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德生：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

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商周青铜器的陆续出土，不少接受过西方学术影响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及地质学者开始提出商、周王朝青铜矿料(主要是铜矿和锡矿)的产地和来源问题。①这个问题与商周文明、古代青铜文明紧密相关，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80年代以前，由于国内的古矿冶遗址发掘材料较少，科技考古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对于商王朝青铜矿料产地问题的系统讨论尚不多见。考古证据的薄弱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在极大程度上使得该问题的研究一度陷入低潮。近40多年来，古矿冶遗址的不断发现及科技考古的飞速发展，使得学界对商朝青铜矿料产地问题又产生浓厚兴趣。②

就目前条件而言，要彻底地解决商周青铜矿料产地问题还不大现实，不过鉴于以往学界多从铜(铜铅)矿或铅(铅锌)矿角度考虑商朝青铜器中的异常铅问题，本文试图转变思路，从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是否含异常铅角度考察商王朝的锡料产地。③希望这种视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人们对有关问题的认识。

一、研究方法之检讨

(一)历史文献法(历史矿产地理法)

商周青铜矿料产地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根本原因是文献记载奇缺。就个别有关文献(如《山海经·五藏山经》)而言，也面临材料辨伪及考证问题。商周青铜器的科学分析，需要与一定地区的矿山进行对比，不过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及调查发现的商周古矿遗址并不多，因此人们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历史文献法。为了推测商周矿料的可能产地，我们往往只能靠商周以降以至近代以来有关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说明问题。这种通过文献的记载上溯或前推商周矿料产地的方法，因为涉及矿产的历史地理变迁，因此又可称作“历史矿产地理法”。在科技考古开展以前，这种方法为学界所普遍运用。如天野元之助、④石璋如等人，⑤都曾较早利用明清国家总志、明清地方志及近现代地质矿产资料推断商王朝的铜矿、锡矿产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掘、发现的一些商周古矿遗址，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信息，其中对于如何更好地运用这种方法也提供了有益启示。20世纪50年代之后发现的古矿遗址数量虽然不多，但它们大都体现一个规律，即这些古矿基本上都被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过，或者在近现代地质矿产的普查范围之内。这是因为古人受开采、冶炼技术水平所限，开发的多是品位较高、较易开采的矿，在当时看来开采完毕或衰竭的矿区，现在总会留下品位较低、埋藏位置较复杂的矿体。在现代条件下，很多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矿体仍然是可采冶的，所以会被近现代的地质矿产资料记载。这就是说，由于古今矿产开发的历史联系性和传承性较强，因而考察历史时期或现代矿山的分布对推断商周时期的矿产地有一定参考价值。

当然，运用这种方法时应十分谨慎，要附加一定条件。有些矿体，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可供开采，而在商周时期则未必得以开采。比如，近现代矿产资料记载的那些低品位的硫化铜矿，在商周时代基本上是不可能利用的，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只容许人们对氧化型铜矿石或高品位硫化铜矿进行冶炼。因此，历史文献法是否运用得当，取决于研究者能否充分考虑文献所记载的矿产本身的品位、地质埋藏条件、开采难度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断文献中记载的矿产在商周时期的开采、冶炼情况。

(二)科技考古法

历史文献法是“以今论古”的方法，其中自然带有极大的主观推测因素，所以还必须寻找其他更为客观的研究手段。近些年获得蓬勃发展的科技考古法，侧重于利用铜器的元素分析推测矿料产地，较为客观。目前，它主要包括“铅同位素比值法”和“微量元素示踪法”两种。

1.铅同位素比值法

从原理上看，用铅同位素比值法确定矿料产地的方法并不复杂。地球上的含铅矿料(包括铅矿、铜矿或锡铅多金属矿等)所含的铅，一般是由4种稳定同位素[204]Pb、[206]Pb、[207]Pb和[208]Pb组成，其中[204]Pb含量不随时间改变，而[206]Pb、[207]Pb和[208]Pb分别是放射性元素[238]U、[235]U和[232]Th衰变的产物。一般而言，在不同矿料所含的铅中，4种稳定同位素的含量比率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含铅矿料的[206]Pb/[204]Pb、[207]Pb/[204]Pb和[208]Pb/[204]Pb的比值不同，因此根据不同的铅同位素比值，就可以分辨出不同含铅矿料的产地。地球上的大多数铅，其[207]Pb/[206]Pb比值大于0.8，这种铅被称为“普通铅”；少数铅，其[207]Pb/[206]Pb＜0.8(或[206]Pb/[204]Pb＞20.0)，被称作“异常铅”。⑥例如迄今为止所检测的商朝青铜器所含的铅中，既有普通铅，也有异常铅。⑦

根据上述原理，研究者可以通过检测青铜器中铅的同位素比值，并将它与古代(或现代)铅矿山(铅锡多金属矿山)或铜矿山(铜铅多金属矿)的铅同位素比值进行对比，如果结论表明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和某些矿山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或接近，则这些器物中的矿料就有可能来源于这些矿山。

需要注意的是，铅同位素比值法之所以能够被用于青铜矿料产地的分析和判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在青铜矿料的冶炼和青铜器的铸造、加热过程中，铅料或铜料中所含铅的同位素比值不会因为冶炼、铸造而发生变化，亦即不会发生所谓“铅同位素分馏”现象。⑧

尽管铅同位素比值法能够成为探讨青铜矿料产地的较为客观的科学工具，但这一方法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重叠效应”问题、原料混合与重融问题、青铜器中铅同位素的指称问题等。⑨对于这些问题，科技考古专家想出很多办法进行解决，从而使该方法的研究成果能更加准确。

2.微量元素示踪法

为弥补铅同位素比值法的不足，一些中国学者尝试引进微量元素示踪法研究青铜矿料产地问题。⑩根据地球化学的研究成果，矿石或矿物中除有含量大的主量元素(或常量元素)外，还含有极少的所谓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又被称为痕量元素(trace elements)或次要元素(minor elements)等，在岩石或矿物中的含量一般小于1％或0.1％。由于某些微量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比较稳定，能够指示矿物来源及地质构造环境的一些信息，因此常被作为指示剂，用来示踪矿物产地。

