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伟斌：再论曹操墓

2009年12月27日,考古发现曹操墓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其所产生的巨大轰动和影响,不敢说后无来者,但肯定是前无古人,社会的参与和热议、讨论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世上罕见,这种现象曾被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曹操墓的发现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和影响?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和深思。时间转瞬间已经过去十年,这些年来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又有什么新发现?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和亲历者,笔者将对此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总结。

一、曹操墓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

曹操墓的考古发现之所以会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与曹操本人的知名度和历史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更与它在学术中的重要地位分不开。其在学术方面的意义主要如下。

一是薄葬制度的验证。历史上不乏提倡薄葬制者,但是,第一个真正实现薄葬制者当属曹操。曹魏时期实行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薄葬制度,“不封不树”是这一时期墓葬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谓不封不树,就是在地表上没有封土,陵墓前不树碑,这也是后来产生墓志的原因。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不仅在地表上未留下任何标记,更没有墓志等记述墓主人以及纪年等文字性的东西,这就为判断墓主人身份造成了很大困难。薄葬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不随葬金银珠玉,随葬品皆以陶质明器为主。这两项均被后来的西晋所继承,双方有很多共同点,因此,仅从随葬品的器形上来判断,两者很难区分。

二是对曹魏时期文物特征的辨别。曹魏王朝介于汉晋两大统一王朝之间,相较于其前的东汉和后来的西晋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其所创造的具有本朝时代的文化特征被后来一统天下的西晋所淹没,显得不那么突出,其随葬品既有东汉时期的某些特征,又兼具西晋王朝的文化特征,学术界很难对它们进行准确辨识,将它们从汉晋文物中区别出来。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曹魏时期的文物特征缺乏认识。

一直以来,由于考古界大多偏向于保守,在没有完全了解曹魏时期文物特征的情况下,为了保险起见,往往都会对它们作简单化处理,要么将之向上归类于东汉,要么向下归并于西晋。这也是为什么在曹操墓发现之前,曹魏时期的墓葬很少被发现的主要原因。现在回想起来,过去考古界并不是没有发现曹魏墓,而是不敢确认。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便是洛阳地区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墓,其所属年代曾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有人认为其是曹魏墓,也有人坚持认为应该是西晋墓,双方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如果不是曹操墓的考古发现,这个争议有可能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由于曹操墓内出土有指明墓主人身份的石牌,墓主身份明确,时代清晰。因此,曹操墓所反映的丧葬习俗、墓葬形制及其出土文物特征成为了判断这一时期墓葬和出土文物的标准器物。其后,洛阳出土的朱村曹魏大墓等一系列发现,以及正始八年墓年代的最终确认,都与这次曹操墓发现有很大关系。

由于以上原因,在曹操墓发现之前,曹魏时期的墓葬虽然在国内时有发现,却鲜有确认者。因此,关于曹魏时期的考古发现,在大学的考古教科书上一直是一个空白。故曹操墓的发现具有填补考古教科书的作用,其学术意义可见一斑。曹操墓的发现不仅证实了上述薄葬制度的真实存在,同时,也揭示出来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原本认为是西晋时期所产生的文物特征,其实是曹魏一代所创造的文化特征,是西晋对曹魏的继承,从而纠正了学术界的一个误区,这也是曹操墓发现的重要学术价值之一。

二、曹操墓出土文物

虽然曹操生前要求“无藏金玉珍宝”,实行薄葬制,然而,出于其“位在诸侯王之上”的魏武王丧葬礼制的需要,仍然随葬了大批物品。尽管该墓历史上曾经多次被盗,但是,出土文物依然非常丰富,种类繁多。其中,既有标明曹操地位身份的大量礼器,如圭、璧、鼎、卤簿、车、黄绫袍锦领袖、大型错金铁镜,以及挌虎大戟、挌虎短矛、长犀盾、挌虎大刀(盗走已被追回)等石牌;也有象征其权柄的刀、剑等兵器,及絳色、绯色勋带两条;还有表明其生前职业特征的如铠甲、铁镞、墨饼和陶砚等;更有其生前“常所用”之物,如印符、渠枕(盗走已被追回)、铜钗、三珠钗、铜戒指、带钩、车、瓷器;以及各种其他使用过的工具和生活用品,其中工具类的有铁质剪刀、镊子、锤,微型刀、铁铲和类型繁多的刻刀。根据石牌记载,随葬的其生前用品还有各种衣服、手巾、香囊、书案、屏风、木墨行清、樗蒲床、淶(漆)唾壶、刀尺、胡粉、文锸母、黄豆、姜函、水椀、文藻豆囊、衣枷、沐具、镜台、各种凭几、鐞(镘)莱蔮、竹簪等。

