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与21世纪中国学术讨论会”笔谈

清华史学对我影响深远

何炳棣

今春不能重访母校，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纪念资深学人会议，并作一公开学术演讲，实在是一大憾事。谨托李伯重主任代我宣读简短的感言并代致祝词。

我虽然1934年(也就是国学研究院停办五年后)才考进清华，极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自修西洋史准备庚款留学考试，但有幸三年级时得缘与吴雨僧(宓)师不时过从，而且特别选了陈寅恪师的隋唐史，以唐代皇位承继问题作为练习考证的对象，因此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特征、贡献及影响，自始即有相当的了解和高度的景仰。该院的重心无疑是在历史，而在历史方面，仅仅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位导师就已富可敌国了，更不必提该院所栽培的多位国学专材了。贵系资深同仁中既已做过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详细编年工作，我谈话的重心就可移到该院1929年结束以后，新改清华大学四年制历史学系的特色了。

首先应该检讨的是最近30年来国内似颇盛行的一种看法，即清华历史学派大体上直可目为陈寅恪学派。案：就在双重体制改革的1929年，清华当局从南开聘请蒋廷黻先生为系主任统筹历史系的发展计划。国学研究院领导仅存的陈寅恪先生改为中国文学系与历史系合聘，在前者讲授佛教翻译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在后者讲授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史。蒋廷黻先生第一项重要建树是从武汉把雷海宗先生请回母校，主讲由雷严肃修正过的、以当时风靡全球的施本格勒的形态史观为理论架构的宏观中国通史，并兼授中国上古史及秦汉史。25年前答访问时，我曾对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作了以下扼要的回忆：

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意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廷黻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走这条道路的。

蒋廷黻先生和刘崇宏先生决策，利用三种渠道为清华、为全国培植历史教研人材——资送清华历史系研究生成绩优异者出国深造；经由中美庚款考试选拔将来所需史材；给予助教、教员以三年时间准备开新课。这期间培养出的新史材计有邵循正(本治中国近代外交史，赴巴黎转攻蒙古史)、王信忠(日本史)、张德昌(经济史)、杨凤岐(意大利史)、杨绍震(美国史)、谷霁光(魏晋南北朝史)、吴晗(明史)、朱庆永(俄国史)和未来誉满寰宇的新中国考古事业领导人夏鼐(他原是从蒋廷黻先生治清史的)。研究生中只有朱延丰和姚嶶元从陈师研究中古史，而且师生关系有欠和睦。所以就多方史实论，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决非所谓的陈寅恪学派所能涵盖。

但是，可喜的是，正当我入学的前后，陈先生教研的重心从佛教与中亚史地转移到隋唐史。我三年级(1936—1937年)选隋唐史时，陈师讲述的内容什九都是待刊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中的篇章。除我之外，班上受益者有九级(1937年毕业)的杨联陞、同级的汪籛和黄明信(他权威性的《西藏的天文历算》近年出版之后，被邀请改正《大英百科全书》中藏历专节中的错误，而其一生心血所在的《吐蕃佛教》却尚待问世)。另外还有来自燕京听讲的周一良的未婚妻邓懿。王永兴要稍待至联大才由中文系转入历史系，长期师事陈寅恪。

再应顺便一提的是，蒋师眼光锐利，不但是首位利用《筹办夷务始末》者，更是此项档案刊印的主要推动者。他又替清华买进陆军部档案。正如王静安先生之于古史，在近代史方面蒋廷黻先生也堪称为“二重证据法”的提倡者。

真幸运，在我求知若渴的国难岁月里，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繁琐考据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使我既能初步反刍雷海宗师启人深思的宏观史论，又能课外品尝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及欧战前外交史名著的风味；使我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跳出传统中国史学的“如来佛掌心”，开始向掌外“大”处想，至少向“大”处梦想。这个梦想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土地改革运动与土地政策，1870—1911年》完成以后半个多世纪才能逐步实现。

正当我从英国史全力转入国史研究的时候，国内1952年的院校改组把母校的文、理、法三院并入北大，清华的历史系遭受肢解。丁则良、雷海宗师、汪籛先后含冤而死，以致我和母校历史系的精神纽带全被切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想打进美国第一流学府主持中国史教研非常不易，只有靠自己著作质与量的冲击力。那时个人的潜意识里无时敢忘在海外作为清华史学传人肩担的沉重。因此，自始即养成必要时自修社会及自然科学工具的习惯，即决定利用尽可能大量而多样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对一系列国史上基本性的大课题，希望能取得原创性的成果。研撰初期，尤其有意以西方第一流社科及历史期刊(有如《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及历史的比较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学报》、《美国历史学报》等)为试金石，藉以观测自己国史研撰是否能超越传统国学和汉学的畛域而跻列于世界水平的著作之林。

