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健平等：中国东北北部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生态研究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1世纪以来，得益于相关考古遗存的大量发现与研究系统开展，我国华南、华北和东北南部等地旧-新石器过渡及相关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中国东北北部地区主要包括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具有显著的区域独特性，在新石器时代发展出“渔猎型新石器文化”，构成一个相对独立而稳定的考古学文化区①。围绕东北北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及相关课题，有学者在梳理已有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尝试构建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归纳其时空特征②；也有学者运用文化生态学视角解析该地区史前考古遗存的文化适应意义，探讨“东北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适应特征③。但囿于相关考古材料的客观限制，尤其是缺乏可靠层位关系和精确测年数据，对东北北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发展脉络、发生原因和机制等的研究仍十分薄弱。

近年来我国东北北部地区史前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为我们进一步思考上述学术问题提供了可能。本文拟在简要梳理东北北部新近发现的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距今约2万至9千年前)考古遗存的基础上，基于可靠的绝对年代框架探讨该地区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技术、生计、栖居方式等的转变；并结合气候环境、人口规模等背景信息尝试解答这一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产生的原因与机制，构建其文化适应的动态过程，以期为全面认识我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规律性与多样性，探究陶器、磨制石器、农业和定居等文化因素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参考。

一、相关遗存概述

我国东北北部地区已经发现了一批有可靠层位关系和测年数据的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的考古遗址，年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枫林、桃山、桦阳、小南山、后套木嘎和双塔等为代表(表一)。

枫林遗址位于吉林白山市抚松县，地处长白山腹地，东北距头道松花江1公里，海拔约900米。遗址于2016年发掘230平方米，分为东、西两区。两个发掘区文化层的年代分别为距今1.7万年和距今2.4～1.8万年，共出土石制品661件，以黑曜岩原料和细石叶技术为主要特征④。此外，与枫林遗址类似的石器组合在长白山腹地的其他遗址中也有广泛分布，如和龙大洞⑤、石人沟⑥、柳洞⑦、新屯子西山⑧等。但仅有和龙大洞遗址发表了一个碳十四测年数据(距今21350±120年)⑨。

桃山、桦阳遗址地处小兴安岭南麓，保存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过渡阶段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地层堆积，在地层、年代、石器工业等方面可对比性较强。桃山遗址位于黑龙江伊春市桃山林业局呼兰河畔的桃山上，处于小兴安岭和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遗址于2013-2014年发掘36平方米，地层可分为4层。第4层出土少量石制品，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1.9～1.65万年；第3层为遗址的主要文化层，发现有2000余件石制品和少许早期陶片，年代为距今1.5～1.4万年前⑩。桦阳遗址位于黑龙江伊春市南岔区，地处松花江一级支流汤旺河左岸，于2012年进行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其中主发掘区面积555平方米，堆积可划分为三个文化层。第3文化层年代为距今1.9～1.8万年，仅出土40件石制品；第2文化层距今约1.4万年，出土石制品25000余件，另有少量陶片(11)。

小南山遗址地处黑龙江双鸭山市饶河县的乌苏里江左岸，发现于1958年，并于以后的数十年间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发现了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晚期的文化遗存。基于2015年和2019-2020年的发掘，遗址共识别出5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以第一和第二期遗存最为丰富。第一期出土大量石制品和陶片，同时也发现有2座房址和一些火塘遗迹。根据房址内灶和露天火塘炭粒的碳十四测年，第一期遗存的年代在距今1.5～1.35万年。小南山第二期遗存以两片墓地为代表，墓葬中随葬石器、玉器和陶器，绝对年代为距今9100～8600年(12)。

吉林大安市后套木嘎遗址位于嫩江流域新荒泡东岸，于2011-2015年大规模发掘，揭露出新石器时代至辽金七个时期的文化层。年代最早的第一期遗存主要有灰坑、灰沟与墓葬等遗迹，以及陶器、石器、骨器、鱼骨、蚌壳、陆生哺乳动物骨骼等遗物。该期遗存是东北地区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被命名为“后套木嘎一期文化”。根据陶片、人骨和狗髋骨样品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该期遗存年代应为距今12900～11100年(13)。