这种方法应用以来，除对自然铜制品、大理石和陶瓷器等较少发生大的化学变化的器物研究较为成功外，对青铜矿料产地的示踪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一些学者对这种方法持怀疑态度。例如，陈铁梅就对该方法表示出“悲观态度”。(11)事实上，随着分析仪器精度的提高，该方法在不断完善中。总体上看，把铅同位素比值法作为探索矿料产地的主要方法，再辅以微量元素示踪法，应该是可行的。(12)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上述两种方法都有一定局限性，为对青铜矿料产地进行更直接的溯源研究，西方学界近些年来开始考虑尝试更直接的方法，即像利用铅同位素比值法一样，利用铜同位素法和锡同位素法直接分别对铜料和锡料进行产地溯源。(13)这两种方法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但可以相信，随着铜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的深入及分析技术的提高，铜同位素法将会在矿料产地溯源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综合性方法

所谓综合性方法，就是不但运用历史文献法及科技考古方法，而且结合商周时期文化背景、考古学、人文地理(产地问题自然涉及空间、交通等因素)、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理论，综合考虑商周青铜矿料产地问题。假若A地和B地矿山的铅同位素比值都与商周王朝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接近，那么就需要查找历史文献中有没有对该地矿产的记载；如果都有记载的话，则需要考虑这两地的考古学文化状况和人文地理方面(如交通条件等)的情况。显然，如果某地的青铜文化较繁荣、交通条件较优越，则该地矿山作为矿料产地的可能性就大。

具体来说，运用综合性方法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矿料产地及附近区域(例如200公里半径内)是否存在较为繁荣的青铜文化。所谓繁荣的青铜文化，一般表现为该区域聚落或墓葬中有大量青铜器(包含有地方特色明显的青铜器)发现，并且青铜文化延续时间较长；同时，该区域可能有冶炼遗迹(如熔炼铜渣等)或冶铸作坊存在。如果存在较繁荣的青铜文化，则该区域矿料开发的可能性就大些。二是交通和区位，即人文地理方面的条件。如果矿料产地或其附近区域交通、区位条件比较好，交通便利，而科技考古方面也显示其有矿料开发的可能，那么推测矿料产地就有一定说服力。例如粤东、粤北地区都有极为丰富的锡矿资源，湖南及江西也有，在同样符合商周锡矿采冶技术的条件下，根据交通和区位条件，江西和湖南比广东更有可能成为锡料产地。三是要适当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因为其中关于资源与文明、原始部落贸易及交换等方面的理论，对于开阔视野、考察青铜矿料这些资源方面的问题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原地区缺乏有开采价值的锡矿

商王朝的都城、王畿处于中原，因此为了考察王朝的锡矿产地，应该首先将目光投向中原地区。(14)迄今为止，专门探讨商王朝青铜矿料产地的文章并不多，单独谈锡矿产地的更少。综合起来，学者的观点大致有三。

第一种观点，认为青铜矿料产地(包括铜、锡矿)主要应在中原地区，可称为“中原本地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天野元之助、石璋如、闻广等。天野氏认为，殷墟支配圈范围内应存在铜矿和锡矿，“从残存至今殷代青铜器制品的精湛技术以及其丰富种类来看，其原料供给不可能完全依靠殷代支配圈之外的遥远地区”。(15)闻广以其地质学者的学术背景，持续关注过商朝青铜矿料的产地问题。(16)第二种观点可称为“南方说”。这种观点以李济、赵宗溥、翦伯赞、童恩正、张世贤、金正耀、华觉明、申斌、廖苏平等人为代表。(17)李济认为，殷墟青铜“原料的来源大约来自南方，黄河流域一带无锡矿，这是已经调查出的事实。所以最近的供给只有南方了”。(18)翦伯赞认为中国西南地区铜锡丰富，商王朝的铜、锡原料可能来自该地区。(19)张世贤认为，“由古籍记载和考古发掘所得资料综合研判，中原地区的铸造原料很可能有时要到吴越川滇去采集”。(20)需要注意的是，“南方说”中的“南方”概念比较笼统，大致是指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金正耀首次发现商朝青铜器含异常铅，并认为滇东北可能为商王朝的矿料基地。(21)他的观点可称为“西南说”。(22)在“西南说”基础上，论者后来又认为，中原铸造青铜所用锡料主要可能来自云南，同时也不排除其他地区的可能性，如甘肃、南方地区等。(23)第三种观点为“折中说”。如容庚等人认为，殷人的铜、锡素材，一方面可以从中国南方的江淮、徐楚地区输入，这种输入可能由于属领的纳贡和他国的物物交换，乃至于战争的掠夺；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在其境内尽量发掘采集，以便实现原料的自给。(24)

(一)古文献关于中原地区锡矿的记载

先秦文献《山海经》中的《山经》有5处提到锡矿产地，且都在中山诸经范围内，它们分别是中次五经的槐山，中次八经的龙山和讙山(锡矿记为“白锡”)，中次十一经的婴侯之山和服山(锡矿记为“赤锡”)。由于中山诸经的大致范围在豫西、豫西南及鄂西荆山一带，(25)因此《山经》所记载的锡矿产地，似乎在今豫西、豫西南及鄂西一带。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中原地区锡矿的记载很少。历史文献中对于该地区锡矿等矿产资源相对详尽、有体系的记载，始于隋唐而详于宋代。(26)根据地质学者夏湘蓉等人的研究，我们可以将中原地区隋唐、明代和清代前期的锡矿分布情况综合为表1；(27)同时根据宋代文献，我们将北宋时期关于中原地区锡矿的记载综合为表2。如不加辨析，从表1和表2来看，中原地区似乎存在锡矿。石璋如、闻广等人之所以认为中原地区存在锡矿，所根据的文献和两表中所引用的文献大致相同。但是作为地质学者，夏湘蓉等人认为，表1和表2中所谓“锡矿”基本上应是“铅矿”之误，所以在涉及中原地区的锡矿时，他们总是在这些地名上加“[ ]”。(30)笔者下面将根据近现代地质矿产文献来说明夏氏等人的说法基本不误，但中原地区的某些省份的确也存在很少的锡矿，只是这些锡矿缺乏开采价值。

(二)近现代地质矿产文献关于中原地区锡矿的记载

民国时期由地质矿产专业人员编写的《河南矿产志》，对河南省境内的铁、铅、铜等金属矿分布都有记述，但没有关于锡矿的记载。(31)之后增补而成的《增编河南矿产志》，增加了新的调查材料，但仍无关于锡矿的记载。(32)《河南省志》第5卷《地质矿产志》没有提到锡矿。(33)《河南省地质矿产志》翔实专业，认为河南锡矿缺乏，但同时又提到，豫西一些地方有锡异常区，“但强度较低。”(34)有学者认为豫西一带(如嵩县、汝阳及卢氏等地)，可能存在一些小的锡矿点。(35)