当然,也离不开各种葬具,如木棺、石棺床、帐幔、白缣画卤簿、簟、升帐、帐构、竹翣、水晶珠、玛瑙饼等,其中,还包括入殓的各种殓衣、被子等。

同时,也有为葬礼需要而专门定制的各种陶质明器,如豆、匏勺、鼎、甑、釜、仓、盘、碗、灶、案、熏、尊、漏勺、匕、叉、大小不等成套的陶耳杯(酒具),以及象征生活设施的陶井、陶圈厕等,这些有可能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专门用来随葬在帝王陵墓中的所谓东园秘器。还有极具象征意义的黄蜜金、白蜜银等。墓内出土大批刻铭石牌,记录了随葬器物的名称和数量,推测应该是遣策。这种以石牌形式出土的遣策,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

根据材质来分,这些随葬品又可以分为金、银、铜、铁、玉、云母、陶、瓷、木、石、骨、漆、竹等不同类别。其中,仅随葬的敛衣中就可以分为绮、绡、练、缣、绫、绢、、锦和绒等多种材质。从纺织品的颜色来分,包括绛、玄、绯、紫、白、丹、黄、绛白等众多色彩。从纺织品的款式和类型来分,有升帐、绯衣、大、补、疏披、四副被、帽、衫、裙、襜襦、帬、袜、手巾、袴、裗、臂褠、黄绫袍等。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修复出来的文物多达九百多件,但是,这些还远不是随葬品的全部,仍有许多文物还没有完全修复出来,如铁器、画像石、漆木器、墓主人的遗骨等等,如果将它们全部修复出来,应该有上千件之多。

更有许多文物在历次盗掘中有可能已经流失出去,如石棺床、大量石牌以及其他文物等。其中,丝织类文物和漆木器绝大部分已经腐朽,无法见到,但仍有极少部分残存下来。不过,由于有这些石牌的存在,还可以从记录的内容中管窥一二,因为其上面清晰地记录着一些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为人们了解曹操墓的丧葬礼制和东汉晚期帝王陵墓的随葬制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以确信的是,目前我们所发掘出土的这些石牌,并不是当初随葬石牌的全部,还有不少石牌流失在外,其所记录的内容,已经无从知晓。因此,曹操墓中到底随葬了多少物品,它们的种类和数量到底有多少,目前仍然是一个谜。

由于历次盗扰的原因,三具棺木均已被破坏,后主室中仅存棺床痕迹,两个侧室内保留有木棺的局部。各种葬具如棺钉、棺饰件、铁质帐构件等散落于整个后室。三个墓主人的遗骨依然存在,同样因为受到盗扰的影响,散乱在整个墓室内,并相互混杂在一起,需要体质人类学专家仔细辨认,分离确认,然后进行拼对和复原。

所发掘出土的这些文物,均已经被扰乱,有不少文物出土于现代扰土中。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出土于墓室底部的早期淤土层中,同时,因这些文物已经离开了它们的原始位置,对我们研究和确认它们的功能造成了很大麻烦。

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尽量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的要求,将不同盗次所形成的扰土层位分层清理,按照文物的出土层位分别进行包装和记录。但是,对一个屡遭盗扰的墓葬来说,墓里文物的出土层位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文物的完整性和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学术问题才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内容。

三、曹操墓出土文物解决了哪些重要问题

曹操墓发现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是目前唯一已被考古发掘所证明的东汉至曹魏时期的帝王陵墓,而且是一座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墓主人的身份和时代清晰明确。根据对它的墓葬形制、结构及其出土物,结合相关史料记载来进行研究,可以解决许多困扰考古界和史学界多年的重大学术问题,现大致归纳如下。

(一)墓葬年代问题

曹操墓开口地层清楚无误,其叠压于南北朝地层之下,开口于东汉地层之上,从而决定了其形成年代只能是东汉末期墓葬。然而,要想确认这座墓的年代,仅仅依靠地层关系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墓内出土文物,看器物的特征是否符合这一时期的文物特征。同时,最重要的是它们中有没有否定曹操墓的因素存在,只要有一条不符合这一时期的因素存在,就不能断定其是曹操墓。

一般来说,陶器类文物因为其原材料易得,容易制造,质脆,易损,因此器形更新较快,最具时代特征。故不同时期的陶器都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是判断年代的最重要参考文物。

