及出现了新王国。新王国是帝国时代（B.C.1500～1000多年）。当时印欧民族南下的最远一支，海克索斯人曾征服了埃及。埃及人从敌人那学会了用马和战车，埃及开始扩张到尼罗河之外，到达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约旦），这是埃及的极盛的时代，在非洲的土地上，它也同样跨越绿州、三角州，占领了今天的利比亚，向南一直达到尼罗河两个河源的交汇处。强大的埃及收取各地贡纳，吸引万国来朝。在这么大的帝国里，什么人都有，从犹太人到黑人，从白人到本地的闪族(Semites)，这是一个多文化的帝国。多文化使它丧失了原有的特色，埃及没有做好融汇和整合工作。它自己的文字反被希腊文字取代。原本埃及自己的文字已经简约到相当于我们的形声字形态，但他们丢掉了，改用了希腊字母。从此埃及文字再没人能念。直到拿破仑时代找到的石刻上刻有三种文字，我们逐渐译读它，所以帝国时代，对埃及文化而言，毋宁说是历史的诅咒。今天埃及文化与埃及古文化之间没有连续性。

大帝国扩张并不一定都是福，但也有歪打正着的。埃及法老阿赫那吞自己独创了独一尊神——太阳神，其余诸神及万物，都为太阳神而存在。一根小草因太阳神而有生命，人也受到它的恩惠。这一次宗教改革的原因，至今仍是未解的谜。但是在埃及做奴隶的犹太人中，有一个叫摩西的，将这一教义发展成犹太教中的独一真神，又发展成基督教的独一真神。后又衍生了回教的独一真神。

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一直打到印度河岸以为到了“天边”。他发扬了希腊文化。他一死，其部将分成了好几个国家。但希腊文化笼罩着整个地中海和半个西亚，甚至进入中亚。这个帝国内政体没有融合，很快就分裂了，但文化影响非常庞大，希腊文化成了罗马文化的祖宗。我们今天还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原因是它的大扩张。因扩张后各地都学习它的文化，并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可见希腊本土的希腊文化衰退之后，却又在别处发扬光大。

两河的帝国是亚述帝国（B.C.10～6世纪），它位于两河西部，完全在河中以外。那是长满高草的高地，有野驴和马。在古代文化的边陲，亚述飞速发展，具有强大的武力。它本身没有独立的经历长期的文化发展阶段，但是学习了苏美尔，发展成很大的王国，很快又吞并了整个两河。向南曾征服过埃及，向西征服土耳其，向东征服伊朗。自己号称为“四海之王”。

亚述的都城已经发掘了一部分，相当伟大。在我读博士的芝加哥大学有个东方研究所，有一座牛的雕像，两个翅膀五条腿，牛比一般房间高。宫殿之高大，可想而知了。亚述帝国把两河的文化推广到各处，但亚述文化只是两河文化中心的边陲。它的国势强盛，吸引了两河最好的人才，参加这一帝国的治理工作。

亚述衰败之后，新巴比伦曾一度兴起在河中地区。这是两河文化发展的最高点。此时创立了善恶两神对立的宗教——索罗教。两河民间信仰，还有一个神叫马尔杜克的大神(Marduk)。前者说明这时已经以为辨明善恶是很重要的事。后者，马尔杜克原本是个小神，在万魔与众神的战争中，许多大神败下阵来，他要每个神借他一个法力，然后与万魔打仗。这样他成为一个众神之王。他没有道德，也没有慈悲之心。但在亚述的新巴比伦时，老百姓把它变成了再生与复活之神，这个复活的神与埃及的埃赫那吞的独一尊神，两种教义合起来就变成了基督教。

在帝国时代，两河文化的结晶推出具有超越意识的文化，关怀到一些非生计的问题，如为什么生，又为什么死；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在尼罗河流域，埃及文化也孕育了超越的意识。埃及人相信死后的裁判。不管是贵族、法老还是乞丐，死后心都要放在秤上秤，如果心比羽毛重，他就有罪。他就要在奥赛列斯神前受神（这个神也是受尽苦难的牺牲者）。希腊的超越意识，是关注如何思考，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柏拉图的辩论、苏格拉底的教育等。这些思考如何思考的第二层思考，是希腊文化的重要贡献。现在大学教育也还是不过教人如何思考而已。正是在希腊文化扩张时，多种文化发生接触，互相辩论，才会出现超越意识的文化。

印度也有帝国出现，这是印度人自己建立的第一个帝国——孔雀王朝。它统一了全部次大陆又侵占了阿富汗。孔雀王朝是建在佛教兴盛的时代。佛教文化是在梵文化圈中出现的。孔雀王朝与中国和伊朗波斯帝国以及中亚都有过较多接触。后来它被贵霜王国吞并了（贵霜是中国人赶走的大月氏的后代）。从此印度再没有建立自己的帝国，每一次次大陆的统一都是别的国家的帮助。但是印度文化圈一直保留，印度文化的成熟正是帝国时期。