河北省锡矿缺乏但可能存在一些小的锡矿点。民国时期有学者指出：“滦县城西南李家庄河湾村一带尖山地方发现锡矿……至矿质如何情形，亦无调查报告。”(36)现代的地质矿产调查显示，河北隆化郭家屯、抚宁响山、迁西尖山峪及平泉将沟门等地有锡矿砂异常区存在。(37)《河北省志》第7卷《地质矿产志》中，仅提到迁西尖山峪1处锡矿点。(38)另据《全国矿产产地资料汇编(锡)》转引民国时期的资料，迁安县、广平县、滦县、兴隆县可能有锡矿。(39)

《山西经济资料》第1分册“地理地质矿产部分”，对山西的铜矿、铅、银矿等产地叙述甚至具体到每个县，但是没有提到锡矿。(40)建国后新修的《山西通志》第4卷《地质矿产志》，也没有关于锡矿的记载。(41)种种证据表明山西锡矿也较贫乏。(42)

根据《陕西省志》第4卷《地质矿产志》，陕西省没有锡矿的记载。(43)但据《全国矿产产地资料汇编(锡)》转引其他资料，旬阳县及安康可能存在锡矿。(44)《山东省志·地质矿产志》和《山东省地质矿产志》中，没有提到山东有锡矿。(45)

我们再来看当今中原地区锡矿的分布情况。根据《中国钨锡矿矿产资源图》，中国共有15个省(区)有锡矿，其中既包含超大型(Sn：大于40万吨)、大型(Sn：4万吨—40万吨)和中型(Sn：0.5万吨—4万吨)，也包括一些小型(Sn：0.05万吨—0.5万吨)和矿点(Sn：小于0.05万吨)。中原5省份没有锡矿，甚至连锡矿点也没有。(46)为了更谨慎地考察中原省份的锡矿问题，笔者还特地和地质勘察方面的专业人士进行交流，得出了同样的结论。(47)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认为中原地区总体来说确实是缺乏锡矿的。古代文献对于中原地区锡矿的记载，正如夏湘蓉所说的，可能大部分应是铅矿之误。但是，如果断言古文献中所有相关记载都是铅矿之误，则似乎有些绝对，也很难令人信服。古代文献对河南嵩县及汝阳、河北北部一些地区有关锡矿的记载，和近现代的地质调查也有相一致的地方，因此河南、河北可能存在少量锡矿，只是这些锡矿规模小、品位低、缺乏开采价值。(48)

三、多种方法探讨商王朝锡料来源

(一)从商王朝铜器的异常铅来考察锡料产地

金正耀提出的商朝青铜矿料“西南说”引起较大争议。陈光祖对近30年来中国的铅同位素考古做了评述，认为商朝铜器的铅同位素考古研究还需更加细化和深化。(49)笔者认为，学界在谈到商朝异常铅铜器的矿料时，总把注意力集中到铜(铜铅)矿或铅(铅锌)矿是否含异常铅上面，这大大局限了我们的思路。实际上，金正耀也曾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异常铅有可能来自这几种矿：铅矿，含杂质铅的铜矿和含铅的锡矿。同时，他也简单地提到铅锡铜多金属矿的问题。(50)在金氏启发下，笔者转换思路，尝试从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角度，(51)即学界以前没有尝试过的角度入手，来考察异常铅问题，从而来考察商王朝的锡料产地。

1.从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角度分析异常铅

笔者尝试从锡铅多金属矿是否含异常铅角度来考察锡料产地。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锡铅多金属矿含有铅但铅含量不一定有规律(时多时少)，而不是锡矿

本身所含的杂质铅。

商人能够对锡矿进行开采和冶炼，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他们能够对锡铅多金属矿进行冶炼吗？实际上，只要能对氧化型锡矿进行冶炼，则对氧化型锡铅多金属矿进行冶炼也是没问题的。夏至早商时期的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曾出土金属贝币和金属包套，经检测，成分主要为铅锡合金，铅含量在85％—90％之间，其他主要为锡。检测者认为这种合金可能是由铅矿与锡矿共生矿冶炼而成。(52)锡铅多金属矿的最原始的冶炼方式至今仍存。据试验，西南地区的锡铅氧化矿，多系难选的锡铅共生矿，不经精选，直接装入鼓风炉进行还原熔炼，就可以得到锡铅合金。(53)既然锡铅多金属矿在商代能够被冶炼，我们认为，从锡铅多金属矿的角度来考察异常铅是可行的。也就是说，由于某些锡铅多金属矿中含有异常铅，而锡铅多金属矿经过冶炼，铅锡合金也含异常铅，从而造成青铜器有异常铅现象。

对于中国境内的异常铅问题，地球化学家的观点很值得重视。根据地球化学家朱炳泉等人的看法，中国大陆以下几个区域最有条件成为商朝异常铅铜器的矿料来源，即：(1)滇东北地区(2)小秦岭地区(3)辽东半岛青城子地区(4)长江中下游地区(5)地球之外陨石等外来矿床。朱氏认为第(2)、(3)、(5)区域的可能性较小，而第(1)区域的可能性最大，同时他认为第(4)区域也有较大的可能性。(57)实际上，如果从锡铅多金属矿角度出发，从上面所列举的例子可以看到，江西和湖南已经发现一些锡多金属矿含异常铅，因此，江西或湖南作为商王朝异常铅铜器的锡料来源并不是不可能的。

其实从考古发现看，江西和湖南也可能存在异常铅矿料。金正耀等人对11件新干大墓出土的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比值测定，结果全部含异常铅。(58)彭子成等人检测到新干的6件铜器和吴城的1件铜器含异常铅；同时，他们还检测到新干羊头铜鼎范土和吴城铜坑的粘渣也含异常铅。另外，彭子成等人还测试过一批自战国至汉代的铅钡玻璃，其中包含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白玻璃璧，该玻璃璧铅同位素比值为0.7687，和商王朝含异常铅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接近。(59)这些在江西和湖南检测到的异常铅器物，尽管如金正耀所说，其矿料可能来自滇东北，但是，我们上面已提到江西或湖南都有锡铅多金属矿含异常铅，那么，为什么这些异常铅器物的矿料就不能来自本区域呢？

