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虹，方梦霞：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期分区研究

一、研究背景

二、文化分期

三、文化分区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起，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迅速增加，新发现的古生物化石数量丰富，第四纪地质等相关学科的研究逐步细化，不断地更新着我们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认识。本文以公布的考古材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尝试对长江中下游已知的旧石器时代工业进行分期和分区，拟建立较为详细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对比不同生态环境中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异同，细化对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内涵的理解。

一、研究背景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指长江三峡以东的中下游沿岸平原地区，地处淮阳山地和黄淮平原以南，江南丘陵及闽浙丘陵以北，是我国三大平原之一，由长江及其中下游支流冲积而成，主要包括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苏皖平原及长江三角洲平原。其显著特点是地势低平，河道纵横，湖泊星布，海拔大部分在50米以下。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以长江及其支流沿岸为主要区域，涵盖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六省。其中，湖北和湖南为中游地区，安徽、江苏、江西和浙江则是下游地区。

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有中外学者在长江沿岸寻找旧石器时代遗物，但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土人类化石之后，长江中下游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才正式起步。迄今已发现近五百处地点，以及大量石制品、骨制品、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等文化遗存（下页图一）。

第一阶段（1954-1979年）除湖北和江苏有少数发现外①，其余地区鲜少出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发现的文化遗存主要是古人类化石，石制品数量不多，且多为采集品。

第二阶段（1980-2000年）考古调查和发掘从长江以北扩展到长江以南，区域内各省（除上海外）均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多达上百处，包括湖北鸡公山遗址②、湖南乌鸦山遗址③、安徽人字洞遗址④、江苏放牛山遗址等⑤。学者逐渐意识到，在广大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着一种与北方石片工业传统截然不同的砾石石器工业传统。张森水根据石器典型特征，认为可将长江中游旧石器时代文化归为三种类型⑥。结合更新世气候和埋藏环境，王幼平首次系统总结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存在时间变化以及区域差异⑦。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数量很多，长江中下游各省初步构建起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尤其是浙江地区，旧石器时代地点的发现从零星分散状态到局部集中状态，不断推进并丰富了地区史前史⑧。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从以器物为中心转变到以遗址为中心，体现为对遗址、文化和区域性的综合研究。袁家荣和房迎三初步总结出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的文化发展序列和特殊性⑨，袁家荣丰富了“舞水文化群”和“澧水文化群”的内涵⑩，冯小波和祝恒富指出湖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在时间上存在明显变化(11)。

二、文化分期

（一）地层与年代

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布最广的第四纪土状堆积是南方红土(12)，该类沉积通常由四部分岩层组成，底部的基岩或砂砾石层、下部的网纹红土、中部的均质红土和上部的棕黄土层(13)。二十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了南方红土的年代问题。尤其是最近的十几年，通过古地磁、电子自旋共振（ESR）、热释光（TL）和光释光（OSL）等方法，第四纪红土的年代学研究突飞猛进，初步建立起红土地层序列。

1.长江中游地层序列湖南境内的旧石器时代地点主要分布于湘、资、沅、澧四水流域，而且大部分埋藏于一至四级河流阶地(14)。湘、资、沅、澧四水流域最多形成了六级阶地，且总体上可相互对应（表一）。各级阶地的网纹红土通常上覆一层黏土和亚黏土，呈红色或黄褐色，含锰质胶膜。其成因有二：一为高阶地堆积物向低阶地搬运的次生堆积，与阶地堆积层之间有沉积侵蚀面，时代相对较晚，多为晚更新世晚期；二为同一阶地堆积，表层为网纹退化的风化壳，与网纹红土呈渐变关系，没有明显的界限，时代与阶地同时(15)。

根据对江汉平原边缘地带广泛分布的阶地和汉水中游沿岸河流阶地的颜色标志、风化特征、阶地发育规律的野外观察，早期研究者提出五级阶地的划分方法：第一级阶地（高河漫滩）为全新世或全新世晚期的产物；第二级阶地，或第一级真正河流阶地，常在全新世早期或晚更新世晚期形成；第三级阶地，在长江沿岸表现为下蜀土阶地，通常认为形成于晚更新世；第四级阶地，在长江沿岸表现为红土阶地，形成于中更新世；第五级阶地，分布零星，推测形成于早更新世(16)。之后有观点认为汉水沿岸石器文化与河流阶地的关系大致为：一级阶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二级阶地为旧石器时代中期，三级阶地为旧石器时代早期(17)。另外，有学者在对鸡公山地层堆积特征的分析过程中提出，汉水二级阶地上分布的红土堆积不见网纹痕迹，也许可对应长江下游地区下蜀黄土的下层堆积，即均质红土，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同时，由于汉水的三角洲范围包括江陵地区，所以此地层关系也可作为江汉平原旧石器时代遗址分期工作的参考(18)。本文建议以湖北地区的四级阶地序列作为依据（表二）。

2.长江下游地层序列热释光、光释光、电子自旋共振和古地磁等测年数据显示，安徽宣城第四纪红土剖面的砾石层、网纹层和均质红土层分别形成于早更新世晚期（距今73万年）、中更新世早期（距今73—40万年）和中更新世晚期（距今40—10万年）(19)。江西境内的网纹红土形成于早更新世末（距今约90万年）至晚更新世初（距今约10万年）(20)，最底层铁质网纹红土可能沉积于距今123—86万年，中部的网纹红土大约沉积于距今86—39万年，上部的红色黏土沉积于距今39—10万年(21)。南京地区的下蜀土形成于中更新世晚期，年代主要为距今32—12万年(22)，下蜀黄土的年代为距今50—1万年(23)。江苏西南部丘陵山区对下蜀组的同位素年龄测试结果为距今31—1.1万年(24)。

基于学者对南方地区典型第四纪红土剖面年龄的比较（下页图二）(25)，本文建议将长江下游地区分布的南方均质红土按照从下往上的层位关系确定年代关系，即下伏砾石层早于距今85万年，网纹红土的主要年代区间是距今85—40万年，均质红土的对应年代是距今40—10万年，棕黄土层的年代晚于距今10万年。将此地层划分对应旧石器时代考古分期可知，埋藏于网纹红土和部分均质红土两个地层的遗址多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而埋藏于均质红土上部和棕黄土层中的遗址应分别对应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下页表三）。