海外清华史学传人最早成名者是九级的杨联陞。由于特殊私人机缘，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已以《晋书食货志译释》获哈佛东亚语文及历史系合授的博士学位，继周一良任助教授。杨联陞才思敏捷，博闻强记，精通日文，既能大量利用日人研究成果，往往又能指摘其史料或铨释之不足，任教30余年间写作广涉经济史、宗教史及中国语文，尤以七八十篇书评闻于海外汉学界。1965年夏曾坦白对我说：“你是历史家，我是汉学家。什么是汉学家？是开杂货铺的。”我立即回应：“可是你这杂货铺主人的货源，确实充足，连像我这样‘傲慢’(故意用此形容词)的历史家还非向你买货不可。”这固然是老同学间的谈笑，事实上却代表清华史学传统中两个不同方向的发展。最启人深思的是，杨一生最重要的史学论文是1935—1936年雷海宗先生秦汉史班指导下完成的《东汉的豪族》(随即刊于《清华学报》)。

清华旧日同学中，杨联陞和我有幸在海外避过反右、文革等灾难，数十年利用第一流图书设备孜孜不倦地在浩瀚的国史领域里“开矿”，力求不负当年老师及同学辈的期望。扪心自觉不愧为清华史学的传人，至于是否配称为“发扬光大者”尚有待到会诸位和整个中国史界严正评估。

在2005年校庆之月从太平洋东岸遥望水木清华，我有理由相信母校历史学系的未来展望是光明的。乐观的原因很多，此处我只须回忆。1952年初夏，胡适之先生当我面比较北大与清华文学院的不同。他说：“清华文学院一向比较谨慎，比较小；而北大则大不相同，只要我一天当北大校长，我就有把握把文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可是……”(那时他和我对国内院校改组详情不明，他仍是以北大校长身份写作案语的)。胡先生大半生都与北大文学院结不解缘，对它规模之大、兼容并包精神的自豪是当然的。但我当时内心的感应和事后多度的反思使我坚信胡先生对清华文学院的“小”不但毫无轻视之意，反而多少暗示一种戒惧的心态。换言之，他是充分了解清华文、史、哲的长处不在量而在质，胡先生这个含蓄而深刻的观察既可用以评估过去，又可用以预测将来。

千创百痍之后，清华近年来惨淡恢复国学教研究之初，幸有李学勤先生以身作则，锲而不舍地对考古发掘处的多批帛书简本古籍做“二重证据法”的示范教研工作，近年又有李伯重、葛兆光、张国刚、彭林等一批知名学者作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各自的研究在海内外也受到广泛的注意。我对母校史学教研近况虽所知不足，但仅就已知，结合我对母校传统及政策的了解，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又可传诵国学研究院时期的一句豪语了——“清华学苑多英杰！”谢谢诸位。

附录：何炳棣先生简介

何炳棣先生是清华大学校友，1938年毕业，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后，考取第六届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于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美国和加拿大著名学府任教，曾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逊讲座教授(1963—1987)和加州大学Irvine分校杰出访问教授(1987—1990)，1991年退休，但是仍然继续进行研究，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推出。

何先生主要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其领域涵盖了社会、经济、制度、文化、思想、农业史以及宏观史论。其早期英文代表作有《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和《帝制晚期中国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研究，1368—1911》。二者都被译成意大利文，列入社会经济史专著。前者另有中译本，后者另有日译本。前者为20世纪唯一华籍历史社科学人著作之一，后者近年被美国学术联合会选为历史最佳著作之一，列入E-Books以供广泛采用。何先生中期的代表作有二，一是《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是《东方的摇篮：中国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技术及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1000年》。何先生退休后转攻先秦思想史，已撰论文十篇，代表作是《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和长篇学术回忆《读史阅世六十年》。后者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