曹操墓内出土有大量陶器,器物时代特征十分明显,具有某些典型的东汉末年文化特征,从而界定了该墓葬的时代不会早于东汉末期。个别陶器又兼具西晋时期陶器特征。比如,多数人认为陶质多子槅这类器形肇始于西晋,是西晋时期的典型陶器。但是,曹操墓内出土了一个圆形多子槅,一下子改变了人们的上述认识。不过,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的差异,如西晋时期的多子槅多为长方形和方形,而曹魏时期的却是圆形。说明这类器物其实早在东汉末期及曹魏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并不是西晋时期的产物,只是在西晋时期变得更加普遍和多样化,其主流形状开始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圆形演变成了长方形或方形,并成为了西晋时期的代表器物。因为某种器形不可能毫无征兆地在某个时段突然流行起来,都有一个肇始、发展到流行的演变过程。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便想以此来否定曹操墓,据此认为该墓葬的年代应该晚于汉魏,推测它是西晋时期的墓葬,这显然是不对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界定这座墓的年代不会早于东汉末期,也不会晚于西晋,介于二者之间,应该是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的墓葬。

墓内出土的石牌,其铭文的记述方法、用语习惯、书法特征等均符合东汉时期的表述特征,表明了这些石牌的制造时代不晚于东汉,应该是曹操所生活的东汉末年的产物。

曹操墓是一座大型多墓室砖室墓,这种结构特征与东汉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完全相符,与西晋之后帝王陵墓的单室砖室墓有着明显的区别。近几年的考古新发现证明,曹魏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均为多墓室砖室墓,反映了这种传承关系。到了西晋,是一个大的转变时期,高等级墓葬由多墓室砖室墓演变为单墓室弧壁砖室墓。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该墓葬的时代只能是东汉末年,与曹操的生活时代相符。

(二)墓主人身份问题

曹操生前要求“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西高穴这座大墓所处的位置为一高岗之上,地层叠压十分清楚,发掘过程中,在地表上没有发现封土的痕迹,这两点完全符合曹操在《终令》中的要求。曹操在《遗令》中要求“无藏金玉珍宝”,在西高穴这座大墓中,确实没有发现这些东西。但是作为一代帝王,标明其身份的礼器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当时礼制的需要,然而,为了尊重曹操的遗令,这些本来十分贵重的礼器都改用了石质代替,比如石圭、石璧等。

曹魏时期的墓葬因为缺乏墓碑、墓志而不易辨识,为我们判定这一时期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造成了许多不便。但是,曹操墓却是一个例外,由于曹操墓内出土了一批带有铭文的石牌,为断定墓主人身份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从形状上来看,这批石牌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圭形,另一种为六边形。其中,圭形石牌的正面所刻铭文中均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是我们判断该墓葬为曹操高陵的依据之一。因为曹操生前被封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去世,朝廷赠与他谥号“武王”。而石牌上的这个“魏”字,应该指的是他的封国魏国,是曹操生前所封国的国号;“王”是他生前的爵位。我们知道,东汉末期被封为魏王的只有曹操,这一时期在邺城建立魏国,称魏王的也只有曹操一人。因此,以上几点决定了该墓的主人只能是曹操,历史上再无他人,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这段文字很好地总结了曹操的一生,对他的武功进行了高度评价。曹操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屡建奇功,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而且他还著有兵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死后被赠谥“武”字一点不为过。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以诗赋享誉天下,“三曹”的文采闻名海外。这两点在西高穴的这座大墓中均得到了印证,比如在该墓葬中出土有大量兵器,如铠甲、铁刀、铁剑、铁镞等,证明了墓主人“武”的一面;同时还出土有陶砚,从该墓出土的石牌记载内容中看,其随葬品中还有墨饼,另据史料记载,曹操墓早期被盗,被盗的随葬品中还有书箱、书车、毛笔等文房四宝。如《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陆士龙集》收录陆云写给其兄陆机的《与兄平原书》中曾明确记载,被盗物中有“奏案大小五枚,书车又作岐案,以卧视书。……书箱,想兄识彦高书籍,甚似之。笔亦如吴笔,砚亦尔。书刀五枚。琉璃笔一枚所希闻”,这是曹操“文”的一面。它们同时出土于一座墓中,印证了墓主人生前文武兼备的双重身份。这种兵器与文具同时在一座墓中出土,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是绝少出现的,唯曹操墓所独具。

曹操生前取得了“位在诸侯王之上”的崇高地位。但是,根据《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天子大丧,随葬明器中有“瓦鼎十二”,安阳西高穴这座墓中正好出土有十二个陶鼎,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记载:“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说明了他去世前已经取得了与天子相同的礼遇。与此同时,该墓内还出土有一圭、四璧等重要礼器,这是天子所独享的礼制,说明了墓主人是以天子的礼制超规格进行安葬的。