（二）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典型地点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地点多为旷野类型，洞穴地点的数量相对较少。从埋藏环境看，早期地点基本都埋藏在网纹红土或三级及更早的阶地，中期地点则埋藏于均质红土或二级阶地。典型遗址有浙江七里亭和银锭岗、江苏放牛山与和南京人、安徽陈山和人字洞、湖南虎爪山和鸡公垱、湖北学堂梁子和石龙头以及黄家窝。

1.浙江七里亭遗址、银锭岗遗址(26)浙江至今已发现八十余处旧石器时代地点，集中于北部的苕溪流域和中部的钱塘江流域(27)，尤以最北的西苕溪流域最为丰富。

七里亭遗址位于西苕溪支流泗安塘的二级阶地，可分为三个堆积十九层：第3—5层为上文化层，以红棕色黏土为主，杂有铁锰结核及稀疏细网纹；第6—13层为中文化层，典型的网纹红土；第14—19层为下文化层，砾石层。研究者推测下文化层距今107—99万年，中文化层距今99—45.5万年，上文化层距今45.5—12.6万年(28)。七里亭遗址上、中文化层石制品的原料就地取材，以石英砂岩为主，砂岩次之。中文化层石制品属于典型的南方砾石工业传统，上文化层石制品除表现出与砾石工业相似的特征，还显示出向石片石器转变的趋势。

银锭岗遗址位于合溪二级阶地，可分为二个堆积八层：第2—5层为上文化层，土色间杂灰褐色，铁锰结核少；第6—8层为中文化层，土色偏红，杂有铁锰结核和稀疏的网纹；第8层以下为砾石层。研究者认为银锭岗下文化层的上限为中更新世某一阶段，下限为中更新世末期，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后段；上文化层则进入晚更新世，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延续至晚期。下文化层的石制品属于南方砾石工业。上文化层石制品的南方砾石工业特征弱化，石片石器特征增强，比七里亭上文化层表现得更明显。

2.江苏放牛山遗址、南京人地点江苏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有四十余处，其中早期和晚期地点多，中期地点很少。

放牛山遗址位于苏州南部的茅山区，可分为九个地层，其中第2—5层的黏土土色偏灰黄，含铁锰结核，属均质红土；第6—9层的黏土偏红色，有典型网纹，应为网纹红土(29)。早年的热释光测年数据为距今34—16万年，后修正为距今45—21万年(30)。石制品较粗大，重型工具（砍砸器、球、镐等）多，轻型工具（刮削器等）少，属于南方砾石工业传统。

南京人地点1993年发现于南京汤山葫芦洞，包括二件头骨和一枚牙齿，体质特征相当于北京人偏晚阶段，早于和县人(31)。洞穴内动物群除南方常见种外，还有较多北方种属，推测南京人时代的环境较为干冷，这一观点也得到体质人类学的证明(32)。南京直立人化石的年代为距今60—50万年(33)。

3.安徽陈山地点、人字洞遗址安徽东南部的水阳江旧石器时代地点群，石器数量多，石器工业特征鲜明，其中以宣州陈山地点、官山地点和毛竹山地点等最具代表性。

陈山地点的剖面研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完整，对其地层的划分和年代的确认也最清晰。上文化组（第2—5层）以下蜀黄土为主，下文化组（第6—10层）是典型的网纹红土(34)，年代为距今81.7—12.6万年，地质年代包括早、中更新世，属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至中期(35)。石器粗大厚重，毛坯多为砾石和断块，类型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状砍砸器和镐，工业面貌属于南方砾石工业。

人字洞遗址位于繁昌山丘，根据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推测其时代为早更新世早期，距今240—200万年(36)。堆积可分为八层，其中第1—7层为上堆积单元(37)，是石制品等文化遗存的主要出土地层，土质主要是棕红色黏土。石制品原料多样，以小型居多，且以刮削器为主，整体缺乏稳定性，类型和技术较之中国境内已发现的早更新世石制品显得粗糙、简单和原始(38)。

4.湖南虎爪山地点、鸡公垱遗址湖南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有三百多处，主要分布于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尤其集中于沅水和澧水两大流域，学界分别称之为“舞水文化类群”和“澧水文化类型”(39)，其中澧水流域开展工作最多，石器工业面貌也最接近南方砾石工业。

虎爪山地点埋藏于澧水右岸四级阶地，约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地层可分五层。石制品组合中石片石器和砾石石器比例为1:12，砾石石器占巨大优势(40)，原始性和进步性兼容，但总体上属于南方砾石工业传统。

鸡公垱遗址埋藏于澧水右岸二级阶地，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地层堆积是河湖相沉积，共分十一层，其中第2—4层是棕黄土层，第5—7层是红土，第8—10层是网纹红土。石制品组合中以重型石器为主，整体厚重，可归为南方砾石工业。与鸡公垱遗址时代相当的还有石门大圣庙、澧县红旗等地点。

5.湖北学堂梁子遗址、石龙头遗址、黄家窝遗址湖北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八十余处，主要分布于西北的汉水流域（今丹江口水库所在地区）和长江沿岸(41)。

学堂梁子遗址（郧县人遗址）埋藏于汉水四级阶地，在郧县人头骨出土地点的堆积层厚16—18米，可分三个沉积相共十三层：上段为河漫滩相粉砂黏土层；中段为河床边滩相粉砂细砂交错层；下段为河床相粗砂砾石夹粉砂细砂透镜体层，古人类化石、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基本出土于上段的第3层和中段的第4、5层(42)。年代分析显示，学堂梁子遗址的地质时代应该是早更新世晚期，为距今100—73万年(43)。石制品粗大厚重，根据毛坯类型，以石核石器为多，工业面貌应处于南方砾石工业传统的早期阶段(44)。

石龙头遗址位于湖北东南大冶县，主要出土遗存有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和鬣狗粪化石。动物化石多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常见种，不见第三纪残留种，年代应比郧县人晚。测年数据最早距今31.2 6.3（31.2-4.2）万年，最晚距今19.6 1.6（19.6-1.4）万年(45)，多数研究者认为将其归入旧石器时代中期更为妥当。石制品组合中块状毛坯与片状毛坯的数量相当，整体偏粗大，属于南方砾石工业传统。