何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得到国际学界高度肯定，所获荣誉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6— )，美国亚洲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会长(1975—1976)，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法学博士LL.D.(1975)，Lawrence大学及Denison大学名誉人文科学博士(1978，1988)，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Fellow,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1979—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1997— )。近年重要学术讲座。包括：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爵士杰出访问学人讲座”(2000—2001)，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纪念讲座”(2000年12月)及近代史研究所“首届萧公权纪念讲座”(2001年11月22日)，香港中央图书馆主办“当代杰出学人人文与科技公开演讲”历史主讲人(2002)，等等。

何先生还是1971年秋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学者代表团的负责人。杨振宁和他曾被选为全美华人协会首届正、副会长(1977—1980)。

作者简介：何炳棣，美国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80周年感言

何兆武

今天我们大家在清华大学集会，纪念近代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学术文化正式开始步入了新阶段：一方面她是几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她又开辟了我国学术思想现代化的新阶段和新生命。她不是传统汉学、宋学以至乾嘉考据的简单继承，而是在吸收现代世界先进文化之精华的基础上开辟了我国现代学术思想的新天地，从而赋之以光辉灿烂的新生命。如果由于社会之步入现代化，我们就以为可以抛弃几千年来的文化精华，那既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也是对历史文化的犯罪。但如果是默守前人的成规，皓首穷经而不思革新与进取，那同样是自甘堕落而有悖于时代精神的要求。

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前后只有短短四年，导师只有六位，学生先后不超过百人。然而它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支撑了文化转型时期我国精神文明与学术思想的半壁河山。它所培养的学生蔚为20世纪上半叶我国人文学科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不妨设想，假如把当时这个为数不足百人的团队的名单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抽掉，那么，我国的人文学术将会呈现为一副何等之苍白无力的面貌。

人类文明是一个曲折不断而积累不断的前进历程。我们是在已有的基础之上不断地创新和进步的。如果彻底砸烂一切原有的旧文化，那么，我们就只好倒退到野蛮状态，一切都要重新从零开始了。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讲不通的。继承过去和创新未来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工程。清华国学研究院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珍贵的典范。我们要继承前贤的这一典范并继续不断地发扬光大，这乃是我们对于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最好的纪念。

当年的国学研究院六位导师之中，只有一个博士(即赵元任先生，而主任吴宓先生并非博士)，而在近百名学生中间也并无一个是博士。较之今天不但博士、而且更加有博导与博士后之大批量地生产者，固然是时代不同了；然而双方之间的德才学识就其可比较的方面而言，是不是当年的那批莘莘学子就比不上今天数不胜数的博导和博士后们了呢？王惠瑜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某出版者曾经大笔一挥，一口气就封了20多位“国学大师”，然则全国各个地方总计又应误封出多少位大师来？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几位导师理应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了吧，但国学研究院却从不曾封他们为大师，更梦想不到的是所谓博士后，博导以及形形色色的繁杂名目。他们眼睛盯着的是追求真理，而不是盯着追名逐利。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依然孜孜不倦地每天去实验室做她的科学实验，有一个人走过来告诉她说：“您获得诺贝尔奖了！她说：“哦，诺贝尔奖？”随即又低下头去继续做她的实验。假如她的眼睛一味只是盯在诺贝尔奖上，她大概是得不了诺贝尔奖的。近来看了几篇谈太平天国的文章，大都谈到太平天国的黑暗面，并指出这些黑暗面乃是导致它失败的原因。但似乎还有一点尚没有被研究者所深入探讨，那就是太平天国体制中的名器之温也应该是导致它败亡的契机之一。太平天国的末日，仅南京一个城之内封为王的就有2000人之多。然而2000多个王爷却并无补救它败亡的命运。追求真理的精神与名利的诱惑，两者是格格不入的。当人们念念不忘追名逐利的时候，追求真理的热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记得曾有一次和一位北大的中年教师谈话。我说；我羡慕你们现在有条件可以认真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我们当年是无此条件的。他回答说，其实这一点也难以做到。我问是什么缘故？他说：“心理上不平衡。”固然，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但同时，人也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有可能改造社会的条件和影响的。其中关键固然在于领导，然而大多数的群众也不可就此规避自己的天职。在这方面，国学研究院的前辈学者就为我们做出了可敬的榜样。清代学者颜元曾有言：“学者勿以转移之故委诸气数；一人利之为学术，众人利之为风俗。”移风易俗，学者应该是以身作则、责无旁贷的。我们前辈的学人曾经高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之总结清华国学院的精神；又曾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清华的校训，今天对前辈学人最好的纪念，就是从他们的手中接过这个火炬继续前进并发扬光大，使自己无愧于前可以对我们的前辈、后可以对我们的来者。祝国学研究院的精神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继续前进。