双塔遗址位于吉林白城市洮北区，地处松嫩平原西部，正式考古发掘发现了两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第一期遗存主要包括灰坑、墓葬、灰沟、柱洞等遗迹，以及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野生动物骨骼、鱼骨、蚌壳等；还发现少量石坠饰、玉环、蚌饰、骨饰等饰品。第一期遗存人骨样品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和陶片的热释光测年数据较为接近，均为距今1万年前后(14)。

黑龙江小龙头山、北山洞、康乐等遗址也发现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初期的遗存，但遗址发掘面积相对有限，出土的文化遗物不甚丰富。其中，小龙头山遗址于2014年发掘10平方米，获得石制品82件，年代为距今约1.6万年(15)。与小龙头山有相似地层堆积特点和石器工业面貌的遗存在海浪河流域多有发现，如杨林西山、炮台山等遗址(16)，但都缺少可靠的绝对年代数据。北山洞遗址地处大兴安岭地区，于2016年发掘41平方米，揭露出六个时期的文化遗存，第一、二期遗存出土少量石器，年代分别为距今1.4万和9500年左右(17)。康乐遗址经过小面积试掘也发现部分石制品，文化层的年代约在距今9000～9600年(18)。此外，塔河十八站(19)和昂昂溪大兴屯遗址(20)经光释光和常规碳十四年代测定均处于距今1万年前后，但由于二者的文化面貌不够清晰，且测年手段相对局限，本文暂不讨论。

二、技术、生计与栖居方式

(一)石器技术

技术是人类文化系统中最基础的变量，同时也是文化适应最明显的表现形式(21)。作为人类物质文化最早且延续时间最长的记录，石器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到现代的狩猎采集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工具，蕴含着丰富的人类行为与认知信息。

经过近年来的考古工作，我国东北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的石器工业面貌逐渐清晰，以细石叶技术为主要特征。细石叶技术自距今约2.8万年前在东北地区出现。黑龙江龙江县的西山头遗址保存了东北地区最早的细石器遗存(22)。整体上，西山头遗址的细石叶技术产品与同一时期西沙河、油坊、龙王辿、下川、柿子滩29地点等的类似(23)，技术尚不成熟，处于由石叶技术向细石叶技术转变的过渡阶段，被称为出现期或初始细石叶技术(24)。直到距今2.5万年前后，包括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朝鲜半岛和日本北海道等在内的东北亚地区的细石叶技术趋于规整化，形成了以压制剥片和两面预制的楔形细石核为典型特征的细石器工业，即“北方系细石器传统”(25)。这一传统在我国东北北部及周边地区广泛分布，以和龙大洞、枫林、小龙头山、桃山、桦阳和小南山等遗址为代表，年代由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26)。

距今1.5～1.4万年，东北北部地区的石器工业虽然仍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但桃山和桦阳遗址的连续地层堆积清晰记录了其石器工业在原料利用、工具类型及加工技术等方面的转变(27)。此阶段，桃山和桦阳的史前人类在原料利用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由集中开发玻屑凝灰岩和燧石等优质石料，转变为大量利用凝灰岩和流纹岩，兼顾角岩、英安岩、燧石、玛瑙等其他各类原料的利用。在工具类型和加工技术方面，除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时代的传统工具类型，新出现了斧形器、锛形器等新石器时代磨制斧、锛的雏形。桦阳遗址磨制石凿和砺石的出现则进一步表明磨制技术在这一阶段也开始运用于石质工具的生产。此外，锛形器在小南山第一期遗存也有较多发现(28)。

全新世初期，双塔和小南山等遗址仍可见数量众多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但磨制石器的地位愈加突出。一方面，磨制石器在石器组合中的比重明显上升，类型更趋多样，主要包括磨制石斧、锛、凿、钻、镞、网坠、磨盘与磨棒等。另一方面，磨制与钻孔技术在此阶段也趋于成熟，遗址中的磨制石器多经精细打磨，通体磨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小南山第二期阶段的墓葬随葬丰富的玉器，总数超过200件，类型丰富，包括玦、环、珠、管、璧、斧等，以少见或不见于更早阶段遗址的透闪石和蛇纹石作为原料(29)。其制作多经双面对钻穿孔，通体磨光，部分玉器表面还可见明显的砂绳切割痕迹，显示出较为进步的玉石器制作技术。