黄家窝遗址位于湖北西北部的十堰市，埋藏于汉水右岸二级阶地，其中第2层红褐色黏土和第3层褐红色黏土中含石制品。对比汉水的阶地序列，推测年代为距今10—5万年，地质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制品整体粗大，块状毛坯多于片状毛坯，大型石器较多，可归入南方砾石工业传统(46)。

（三）旧石器时代晚期典型地点

相较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地点较多，且其间的距离较远，成组分布的现象减少(47)。从埋藏环境看，晚期的旧石器时代地点多埋藏于棕黄土层（下蜀黄土的上层）或一级阶地。典型遗址有江苏将军崖与神仙洞、浙江乌龟洞与合溪洞、江西袁河流域、湖南乌鸦山和十里岗及燕儿洞、湖北鸡公垱和樟脑洞以及杜店等。

1.江苏将军崖遗址、神仙洞地点将军崖遗址的堆积可分七层，其中第2层灰色细砂土中含大量细小石器和少量陶片(48)，第3层黄色砂质黏土中含石制品和少量陶片，第5—7层红土中含石制品。石器面貌出现了较大变化，石料以石英和燧石为主，没有典型的砾石工业特征，而以石片石器为典型，晚段发展出细小石器(49)。此外，还发现一处石铺生活面和两处灶坑，可能是人类的常居地。

在溧水县神仙洞地点仅发现一件古人类化石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50)，研究发现，其与直立人有明显区别，更接近于中国晚期智人和现代人，推测应是晚期智人。测年显示，该地点距今11200—10885（±1000）年(51)，地质年代可涵盖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最晚到全新世早期(52)。

2.浙江乌龟洞地点、合溪洞遗址建德乌龟洞地点是浙江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仅发现一枚人牙和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年代推测为晚更新世后一阶段(53)。

合溪洞遗址于2007年在长兴发现，不仅埋藏有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还出土千余件石制品，数量之多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洞穴遗址中都是罕见的。石制品以片状毛坯为主，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和石锤，技术以锤击法为主，可能还有碰砧法。年代暂定为晚更新世晚期，对应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晚期(54)。

3.江西袁河流域江西境内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可以潦河流域的安义和袁河流域的新余为代表。两个分布区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多处于第二级河流阶地，以红色黏土为主，带有铁锰结核。李超荣首先提出第二级阶地的地质时代是晚更新世(55)，曹柯平认为划分在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之间更为稳妥(56)，对新佘打鼓岭地点的光释光测年显示，其年代为距今64200±4900—36100±2600年(57)，已进入晚更新世。

两个分布区内的石器工业非常相似，新余地区的石器表现得相对进步。以打鼓岭地点为代表，新余分布区的地层可分五层，其中第3层红色粉砂质黏土和第4层黄色网纹土中含石制品(58)。石器毛坯多石片，主要是中、小型，尤以轻型刮削器为最多，砍砸器和石球数量很少。虽时代较晚，但石制品整体技术水平略显原始，可将其划归为砾石工业向石片工业的过渡期。

4.湖南乌鸦山遗址、十里岗遗址和燕儿洞遗址乌鸦山遗址埋藏于澧水支流道河左岸二级阶地上覆地层均质红土中，大致等同于一级阶地的年代。1992年的发掘划分出六层，其中，第2层棕黄色亚黏土含炭末及碎陶片，第3层棕色亚黏土含少量炭末和烧土粒，第4层灰黄色亚黏土层含丰富旧石器；热释光测年数据为距今3.71±0.28万年(59)。石片石器超半数，砾石石器虽然类型多，但数量不及石片石器，而且较早、中期同类工具轻薄。乌鸦山石器工业(60)比鸡公垱更为进步，但小型石器的型式不稳定，形状多变，二次加工少。同类遗址还有虎山、金鸭等，都表现出石器小型化的趋势。

十里岗遗址埋藏于澧水左岸二级阶地，上覆堆积层，时代相当于一级阶地。地层自上至下共七层，第3层浅褐色土有少量燧石器出土，第4层浅棕褐色土含小型燧石器，第5层棕褐色黏土含细小燧石器及小型石英砂岩石制品；测年数据为距今14525±5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15100年。值得注意的是，十里岗遗址没有似手斧、大尖状器等重型砾石工具，而出现一批较精致的黑色燧石细小石器，如细长石片、舌状刮削器、盘状刮削器，表明制作水平大幅提高。研究者认为乌鸦山和十里岗存在文化传承关系，前者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前一阶段，后者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61)。

燕儿洞遗址由发育在同一层高、相距七米的I、Ⅱ号洞组成，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石制品和骨制品。古人类化石经比较判定为智人，二十余种动物化石多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常见种，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14000±120年，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晚期。石制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石英砂岩和砂岩质石器，带有砾石石器风格，但明显小型化；第二类为细小燧石器，研究者认为是新出现的工业(62)。

5.湖北鸡公山遗址、樟脑洞遗址、杜店遗址荆州鸡公山遗址埋藏于长江二级阶地，研究者将六层地层划分出上下两段文化层，第1、2层的黄色亚黏土为上文化层，第3—5层的红褐色亚黏土为下文化层，上下文化层之间存在明显的侵蚀面。下文化层的石器属于砾石工业传统，上文化层则更倾向于石片石器传统(63)。

房县樟脑洞遗址为一处岩屋式洞穴，位于樟脑河二级台地，发掘划分出五层堆积，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主要出现在第3、4层。经鉴定，十二种动物化石属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13490±150年，推测应为晚更新世晚期遗址(64)。樟脑洞石器工业(65)比早、中期的砾石工业复杂，更接近石片工业。

杜店遗址埋藏于汉水右岸三级阶地前缘，地层堆积包括I区上文化层和Ⅱ区下文化层。分布在褐色黏土中的上文化层应为晚更新世晚期，距今3.5—1万年，即旧石器时代晚期；褐红色黏土层中的下文化层处于中更新世，距今约70万年，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从整体看，I区的石器工业具有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特点，如楔形石核和修整精致的钻具，应属于石片工业传统。相较而言，Ⅱ区石器组合较大，块状毛坯较多，类型有砍砸器、手斧、手镐、尖状器、刮削器，属于典型的南方砾石工业传统(66)。