作者简介：何兆武，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的人文传统

——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

张岂之

一、人文基础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创立于1911年，名清华学堂。1925年成立大学部，随之改名清华大学，其中有三部：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被聘为研究院讲师(即导师)。研究院存在的时间不长，1929年停办，但其影响深远，探讨清华的人文传统，不能不从国学研究院开始。

梁启超与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结不解之缘，是清华人文传统的奠基者之一。他于1911年到清华讲演，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后来成为清华的校训。他最早在清华提出将传统与当代、中学与西学相融合的办学理念。王国维也有类似思想。这些在国学研究院中得到体现。

例如，研究院聘请导师有严格的条件，要求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全体”(整体)有所研究，不是一点一滴，也不是一鳞半爪，能够把握其总体精神。还要求导师们能用新方法去梳理中国的传统学术，同时了解世界学术发展之趋势，从而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倡导导师与学生个人接触，在人品上和学品上给予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所有这些并非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真正付诸实践的。8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看上述四位导师在国学研究院开出的门类繁多的课程，仍然会惊叹他们学问的渊博、境界的开阔。国学研究院在短短几年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人文学者，这和导师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国学研究院为清华奠定了人文传统的深厚基础，她的精神后来为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群所继承和发扬。清华校史上繁花似锦的人文课程和成果，是国学研究院的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需要从更加开阔的历史背景上去思考国学研究院的内在价值。

二、学术创新

清华校歌中有一句：“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八个字体现了清华人文传统的一大特色。这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只知固守国粹，而是东西文化的会通与创新。以下以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例作简要说明。

王国维在中国经学向近代学术转型中有首创之功，在人文学科的主要领域都有创造性贡献。他了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新发现的史料又有特殊的感情和兴趣，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遗书》五《静安文集续编·最近二十年中国发现之学问》)，指出：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而近代则有殷墟卜辞、流沙坠简、敦煌写本和边疆民族碑刻等史料出现，可称之为新史料发现的时代。他对甲骨卜辞、钟鼎款识、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等都进行过研究，特别是研究了甲骨卜辞和流沙坠简，并把它运用于古史探索。从甲骨卜辞中，王国维发现《史记·殷本记》等古书所载商王世系基本可信。他又把甲骨文与《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及《吕氏春秋》等传统性的古史互证，从而证明这些古史传说，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由于王国维善于利用新史料，他的史学研究（包括研究方法和具体的学术观点）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比他同时代人更加准确、更接近历史真相的上古历史的演变线索。正如郭沫若所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璀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异样的光彩。”又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的业绩为起点了。”（注：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陈寅恪研究中古文化史，史料范围极为广泛。他在刊载于193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册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注：陈寅恪：《陈寅恪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3页。），利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会有学术创新。他所作《静安先生遗书序》又指出，王国维之所以能够取得学术研究上超越前贤的成就，原因之一是他善于利用地下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陈寅恪自己研究中国中古文化史，并不限于旧有的材料。他曾说旧有的文化史研究，材料半出于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传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而他不但利用正史类书，而且还用了诗文别集，乃至敦煌写本。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文中从元稹、白居易的诗词中发现唐代艺术文化的前后变化，又从元、白的乐府中考察唐代史事，以文证史。他在中国中古文化史研究上的贡献，与他这种开阔的学术胸襟密切相关。

我在以上所写关于清华国学院导师们在学术上会通创新的一点一滴，只能起“举一反三”的作用。他们和其他清华人文学者在学术创新上曾经作出过很大的功绩，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可惜这方面的学术历史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真有些愧对前人了。

三、自强不息

清华的人文传统还表现于：师生们力求在人品和学品上自强不息、追求完美。按照上个世纪30年代清华的规定：教授们在校工作五年，就有一年的学术休假，由学校资助去外国访问进修。著名的散文作家朱自清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于1931年利用学术休假，在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和伦敦大学注册旁听。据《朱自清日记》于该年记述，他有两次夜梦清华未能继续聘他为教授，理由是他在外国文学的学养上尚有不足。梦醒，全身冷汗，深感不发聘书颇有道理，于是他更加努力利用在伦敦的一切便利条件，来提高自己。俗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谓“不足”，并非真的来自清华，而是朱先生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反映。从清华人文学科上的许多著名学者、教授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闪光。