总体而言，东北北部地区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的石器工业面貌有明显的连续性，在继承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石器工业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以细石叶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石器工业在该地区长期延续；斧、锛等磨制石器自距今1.5万年前后出现，并在全新世初期显著发展，有效拓展了该地区史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深度与广度。

(二)生计模式

有关生计模式转变的探讨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的重要环节，动植物遗存、遗址位置与结构、器物组合、稳定同位素分析等都能提供重要依据。通过整合东北北部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考古遗存的已有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该地区古人类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中生计模式的演变历程。

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枫林、桃山、桦阳和小龙头山等为代表的遗址分布于山地或山地与平原的过渡地带，处于当地河流阶地或靠近河流的高地上，这里有较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能提供不可或缺的淡水与石料资源，以及便利的流动迁徙通道。这些遗址尽管尚未发现可供鉴定的动植物遗存，但出土的含细石器产品的石器组合颇具代表性。细石叶作为细石器技术的目标产品，是用以装配骨器、木器等复合工具而生产的石刃，多被用于狩猎或食物的后期加工处理等，与高度流动的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相适应(30)。结合遗址位置与器物组合等间接性证据可知，以细石器工业为典型特征的东北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应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计方式，其中狩猎可能占据重要地位。

距今约1.5万年后，东北地区的史前人类虽然仍保持狩猎采集经济形态，但陶器的出现指示着食物储存与炊煮方式的重要转变。小南山第一期遗存发现较多陶片，地层年代为距今1.5～1.35万年。这些陶片破损严重，烧成温度较低，具有明显的原始性。桃山第3层和桦阳第2文化层中也发现少量早期陶片，与小南山第一期陶片共同代表了中国东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陶器。稍晚的后套木嘎第一期遗存也出土了丰富的早期陶片，主要器形有筒形罐、曲腹罐和钵等，年代为距今约1.2万年前。相关炭化附着物的稳定同位素研究表明淡水鱼类是后套木嘎早期陶器主要的加工对象，也有对其他食物资源的加工利用(31)。这一分析结果与遗址的地理位置和动物遗存等证据相符。新荒泡和洮儿河为生活在后套木嘎遗址的古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水生资源，相关遗存也发现了大量鱼骨、蚌壳及少量哺乳动物骨骼等。与我国东北北部相毗邻的俄罗斯阿穆尔河下游地区的奥西波夫卡文化(Osipovka Culture)中，加夏、胡米和贡恰尔卡1号等遗址也出土了距今1.5～1万年的早期陶器，对陶器的功能研究同样显示出对鱼类等水生资源的广泛利用(32)。

进入到全新世早期，以双塔一期为代表的遗存出土了大量的蚌壳以及野生哺乳动物、鸟类、鱼类骨骼；石器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石镞和细石叶工具等，虽可见少量石斧、锛、网坠和磨盘、磨棒，但未发现石铲、锄等与农业活动相关的工具；出土的骨器也多为骨锥、鱼镖、骨镞、梭形器等渔猎或手工工具。双塔一期灰坑H2出土较多碎鱼骨，坑底发现较多鱼鳃骨，并可见一层灰白色钙质层，可能是储藏鱼的窖穴(33)。对遗址出土早期陶器的同位素分析表明，淡水鱼类是双塔一期人群的主要食物(34)。这一系列证据共同指示以双塔一期为代表的东北北部考古学文化在距今1万年前后仍保持渔猎采集经济，且鱼类资源在食物中占有突出地位。

综合而言，东北北部地区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的人群保持着渔猎采集的经济形态。尽管距今约1.5万年以来早期陶器的出现指示着食物储存与炊煮方式的转变，但未发现与农业相关的遗存。一系列证据表明，该地区陶器的出现与早期发展显示出与强化利用鱼类等野生动物资源需求的联系，鱼类等水生资源在食物结构中的地位愈加突出。