2.异常铅铜器的锡铅合金可能由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冶炼而成

下面具体考察商王朝、江西及盘龙城含异常铅铜器的锡、铅含量情况，来看这些异常铅铜器的锡铅合金是否有可能由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冶炼而成。(60)我们把来自安阳及郑州的商王朝异常铅铜器合金情况列表如表4。从表4可以看出，1—4号样品明显是铜铅锡合金；锡和铅的含量都比较高；5号和6号铅含量则很低，尤其是第6号青铜器，几乎是微量。一般来说，锡多金属矿以含锡为主，铅含量则不固定，但多少会含铅，这正说明铅可能是通过冶炼锡铅多金属矿而带来的。

再来看看江西新干大洋洲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合金含量及其铅同位素比值情况。金正耀等人测试的11个样品，全为异常铅铜器。其中4号样品为方鼎，考古报告编号为XDM∶11，合金成分为：铜，71.09％；锡，12.25％；铅，7.34％。8号样品为铜扣形器，考古报告编号为XDM∶62，合金成分为：铜，84.15％；锡，4.64％；铅，4.14％。

彭子成等人测试过江西新干商墓和吴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及冶炼遗物，发现其中有的为异常铅。异常铅器物及遗迹的合金含量情况如表5。(63)

从表5可以看出：第一，铜器的锡铅含量不固定，但总体上锡含量要大于铅，这种异常铅现象有可能是锡铅多金属矿料所造成的，如1—4号及6号铜器。第二，如36号及37号样品，由于是范土和粘渣，很显然是被合金原料所污染而造成的异常铅现象。第三，如10号样品，锡含量很低，几乎没有铅，颇似纯红铜铸造。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同的解释。金正耀曾检测过一块孔雀石，含异常铅。他认为纯红铜器物的异常铅现象是由于铜矿中含异常铅杂质所致。(64)笔者则认为，这是由于孔雀石或红铜在铸造过程中受异常铅污染所导致。因为从商到东周时期，异常铅铜器主要存在于商代，其他时期都以普通铅为主，足以说明铜矿含异常铅杂质的可能性非常小。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异常铅铜器的情况，可参见《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测定报告》表1。(65)从该表可看到，盘龙城铜器分异常铅和普通铅，其中异常铅的锡及铅含量都较高；同时，即使某器物铅含量很低，但锡含量仍高，如编号为1822的样品，其成分为：铜，84.3％；铅，0.33％；锡，12.1％。这种合金情况和上面分析的商王朝及江西的情况大致相同。

如果异常铅铜器的锡含量总是很低，甚至微量，那么从锡铅多金属矿的角度来谈异常铅就没有意义，本文立论的逻辑基础就没有了；但是，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大部分异常铅铜器的锡含量较高，而且铅含量虽然不固定，但是基本都有，所以，从锡铅多金属矿的角度来分析异常铅铜器应是不算勉强的。同时，从新干异常铅铜器和商王朝异常铅铜器两者的铅同位素比值来看，无论是从

比值还是从

比值来看，两者都还比较接近。(66)

综上所述，江西和湖南不仅有丰富的锡铅多金属矿，而且某些锡铅多金属矿含异常铅；同时，江西也有较丰富的铀矿资源，也使异常铅矿料存在的可能性加大。这两个地区金属矿产资源的这些特点，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商王朝江西、湖南和盘龙城等地的异常铅铜器的锡料产地主要可能在江西及湖南一带，并且这种矿料可能是一种含异常铅的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

需要指出的是，异常铅矿料的利用从商代二里岗时期到商代末期，期间延续近400年。(67)西周及以后这种异常铅铜器就很少了。这表明，某个(或某些)含异常铅的锡铅多金属矿经过长时间开采可能基本枯竭，然后人们又转向新的矿源。根据商王朝吴城、盘龙城及新干等地的铅同位素考古，这些地方出土的铜器既有异常铅，也有普通铅，这意味着含异常铅的锡铅多金属矿山被开发的同时，另有含普通铅的锡(或锡铅多金属)矿山也可能被开发。

当然，在中国，不仅仅江西、湖南存在丰富的锡矿及锡多金属矿，其他地方，如内蒙古、东北交界的地区(考古学上讲的辽西地区就处在这个区域内)，由于处在长江流域以北最大的锡矿带——大兴安岭锡矿带(或所谓的“燕辽锡矿带”)内，(68)所以锡矿及锡(锡铜铅)多金属矿也很丰富。考虑到林西大井铜锡多金属矿正处在这一锡矿带内，而且大井一些铜锡多金属矿至少在东周早期就被开发利用，(69)因此有必要考察辽西地区的锡多金属矿是否含异常铅。

据储雪蕾等人研究，林西的锡多金属矿中所含铅基本上是普通铅，另外该地区方铅矿所含的铅也是普通铅。(70)虽然该文中有一例样品，即黑色页岩WY960101，其所含铅

为15.613/20.156≈0.7746，存在高放射性现象，但该样品不是锡多金属矿。另外，根据张信研究，大井锡铜多金属矿也只含普通铅，其

在18.3021—18.5010范围内，其

在15.5207—15.7250范围内，明显为普通铅。(71)总体而言，辽西地区如林西的锡多金属矿所含的是普通铅，因此商王朝异常铅铜器的锡矿料来自辽西的可能性不大。

(二)从历史矿产地理方面考察江西及湖南的锡矿

如上所述，商王朝异常铅铜器的锡矿料极有可能来自江西或湖南的某些锡铅多金属矿。然而笔者觉得不仅仅如此。商王朝铜器有含异常铅的，也有含普通铅的，从历史文献角度看，对于商王朝大量的、不含异常铅的青铜器而言，其主要的锡料来源，可能也主要来自江西或湖南。(72)

首先，秦汉以前锡矿产地主要集中于“荆州”和“扬州”，这自然包括江西或湖南。作为先秦时期价值颇高的经济地理及区域地理著作，《尚书·禹贡》特别提到“荆州”和“扬州”的“金三品”问题：“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九江纳锡大龟。”从句中“江”、“汉”、“云土梦”、“九江”等词汇看，无论衡山、荆山的具体位置如何有争议，《禹贡》中荆州的范围至少包含江汉平原、鄂东南及湖南部分地区，大致即指长江中游地区，应无疑问。对于“扬州”，《禹贡》说：“淮、海惟扬州。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