人们会问：为什么如此？清华人文学者自身的修养达到一定境界，体验到“学，然后知不足”的真理，而且生活、工作在一个有着优良学风、校风的环境里，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后来人文学科的建设以及全校的经验，被归纳为一种教育理念，这就是1941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一文中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注：梅贻琦：《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此理念说明：专家和大师不同，大师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成果具有宽广、深厚、会通、创新的特色，而专家只是在某些点上有所研究并作出成绩。在人文学科方面，清华人文学科出现的大师不是一两位，而是群星灿烂。他们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局限，但他们的学术遗产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俗语云：“严师出高徒”，清华人文学科中培养出的佼佼者，不是少数。如钱钟书于1929年考入清华外文系，他在大学时期即表现出刻苦学习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当时发表了许多文章，有关于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哲学、美学问题、翻译问题等等，说明具有宽广深厚的学科基础，这些和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密切相关。还有1931年考入清华外文系、主修德文专业的季羡林，从他的《清华园日记》(大学三、四年级时所写日记)中可以看到，他读书的范围相当广泛，在学生时代即开始文学翻译，对教授们的讲课敢于评论，直抒己见。清华毕业后他在济南工作一年，考取官费留洋，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东方语言，研究东方文化，后来成为著名的东方学学者。他写过多篇关于母校清华的回忆文章，其中一篇名《梦吟水木清华》的散文中写道：根据他亲身受教的体验，清华的校风用“清新、活泼、民主、向上”这八个字表述最为恰当，这是关于清华人文传统的一种概括。

四、最高表现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她总是和具体的历史条件相联系，也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清华的人文传统在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得到更大的发展，用冯友兰的话说，西南联大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大学的“最高表现”。

清华大学在战争烽火中南迁，历经艰难险阻，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汇合，于1937年11月1日在长沙开学上课，文学院设在离长沙不远的南岳。这里的条件跟清华园无法相比。当时清华中文系闻一多教授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南岳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水，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头满是沙子，肉是臭的，素菜大部分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总之，我们在这里并不享福，但是我的精神非常充实，在南岳所开两门功课听讲的人数很多，似乎是这里最大的班。听得也很集中，我讲得也很起劲。”（注：《闻一多书信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页。）由此可以想见，闻教授在讲授《诗经》、《楚辞》时，其爱国情怀深深地感染了听课的大学生们。

1938年战火逼近长沙，学校向西南转移，有些教授选择步行，不愿坐车。当有学生问闻一多为何不坐车，他回答说：“困难之中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虽然是中国人而对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太少，多走些路没有坏处。”（注：冯友兰：《怀念朱佩弦与闻一多先生》，载《文学杂志》1948年第3卷第5期，转引自张守常《最完整的人格》，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1938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培育了西南联大，将三校各有特色的人文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融合，表现了中国大学在国难当头时的卓越和深沉的爱国情怀。从1938年至1945年，西南联大在八年间培养了3000名毕业生。正如曾经在西南联大读过本科又取得硕士学位的杨振宁所说：“这三千人为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曾再三讲过，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注：杨振宁，《21世纪的中国靠你们来建议》，见《海外学者论中国》，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这可能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生们的共同感受。

冯友兰教授曾经从民族复兴的高度，以独特的方式撰写了西南联大八年的纪念碑，碑文中有这样的话：“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之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注：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事隔数十年，今天我们再读此碑文，不能不深深钦佩冯先生的高瞻远瞩，他的预言正在实现中。

五、任重道远

新中国建立之初，清华奉命实行院系调整，文科均合并于北京大学，但此举并没有使清华的人文传统中断，清华用政治方向与精湛技术相结合的理念，为祖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1994年，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清华大学开始全面恢复和重建文科院系，十年来，成绩斐然，清华人文传统得到提升和发展：清华实践“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注：王大中：《关于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大学教学》2000年第1期。），认真落实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努力提高清华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并试验将人文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加以结合（注：顾秉林：《人文教育与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所有这些都使清华的人文传统得到继承和创新。