总之，帝国的文化多元性，大约是超越意识出现的背景。

（二）

现在我们看中国的历史。第一个阶段是复杂社会。我刚从牛河梁回来。牛河梁就是一个复杂社会。它是一个礼仪中心，我们还找不出政权的结构，在其附近至今未见大型聚落。良渚也是复杂社会的中心。但良渚至少有两三个层级的礼仪中心。牛河梁有没有？我相信有。因为牛河梁地区涵盖面很大，要营造出这么多建筑，取得这么多文化成就，不是简单的。它要控制相当大的范围，这不是哪个群落做得出的，必然会有第二、三级中心，但这不是国家。

次级国家：夏禹会万国。夏后是许多王中的一个。我不相信当时的万国北到匈奴南到吴越。夏可能是一个初级国家，君权继承正在激烈的转变，转变是由选贤变为父子相继。“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终于成为国家。

商代前期老是搬家，后来固定下来。在殷墟卜辞可以看出那二百多年内政权的演化过程，逐渐有了功能分工、文武分工。发展到商末纣王，已经是独裁的君主，商代本身从一个初级国家演变为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

周是从西边来，这与马其顿进入希腊，亚述进入两河是一样的，这个边远的国家吞并原有的，其文化扩大到整个文化圈。我写了《西周史》，它的英文版有个副标题叫华夏民族的形成(Fotmation of Nation)。它的封国封在各处，带去了商周文化混合物，与当地文化融合，最初是分为上、下两截，然后逐渐融合，各地均有自身特色，但总的讲都是华夏文化。

从周到秦汉，中间有个转折。当地方色彩比较强烈时，就分为春秋战国的列国。但仍在大的圈子里。等到大圈子真正合成秦汉之后，它真正合并的不仅是中原文化，还有东北、西南、东南和西北文化，这些地方文化经过战国时的慢慢揉合，到秦汉时合成了统一的、非常强的大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出现了。他的超越性是重视人伦，而不是一个神，不是思考，不是纯粹的善恶，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最后我们将中国与以上讲到的埃及、希腊、两河和印度作一比较，发现它们最初走的形式非常相似，如复杂社会。可是越发展分歧越大，各处的特点也更加明显。各地的特色与它的地理环境以及它的四邻有关。

埃及的特色是四周都是封闭的，它一旦走出去就没了。

希腊是个半岛，所以它作为大帝国的中心没有本钱。直到其后的罗马时代，地中海才成为中心，形成庞大的帝国。

两河历来是争战之地：北方下来的印欧民族从这里经过；沙漠来的闪族（Semites阿拉伯人祖先）从这经过；在伊拉克北部山上下来的人也从这经过；地中海东岸一系列小国的人还是从这经过。所以两河是中原，也是战场。尽管它可以向南扩张到埃及，向东到阿富汗，但它不能形成边界非常清楚的国家。

印度有清楚的边界，这就是次大陆。但它北面是喜玛拉雅山，隔断了与中国的交通。中国与它联系往往要从中亚绕道，至孔雀王朝才与中国交往。中亚很特殊，有城邦和部落国家。《史记·西域传》中记载有行国，即部落国，也有居国，即城邦。有些城邦甚至是希腊化的，这里受到了各种文明交互的影响，有佛教、希腊文化，也有东来的中国文化。波斯帝国以后，许多回教帝国先后出现在此，但它们的疆域都不一样，它们经常迁徙。在这个三岔道上，其文化复杂、地理范围不清，所以他们不能构成为一个文化和民族完全融合的大帝国。

只有中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地区，北边是草原，东边南边是大海，西南边是号为世界屋脊的高山。在这一广大地区，小的地方文化扩大为区域文化，然后经过相互碰撞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青铜时代早期形成中华文化的核心。然后逐渐地涵化四周的地方文化，东北的、西南的……这样一级级地吸收。这个融合过程不总是愉快的，有战争、有冲突、有征服，但大体上比中亚和西北和平得多。在中国这么大的地区内，民族、文化、国家大致上是相同的。在这个大文化圈内，我们应尊重多民族、多文化的历史背景，允许各种地方特点的存在。由于中国的地理范围这么大，内部复杂，别国所有经历过的事我们这里都可能经历过。我们不应要求各地发展都走同一个模式，也不必拿中原朝代的名称界定中原以外的发展。例如用“夏”称呼夏的同时代，其实夏后氏根本管不到那里。考古工作者必须从各地的区系类型，寻找各地的演变过程，才能找出历史真相。

这是我的一些浅见，向大家做这次报告，请大家指教。

整理人：杨建华

来源：《北方文物》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