另外,无论从墓葬的规模、结构和建筑材料来看,也都是帝王级别的。墓内出土的大型错金铁镜为天子所用之物。从出土石牌中可看到,随葬物品中还有“卤簿”“ 车”“竹翣”等,这些都是安葬皇帝时的专用葬具和礼仪。能够享有这种天子礼遇安葬的人在当时也只有曹操一人而已,再无他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证据,诸如该墓葬所处的位置也与曹操的《终令》及有关曹操高陵的文献资料记载相符。该墓葬存在二次葬遗迹,与史料记载其夫人卞氏去世后附葬在高陵的记载相符。该墓葬开口地面发现多处大型建筑遗迹,与有关史料记载相符。该墓葬虽然时代上为东汉晚期,但是坐西向东,与东汉贵族墓葬方向迥异,与安徽亳州曹操祖茔中的曹腾、曹嵩墓的方向完全一致。该墓内出土的陶器十分粗糙,皆为素面,也与曹植所写的《诔文》描述的情景完全一致等。关于这座墓为曹操高陵的证据,本人所写的考古报告《曹操高陵》中总结了二十多条,详细情况请参阅考古报告。以上各点都证明了这座墓只能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不可能为其他人的墓葬。

(三)汉魏时期的葬制问题

截至目前,曹操墓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唯一的曹魏之前的帝王陵墓。

该墓发掘之前,学术界对汉魏帝王陵墓内部情况知之甚少,丧葬制度的了解仅见于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比如皇帝、皇后去世被称为大丧,其所使用的随葬品被称为东园秘器,出殡仪仗被称为卤簿等等。但是,所谓的东园秘器到底是什么样子,却不得而知。曹操墓的考古发现,基本上解决了这一学术问题。该墓所出土的陶器印证了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与《后汉书·礼仪志》所记载的东园秘器一一对应,恰好补充了这一缺憾。比如《礼仪志》“大丧”条目中记载,皇帝登遐,“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磬十六,…… 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匏勺,……瓦案九。瓦大杯……,瓦小杯……,瓦饭……,瓦酒尊……。匏勺……”。以上曹操墓中均有实物出土,从而证明了这些记载并不为虚,是真实存在的。

记载有“卤簿”“ 车”“竹翣”等内容的石牌的出土,印证了相关文献记载。比如车,是专门用来运载灵柩的车子。《礼记·檀弓上》是这样解释的:“天子之也。”郑玄注云:“天子殡以车,画辕为龙。”关于翣字,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古代帝王仪仗中的大掌扇,如《小雅·广服》载:“大扇谓之翣。”再如《宋史·仪卫志》记载:“古者扇翣,皆编次雉羽或尾为之,故于文从羽。”《周礼·御仆》进一步解释说:“大丧持翣。”《周礼·女御》亦云:“后之丧持翣。”另一种解释为古代帝王灵柩上覆盖的棺饰,垂于棺的两旁。《说文》的解释为:“翣,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花。从羽,妾声。”因此,“ 车”“竹翣”的出现,让我们对古代帝王葬仪有了一定认识。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挌虎大刀”“挌虎短矛”“长犀盾”等石牌的出土,让我们对古代皇帝出行和丧葬活动中所用的“卤簿”组成有了一定的了解。

上述文献记载的应该是汉以前的丧葬制度,魏承汉制,从以上的考古发现我们了解到曹魏时期继承了其中的主要内容,至少在东汉末年曹操去世时,很好地继承了这些制度。比如,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六月,他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周礼頉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兼容。”就是对周礼和汉制的继承。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创新,薄葬制度的实施,比如推行的“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再如他在《遗令》中要求:“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这些也是他根据当时的形势而进行的改变,这些改变被其继任者曹丕很好地继承下来,并以诏令的形式将其固化,成为曹魏一代人人必须遵守的制度,这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和开创精神的。而且,这种薄葬制度后来被西晋所承继,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丧葬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曹操墓发现之后,曹魏时期的墓葬相继出土,考古新发现接连不断。先是曹魏时期著名将领,曹操的族侄大司马、长平侯曹休墓在洛阳发现,随后在洛阳南郊西朱村又发现了两座曹魏时期的大墓,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发掘了其中的一座。发掘者认为该墓葬有可能是魏明帝曹睿皇后郭氏的陵墓,但是,经过考察和与曹操高陵出土文物相对比,本人认为它应该是魏明帝曹睿本人的高平陵。目前,这一观点基本上已经被学术界所接受。