（四）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整体而言，石器工业从早到晚呈现出砾石工业弱化、石片工业兴起的趋势，在以砍砸器为代表的砾石石器居主导地位的同时，出现了以燧石等优质原料为原料的轻型和小型石器，直接表现为石制品形态的小型化、石器组合的变化、剥片或修理技术的多样化等。相对而言，石器工业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阶段的传承性更强，主要工业始终是砾石工业，中期的石片石器比例有所增加；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片石器的地位已经可以与砾石工业不相上下，在局部地区甚至发展出细小石器。

就体型而言，长江中下游石制品的总趋势是由粗大石器变化为细小石器。旧石器时代早期，除繁昌人字洞外，大部分遗址的石制品以粗大浑厚为主要特点，如七里亭中文化层出土的多数石制品（石核、砍砸器、手镐）的长度和宽度超过50毫米，重量大于300克，少量石片的重量超过300克，超半数的石器毛坯为块状，包括石核、断块、砾石。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工业面貌通常具有混合风格，如银锭岗上文化层，石制品以石英砂岩等砾石为原料，36.2%的石核和砍砸器仍比较粗大厚重，近三分之二的石核、大部分石片和刮削器的个体已明显变小；以燧石为原料的石制品体量更小，重量小于10克。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小型化的表现已非常明显，乌鸦山、十里岗、燕儿洞、将军崖等遗址甚至出现了细小石器，石制品长约50毫米，重量上千克的极少，不足百克甚至小于1克的石制品比例增高。

对比不同阶段的石器组合来看，砍砸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早、中期的石器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在绝大部分地点都有出土，而且数量最多，类型也相对多样。同时，大尖状器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类工具，数量虽不及砍砸器和刮削器，但类型独具特色，代表性强。刮削器贯穿整个旧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多以厚大石片和断块为毛坯，被强调为重型刮削器，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转变为以小、薄石片为毛坯的轻型刮削器，并一跃成为工具中的第一大类，代替砍砸器成为晚期典型器物。另外，手镐和石锤多发现于早、中期的遗址，雕刻器和钻器则多见于晚期遗址。在将军崖、十里岗等地区发展出的细小石器，甚至出现近似石叶的长石片和制作精美的石刀、石镞。

梳理长江中下游地区各遗址所采用的剥片技术和加工、修理技术发现，锤击法是最具有适应性的技术，基本不受地理范围或原料的限制，深受各阶段、多地区古人类的青睐。晚期的古人类表现出更好的主动适应性，采用了砸击法和锐棱砸击法等技术。另外，单向加工一直是使用最多的加工方式，但时代越晚，双向加工的技术越熟练，交互加工和转向加工对石器加工及修理的意义愈发重大。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变化外，长江中下游地区石器工业的发展还体现在原料、毛坯等方面。早期的原料基本都是就地取材，来自遗址附近的古河床、河滩和基岩，以石英砂岩、石英、石英岩和砂岩几类质地较粗的石料为主；中、晚期文化中上述原料的比例明显降低，相反优质原料燧石、硅质岩的比例显著提升，局部地区还出现玛瑙、水晶等原料，虽然目前无法判断燧石、玛瑙等石料的具体来源，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外来的。早、中期主要使用砾石、石核、断块等块状毛坯直接进行加工，鲜少出现预修理现象；到了晚期，片状毛坯的增加非常明显，推动了石制品整体的小型化趋势，同时作为毛坯的石片本身也经历了从厚大到薄小的转化（图三）。

比较长江下游、湖南、湖北三个地区的地层堆积与年代的关系，可暂将网纹红土、均质红土、棕黄土层分别对应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结合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的石器工业面貌，可初步划分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序列（表四）。

三、文化分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工业从早到晚存在一个变化趋势，即粗大的典型砾石工业—小型化的非典型砾石工业—石片工业（包括细小石器工业）。本文通过比较石器组合、加工技术等方面，可初步划分出四个区域，即分布在湖北西北部的砾石—手斧文化区、湖北沿江与湖南澧水文化类群组成的砾石—大尖状器文化区、以湖南舞水文化类群为代表的砾石—砍砸器文化区、长江下游沿岸组成的砾石—手镐石球文化区（图四）。

（一）砾石—手斧文化区

湖北西北部（以下简称鄂西北）处于中国南北过渡地带，自然环境属于暖温带—亚热带气候，更新世期间动植物繁盛，非常适合古人类的生存繁衍。在学堂梁子、白龙洞、黄龙洞、神农架等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表明古人类曾在鄂西北地区频繁活动。近二十多年来，配合南水北调工程，鄂西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工作发展迅猛，迄今已发现旧石器时代地点约百处。

鄂西北旧石器时代地点年代跨越早期、中期和晚期，虽然海拔高度有差距，年代有早晚，但存在明显共性，石器工业可划分出两大类。第一类是以重型工具（砍砸器、手斧、手镐）为典型器物的砾石工业。第二类是以小型工具（刮削器、尖状器）为代表的石片工业(67)。两类石器工业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但在鄂西北却表现出良好的兼容性。

砾石工业主要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典型遗址有郧县人遗址、肖家河遗址、彭家河、杜店Ⅱ区、金鸡嘴、军营坡、龚家洲等。遗址多位于汉水三级阶地，石器主要发现于红色黏土中。石制品原料为就近取材，岩性以石英、石英砂岩、角岩为主，其次有砂岩、脉石英等。毛坯多半为块状，石制品粗大厚重。石器组合主要有砍砸器、重型刮削器、手镐、手斧和薄刃斧，砍砸器数量最多。剥片方法以锤击法为主，有少量砸击法、锐棱砸击法和碰砧法。石器修理以锤击法为主，多单向加工，兼用交互加工，整体加工都较简单粗放。

石片工业时代略晚，主要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典型遗址有跑马岭、毛家洼、杜店Ⅰ区、水牛洼上文化层等。这些遗址多位于汉水二级阶地，石器主要发现于黄褐色土中。石制品原料与早、中期遗址相比有较大变化，燧石明显增加。石核种类增多，稳定度提高，个别遗址存在台面修理现象，石核的利用率高。片状毛坯的比例明显上升，石制品变小。石器组合主要有轻型砍砸器、砍砸器、尖状器、雕刻器、钻具等，手镐和手斧在部分遗址甚至消失。除锤击法外，砸击法增多。石器加工和修理以锤击法为主，出现压制技术，整体加工更加细致。

