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培：我认识的环渤海考古

中国考古学会本次学术年会的主要议题，是“环渤海考古”。这是一次承上谋求启下、继往追求开来的学术研讨会。苏秉琦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曾先后在辽宁、山东、河北和天津等地主持召开过几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今天，中国考古学会召开的以“环渤海考古”为主题的第十五次年会，是苏秉琦先生主持召开的“环渤海考古座谈会”的延续，也是中国考古学会对苏秉琦理事长逝世15周年的纪念。

环渤海考古，是由“环渤海”和“考古”两个内涵结合成的一个概念。“环渤海”指的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考古”指的是从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中观察到的环渤海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环渤海考古，是指依据考古学发现与研究观察到的环渤海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环渤海考古是历时变异的动态过程，同时，处在同一时段的人们，对环渤海考古的认识，又因人而异。现在，我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概要地讲讲自己对环渤海考古最基础的一些看法，和在座的朋友们交换认识。

“环渤海”这一自然地理单元，涵盖山东北部、辽宁南部、河北东部和北京及天津这些行政区划。山东北部自东向西包括山东半岛及泰沂以北的平原地带，是环渤海的南区；辽宁南部，包括辽东半岛、辽河平原及辽西山地，是环渤海的北区；包括北京及天津和河北省东部，主要为海河及其支流冲击而成的海河平原，是环渤海的西区。居住在面向海洋的环渤海地区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也如生活在其他中国土地上的我们的先辈那样，经历了曲折的历史道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与文明，至秦汉时期，终于融汇于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之中，使秦汉帝国成为与西方罗马并峙的屹立于亚洲东方的另一帝国。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来看，这是一极为复杂的过程，但在此仅能作以下撮述。

一、环渤海地区的北京人、金牛山人和山顶洞人

环渤海地区是北京人、金牛山人和山顶洞人这类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居民的生息地区。从公元前6000年起，在环渤海南区和北区，分别出现了后李文化和兴隆洼文化。这两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居民，生息繁衍，各自形成自具特色、时序演进、同一谱系的诸考古学文化。这两支谱系考古学文化居民住居区，可各自被称之为亲族考古学文化区。这两大谱系文化均很可能直接溯源于旧石器时代，即是由旧石器时代某支文化转化成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这两个亲族考古学文化区各有其核心地域，彼此进行文化交流、竞逐、争夺，其态势与时俱变。同时，需指出的是，环渤海西区则是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居民进行文化交流、竞逐、争夺，并为这些文化的居民先后占据的历史—文化区。

公元前6000年之时的环渤海北区，是兴隆洼文化兴盛时期，其居民占据了燕山以南地区，向西南的影响所及，则达磁山文化。至公元前5000年，以泰沂为核心的环渤海南区这一谱系文化转化为后冈一期文化，并成了强势文化。这支文化向西发展，其西达到河套、汾河、伊洛、丹江乃至与丹江连接的汉水流域，而与半坡文化形成东西对峙，其北则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均认为红山文化是由赵宝沟文化接受后冈一期文化影响产生的一种文化，近三年来，我的这一认识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指导张星德的硕士论文，将红山文化分为三期，现在可将其分别名之为后冈期红山文化、西阴期红山文化和半坡四期红山文化。就后冈期红山文化来看：一是这文化没有传承赵宝沟文化的玉器。二是从分析这文化的陶器的文化谱系结构可知，其主要成分属于后冈一期文化，基本上只有筒形平底罐和赵宝沟文化存在着某种关联。三是我近年来观察魏家窝铺后冈期红山文化陶器制作工艺，发现其包括筒形平底罐在内的陶器制作工艺，均与赵宝沟文化泥圈套接制陶工艺不同，采用的是和后冈一期文化相同的泥条盘筑的制陶工艺。这里的筒形平底罐，先是以泥条盘筑制成圜底筒形罐，然后在接近底部周沿贴上泥带，以扩大圜底上的外侧器沿，再在这圜底及其扩充的外侧器沿之下贴上圆形泥饼，以成外底。这类筒形罐的外底为平底，其内底形状不同于赵宝沟文化的同类器所习见的平底，而是后冈一期文化流行的圜底。所以后冈期红山文化的筒形罐，与赵宝沟文化的筒形罐内外均为平底不同，是内为圜底、外为平底，故两者形似而神异。后冈期红山文化的筒形罐，也和这文化的其他陶器一样，是用后冈一期文化传统的制陶工艺制成的。随后，我又翻阅一些后冈期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其中有涉及制陶工艺者，也和我从魏家窝铺所观察得到的认识相同。四是如果将赵宝沟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和后冈期红山文化分别分期排序的话，据张星德告我，后冈期红山文化起始于赵宝沟文化和后冈一期文化偏晚阶段，并且自此以后三者异地平行发展而各自有序，同时，后冈期红山文化早段的属后冈一期文化的陶器的形制，均可于早段后冈一期文化中找到其渊源。另外，除筒形平底罐外，自早段后冈一期文化以后的诸段后冈期红山文化的陶器的形制，均与同段的后冈一期文化的陶器极为相像。这说明这两种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演变具有同步性。因此，我现在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即后冈期红山文化不是赵宝沟文化居民接受后冈一期文化影响产生的一种文化，而是由后冈一期文化居民向北扩张移民接受了赵宝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这当然是涉及东北史前考古学文化格局认识而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设想，我现在将它提出来，供朋友们讨论。