这几座重要墓葬的相继发现和发掘,十分重要,既有曹魏早期,又有中期,更有中晚期陵墓,为研究当时的帝王陵墓和丧葬制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让我们对整个曹魏时期的丧葬制度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同时,曹操是曹魏王朝丧葬制度的奠基人,因此对曹操墓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揭示出曹魏时期丧葬制度的发展史,帝王陵墓的演变过程和规律。又因为晋承魏制,比如西晋同样实行的是不封不树薄葬制度。因此为我们了解西晋王朝的丧葬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四)魏武王曹操的葬礼规格

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的地位提升有一个清晰的过程,如建安十七年(212年)春正月,“天子命公(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建安十九年(214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同年十二月,“天子命公置旄头,宫殿设锺虡”。建安二十年(215 年)九月,“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诸侯守相”。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五月,作泮宫”。同年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上述这些史料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证明曹操去世前已经获取了作为帝王的所有特权和礼遇,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当时的皇帝刘协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个傀儡罢了。

正如上文所述,曹操所取得的如此崇高的地位,一定会在其陵墓中有所反映。高陵内所出土的一圭四璧、十二瓦鼎等证明其帝王地位的礼器和车、竹翣、卤簿等帝王专用葬具,均证明了其规格为帝王一级的陵墓。这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

再如,曹操的陵墓中出土的一面铁镜,直径达21 厘米,经过CT 扫描,发现这面铁镜背后有错金纹饰,证明它是一面错金铁镜。《全三国文》中录有曹操所写的《上杂物疏》中记载:“御物有尺二寸金错铁镜一枚,皇后杂物用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贵人至公主九寸铁镜四十枚。”铁镜多出土于汉末至魏晋时期的陵墓中,这可能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不佳以及科技发展水平有关,因此笔者并不排除在某些这一时期的低等级墓葬中有可能会出现错金铁镜。但是,在东汉末年战乱频仍,经济极度凋敝的背景下,这种大型错金铁镜应该为帝王级别的御用之物,而作为事实上的统治者,曹操本人不可能不享用此物。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当时还有皇帝赏赐给功臣这一现象存在。

值得关注的是曹操墓中出土的那件石圭,不仅体型大,而且外表有一层黑皮,应该是传说中规格最高、皇帝专用的玄圭。总之,以上证据无不证明当初曹操是以帝王级别的礼制进行安葬的,这种超规格的礼制与曹操生前所取得的政治地位是完全相符的。

(五)印证了曹操生前《终令》《遗令》等相关史料的记载

有关曹操墓的记载其实并不少,如建安二十三年六月,其为自己预制寿陵时曾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兼容。”该条文献被称为曹操的《终令》。再如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曹操临终前曾留下《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载,曹操生前“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等。

关于这些记载是不是准确,在考古发现中是否得到证明呢?我们不妨详细分析一下。曹操的《终令》中有“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明确了高陵的位置。唐代李吉甫在其所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条中也记载道:“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那么,西门豹祠就是确认曹操高陵的关键。

根据《水经注·浊漳水》记载:“漳水又东径武城南。……漳水又东北径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词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其故址在今安丰乡丰乐镇北丰村东,京广铁路与107国道之间。西门豹祠曾经出土《水经注》中所提到那块勒铭石柱,现收藏于邺城博物馆内,上面的铭文与《水经注》中所记载的文字完全一样,从而证明了该遗址的准确位置和具体时代。曹操高陵所在西高穴村,位于西门豹祠西7.5公里处,而西门豹祠西距邺城的距离也恰恰7 公里左右,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方位、距离完全相同。

曹操在《终令》中还强调了“因高为基”这一点。目前,对“因高为基”的理解比较一致,认为是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西高穴所发现的曹操高陵,所处的位置正是在一高台地上,台地海拔约105 米,高出周围地面5 米左右。与曹操在《终令》中所要求的地貌特征亦相符。

与此同时,还要求“不封不树”,其中,对前半句“不封”的理解大家没有异议,认为是指在地面上不封土,不建坟丘。但是,对后半句“不树”的含义,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理解,许多学者认为不在地面上种树,笔者则认为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是望文生义,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不在陵墓神道两旁树立碑刻。在发掘过程中,在墓葬开口的汉代地面上没有发现有过封土痕迹,印证了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在墓葬之前的神道两旁也没有发现树有石刻碑刻遗迹,这也证明了笔者的上述理解是正确的。因此,这一状况与上述曹操《终令》的记载也是完全相符的。