鄂西北旧石器时代地点，大部分兼具南方砾石工业和北方石片工业的某些特征，比较复杂，如余嘴2号、北泰山2号、杜店和水牛洼。该区虽然在地理范围上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但石器工业却更接近于混合工业类型(68)。

手斧的大量发现进一步强化了鄂西北石器工业的特殊性。发现的手斧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较规整，区域性明显，与百色手斧不同。鄂西北的手斧毛坯主要是角岩砾石，沿边缘向心剥片，连续分布的修理疤痕大且深，应是锤击修理的结果。通体加工者不多，底端的修理较少，保留部分砾石面。随着鄂西北发现手斧数量的增加，有研究者提出“两大类、四亚类”的划分体系。I型手斧数量多，器身长，有长刃缘和锐尖，保留少量砾石面（图五，1）。Ⅱa、Ⅱc型是鄂西北的特色类型，器身短，锐尖较短，不同的是前者加工相对粗糙，保留较多砾石面，后者通体加工，修理细致（图五，2、3）。相较而言，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发现的手斧极少，即使有也不典型。

（二）砾石—大尖状器文化区

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别，两大主要类型舞水文化类群和澧水文化类群在原料、形态大小、石器组合等多方面存在不同。有学者提出澧水文化类群和舞水文化类群分别代表了华南砾石石器工业的北区和南区，北区常见砾石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南区几乎不见这两类石器(69)。湖北南部长江沿岸的旧石器时代地点也发现相似的三棱大尖状器，与澧水文化类群存在较高的相似度。

文化区早中期的工业特征较一致。石制品以河床砾石为原料，主要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硅质岩、脉石英的数量较少。块状毛坯多于片状毛坯，大型的砾石石器占优势，包括砍砸器、大尖状器、似手斧、石球、石锤等，小型石器多是刮削器，数量少。存在二次加工，但多是使用后的修理，而非使用前的预制，所以修理痕迹分布在使用部位，且重叠度高。旧石器时代晚期，当地的石器工业发生明显变化，原料中燧石和硅质岩占较大比重，石英砂岩和砂岩远不及早中期的使用量。以片状毛坯为主，直接表现是刮削器的类型增多，石制品整体形态较小。

澧水文化类群的典型石器是各类大尖状器。研究者曾根据形态特征和加工技术将之划分为五大类，即砾石三棱尖状器、似手斧石器、单面双刃尖状器、砾棱大尖状器、大石片尖状器(70)（图六）。湖北沿江地区的旧石器时代地点也出土有相似的大尖状器，以鸡公山数量最多。根据加工方法的区别，研究者将其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长条形的砾石从中间剖开，然后在其一端的两侧向背面加工，修出一个三棱状的短尖；第二类是直接利用长条形砾石原有的平面，向另一面加工，修出一个三棱短尖的类型(71)。

近年，学者根据毛坯类型、加工技术和砾石面的保留情况，将澧阳平原的大尖状器划分成三种不同的技术传统(72)：第一种，以三棱大尖状器为代表，选取长型砾石直接加工，加工以形成尖锐且修长的尖部为目的，所以修理范围较少，集中在靠近尖部的一端；第二种，以大范围的加工为特征，同样选取长型砾石直接加工，虽然加工目的也包括形成锐尖，但加工部位不再集中于尖部，对刃缘也进行了深度的加工；第三种，毛坯转变为大石片，加工面积最大，具体过程是选取扁长砾石，从中劈开或剥取大石片，继而在大石片的两侧进行修理以形成锐尖。经比较可知，上述三种分类体系之间的关联度其实很明显。澧水文化类群的砾石三棱尖状器、单面双刃尖状器和湖北沿江第一类对应第一种，澧水文化类群的砾棱大尖状器、似手斧石器和湖北沿江第二类对应第二种，大石片尖状器对应第三种（图六）。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澧水文化类群中的单面双刃尖状器多以砾石为毛坯，而在鸡公山发现的单面双刃尖状器却以大石片为毛坯，似乎更接近第三类大石片尖状器的特征，但依据其最终加工目的是在一端形成三棱状的短锐尖，笔者认为将其归入第一类更合适。

（三）砾石—砍砸器文化区

湖南境内的舞水文化类群旧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分布在沅水的中上游地区，包含干流及舞水、巫水、渠水等支流发育的河谷盆地，目前该流域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超过一百五十处，经过正式发掘的有新晃大桥溪和长乐坪、芷江小河口、泸溪的灰窑和岩坪及田溪口、黔阳的螺丝形和崇兴庵及社塘冲、怀化的仙人桥等地点(73)。

石器工业面貌独特性极强，一方面体现在石器组合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工业发展趋势上。石制品原料主要是灰色、灰黄色条带状变质砂岩，石制品普遍保留较多的自然砾石面，利用率较低。剥片与加工方法以锤击法为主，锐棱砸击法和碰砧法的应用比其他文化区多。石制品组合中宽刃类多于尖刃类，常见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和扁薄的大石片，尖状器很少且不如澧水文化类群规范。二次加工以锤击法为主，单向加工多于双向加工。虽有片状毛坯，但块状毛坯的数量更占优势。石制品整体较粗大，但小于澧水文化类群的石制品组合。

砍砸器是舞水文化类群石器组合的主体，也是最能反映舞水文化类群的一类石器。该区域发现的砍砸器形式多样，规范度高，代表性的有尖刃、长身侧刃、端刃、双边聚刃。长身侧刃砍砸器和双边聚刃砍砸器选用扁体砾石为毛坯，采用锤击法和碰砧法单面加工，碰砧法加工的刃角相对小一些，两面加工的数量较少，另一面的加工通常起辅助作用。与之不同的是，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发现的砍砸器加工较简陋，器物形制和加工方式缺乏统一风格，带有权宜工具的特征（图七）。

曾有观点认为舞水文化类群不存在尖状器，近几年的发掘已陆续发现此类工具，虽然数量远不如澧水文化类群，加工也不如后者精致，但丰富了舞水文化类群的内容，值得重视。舞水文化类群中的典型尖状器—高背尖状器，在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暂未发现，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高背尖状器以中型的厚状砾石为毛坯，保留较窄的一端为握持部分，选取较宽的一端为加工部位，择其平坦一面为台面，从两侧单向打击汇聚成一小尖，尖部两侧的刃缘非常陡，近乎直角。有研究者提出，高背尖状器的加工技术可能源于同区域的尖刃砍砸器，并非刻意为之。