今天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建立80周年，恰逢人们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的时刻，使人激动不已。人们都有这样的期望：再过20年，当清华国学研究院建立100周年纪念时，从清华毕业的学子们都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成为以法治、公平、正义、诚信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和创造者，并从中产生思想家、理论家、学问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出现具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学术大师。任重道远，这要靠扎实工作和艰苦奋斗才能达到。清华人文学科的师生们有责任写出不愧于民族复兴伟大时代的新篇章。

作者简介：张岂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中西汇通”的义理和机制

——受教、执教55年对清华历史系早年学风的回想与体认

刘桂生

1950年秋，我从广州岭南大学政治历史学系转学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后来留校任教，到今天，在清华已经55年了。今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纪念。国学研究院与历史系有渊源关系，饮水思源，我这个老学生对养育自己多年的学术“母体”应有所忆念与反思。我最先想到的是陈寅恪先生。先生是国学研究院的四位(或五位，加李济)导师之一，我有幸在岭南大学受教于先生，转学到清华后，又受教于先生的学生(或“私淑弟子”)邵循正、周一良、丁则良等几位教授。我先做先生的“入室弟子”，再做“再传弟子”。今天的回忆就从先生与岭南说起。

1949年春，陈寅恪先生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之邀到达广州。先生给岭南政治历史学系学生开的课是唐史，从“李唐之创业”讲起，到安史之乱为止。下一个学年即1949—1950学年度，先生开魏晋南北朝史。这时已到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溃逃前对进步人士大肆搜捕，又大搞破坏——炸发电厂、炸海珠桥等等，学校不能正常上课，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春，教学秩序才恢复正常。这一年的魏晋南北朝史，我是断断续续地听下来的。虽然如此，但毕竟听了三学期先生的课，耳濡目染，对先生的“以多种文字史料证史”，“用经济眼光分析政治问题”，特别是“以精神文化为纲剖析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各类史料”等等新颖而独特的史学作风，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几位学术前辈的指引、教导下，我决心转学清华(原以为先生也会回到清华)。暑假一到，我登程北上参加清华的转学考试。这一年的9月1日，我便以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转学生的身份来校报到。

进清华越使我加深对寅恪先生与清华关系的认识。最明显的是系里教中国史的老师，无一不是先生的学生或“私淑弟子”，如教秦汉史的孙毓棠教授、教魏晋南北朝史的周一良教授、教宋史的丁则良教授、教元史和清史的邵循正教授、教明史的吴晗教授、专门研习唐史又兼教近代史的王永兴讲师和专攻近代史的陈庆华、张寄谦二位助教。他们之中周一良、王永兴、陈庆华三位就是协助寅恪先生工作的助手。

今天回想起来，清华大学历史系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重视外语学习。一谈到重视外语，一定有人会问：哪一所大学不重视呢？难道教会大学不是更加重视吗？是的，这话没错。但是，“重视”与“重视”不同。就我所知，清华大学的“重视”是把各门外语当作一个“整体”来重视，而不是把它们分别当作不同的对象或“主体”来重视，也就是把它们当作可以和中国文化进行比较、交流的对象来重视，其目的是为着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我为主”的重视，也是一种“有体有用”的重视。“体”自然是中国文化；“用”就是比较交流，以便使中国文化与各种外语所反映、转达的欧美文化二者交融互释。往深处看，这种做法实质是为在中国培养一批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文化精英。可见，“重视”与“重视”之间，情况还是不同的。这一点在对课程的要求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系里不仅要求学生学好“一门”外语，而且要求学好“多门”，至少是两门外语。作为“第一外语”的英语自不用说，接着来的要求就是作为“第二外语”的法、德、日、俄语中的任何一种。第二外语通过之后，如果有学生还选第三外语，系里更是鼓励有加。这样，随着掌握外语的门数日渐曾多，学生的史学视野也便随之而扩大，反过来又更加领会到多掌握几门外语的好处和必要性。这种做法使学生越来越认识到掌握外语的重要性。毕业生中掌握三、四门外语的人不少。除了前面说的留校任教的几位老师之外，还可举出何炳棣、李定一、何兆武、陈庆华、丁名楠、齐世荣、殷叙彝等这样几个名字。他们在史学上的成就，用不着我来介绍。总之，我认为，对清华历史系的“学风”，不谈则已，要谈，必须先从“重视外语”这四个字着手。