正常情况下,圭和璧这类礼器应该是玉质的,但是,在曹操墓出土的圭和璧却是石质的,这可能和曹操在《遗令》中的“无藏金玉珍宝”要求有关。更没有发现什么青铜铸造的礼器,和大型金银器皿。这一点与动辄随葬数百件金银铜器的东汉诸侯王墓迥异。

曹操在《遗令》中要求“敛以时服”,这一点在考古发现中我们也找到了有力证据。如其墓中出土了一件已经残断为数节的玉觹,断口均为旧痕,这应该是他生前身上的佩戴之物。这一配饰的发现,证明了曹操去世后,确实是按照这一要求来进行安葬的。

曹植在为其父亲所写的《诔文》中描述道:“明器无饰,陶塑是佳。”而曹操墓中随葬有大量陶器,器形矮小,做工粗糙,均为素面陶,证明了这些记载的正确性。

从以上内容看,上述文献中的有关高陵的记载都在曹操的陵墓中得到了一一验证,同时,用事实告诉世人,曹丕在安葬曹操时,是完全按照其父生前的规定进行的,并没有半点逾制。

四、曹魏葬制的演变轨迹

1973 年夏,亳州市博物馆对分布在亳州市南郊的曹操家祖茔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几座墓葬,其中,董园一号墓被认定为是曹操父亲曹

嵩墓葬,董园二号墓则被认为是其祖父曹腾的墓葬。发现这两座墓葬均坐西向东,而且,曹嵩墓位于曹腾墓的北面略微向前突出一些。这种墓葬方向和布局与高陵中的一号墓、二号墓完全一致,为我们认识西高穴曹操高陵中的这两座墓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曹腾与曹嵩为父子关系,对照高陵内的一号墓和二号墓,本人认为他们也应该是父子关系。因此笔者推测一号墓极有可能是曹操长子曹昂的衣冠冢。由于一号墓被盗严重,结构已经不完整,仅出土一把铁刀,与曹操陵墓内出土的铁刀完全一样,故本人认为是一座衣冠冢。

从亳州祖茔中曹腾和曹嵩墓坐西向东来看,这种方向安排应该是曹操家族的传统习俗,是曹氏家族的祖制。曹操的陵墓也是坐西向东,说明至曹操去世时仍然在沿用着其家族的旧有习俗。洛阳曹休墓和西朱村那座尚未发掘的大墓(本人推测其可能是曹丕的首阳陵)也都是坐西向东来看,由于这二人去世时,魏朝已经取代了汉朝,这种丧葬制度已经从祖制上升到了国家制度,至少到了魏明帝中早期时,仍然严格遵守着这一制度。

洛阳西朱村那座已经被发掘了的曹魏大墓其坐东向西,根据种种迹象分析,本人推测应该是魏明帝曹睿的高平陵,如果此推论成立的话,那么,至迟到了魏明帝曹睿去世时,墓葬的方向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坐西向东改为了坐东向西。

因此,曹操墓的发掘,结合后来的曹休墓和西朱村曹魏大墓,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曹魏丧葬制度的演化轨迹,让人们看到其从曹氏祖制发展到国制的全过程,为今后对曹魏一代不同时期墓葬的判断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五、曹操墓的发现对曹操真实形象的还原

在传统文学作品和戏曲中,曹操多以白脸奸贼的形象示人,极力表现出他阴险毒辣、性格狡诈、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是文学史上典型的反面人物。比如《三国演义》中描述他担心死后遭仇人报复,下令为自己设疑冢七十二座,用来欺瞒天下人。这一传说历经千年,传说甚广,为天下人所知,让一些人对这一传说深信不疑。由于这个原因,在曹操墓发现的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了许多社会人士的质疑。关于曹操的形象和品德问题,曾经引起过史学界和文学界的极大争执,否则也就不会有后来郭沫若先生为曹操翻案这件事的发生。那么,真实的曹操到底是不是这样一个人物呢?