(三)流动性与栖居方式

流动性是狩猎采集人群适应环境的重要策略，是其获取食物、交换信息、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保障。根据不同气候环境与资源条件下生存策略的不同，宾福德将狩猎采集者区分为两类：一类是采食者(forager)，通过迁徙以采集、猎捕可以直接使用的资源；另一类是集食者(collector)，有一定的固定营地，通过派出工作小组收集食物并进行储藏(35)。两种策略对应不同的流动模式，前者采用群体流动频率较高的迁居式流动策略，后者采取后勤式流动模式，群体流动频率较低。在遗址结构与技术方面，集食者相较于采食者的遗址结构更为多样，分化明显，并可能制作更为耐用的生产、生活设备与设施，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复杂性。

旧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欧亚大陆东部中高纬度地区的细石叶技术相较于传统的石片-石核工业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具有节约且高效的工具设计，工具有高度的便携性、可维护性、适应性和致死性等特点，因此多被视为与高流动性相适应的石器技术体系，代表着狩猎采集者流动性发展的顶峰(36)。距今2～1.6万年，以细石器工业为主要特征的枫林、桃山、桦阳和小龙头山等遗址的堆积单薄，遗物稀少，表明其是短期居留地点。对桃山第4层和桦阳第3文化层的石料来源研究反映了居民对远距离的优质原料的偏好(37)，而小龙头山遗址可见对源于250公里以外长白山天池黑曜岩的利用(38)。以上证据共同表明此阶段的狩猎采集人群有高度的流动性，通过高频迁居获取生产与生活资料。

基于对桃山和桦阳遗址石制品的分析，我们发现距今1.5万年以来该地区狩猎采集者逐渐由采食者向集食者转变，直接地表现为群体流动性的降低以及用以获取、加工或存储食物技术的强化(39)。此阶段遗址规模扩大，遗物丰富，文化内涵多元，表明人类在遗址的活动强度明显增加。在原料选择与获取方面，桃山和桦阳等遗址的古人类放弃了对远距离优质原料的探寻，加大了对附近河流卵石的开发利用程度；原料类型更为多样，质量参差，工具中粗制品与精制品并存。此外，这些人群也开始制作一些不利于流动的耐用工具，如斧形器、锛形器和磨制石凿等，并发展出了制造陶器这种新的食物加工和储藏技术。尤其是小南山遗址发现了半地穴式房址和火塘遗迹，进一步显示出此阶段人群流动性减弱、定居性增强的趋势。

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代表的食物获取、加工和存储技术在稍晚的后套木嘎遗址一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全新世初期进一步发展为成熟的技术体系，成为各遗址中至关重要的“遗址家具”(site furniture)。除此之外，以双塔一期为代表的史前人类开始重视鱼窖、壕沟等储藏设施或居址建筑。尽管遗址中未见居住面或其他建筑遗迹，但发现成组分布的柱洞，柱窝与洞壁间有1～2层质地坚硬的夯土(40)。上述一系列耐用工具、设施与建筑遗迹表明此阶段的聚落已具有明显的定居性质，并可能已经存在类似“环壕聚落”的居址形态。此外，小南山遗址发现距今约9000年前布局紧凑的积石墓葬群和陶器、玉石器等随葬品(41)，反映出东北北部地区全新世初期聚落布局较强的规划性、长期性，以及社会组织较高的复杂性等特点。

综上所述，东北北部地区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人群的流动模式和栖居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由高流动性的迁居式采食者策略向流动频率较低的后勤式集食者模式转变，最终发展出有一定社会复杂性的定居聚落形态。

三、环境变迁与文化适应

东北北部地区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中，石器技术、生计模式、流动策略和栖居方式等文化要素协同演化，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以细石器技术为主导的石器工业和狩猎采集的经济形态在长期延续。距今约1.5万年开始，东北北部史前人群在承袭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工具生产技术，开始运用磨制技术和陶器技术，并伴随着对石料和鱼类等本地资源的强化利用，以及流动策略向群体流动性较低的集食者模式的转变。这些文化转变在全新世初期阶段持续深化、拓展，并最终在东北北部地区发展出以定居和渔猎采集经济为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文化生态学为解释这些新文化因素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通过综合考察文化适应系统所涉及的气候、环境、人口、技术、生计和流动性等多个关键要素，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史前人类适应环境的文化手段，有效构建起文化适应的动态过程(图一)。近年来对东北北部地区一系列高分辨率古气候记录的研究表明，其气候系统在更新世晚期波动明显，冷暖、干湿变化剧烈(42)，对人类技术与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约2.9万年前，东北北部地区气候开始转冷，并在距今2.6万年前后进入到末次盛冰期(43)。末次盛冰期(约2.6～1.8万年前)气温骤降，雨量锐减，草原植被急剧扩张，动物与相关植被带南迁。干冷的气候条件、开阔的地貌景观，以及高度斑块化的自然资源使细石器的技术与生态优势凸显，并得以在该地区广泛流行。此阶段的细石叶技术较此前更趋标准化、精致化，是古人类充分发挥能动性以适应极端气候环境的重要手段。自末次盛冰期至距今1.6万年前后，东北北部地区的狩猎采集者通过装备细石叶技术产品等精制工具(curated tools)，采取迁居式流动策略在各资源斑块间频繁流动，获取赖以生存的各项生活资料。