定”，“厥贡惟金三品”。从三江、彭蠡、震泽等字样看，扬州的范围大致为淮河以南、湖南以东的长江下游地区，从更宽泛角度看，甚至可能还包含福建及广东东北等；无论如何，扬州的范围至少应包含长江下游地区。至于江西，很明显是荆州和扬州的交接地带，在我们看来，其实划入荆州、扬州都无不可。对于“金三品”，《尚书》孔传解释为“金、银、铜也”；孔颖达正义：“郑玄以为‘金三品者，铜三色也’。”应指铜及青铜合金的颜色。郑玄的解释是对的。可见荆、扬二州铜矿、锡矿等青铜矿料较为丰富。

多数学者主张《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主要反映的应是先秦(包括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73)该书《夏官·职方氏》云：“东南曰扬州……其利金、锡、竹、箭。”《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周礼》中提到“金”与“锡”的产地，大致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包括江西及湖南。

秦汉时期的文献对青铜矿料产地也有记载。《史记·李斯列传》云：“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同书《货殖列传》：“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同时又说到长沙有锡矿，“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74)《史记》所说的资源分布情况应主要指先秦，尤其是战国至西汉时期。文中指出铜、铁等资源分布很广，但是对于“锡”、“连’’等与铜合金有关的金属原料，却只提“江南”，说明这些资源地域性很强，并不像铜铁一样可以到处“山出棋置”。该段文字还是西汉以前唯一明确提到锡矿开采地点——长沙的资料，这点尤为珍贵。根据《史记》文意，虽然长沙锡矿量不大，但已说明湖南可能有悠久的开采锡矿的历史。从长沙沿湘江往南溯源，就会到达衡阳及常宁地区，这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锡矿非常丰富的地区。(75)

其次，秦汉以后文献关于江西及湖南锡矿的记载更多。具体情况可参考夏湘蓉、王菱菱等人的研究。(76)实际上即使当今，这两个地区仍是中国很重要的锡矿产地。

(三)从考古学和交通方面看商王朝的锡料产地

地质勘查表明，中国锡矿主要集中于云南、广西、广东、江西、湖南、内蒙古(包括考古学上讲的辽西地区)6省、区。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江西或湖南最有可能是商王朝主要的锡矿料来源呢？除了上面讲到的原因外，如果从考古学和交通条件看，江西或湖南比云南、两广及内蒙古地区更具优势。

首先，从考古学角度看，较之两广及云南，商代江西及湖南的青铜文化与商王朝关系密切。众所周知，江西和湖南在商代有繁荣的考古学文化。比如江西有吴城遗址及吴城青铜文化、(77)瑞昌铜岭古铜矿冶遗址，(78)新干大洋洲大墓，(79)等等；关于商代江西青铜文化及瑞昌古铜矿遗址的论述很多，兹不赘述。再来看湖南的商代文化。湘东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以岳阳铜鼓山遗址为代表，该遗址以商文化为主体，文化上与盘龙城有更直接的联系。(80)商代后期则有著名的宁乡商周遗址。宁乡出土了众多商及西周青铜器，学界有“宁乡铜器群”之称。据不完全统计，湘江流域出土的商至西周时期铜器约400余件，其中近300件出土于宁乡境内，另外百余件也主要见于宁乡附近的长沙、湘潭、株洲、益阳、岳阳等地区。(81)对于宁乡的商周青铜器，一般认为大多数是本地铸造的，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宁乡一带在殷周时代很可能是湖南及南方的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82)

其次，从交通条件看，众所周知，江西、湖南与盘龙城遗址构成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江西、湖南通过盘龙城，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与郑州商城及安阳殷墟的交通都非常畅通、便捷。很明显，在商代，对于岭南及长江流域与中原王朝的交通，江西、湖南及盘龙城所构成的交通网络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滇东北地区不但其考古学文化同商王朝的交流近乎空白，而且它的交通地位及其与中原的交通条件，更无法与江西和湖南相比。

(四)商代的“金道锡行”

前面我们考察了江西或湖南有可能是商王朝的主要锡料产地。那么，假若本文的结论能够成立的话，对于理解商代的历史文化有什么意义？显然，如果商王朝对于锡料等资源的获取是在其直接控制的“王畿”之外，或者说其资源来源地比较遥远，资源与商文明之间的关系，无疑会有很多值得探究的问题。比如，青铜矿料资源与战争的关系；商王朝如何控制、分配矿产资源及文明扩张的动力问题；青铜矿料的开发和流通如何影响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城邑和交通的布局；(83)商代是否存在青铜原料的运输之路，即“金道锡行”，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只简略地提一下学界讨论相对较多的“金道锡行”问题。

“金道锡行”的说法较晚，出现在东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84)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金道锡行”，其起源可能甚早。《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这句话隐约表达了某种从远方“贡金”于中原王朝的含意，实际上表明某种金属原料进贡之路的存在。《左传》提到“贡金”是在夏朝，时代可能偏早。如果本文关于锡料产地结论成立的话，则表明至少从商代可能就形成所谓的“金道锡行”。

当然，由于不同学者对商代青铜矿料资源产地有不同推断，因而会有不同的“金道锡行”。例如金正耀、刘莉和陈星灿等人对商代的“金道锡行”进行过讨论。刘莉和陈星灿绘制的铜料等资源运输路线，由于没有具体论证，且更多是根据现代的水运交通，因此他们所绘制的“金道锡行”路线图推测成分较多，显得有些笼统。(85)而金氏所论述的“金道锡行”则很有启发性。金氏所勾画的商代的“金道锡行”有二：一是南路，即云南的锡料等矿料沿长江干线到达长江中游，然后经盘龙城及随枣走廊到达商朝都城；二是北路，即云南的青铜矿料经四川盆地，然后沿陕南汉水通道而通往中原。(86)

笔者对于商王朝青铜矿料来源的结论与金氏等人不同，所勾画的“金道锡行”自然会有所不同。笔者勾画的“金道锡行”基于下面两个结论：第一，崔剑锋等对商周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进行地球化学矢量法分析后指出，商王朝铜器的小部分铜料，可能来自长江中游的铜绿山、铜岭一带，但是大量铜料可能还是来自中条山铜矿区。江西、湖南及盘龙城这些地区铜器所需铜料应来自鄂东南及铜岭地区。(87)笔者倾向于崔剑锋等人的看法；第二，据本文论证，商王朝的锡料可能主要来自江西北部以及湖南中南部。具体来说，商时期江西北部，如德安一带的锡矿可能被开发；同时位于湖南中南部，如长沙、衡阳及常宁一带的锡矿也可能得到开发。