事实上,根据史料记载,曹操早在建安二十三年就为自己预制寿陵,并在《终令》中明确记载了陵墓的位置。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个记载的准确性,根本不存在七十二疑冢这种现象。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高陵的位置都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考古发掘证明此墓早在晋代时就已经被盗掘过,如果其位置不明确,就不可能发生这件事。再如,根据《全唐文》卷十记载,贞观十九年(645 年),唐太宗就曾经前往高陵祭奠,并亲自撰写了一篇《祭魏太祖文》,对曹操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成书于唐朝中期的《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条中也明确记载道:“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北宋,并成为北宋政府法定的保护对象。《宋史》卷一百五“先代陵庙及录名臣后”载有宋太祖登基当年(960年)曾下诏对前代贤君的陵墓进行保护,该诏令曰:“前代帝王陵寢,忠臣贤士邱垄,或樵采不禁,风雨不芘。宜以郡国置戸以守,堕毁者修葺之……。或陵墓虽存,不禁樵采。其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夏禹、成汤、周文王、武王、汉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宣帝、魏太祖……,各置三户,岁一享以太牢……。”将曹操列为圣贤明君,对其墓加以保护。

此外,《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十六“前代帝王置守陵户祭享禁樵采诏”亦载有乾德四年(966年)十月癸酉日,宋太祖再次下诏曰:“自古帝王,受天眷命。功侔造化,道庇生民。咸载简编,宜崇典礼。或庙貌犹在,久废牲牷。或陵寝虽存,不禁樵采。朕顺考古道,咸秩无文。方怀景慕之心,敢怠寅恭之意。其太皞葬宛邱,炎帝葬长沙,黄帝葬乔山,颛顼葬临河……魏太祖葬于邺……,已上一十帝。各置守陵三户。每岁一享。”再次将曹操的高陵列为保护对象。

目前所发现的曹操高陵,正好位于邺城和西门豹祠正西,距离邺城故址15公里左右,无论方向还是距离,都与《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记载的完全相符。对于传说中的曹操采取秘葬的问题,更是无稽之谈。关于曹操的葬礼是如何举行的,当时的情景如何,曹植在为其父亲所写的《诔文》中都进行了详尽描写。这就彻底排除了传说中曹操当初采用秘葬并为自己建造七十二疑冢的可能性。因此,高陵的发掘,彻底解决了这一颇有争议的学术疑难课题。这件事也证明了曹操是位光明磊落之人,并非如有的传说那样是心理阴暗之人。

在曹操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一直崇信事死如事生这一观念,因此,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们为了在阴间继续享乐,多选择厚葬,即使国家陷入动荡,经济十分凋敝,在为自己修建陵墓时也绝不吝惜,浪费大量财富。历史上也不乏倡导薄葬的皇帝,比如汉文帝也曾要求对自己进行薄葬,此举受到历代儒家学者的推崇。据《汉书·文帝纪》记载:“(后元)七年(公元前157 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臧郭、穿、复土属将军武。”遗诏中所说的“郭”,通椁字,即棺椁之意;“穿”为开凿之意;“复土”为埋葬起坟的意思。文帝号称节俭,主张薄葬,葬霸陵时尚动用三万余人,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如果按照上述史书记载,文帝的霸陵因其山,地面上不起坟,动用这么多人为其复土,说明其地宫规模更大。尽管其在遗诏中要求节俭,但是,事实上却非如此,据《晋书·索琳传》记载,此墓葬早在西晋时就已经盗掘,发现有大量珍宝等陪葬品。而曹操敢于打破这一传统,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薄葬制,具有很大的政治勇气和胆识。不仅说明他本质上是一个无神论者,根本不相信真有来世,而且,证明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个十分节俭、体恤老百姓疾苦、非常现实的统治者。不封不树,节省了大量人力财力,好用于国家建设和统一全国的战争,这应该是他一生的追求。关于这一点,和史料中记载的完全一致。

他在《遗令》中要求“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这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充分验证。高陵出土的文物多为陶质明器,证明他并不是虚言。这一点证明了曹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政治家,这应该是他能够取信于人,迅速崛起,并成就一番伟业,平定各地割据势力,挽救东汉大厦于将倾的关键因素。用唐太宗李世民的话来评价他:“帝(魏武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对曹操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充分肯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曹操本人应该具有较高的道德操守和人格魅力,仅靠一时的欺诈、奸猾,是不可能聚拢那么多优秀人才,紧紧团结在他的身边,并帮助他成就这一番丰功伟业的。

综上所述,曹操墓的考古发现,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与传统认识完全不同的曹操,还原了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曹操,彻底纠正了历史上对曹操形象的歪曲和学术界对他的传统认识,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一个更加丰满、有血有肉的真实曹操。

六、曹操墓的发现所带来的启发和社会意义

曹操墓的发现之所以在社会上会引起巨大反响,引起那么多争议,一方面,在于长期以来对于曹操墓的传说众说纷纭,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四五种之多。如今,曹操墓突然在安阳面世,一下子改变了许多学者对它的固有认知,一时间让人无法接受。另一方面,曹操本人在历史上非常出名,历史故事较多,文学作品流传甚广,大家都对他比较熟悉,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谈;加上外界因素的干扰,比如地方利益的驱使等。故一些所谓社会上的学者在没有充分掌握历史的基本常识,不了解古代行政区划变迁,没有对相关史料进行深入研究,缺乏对曹操墓深入了解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仓促介入学术热点,操控舆论,甚至为了个人的一己之私,故意质疑曹操墓的真实性,在社会上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这又留下了哪些启示呢?