距今约1.5万年开始，随着博令-阿勒罗得(

)暖期气候向暖湿发展，东北北部及其东邻地区适宜期植被景观大量发育，鱼类、贝类等水生资源丰富，单位土地载能显著提升；然而，由于气温回升导致冻土融化，低洼地区出现沼泽化、湿地化，可利用的土地减少，生活于开阔地区的大型食草类哺乳动物也逐渐稀少(44)。此外，考古学与基因组学研究表明，在距今约1.5～1.3万年，该地区人群的遗传连续性已经开始(45)，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东亚和东北亚地区的人口数量显著增长(43)，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在此背景下，狩猎采集人群一方面尝试开拓新的领地；另一方面逐渐放弃流动频率较高的采食者流动策略，加大本地资源开发的强度与广度，鱼类等水生资源在食物结构中的地位凸显。生计模式和栖居方式的改变催生了新的技术，陶器和磨制石器等新的食物获取、存储和加工工具在此阶段的东北北部地区出现，旧石器时代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文化因素的出现又反过来增强了古人类的环境适应能力，使其能快速适应新的气候条件与生态系统，并顺利度过了距今1.28～1.16万年前的一次急剧降温事件——新仙女木(Younger Dryas)事件。后套木嘎第一期丰富的遗存显示出新兴技术的累积性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东北北部地区狩猎采集人群对此次快速气候变化事件较强的适应能力。

图一 东北北部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文化系统演化与气候环境、人口规模的关系

(据Andersen K.K.,et al.,High-resolution Record of Northern Hemisphere Climate Extending into the Last Interglacial Period,Nature,431:pp.147-151,2004; Buvit I.,et al.,Radiocarbon Dates,Microblades and Late Pleistocene Human Migrations in the Transbaikal,Russia and the Paleo-Sakhalin-Hokkaido-Kuril Peninsula,Quaternary International,425:pp.100-119,2016; Wang C.,et al.,Prehistoric Demographic Fluctuations in China Inferred from Radiocarbon Data and Their Linkage with Climate Change over the Past 50,000 Years,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98:pp.45-59,2014)

伴随着新仙女木期的结束、全新世的到来，末次盛冰期以来频繁的气候震荡大幅减弱，气温显著回升，夏季风加强，降水丰富。东北北部全新世初期的人群维持着渔猎采集经济，其中对鱼类等水生资源的利用持续强化。与此同时，陶器和磨制石器的生产脱离了原始阶段，器物种类较前一阶段更为丰富，制作技术更趋成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丰富的水生资源以及成熟的食物加工与存储手段为定居生存方式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使东北北部新石器时代“定居渔猎采集”的社会生活形态逐渐成型，并进一步促进人口的增长以及对周边自然环境的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文化系统中技术、生计、居住方式和人口规模等方面的变化，全新世初期东北北部地区的人类社会组织结构和思想意识也有重要发展，在文化与体质方面均有体现。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双塔一期遗存发现1件通体磨光的玉环、3块人面纹陶片以及1条可能具有防御功能的围沟(47)。其中人面纹陶片上较为形象地刻划或堆塑出眼、鼻、口和胡须等面部特征，有原始崇拜的意义。小南山发现的封土积石墓葬群布局紧凑，并多随葬石器、玉器和陶器，同时可能存在燎尸葬俗(48)。此外，与双塔一期大体同一时期(距今约1.1万年前)的松花江人壹号头颅化石颅顶呈圆锥形隆起，是在其婴儿期进行复杂长期的人工改形形成的，被视为我国最早的颅骨人工改形证据(49)。这一系列具有复杂性、象征性和仪式性的文化现象表明，我国东北北部地区在全新世初期可能已经出现原始的宗教理念和社会等级的分化，复杂社会逐渐发展成型。