舞水流域的古人类除使用锤击法外，还大量采用锐棱砸击法和碰砧法。锐棱砸击法生产的石片较多，以宽大的扁薄石片最为典型，长8—10、宽8—13、厚约2厘米，有些大石片甚至比贵州发现的同类石片还要大。发现的锐棱砸击石片比较薄，一般呈椭圆形，台面极小或者没有，打击点凹陷，不如锤击法集中，而且边缘使用或修理痕迹较多(74)。

对比位于舞水东岸阶地的岩屋滩旧石器时代中期地点和新屋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发现，二者的石制品面貌接近，舞水文化类群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从早到晚一脉相承，风格一致。晚期的不同类型砍砸器的比例有所变化，但整体工业面貌保持统一。晚期的石片石器虽多于中期，但缺少雕刻器、钻具等常见的石片工具类型，没有出现长江中下游流域整体的小型化趋势。

（四）砾石—手镐石球文化区

长江下游四个省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几乎全分布在长江及其支流的沿岸。这些旧石器分布区在北纬28—32度，空间较集中，第四纪气候环境一致，石器工业较相似。早中期以砾石石器为主，器型粗大厚重；石器组合以砍砸器、重型刮削器、手镐、石球为典型，未经加工即使用的石片也占一定比例；剥片和加工主要采用锤击法。晚期转为石片石器，器形相对扁薄；轻型刮削器成为主要类型，重型砍砸器和手镐比例下降，轻型尖状器逐渐增多；剥片和加工除锤击法，兼用砸击法；石器加工更为精致。

长江下游地区与中游地区相比，既没发现典型的手斧，也没有复杂的砍砸器组合，缺乏特色鲜明的三棱大尖状器，但石制品组合的类型更加多样。首先，长江中游地区的石球多发现于澧水文化类群，湖北沿江和西北地区都很少，而舞水文化类群几乎没发现球状器的存在。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石球分布区却很广泛，安徽水阳江流域、江苏南部、浙江西苕溪流域、江西的潦河流域和袁河流域都有石球的出现（图八，1、2），尤其是江苏句容放牛山地点发现的石球，其数量甚至超过了砍砸器、重型刮削器等典型工具类型，比重达石器的42.9%。

长江下游地区石器组合的另一个特色工具是手镐。同样作为切割、挖掘类工具，鄂西北和澧水文化类群分别形成了手斧体系和大尖状器体系，长江下游则偏重于手镐。这三种工具类型虽然在功能上重叠，形态上也存在相似之处，但具体的加工技术有所不同。手镐加工多选取砾石或大石片进行单向加工，加工痕迹不如手斧精致，对称性差。尖状器的修理强调相邻两边的共同加工，形成略短的锐尖，而手镐对刃缘的加工要求不高，主要是生产出有弧度的舌状尖头。浙江长兴七里亭遗址中文化层发现的六件手镐多为舌状正尖（图八，3），毛坯都是块状的砾石或石核，根据长宽比，分为长镐和短镐两种。长身手镐呈长方体形或梯形，在相邻的两侧刃进行连续的单向加工以形成尖部，以反向加工为主，加工集中于靠近尖部的一段，与尖部相对的另一端握持部位多保留砾石面，尚未发现对整个刃缘进行修理的现象。根据打击痕迹，加工刃缘可分为直刃、凸刃和凹刃，保留的片疤浅宽，修疤比多占30%—50%，尖刃角在66—85度。短身手镐一件，选取相对平坦的砾石面，择其两条相邻的自然棱进行对向打击，两棱最终交汇成尖，中部呈凸棱脊(75)。

虽然长江下游地区总体呈现出一致的石器工业传统，但从微观看，还是能发现略微的差异。长江以南的浙江和江西两个地区的旧石器时代地点中，刮削器的数量多，超过了同地点的砍砸器。如安义樟灵岗、凤凰山和上徐村三个地点发现的石器中，刮削器占石器总数的31.6%，砍砸器占21%，尖状器占15.8%，手斧和石球各占10.5%，其中砍砸器与刮削器数量比率约为0.66(76)。这些刮削器多以块状和大石片为毛坯，形态偏大、偏重，表现出砾石石器工业的特征。再看长江以北的安徽和江苏地区，砍砸器在早中期石器组合中占有主导地位，直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才有较多的刮削器，刮削器的形态也较小且轻。例如处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陈山遗址的早段，砍砸器与刮削器数量比率约为2.3，晚段是1(77)，而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将军崖遗址，砍砸器与刮削器数量比率约为0.05(78)。

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存在区域发展差异。从长期看，区域内的绝大地区都经历了从砾石工业向石片工业发展的转变，而舞水流域始终以砾石工业作为主流。从短期看，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广泛存在的砾石石器文化为了适应区域需求而细化出不同的亚文化区，具体差异主要表现在石器组合方面（表五）。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具有鲜明的原生性、历时性和区域性，粗放的砾石石器一开始便呈现出与石片石器不同的生产流程和制作模型，并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阶段性特点与区域性差异。

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处于亚热带气候区，以湿热为特征，有大面积的森林植被，众多的河流湖泊，总体环境比较适宜古人类的生存。古气候研究显示，第四纪期间发生过多次气候冷暖旋回事件(79)，每次变化都会导致植被和动物群的变化，使古人类在生存压力的要求下发展相应的石器工业。总体而言，长江中下游在旧石器时代主要经历过三次大的气候变化。第一次距今260—187万年(80)，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平均温度有所下降，部分森林带转变为草原环境，成为北方动物群南迁后的新生存区域，但降温幅度有限，所以在此阶段容易形成南北动物群和植物混杂的现象(81)。第二次变化发生在中更新世进入间冰期，气候回暖，湿热的亚热带气候使长江中下游地区恢复森林环境，早期的北方型动物退回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中“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种类较多。但是根据宣城剖面的分析结果可知，即使在整体保持湿热的气候条件下，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此期间仍出现过七次气候旋回(82)。第三次变化发生在晚更新世的末次冰期，寒冷气流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影响，茂密的森林环境转变为兼有低矮森林、灌木丛和草地的多样生态区(83)，为大量北方食草类动物的南迁提供了可能。