要勾画商代的“金道锡行”，还必须结合一些重要的商代考古遗址(交通节点)，由点到线进行连接。这些交通节点包括：

(1)盘龙城遗址。商王朝“金道锡行”的形成大概是以盘龙城的建立为标志。前面对盘龙城遗址的性质和作用多有论述，总之，盘龙城可能是南方锡料或其他资源输往商都城的枢纽。从交通上看，盘龙城和湘江流域及赣江流域有很强的呼应性和关联性。

(2)吴城遗址。根据遗址地层和陶器类型，吴城文化可分为三期：第一期，相当于商代二里岗上层；第二期，相当于殷墟早、中期；第三期，相当于商末周初。(88)对于吴城文化性质，学界颇有争论。有学者认为是受商文化影响较大的地方土著文化，(89)有学者认为是商文化的一支地方类型，(90)甚至有可能是盘龙城政权的南进。(91)我们倾向于后者。吴城遗址与商王朝相隔数千里，但是其前后三期文化与商王朝文化发展过程颇为相似，是与其平行发展的，(92)该文化与商文化可以说“共进退”。吴城遗址所代表的势力应是臣服于商的诸侯或方国，(93)担负着向商王朝纳贡或贸易交换的任务。

(3)湘江流域的岳阳铜鼓山遗址和宁乡商周遗址。前面对这些遗址已做了概述。

(4)信阳罗山商代墓地。从武汉盘龙城一带通往郑州商城或殷墟安阳的交通中，从哪个地区越过桐柏—大别山的隘口，是值得深思的。罗山商代墓地的发掘给我们一定启示。考古人员在罗山县城东南蟒张发现大型商代墓地。根据报告，墓葬时代应为晚商时期。(94)值得注意的是，墓葬出土的铜器中多铸有族徽铭文，大多数铭文为“息”。(95)蟒张商代墓地不仅表明商代“息”国的存在，同时表明信仰罗山地区在南北交通中位置很重要。

结合前面关于青铜矿料的两个结论及这些交通节点，我们尝试绘出商代的“金道锡行”。商代的青铜原料运输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是北线，主要提供铜料，由中条山铜矿区(如垣曲一带)直接提供铜料。由于中条山矿区距离郑州或安阳很近，有可能是商王朝直接进行控制，所以此条路线算不上所谓的“金道锡行”；二是南线，主要是从南方运输锡料及少部分铜料，这才是远距离的、商代真正的“金道锡行”。该路线大致呈“人”字形。“人”字的顶部可代表商都城，左边一撇代表湖南地区的路线，右边一捺代表江西地区的路线，两条路线在武汉盘龙城一带交叉，然后通往中原。具体路线可能大致如下。一是江西德安、瑞昌等赣北地区的锡料和铜料，一部分输往吴城遗址；一部分则沿江，可能和鄂东南部分铜料汇合，然后到达盘龙城一带；二是湖南中南部，如长沙、常宁等地区的锡料，沿湘江，经衡阳、长沙、岳阳，到达盘龙城一带。湖南或江西的青铜原料输送到武汉的盘龙城一带后，可能沿滠水上溯，经大悟吕王城、宣化店，过大别山隘口，进入罗山地区(商代息国所属范围)，然后大致沿今京广线，到达商朝都城郑州或安阳。

笔者同时认为，文献和甲骨文中所述的武丁南征，其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获得铜料，而主要是为了保证锡料(及少部分铜料)路线(即“金道锡行”)的畅通。也就是说，商王朝打击荆楚等地方政治势力，可能是因为这些势力阻断或妨碍“金道锡行”，影响了青铜原料的运输。

四、结论

研究商周青铜矿料产地面临很多困难，但是科技考古有力地推动着这一课题逐渐向前发展。结合本文初步总结的历史文献法、科技考古法及综合研究法等几种方法，笔者对商朝青铜器的锡料产地问题做了一些反思性探索，并提出如下看法。

商王朝都城及长江中游的盘龙城遗址、新干大洋洲、吴城遗址、湖南宁乡等地，都有含异常铅的铜器出土。(96)对于这些铜器的异常铅，学界通常是从铜(铜铅)矿或铅(铅锌)矿的角度来考虑的，我们首次转变思路，从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是否含异常铅的角度来考虑铜器的异常铅问题。结果发现，江西或湖南的某些锡铅多金属矿含异常铅；而锡矿丰富的辽西地区(有林西大井古矿遗址)，其锡矿(锡多金属矿)不含异常铅，这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商朝含异常铅铜器的锡矿料颇有可能来自江西或湖南的某些含异常铅的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不仅如此，商朝不含异常铅铜器的锡矿料主要也可能来自江西或湖南。除科技考古方面的原因外，另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也加强了我们的推测：第一，从古代文献和近现代的地质勘查资料看，中原地区虽然有零星小锡矿点，但缺乏大规模、有采掘价值的锡矿，这可能导致商王朝必须在中原地区之外寻求高品位的锡矿；而江西或湖南则有很丰富的锡矿及锡铅(锡铅铜)多金属矿。第二，从考古学文化及交通条件方面看，江西和湖南比锡矿同样丰富的云南、两广及内蒙古等地区，无疑有更大的采掘优势。

附识：本文于2012年6月5号投寄之后，同月中旬看到陈光祖先生发表于《考古》2012年第6期的《商代锡料来源初探》一文。拙作与陈先生文章题目类似，但论述角度、结论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陈先生观点的商榷。文章第二部分“中原地区缺乏有开采价值的锡矿”和陈文所论最为相关，所引文献颇有重合之处。《河南省地质矿产志》有关材料，是拜读陈先生文章后，在修改过程中加入者，在此致以谢意。本文核心内容及观点来自笔者于2011年5月完成的博士论文。两位匿名外审专家对文章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注释：

①例如，考古学者李济和地质学者赵宗溥都较早论及商周青铜矿料产地，分见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1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3年，第73—104页；赵宗溥：《青铜文化来源考疑》、《青铜文化来源续考》，分见《矿测近讯》1948年第88期、1950年第98期。

②例如针对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现，夏鼐指出：“我们不仅研究青铜器本身来源……还要研究它们的原料来源……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新开辟的一个领域。”(夏鼐、殷玮璋：《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之后众多学者，如科技考古学者金正耀、地质学者闻广等，都对青铜矿料来源十分关注，他们的有关论述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