历史进入公元前第四千纪，以华渭为核心地区这一文化谱系，从半坡文化演变为西阴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以超过其前身半坡文化的态势向四邻扩张。其向东发展的一支，替代了后冈一期文化，占领了广大的华北平原，并随后在此演变成中贾璧和大司空文化这样的一类遗存。虽然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期，曾被名之为雪山一期文化的小河沿文化进入到了北京，并沿着后来的长城地带将其领域扩展到了张家口地区，而和大司空文化形成东北西南对峙，可是到了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即龙山时代，晋中兴起的杏花文化沿着桑干河—永定河进入北京，这便是以往被称之为的雪山二期文化。可见，自公元前第四千纪起，环渤海已经不全是环渤海原居民的环渤海了，以华渭为核心地区的那一文化谱系的外来人，已进入环渤海地区，参与开发，在此生活、竞逐和争夺。除此之外，我还想就环渤海地区这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指出如下两点：一是在我成稿于1997年4月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一文中，已指出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自花厅期开始，都已进入了文明时代。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策源地。但目前尚不能说明半坡四期红山文化和花厅期大汶口文化所处文明制度呈何种特征。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其后生育出来的诸考古学文化，均处于文明社会阶段，还可认为龙山文化推进了文明的发展，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先辈是亦农亦牧的文明社会的居民。二是我在此指出的在华北平原不是后冈一期文化吸收西阴文化因素实行文化的转化，而是西阴文化移民挤走了后冈一期文化居民，占据了华北平原。那么，西阴期红山文化“替代”后冈期红山文化实行的是否也是这样一种模式？还是如我指导张星德撰写的硕士论文所说的那样，是后冈期红山文化接受西来的西阴文化的影响而升华为西阴期红山文化？虽然我现在的观点仍然倾向于后者，但我认为要肯定这一认识仍需进一步求证。

除环渤海南区和北区的辽东半岛的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是当地生存的外，其他地区或不见龙山时代的遗存，或见到的是从外地入居的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关于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及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居民的生计，可以认为其南区和西区以及北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是经营以种植农业为主的经济，其北区和南区沿海及海岛上的考古学文化居民的渔猎、采集和海洋捕捞在其生业结构中则很可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另外，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先辈当是营亦农亦牧的经济。