长江中下游地区石器工业的发展趋势深受当时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以湿润、温暖为主的中更新世，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着繁茂的森林，以及星罗棋布的河湖。生态环境为古人类提供了大量可食用的果实和植物根茎(84)，故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地点中，石器组合以大型宽刃类（砍砸器、重型刮削器）和尖刃类（手镐、手斧、大尖状器）为主。而在另外两个时间段，受冰期寒流的影响，气候由湿热转向湿凉，尤其是晚更新世期间，强大的末次冰期造成了大幅度降温，大范围森林消失，灌木丛和草地面积增加。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古人类食用的果实和植物根茎数量锐减，食草类小型哺乳动物却逐渐增多，古人类不得不从原先的采集经济模式转换到以狩猎为主兼而采集的经济模式(85)，加工对象也从原先的植物转换为肉类，相应的加工工具也做出改变。因此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石器组合中轻型刮削器成为数量最多的一类工具，工具呈现出小型化趋势。

不过，以舞水文化类群为代表的砾石—砍砸器文化区始终以砾石工业为主导，晚期石片砍砸器和薄刃斧部分增加，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属性。可能由于舞水文化类群分布区的纬度偏低，相对于其他三个文化区来说受冰期影响的程度最低，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变化最少，基本未对原有生存模式产生威胁性影响，所以该文化区没有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向石片石器发展(86)。接近热带的岭南地区，在旧石器时代的主要工业类型也始终是砾石石器，亦未在晚期转变为石片石器。也有学者认为，低纬度地区热带气候的影响力更为强烈，从而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生态环境(87)。

附记：衷心感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新民研究员在本文撰写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同时感谢审稿人和编辑提出宝贵意见与建议。

①邱中郎：《我国旧石器时代地点分布》，《化石》1979年第4期。

②刘德银、王幼平：《鸡公山遗址发掘初步报告》，《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③封剑平：《澧县乌鸦山旧石器遗址调查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7集，岳麓书社，1999年。

④金昌柱、刘金毅主编：《安徽繁昌人字洞——早期人类活动遗址》，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⑤房迎三、王结华、梁任又、王菊香、翟中华、杨春：《江苏句容放牛山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⑥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⑦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⑧徐新民：《浙江旧石器考古综述》，《东南文化》2008年第2期。

⑨吕遵谔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⑩袁家荣：《略谈湖南旧石器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

(11)祝恒富：《湖北旧石器文化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02年第3期；冯小波：《湖北省旧石器时代文化初论》，《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

(12)袁宝印、夏正楷、李保生、乔彦松、顾兆炎、张家富、许冰、黄慰文、曾荣树：《中国南方红土年代地层学与地层划分问题》，《第四纪研究》2008年第1期。

(13)均质红土和棕黄土层在部分报告中统称为下蜀黄土。

(14)袁家荣：《长江中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370-407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15)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玉蟾岩遗址》，128页，岳麓书社，2013年。

(16)黄培华、李文森：《湖北郧县曲远河口的地貌、第四纪地层和埋藏环境》，《江汉考古》1995年第4期。

(17)黄学诗、郑绍华、李超荣、张兆群、郭建崴、刘丽萍：《丹江库区脊椎动物化石和旧石器的发现与意义》，《古脊椎动物学报》1996年第3期。

(18)刘德银、王幼平：《鸡公山遗址发掘初步报告》，《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9)乔彦松、郭正堂、郝青振、吴文祥、姜文英、袁宝印、张仲石、魏建晶、赵华：《皖南风尘堆积—土壤序列的磁性地层学研究及其古环境意义》，《科学通报》2003年第13期；赵其国、杨浩：《中国南方红土与第四纪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2期；杨浩、赵其国、李小平、夏应菲：《安徽宣城风成沉积—红土系列剖面ESR年代学研究》，《土壤学报》1996年第3期；于振江、黄多成：《安徽省沿江地区网纹红土和下蜀土的形成环境及其年龄》，《安徽地质》1996年第3期。

(20)李长安、顾延生：《江西修水第四系网纹红土的地层学研究》，《地层学杂志》1997年第3期。

(21)蒋复初、吴锡浩、肖华国、赵志中、王苏民、薛滨：《九江地区网纹红土的时代》，《地质力学学报》1997年第4期。

(22)黄姜侬、方家骅、邵家骥、杨达源：《南京下蜀黄土沉积时代的研究》，《地质评论》1988年第3期。

(23)赖忠平、周杰、夏应菲、汪永进、陈峻：《南京下蜀黄土红外释光地层年代学》，《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

(24)邵家骥：《苏南及沿江地区柏山组、下蜀组的时代及成因》，《江苏地质》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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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七里亭与银锭岗》，科学出版社，2009年。

(27)徐新民：《浙江旧石器考古综述》，《东南文化》2008年第2期。

(28)刘彩彩、徐新民、袁宝印、邓成龙：《浙江七里亭剖面磁性地层年代学及其对中国南方红土年代学研究的意义》，《七里亭与银锭岗》，157-175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29)房迎三、王结华、梁任又、王菊香、翟中华、杨春：《江苏句容放牛山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0)房迎三、沈冠军：《江苏旧石器时代考古20年回顾》，《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31)吴汝康、李星学主编：《南京直立人》，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32)张银运、刘武：《南京直立人的高耸鼻梁和气候适应》，《人类学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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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赵其国、杨浩：《中国南方红土与第四纪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2期。

(35)房迎三：《安徽省宣州市陈山旧石器地点1988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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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金昌柱、郑龙亭、董为、刘金毅、徐钦琦、韩立刚、郑家坚、魏光飚、汪发志：《安徽繁昌早更新世人字洞古人类活动遗址及其哺乳动物群》，《人类学学报》2000年第3期；张森水、韩立刚、金昌柱、魏光飚、郑龙亭、徐钦琦：《繁昌人字洞旧石器遗址1998年发现的人工制品》，《人类学学报》2000年第3期。

(38)金昌柱、刘金毅主编：《安徽繁昌人字洞——早期人类活动遗址》，科学出版社，2009年。

(39)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玉蟾岩遗址》，岳麓书社，2013年。

(40)津市市文物管理所、谭远辉：《虎爪山北坡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7集，岳麓书社，1999年。