东北北部地区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具有明显的连续性、阶段性和联动性，并非偶然的突变性事件。在这一过程中，史前人类的技术、生计、居住方式、社会组织和思想等发生了重要转变，并与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气候环境变化相关。经过长期的文化适应，该地区的史前人类最终在全新世初期进入有一定社会复杂性、以定居和渔猎采集经济为特色的新石器时代。而以粟、黍为主的农业生业模式直到全新世中晚期才扩散到东北北部的部分地区(50)。有关东北北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区内山地、平原等多元生态环境下文化适应的内在多样性，早期陶器、磨制石器等文化因素的演进及其与周边地区相关遗存的关系等问题的回答有待更多考古发现与研究。

①a.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b.陈胜前：《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②a.同①a。

b.赵宾福：《东北新石器文化格局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

c.傅仁义：《关于东北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几个问题的探讨》，见《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九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4年。

d.李有骞：《东北地区末次冰期以来旧石器遗存的分期、类型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

③同①b。

④徐廷：《吉林抚松发现枫林旧石器遗址》，《中国文物报》2016年10月21日第8版；《吉林抚松枫林遗址》，《大众考古》2020年第8期。

⑤a.万晨晨等：《吉林和龙大洞遗址的调查与研究》，《考古学报》2017年第1期。

b.赵海龙等：《吉林和龙大洞遗址黑曜岩雕刻器的制作技术与功能，《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4期。

⑥陈全家等：《延边和龙石人沟旧石器遗址2005年试掘报告》，《人类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⑦陈全家等：《吉林和龙柳洞2004年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⑧陈全家等：《抚松新屯子西山旧石器遗址试掘报告》，《人类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⑨同⑤b。

⑩a.岳健平等：《黑龙江省桃山遗址2014年度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2017年第2期。

b.Yue J.P.,et al.,Late Pleistocene Lithic Technology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Northeast China:A Case Study from Taoshan Site,Quaternary International,535:pp.48-57,2020.

(11)Yue J.P.,et al.,Neolithisation in the Southern Lesser Khingan Mountains:Lithic Technologies and Ecological Adaptation,Antiquity,371:pp.1144-1160,2019.

(12)a.李有骞：《小南山遗址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21年3月19日第5版。

b.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饶河县文物管理所：《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2015年Ⅲ区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8期。

(13)王立新：《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18年第2期。

(14)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

(15)李有骞：《黑龙江海林小龙头山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2021年第1期。

(16)陈全家等：《黑龙江省海林市杨林西山旧石器遗址(2008)石器研究》，《北方文物》2013年第2期；《海林炮台山旧石器遗址发现的石器研究》，见《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1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2016年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20年第1期。

(18)李有骞、倪春野：《黑龙江穆棱市康乐遗址的发现与年代》，《北方文物》2019年第4期。

(19)张晓凌等：《黑龙江十八站遗址的新材料与年代》，《人类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0)黄慰文等：《黑龙江昂昂溪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期。

(21)同①b。

(22)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等：《黑龙江龙江县西山头旧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11期。

(23)a.Guan Y.,et al.,Microblade Remains from the Xishahe Site,North Chin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Origi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Northeast Asia,Quaternary International,535:pp.38-47,2019.

b.Nian X.M.,et al.,Chronology of the Youfang Sit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North China,Quaternary International,347:pp.113-121,2014.

c.王小庆、张家富：《龙王辿遗址第一地点细石器加工技术与年代——兼论华北地区细石器的起源》，《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d.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小白桦圪梁地点2015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e.Song Y.H.,et al.,Re-thinking the Evolutio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East Asia:Techno-func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Lithic Assemblage from Shizitan 29(Shanxi,China),PLoS ONE,14(2):e0212643,2019.

(24)a.王幼平：《华北细石器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人类学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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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考古》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