二、夏商时期的环渤海地区存在众多的考古学文化

至今的中国考古学对这些考古学文化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基本上仍停滞在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解析方面，对其社会制度及其发展阶段则少有涉及。即使文化谱系解析方面，有的明其源而不明其流，有的明其流而不明其源，有的源流还搞不清楚。我们应对现在的发现与研究，进行务实求真的梳理，明确问题，提出今后考古学工作与研究的方向。从环渤海地区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位置与贡献来看，一是环渤海地区夏商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比较其前身和其先前的考古学文化来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文化水准，为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多于前人的贡献。但与其同时期夏(二里头文化)，尤其是商(二里冈—小屯文化)这两个王朝的文化相比，均明显逊色。从基于文化实力的政治与军事态势来看，环渤海的夏王朝时期诸考古学文化均能占据一方，大致可与二里头文化抗衡的话，到了商王朝时期，则明显地趋于弱化。二是以环渤海地区夏时期诸考古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以外的中国考古学文化相比，其文化发展水平，则不低于当时中国较先进的汾河流域，有的还高于汾河流域的夏时期文化，总体上来说，是处于当时的先进行列。三是以滹沱河流域为中心孕育出来的先商文化发达起来，对抗夏王朝。汤最终灭夏，建立商王朝，至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其版图东至黄河下游及大清河、西达渭水中游、北起河套、南抵长江，远远超过夏王朝的领土。其前所未见的文字所达到的成熟水平，应不是汉字的始创阶段，当是汉字奠基之作；其青铜工艺，达到中国青铜文化成熟阶段，创造的青铜文化为世界所有文明古国未能企及；其文化影响所至，尤其是其青铜工艺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诸考古学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商王朝所创造的文明，将中国的王国文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王国文明发展的第二阶段的高峰。

三、周王朝在环渤海地区分封的齐、燕两个侯国

齐、燕两国分别经营环渤海南区和环渤海西区。西周至战国晚期，即燕将秦开“袭破走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之前的战国晚期上推至西周初期乃至夏时期的环渤海北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赵宾福在《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这一著作中，已经讲述得很清楚，我在此就不赘述了。朋友们要了解这方面情况，可以找这本著作看看。齐是太公吕尚的封国，都城为临淄，始初能管辖的范围很小，逐步发展，到西周晚期，甚至至齐成了五霸之首的春秋时期，才统领了环渤海南区。燕是召公奭的封国，都城在今天的北京。西周时期，燕的版图很小，经春秋和战国早中期逐渐壮大，终于在战国晚期扩大到了整个环渤海北区，发展成了战国七雄之一。周人灭商建立的周王朝，革除了夏、商王朝政权仅管理夏或商文化居民的政治体制，实行将周人及周人以外的诸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纳入周王朝政权管理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实现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在同一政权管理下进行文化碰撞与交流，这较之夏、商王朝的政治体制，不仅极大地减少排他性殖民的驱赶与杀掠，又有利于不同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实现文化及族群的交流与融合。齐、燕这两个周王朝的封国，自始就推行将不同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纳入同一政权管理的政治体制。在西周初期，齐与燕分别管理周人、商人和珍珠门文化的部分居民，和周人、商人及夏家店下层文化后裔(即塔照三期文化或是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北燕文化)的部分居民。这两国不同考古学文化或族属的居民，经历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至西周晚期，和同时期的西周诸封国那样，形成了略带地域特色的、全国基本相同的，如孔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新质的周文化。这西周晚期形成的周文化，便是周礼形成的文化土壤，也是当时诸侯列国认同的主流文化，即区别夷狄的华夏文化。自此以后，除燕对东胡(很可能是“东胡”名号下的部分族群)那样的个别情况之外，齐燕两国仍继续推行容纳不同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的民族或文化政策，容纳居住在新扩张土地上的原居民，实行同一政权管理下的族属和文化碰撞、竞逐、交流与融合，推进了华夏族和这些土地上的原居民的文化或族群的交流和融合。西周王朝推行的这种政治体制，为进步到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和产生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我们认为，西周王国是王国文明发展的第三阶段。至汉武帝时，这华夏文化才转变为更为一致的汉文化。公元前222年和前221年，燕国和齐国相继为秦所灭，原属燕、齐之地的环渤海地区从此纳入秦汉帝国的版图。