③“商代铜器”与“商王朝铜器”有别，拙文主要讨论商王朝和长江中游地区铜器的锡料来源，至于商代出土的其他铜器(如三星堆铜器)的矿料可能另有他源，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④天野元之助：《殷代産業に関すゐ若干の問題》，《東方学報》1953年第23冊。

⑤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第95—129页。

⑥这种铅有时被称为“低比值铅”，因为[207]Pb/[206]Pb比值一般小于0.8，小于普通铅；有时也被称呼为“高放射性铅”，因为铅中[206]Pb、[207]Pb及[208]Pb含量特别高。参见陈铁梅：《科技考古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7、132页。

⑦金正耀于1984年初完成的硕士论文《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是目前所见关于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的最早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金氏检测到商王朝铜器含“异常铅”。(参见《科学史论集》，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65—386页；本文又收录在其著：《中国铅同位素考古》，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年)之后，在金正耀及彭子成等人的实践下，中国的铅同位素考古迅速发展起来。

⑧欧洲学者曾进行过试验，证明“铅同位素分馏”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崔剑锋通过模拟试验，证明“铅同位素分馏”效应很小，可以忽略不计。陈铁梅也从理论角度认为铅同位素的分馏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参见崔剑锋、吴小红：《铅同位素考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4—30页；陈铁梅：《科技考古学》，第129页)

⑨崔剑锋、吴小红：《铅同位素考古研究》，第9—10、48—50页。

⑩王昌燧、秦颖等率先在中国尝试用微量元素示踪法来研究商周青铜矿料的产地问题。有关原理、学术现状及综述可参考王昌燧：《文物产地研究发展简史——兼论科技考古与Archaeometry》，《科技考古论丛》第2辑，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6页；李清临：《古青铜器矿料来源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4年5月；魏国锋：《古代青铜器矿料来源与产地研究的新进展》，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7年5月；李清临、王然：《微量元素示踪法在青铜器铜料来源研究中的应用与进展》，《江汉考古》2007年第2期；E.Pernicka,"Trace Element Fingerprinting of Ancient Copper:A Guide to Technology or Provenance?" in Suzanne M.M.Young,A.M.Pollard,R.Ixer and P.Budd,eds.,Metals in Antiquity,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792,Oxford:Archaeopress,1999,pp.163-171.

(11)陈铁梅：《科技考古学》，第139页。

(12)E.Pernicka指出，微量元素示踪法与铅同位素比值法相结合，应该是较好的方法。E.Pernicka,"Trace Element Fingerprinting of Ancient Copper:A Guide to Technology or Provenance?" pp.163-171.

(13)魏国锋：《古代青铜器矿料来源与产地研究的新进展》，第1章第5节；李乃胜、李清临：《文物产地与矿料来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汪常明、金正耀：《铜同位素分析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探讨》，《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年第1期。

(14)本文所谓“中原地区”，包括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河北(除非特别说明，京、津也含在河北省内)及山东在内。

(15)天野元之助：《殷代産業に関すゐ若干の問題》，第231—237頁。日文资料由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丹羽崇史先生惠供，中文翻译由武汉大学郑威博士提供帮助，在此表示谢意。

(16)闻广：《中国古代青铜与锡矿(续)》，《地质论评》1980年第5期；闻广：《中原找锡论》，《中国地质》1983年第1期。

(17)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1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赵宗溥：《青铜文化来源考疑》、《青铜文化来源续考》，分见《矿测近讯》1948年第88期、《矿测近讯》1950年第98期；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童恩正等：《中原找锡论质疑》，《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张世贤：《见微知著》，台北：台湾文史出版社，1991年；华觉明：《“玄镠”新探——兼议商周锡料的可能来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创刊号，1989年第1期；申斌：《商代科学技术的精华》，胡厚宣主编：《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1985年增刊；廖苏平：《试论中国青铜时代锡矿的来源》，《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18)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1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第104页。

(19)翦伯赞：《先秦史》，第187页。

(20)张世贤：《见微知著》，第71页。

(21)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239—291页。

(22)金正耀的“西南说”得到李晓岑等一些学者赞同。(参见李晓岑：《商周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的再研究》，《自然科学史》1993年第3期)

(23)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锡料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4期。

(24)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2页。

(25)根据徐旭生和侯仁之有关考证，中山经的大致范围为，中山首经至中次七经为晋南豫西山地；中次八经为鄂西荆山至大洪山一带山脉；中次九经为四川重庆一带山脉；中次十经、十一经大致在豫西南一带；中次十二经在湘北至赣北一带山地。(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97—298页；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图2，第5—8页)

(26)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矿冶较为发达，铜矿及锡矿等矿产地记载较为详细的时期。(参见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

(27)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北京：地质出版社，1980年，第71—74页表4、第142—144页表14、第165—168页表17。

(28)《明一统志》卷30《南阳府》“土产”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72册，第760页。

(29)参见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第2、5、6页。

(30)夏湘蓉等人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列出不同时期的全国矿产表，并认为中原5省的锡矿记载基本上应是铅矿之误。(表1锡矿情况参见表下注释；表2锡矿情况可对照夏湘蓉等：《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87—88、90—94页)

(31)河南省地质调查所：《河南矿产志》，上海：开明印刷局，1933年，第49—59页。

(32)河南省地质调查所：《增编河南矿产志》，上海：开明印刷局，1936年。

(33)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第5卷《地质矿产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34)河南省地质矿产厅地质矿产志编辑委员会：《河南省地质矿产志》，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年，第764、621页。

(35)王化民：《重砂测量与河南找锡》，《河南地质》1988年第1期。

(36)朱行中：《河北各矿概要》，《矿冶》1933年第17期。

(37)霍本淑等：《河北省砂矿图册》，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年，第94页。

(38)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第7卷《地质矿产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

(39)地质部全国地质资料局：《全国矿产产地资料汇编(锡)》(内部编印资料)，地质部全国地质资料局编印，1956年，第2—4页。

(40)中共山西省委调查研究室：《山西经济资料》第1分册《地理地质矿产部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

(41)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第4卷《地质矿产志》，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42)李延祥从民国时期所编《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中看到阳曲、榆次、太谷、汾城有锡料输往它地进行贸易的记载，于是认为山西应有锡矿存在。(参见李延祥：《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记载山西产锡及其意义》，《有色金属》2004年第3期)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该书所记载的四个地方的锡料贸易，不排除有转口贸易的可能。