(41)冯小波：《湖北省旧石器时代文化初论》，《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

(42)李天元主编：《郧县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43)阎桂林：《湖北“郧县人”化石地层的磁性地层学初步研究》，《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陈铁梅、杨全、胡艳秋、李天元：《湖北“郧县人”化石地层的ESR测年研究》，《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2期；Liu,Q.S.,Roberts,A.P.,Rohling,E.J.,Zhu,R.X.,Sun,Y.B.,Post-depositional Remanent Magnetization Lock-in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Matuyama-Brunhes Ceomagnetic Reversal Boundary in Marine and Chinese Loess Sequences.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2008（275）,pp.102-110; Jin,C.S.,Liu,Q S.,Remagnetization Mechanism and a New Age Model for L9 in Chinese Loess.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2011（187）,pp.261-275；Kemp,A.E.S.,Grigorov,I.,Pearce,R.B.,Naveira,Garabato A.C.,Migration of the Antarctic Polar Front Through the Mid-Pleistocene Transition:Evidence and Climate Implications.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2010（29）,pp.1993-2009；郭永强、黄春长、庞奖励、查小春、周亚利、张玉柱、周亮：《汉江上游郧县人遗址地层沉积学研究》，《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14年第2期；冯小波、陆成秋、王昊：《湖北郧县直立人遗址研究新进展》，《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44)李炎贤、计宏祥、李天元、冯小波、李文森：《郧县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2期；冯小波：《郧县人遗址石核的研究》，《人类学学报》2004年第1期；《湖北郧县人遗址石器的第二步加工》，《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

(45)冯小波：《湖北省旧石器时代文化初论》，《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

(46)任博、宋国定、冯小波、李文成、刘越、笪博、李学贝、黄旭初、郝勤建：《湖北省郧县黄家窝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制品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14年第5期。

(47)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8)原报告中称细石器，本文认为其不具有细石器技术，只是形态接近，故描述为细小石器。

(49)房迎三、惠强、项剑云、骆琳、刘锁强：《江苏连云港将军崖旧石器晚期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收获》，《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

(50)李炎贤、雷次玉：《江苏溧水神仙洞发现的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1期；神仙洞发掘小组：《江苏溧水神仙洞第二次发掘》，《文博通讯》1982年第2期；房迎三、何未艾、沈冠军、朱玲：《江苏镇江莲花洞中、晚更新世人类化石地点的新材料》，《古生物学报》2005年第1期。

(5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六），《考古》1972年第1期。

(52)王红、沈冠军、房迎三：《江苏溧水神仙洞动物化石的铀系年代》，《东南文化》2006年第3期。

(53)韩德芬、张森水：《建德发现的一枚人的犬齿化石及浙江第四纪哺乳动物新资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4期。

(54)徐新民：《长兴县合溪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文物出版社，2010年。

(55)李超荣：《江西安义县旧石器的研究》，《江西文物》1991年第3期。

(56)曹柯平：《江西旧石器年代考证》，《南方文物》1998年第4期。

(57)房迎三、李徐生、杨达源：《江西新余旧石器地点的埋藏环境与时代》，《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2期。

(58)李超荣、侯远志、王强：《江西新余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4期。

(59)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玉蟾岩遗址》，岳麓书社，2013年。

(60)封剑平：《澧县乌鸦山旧石器遗址调查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7集，岳麓书社，1999年。

(61)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玉蟾岩遗址》，岳麓书社，2013年。

(6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门县博物馆：《石门县燕儿洞旧石器遗址试掘》，《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岳麓书社，1994年。

(63)刘德银、王幼平：《鸡公山遗址发掘初步报告》，《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4)黄万波、徐晓风、李天元：《湖北房县樟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4期。

(65)李天元、武仙竹：《房县樟脑洞发现的旧石器》，《江汉考古》1986年第3期。

(66)陈全家、贺存定、方启、王春雪：《湖北丹江口市杜店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11期；刘扬、贺存定、陈全家、方启：《湖北丹江口杜店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遗迹现象初探》，《江汉考古》2012年第1期。

(67)陈胜前、陈慧、董哲、杨宽：《湖北郧县余嘴2号旧石器地点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2014年第1期。

(68)张森水：《河南省旧石器考古》，《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51-76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

(69)袁家荣：《略谈湖南旧石器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12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70)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玉蟾岩遗址》，138、139页，岳麓书社，2013年。

(71)刘德银、王幼平：《鸡公山遗址发掘初步报告》，《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2期。

(72)陈宥成、曲彤丽：《试析中国长江中游地区大型尖状类石器遗存的区域传统》，《人类学学报》2015年第1期。

(73)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玉蟾岩遗址》，岳麓书社，2013年。

(74)向开旺、周德林：《湖南怀化发现的旧石器》，《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

(7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七里亭与银锭岗》，98-102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76)李超荣：《江西安义县旧石器的研究》，《江西文物》1991年第3期。

(77)房迎三：《安徽省宣州市陈山旧石器地点1988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2期。

(78)房迎三、惠强、项剑云、骆琳、刘锁强：《江苏连云港将军崖旧石器晚期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收获》，《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

(79)刘东生：《黄土与环境》，科学出版社，1985年。

(80)Repenning,C.A.,Quaternary Rodent Biochronology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Climatic and Magnetic Stratigraphies.In：Mahaney W.C eds.Correlation of Quaternary Chronologies.Toronto:York University,1984:105-118；Repenning,C.A.,Biochronology of the Microtime Ro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In:Woodbune M.C eds.Cennozoic Mammals of North America.Berkeley,Los Ang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236-268.

(81)金昌柱、郑龙亭、董为、刘金毅、徐钦琦、韩立刚、郑家坚、魏光飚、汪发志：《安徽繁昌早更新世人字洞古人类活动遗址及其哺乳动物群》，《人类学学报》2000年第3期。

(82)许春华、张银运、陈才弟、方笃生：《安徽巢县发现的人类枕骨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期；许春华、张银运、方笃生：《安徽巢县人类化石地点的新材料》，《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4期。

(83)李炎贤、雷次玉：《江苏溧水神仙洞发现的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学报》1980年第1期。

(84)韩立刚：《安徽旧石器文化演变与环境气候变化关系》，《第十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6年。

(85)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科学出版社，2005年。

(86)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玉蟾岩遗址》，岳麓书社，2013年。

(87)王幼平：《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旧石器工业的比较》，《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来源：《考古学报》202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