下面转入正题，谈谈我对清华历史系早年学风的认识。

学风的灵魂是学术思想，而学术思想则是一种有“体”有“用”，由“价值”和“功能”两部分组成的综合体。其中，价值是“核心”，功能则是一套“有机构成”。清华历史系的学术思想，据我所知，功能由四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多种语言”(multi-language)。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各位老师的学术论文中。陈寅恪先生的文章自不用说。邵循正先生的文章，如：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元史、剌失得丁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剌失得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以及《语言与历史》等，大量应用波斯文和英、法、德、俄等语，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这些文章都已收集在张寄谦先生所编《邵循正历史论文集》中，读者可参阅)。此外，孙毓棠、周一良、吴晗、丁则良等各位老师也都各有他们自己的代表作，这里不一一介绍。在“多种语言”上面的一层是“多种档案”(multi-archive,或“多种文献”)。很清楚，不掌握多种语言，就没有“多种档案”或“多种文献”之可言。而“档案”或“文献”则是治史的“命根子”，它的重要性不必多说。再往上一层便是“多门学科”(multi-discipline)。谁都知道在充分掌握史料之后，史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怎样从史料中把问题的头绪清理出来。而“清理头绪”这件事，绝不是一两门学科知识所能奏效，必须多门学科知识互相配合。这样就在研究者面前提出必须具备多种学科知识的问题。在清华历史系建系之初，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为了帮助学生了解这一问题，曾在一次讲话中把“治史”比作“画龙点睛”。他用这四个字来帮助学生了解治史必须具备多种学科训练的道理。他对学生这样说：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龙”，那么，这条“龙”是用多种颜色——多种学科知识“画”成的。比如，“画骨架”要用经济学知识，“画肌肤”要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知识，“画龙鳞”则要用“政治学”知识。当这些都画完之后，“龙”似乎“画”成了，但一看，还是不行，还没有“点睛”，缺少生气，呆板得很。这时还需用一门学科即思想史的知识来给它“点睛”。有了“睛”，这条“龙”便就“活”了起来。这个比方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系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有名的故事。教世界史的刘崇宏先生曾对学生说：“你们选世界史课，最好去选雷海宗先生的课。雷先生的世界史，哲学味浓，我讲不出来。”这番话，既显现刘先生本人的谦虚精神，更反映系里“讲历史要讲出哲学味”的根本要求。以上是对“多门学科”的解释。在它上面的一层是“多重证据"(multiple-evidence)。既然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史学成就的大小，那么，有了多门学科知识做“底”，史学家就更加有可能从更加广泛的知识领域中搜集证据，进一步形成所谓“多重证据”。我国研究古代史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典型例证。这种方法由王国维先生提出，陈寅恪先生加以论证、发展，这种种情况用不着我在这里介绍了。还要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一生的学术道路，基本上就是由“多种语言”、“多种档案”、“多门学科”、“多重证据”这样一步、一步登上高峰的。我认为，他们两位的道路，正好就是这种学风的具体体现。

常听人说：清华学风的特征是“古今贯通，中西交汇”。这话不错。但要看到，“通”和“汇”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前面说的四个“多”。如果没有这四个“多”，怎么说得上“通”和“汇”呢？而“通”与“汇”二者本身也不是目的，它们服务于一个“中心”。这“中心”可用陈寅恪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来表述：“不忘本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之地位。”把以上所说合起来就是：“四多”保“通汇”，“通汇”保“中心”，中心集中体现学风的价值体系。反过来说也就是“价值体系”统率“功能结构”，也就是“洋为中用”，而不是“中为洋用”。这个“中心”将永葆我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应有之地位，且随时代前进而不断丰富发展。我认为这就是清华历史系早年学风的主体性以及它的优点和特点之所在。

从目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就文化论文化，特别是着眼于在各种文化对比中更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优点，我认为，有必要把上述四个" multi" ，发展为第五个，即增加一个"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论)。谁都知道，对“文化多元论”这个词，学术界历来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人类文化的“多元”现象，是一种客观事实，被称为“作为事实的多元论”，或“描述性的多元论”；另一种则认为“多元”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多元论”或“规范性多元论”。英国学者莱斯利·纽比金(Lesslie Newbigin)、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E.McCrath)和美国学者大卫·特雷西(David Tracy)等人对此都有所论述，这里无法一一介绍。我完全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只有充分承认“多元”，我们才有可能更多或更好地吸取各种文化之长，使之为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服务。何况，也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能与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相配。特别是，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还有一个特殊原因，那就是“多元文化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反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后盾的“文化一元论”，而文化一元论正是自19世纪以来遍布中国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思想的支柱。所以，对我们这些曾经长期经历过半殖民地统治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对任何一种有助于动摇“欧洲中心论”和它的文化、理论支柱的思想或学说，都应该加以重视，注意吸取其中有益的成分，为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服务，这是对我们重新认识那个作为今天中国现状的总根源的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显然大有裨益。在这一方面，我在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百周年的文章《认识“世界史”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坚持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体性》（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9页。）一文中对清华历史系的学风以及如何坚持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体性问题，谈了一些看法，读者可参阅。我的基本态度是：做学问一定要有“师承”，而且不能不讲“师承”，但却绝对不能讲“门户”，讲“门户”本身就是没有师承，特别是没有清华师承的表现。