(43)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第4卷《地质矿产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44)地质部全国地质资料局：《全国矿产产地资料汇编(锡)》，第222页。

(45)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地质矿产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山东省地质矿产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地质矿产志》(内部资料)，济南：山东省地质矿产局，1992年。

(46)中国地质科学院资源研究所：《中国钨锡矿矿产资源图(1∶500万)》，北京：地质出版社，2007年，“说明书”，第25—68页。

(47)王科强先生根据多年研究和搜集的资料，把中国的铜矿和锡矿产地制成表，惠示笔者。他提供的表中，中原省份也没有锡矿分布。由于此表涉及一些矿产方面的内部资料，故无法列入文中。他的学术论文有《中国铜矿床成矿期划分及其时空分布特征》(《矿产与地质》2006年第6期)等。

(48)从王化民《重砂测量与河南找锡》文中所给出的锡石重砂强度表看，这些锡矿品位很低，较难形成有开采价值的矿体。(参见王化民：《重砂测量与河南找锡》，《河南地质》1988年第1期)

(49)陈光祖：《铅同位素来源地分析——商代铜器铸造原料来源研究评议》，“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该论文通过徐少华先生通信获得，谨致谢意。

(50)金正耀：《论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成因铅》，《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42页。

(51)本文提到的锡铅多金属矿，往往也包含锡铅铜多金属矿。

(52)赵匡华：《金属贝币与金属包套的检测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附录3”，第334页。

(53)吴沧海：《低品位难选铅锡氧化矿的鼓风炉熔炼》，《有色金属》1981年第5期。

(54)卢树东等：《江西彭山锡多金属矿田地质地球化学特征研究》，《中国地质》2005年第3期。

(55)马振东、单光祥：《长江中下游及邻区区域铅同位素组成背景及其应用》，《地质学报》1996年第4期。

(56)肖红全等：《湖南东坡矿田金船塘铋矿床铅同位素地球化学及成矿年龄》，《矿床地质》2003年第3期。

(57)参见朱炳泉、常向阳：《评“商代青铜器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发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80—283页)另外，小秦岭地区一般是指西起兰田，东至河南灵宝，南界洛河，北界陕豫平原，基本上是华山山脉分布范围。

(58)金正耀等：《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附录6”。

(59)彭子成等：《赣鄂豫地区商代青铜器和部分铜铅矿料来源的初探》，《自然科学史》1999年第3期。

(60)湖南宁乡也有异常铅铜器出土，但具体数据尚未公开发表。(参见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34页)

(61)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265—270页。

(62)彭子成等：《赣鄂豫地区商代青铜器和部分铜铅矿料来源的初探》，《自然科学史》1999年第3期。

(63)彭子成等：《赣鄂豫地区商代青铜器和部分铜铅矿料来源的初探》，《自然科学史》1999年第3期。

(64)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41页。

(65)孙淑云等：《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测定报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附录3”，第545—551页。

(66)三星堆遗址的异常铅铜器，虽然

基本上小于0.8，但是

Pb大多都是在21—23之间，相比之下，新干铜器和商王朝铜器在

比值上更接近。三星堆数据参见金正耀：《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化学组成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99—112页。

(67)金正耀：《中国青铜文明探索：以铅同位素研究为中心》，《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18—32页。

(68)赵一鸣等：《中国主要金属矿床成矿规律》，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69)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第7期；王刚：《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70)储雪蕾等：《内蒙古林西县大井铜多金属矿床的硫、碳和铅同位素及成矿物质来源》，《岩石学报》2002年第4期。

(71)张信：《大井铜—锡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及其成因》，《矿产与地质》2007年第4期。

(72)廖苏平曾提出江西锡矿对于商代锡料来源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利用科技考古方面的成果。(参见廖苏平：《试论中国青铜时代锡矿的来源》，《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73)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前言”。

(74)《史记》卷87《李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3页；卷129《货殖列传》，第3254、3268页。

(75)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钨锡矿矿产资源图(1∶500万)》，“说明书”，第40—41页。

(76)参见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71—74页表4、第87—88页表6、第90—94页表7和表8、第99页表9、第122—126页表12、第142—144页表14、第165—168页表17；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第1—26页中有关列表。

(7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7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岭遗址发掘队：《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铜岭古铜矿遗址发现与研究》，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

(79)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

(8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和东周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5辑，《求索》1989年增刊。

(81)向桃初：《炭河里城址的发现与宁乡铜器群再研究》，《文物》2006年第8期。

(82)高至喜：《湖南宁乡黄材发现商代铜器和遗址》，《考古》1963年第12期。

(83)对于青铜矿料资源与城邑布局的关系，张光直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屡屡迁徙，最大的动机之一可能是为了追求主要政治资本亦即铜矿与锡矿。(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28页)

(84)《曾伯

簠》铭文云：“克狄淮夷，印燮繁汤，金道锡行。”郭沫若认为“金道锡行”是“金锡入贡或交易之路”。(参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85)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第90—93页。

(86)金正耀：《资源与文明：安阳时期的商王国》，《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第59—60页。

(87)崔剑锋、吴小红：《铅同位素考古研究》，第51页。

(88)参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

(89)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集刊》1981年第3辑。

(90)赵峰：《清江陶文及其所反映的殷代农业和祭祀》，《考古》1976年第4期；李家和：《吴城遗址文化分析》，《南方文物》1980年第4期。

(91)李昆、黄水根：《吴城与三星堆》，《南方文物》2001年第3期。

(92)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的《商周考古》一书指出：“吴城青铜礼器发现虽不多，但其早晚变化的趋势与中原地区大体相同。这些现象表明，吴城文化自早商以来一直是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37页)

(93)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甲骨文中所说的“雀”侯。(参见李家和等：《说雀——亚雀考》，《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

(94)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罗山蟒张公社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95)前人对该族徽有多种解释，李伯谦等认为柯昌济等学者解释为“息”较合理，同时认为蟒张墓地为商代息国的贵族墓地。(参见李伯谦、郑杰祥：《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96)对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及汉中地区青铜器的异常铅矿料来源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加讨论。金正耀认为这些地方青铜器的异常铅矿料和商王朝、长江中游地区异常铅铜器的矿料一样，都可能来自滇东北地区。具体论述参见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中有关文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