综上所述，可见环渤海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帝国，经历的是一条“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一个发展过程。这里说的“文化多元一体”，指的是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多元一体，这里讲的“国家一统多元”，说的是统一国家内的多元考古学文化。这多元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自然也是一体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多元一体，是形成“国家一统多元”的深厚基础，“国家一统”则是“文化多元一体”的必然归属。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的多元一体，讲的是“一体”内的诸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所联结成的一体性，甚或文化的同一性。而就这多元一体内的各个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结构来说，则是一元为主的多元文化谱系结构，即多元谱系文化所结构成的“一体”文化，故多元一体内的诸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结构，也是多元一体的。这种文化谱系结构的考古学文化，就是杂种文化。杂种文化，是文化杂交的产物。文化杂交产生的杂种文化，则遵循文化“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一文化演进规律向前发展。文化的“多元”与“一体”，是文化的“个性”与“共性”，多元的各元是“个性”，一体则是这诸元文化的“共性”，亦即文化的一体性，甚或文化的同一性。我们说的华夏族或汉族为主体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其中华夏或汉族等各族的文化也是“个性”，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即是华夏或汉族为主体组成的中华民族的诸族文化，这是包括华夏或汉族在内的诸族文化的“共性”，亦即诸族文化的一体性，甚或诸族文化的同一性。这“个性”和“共性”的文化，均呈一元为主的多元文化谱系结构，即以一元为主的多元谱系文化结合构成的一体文化。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其一，这“个性”中也包含“共性”，“共性”中也含有“个性”；其二，这“个性”与“共性”的内涵及其量与质，均呈历史的动态变动；其三，国家或政权一统治下的诸族的文化“个性”，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共性”的消涨，既取决于诸族的民族关系，也取决于国家推行的民族政策，基本上则取决于后者。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和从先秦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国家，以及至秦汉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来看，走过的道路虽曲折崎岖，但基本上还是顺畅地走了下来，日益光辉着华夏族或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壮大了华夏族或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国家。这说明中国诸民族关系和国家推行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好的。从文化多元一体的环渤海，到环渤海地区成为周王国及至发展为秦汉帝国之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既是华夏族或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形成的部分历史，也是这部华夏族或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形成史的一个缩影。苏秉琦师说：环渤海是中国的国门。我认为只是到了秦汉帝国之时，环渤海才真正成为了中国的国门。

至秦汉帝国时期，我们探索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上的环渤海考古已宣告结束，同时，环渤海地区也就启开了在统一帝国内所处地位及其作用的历史新篇章。

以上讲的，是我对环渤海考古的一些新的主要的思考。当然，我希望这些思考能影响环渤海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乃至成为环渤海考古的主流认识。同时，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一种学术见解能否在学术研究中产生影响，甚至成为主流认识，归根结底在于它是否接近历史真实和把握了真理，而且，这还只能在学术自由争鸣中得到实现。基于这样的认识，便将我对环渤海考古这些被自己视为的一些新的主要思考在这大会中讲出来的直接目的，归结为供同仁们参考，抛砖引玉，以促进学术的自由争鸣。

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寻找环渤海考古的学术真理，达到目的的途径，只能是自由的研讨。研讨者，是研究研究，讨论讨论之谓也。既然是研究、讨论，就不能预定立场，也不能预设目的，只能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学术研究，既不能搞专政，实行思想或学术专制，也不能实行民主制。学术研究，容不了专制或专政，是因为专制或专政容不了学术研究。关于专政或专制之专横扼杀学术，我这一代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经历过“从基础到上层建筑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故有较完整、深刻的体验，即是我辈之后的后辈学者，也有不同程度的感受。这一道理浅显得不能再浅显了，也就无需再说了。那么，为什么学术研究不能搞民主呢？这是因为民主原则是多数决定制，毛泽东主席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事实也是如此。学术研究是求索真理，而求索出来的真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往往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到真理为多数人认知了，这真理就变成常识了，当然常识往往也是真理，但这真理和新求索出来的真理是有区别的，两者当属不同的范畴。成为常识的真理是常识性的真理；新探索出来的真理乃是新真理，这新真理是不断更新的，故这新真理常常只为少数人掌握。这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本身的含义。因此，搞学术民主就会压制少数学者掌握的新真理，剥夺他们传播乃至坚持新真理的话语权。这一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故不能以民主制决断学术是非。我们应当尊重学者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实行学术与真理面前的不分性别、年龄和族群的人人平等，我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只能服务于会议的自由的学术讨论，尽职、尽量地为会议创造一个宽松的、自由的学术环境，供同仁以文会友、畅所欲言、齐放、争鸣。学术独立与自由万岁！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文化才能繁荣。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为环渤海考古之研究构建一个新的学术平台，祝会议成功、学术进步，祝与会朋友们身体健康！谢谢！

附记：我为准备这个讲话，先找赵宾福根据我的意见写就了一个发言稿。在讲话的前一天，即2012年11月22日晚上，参考这个发言稿，写成“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环渤海考古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提纲。于2013年2月24日上午据这个发言提纲改成此稿。

来源：《考古》2013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