作者简介：刘桂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深入探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就和经验

——“清华国学研究院与21世纪中国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李学勤

1925年到1929年的清华研究院，即大家常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也非常重要的事件。现在我们作为后人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研究国学研究院的历史，就是要看看这一规模很小、时间很短而成绩特别巨大的学术机构，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和教育事业有什么应该借鉴的经验；尤其是作为“国学”研究院，给我们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留下了哪些遗产值得大家吸取。

对于像我这样的晚生后学来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已经是相当遥远的过去了。研究院创建时的导师、讲师、主任几位先生，梁启超、王国维两位的过世在我出生以前。陈寅恪、吴宓、李济三位先生，我虽然在年龄上赶上，但没有机会见到。1979年，我在美国伯克利拜见赵元任先生，那时他已87岁，他的夫人杨步伟女士则已90岁了。不但是他们，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招收的四届学生，其中不少位是我曾经见过的，据我所知，当前已无一人在世，因为假设在1925年是18岁，今年便是98岁了。不过国学研究院的各位先生，以及研究院的学生们，他们在学术界的重大影响是迄今犹存，永远不会磨灭的。

我们追想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诸位导师、讲师，很容易抱有一种误解，即把他们当作当时已经年高德劭的老先生。其实那时候他们确实“德劭”，但至少用现在的标准说并不“年高”。请看1925年任职的研究院导师、讲师和主任，他们当时的岁数是：梁启超52岁、王国维48岁、陈寅恪35岁、赵元任33岁、吴宓31岁、李济29岁，这实际是一个中青年的学者班子、学术集体。

这个中青年学术集体，在短短几年中做出的成绩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我想，看一所研究院的成绩，最好的衡量办法是看其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绝大多数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在文史哲等学科有卓越贡献。由于我见识狭陋，许多位的生平不能了解，在这里只选出比较熟悉，曾经见过或读到其论著的30人：

第一届：杨筠如、余永梁、程憬、吴其昌、刘盼遂、周传儒、王庸、徐中舒、方壮猷、高亨、姚名达、闻惕

第二届：谢国桢、刘节、陆侃如、陈守实、侯堮、朱芳圃、戴家祥、吴金鼎、王力、冯国瑞、卫聚贤、姜亮夫

第三届：罗根泽、蒋天枢、蓝文征、裴学海、徐景贤

第四届：王静如

即使这些名字，已经足够说明国学研究院教学培育的成功了。

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取得显著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在这里只想提出两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是师资的高品质。国学研究院在筹备组织时，已经对导师的聘任设立了很严格的标准。据吴宓先生1925年9月9日在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所教聘的“国内硕学重望”应具有“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与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注：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清华文科长期强调的“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特点，在这里已经见其端倪。

第二是教研的高要求。研究院各位导师都能发挥所长，他们的研究课题、讲授内容，在那时均处于学科的前沿地位。最近，我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办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上读到一篇很好的文章，题目叫做《导师，你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其中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引导学生进入学科前沿”，并且界定“前沿就是一个学科在发展中碰到的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前沿的问题，才能推动学科的发展”。（注：林文勋：《导师，你应该教给学生什么？》，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5年第3期。）国学研究院各位导师，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都做到了把握学术前沿，并且善于将学生及时带入前沿，这由他们所指导的学生论文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回顾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今天，北京仍是春寒料峭，蒙大家光临这次“清华国学研究院与21世纪中国学术讨论会”，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果和精神，以及其对于未来学术发展的关系，在这次讨论会上一定会有深入的探讨和阐述，我们准备洗耳恭听。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李学勤，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