(一)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科学考古新发现

由于曹操墓是迄今为止发掘的汉魏时期唯一的帝王陵墓,墓中出土的许多东西都是第一次发现,对它们的研究和认识还很不够。但是,过去没有见过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存在,因此,不能草率地否定它们的存在和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尊重科学,首先要了解考古学的基本原理,其次要了解科学发掘过程,最后结合已积累的知识和历史文献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一个科学的判断,切不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比如魏武王石牌的出土,由于在过去考古发掘过程中没有出土过类似文物,于是,有人就开始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并以此为借口质疑它们,诬陷我们考古队造假,甚至造谣说是我们提前埋进了该墓葬中,还专门制造了一个名词叫“埋地雷”,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对考古队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严重干扰了正常工作。但是,随着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的发现,这个谣言便不攻自破。因为在该墓中出土了更多同类石牌,无论其形状、大小、书法特征、用语习惯都完全一致,甚至有些石牌刻铭的内容完全相同。从而佐证了曹操墓中所出土的这批石牌是真实的,从此,上述谣言再也没有了市场。

再如,曹操墓中出土的一件形状类似铃铛的鎏银青铜器,中间有一道缝隙,左右分为对称两部分,上部有子母榫卯结构将二者连接在一起,最上部有一对双耳型柄,摁动双柄,下部器身可以左右张合。此类文物考古工作者也是第一次见到,因此,关于它的功能,至今也没有专家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甚至连它该如何命名,都是一个问题。

同时,在随葬品中还有一个类似三足盆形的陶器,中间有一立柱,中空,与盆底相通透,其功用和名称也没有专家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虽然以前没有见过,但是,也不能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只要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我们就应该尊重,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之所在。

虽然怀疑是促使科学进步和促进发明的原始动力,然而,否定一切的态度却是不可取的,它对科学发展和探索未知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种态度只能让我们与历史传承彻底割裂,陷入盲目自大之中,因为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没有古人智慧的积累和科学成果的传承,人们就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基础,科研工作就会变成空中楼阁,无基之塔。要知道地下埋藏文物具有多样性和不可知性,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相信还会有更多未知的东西不断出土,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才能逐步认识它们,攻克各种学术难题。

(二)要尊重科学

考古学是一门集多学科和技术于一体的综合科研活动,它包括地质学、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历史学、体质人类学、古代地理学、环境学等众多学科,有着自己的科学工作原理、程序和发展规律,所作出的任何结论,都是经过多门学科综合研究,经过严格论证所得到的结果,是十分严肃的科学结论。

考古学的主要意义是对传世文献资料的补充、验证和纠错,因此,每次考古新发现都是一次证史、补史的科研过程。人们应该抱着严肃的态度对待考古工作,尊重研究成果。而不是在不深入了解掌握相关情况下,一味地怀疑它,更不应该有从众心理,这才是最基本的科学态度,否则,对科学研究将是非常有害的。常言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三)尊重学科的多样性、专业性

科学是分门类的,由多种学科组成。同样,考古学也是一门特殊的独立学科,应该受到人们的应有尊重。笔者不否定各学科都有自己领域的权威专家,但是,学科之间又是有界限的,并不存在所谓的通才,在某方面某一领域是权威的专家,并不一定在其他领域也是专家,发言必须谨慎。因此,盲目崇信某些所谓的专家,是不可取的,只能被他们误导。这一问题,在曹操高陵这件事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也是造成舆论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

前些年,由于社会舆论环境的过分宽松,许多冒充专家的所谓网络大咖和网红们出于各种目的,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强大话语权来操控舆论,介入所有社会热点,质疑一切,赚取大众眼球,增加自己的点击量,严重干扰了考古队正常的科研工作,在此呼吁群众擦亮眼睛,不要人云亦云,受到他们的干扰,给科研工作者一个清净的工作环境。

(四)尽快普及科普教育,让群众有一个辨别是非的能力

这件事也暴露出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即考古工作者故步自封,与群众疏离太远,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人们急于了解这门学科的新形势,需要尽快改变以前的工作作风,主动走近大众,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利用各种途径和手段普及考古基本原理,让大众掌握这些知识,增加群众辨别是非的能力。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