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裴：中华5000年文明的“水之道”

事实上，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一直与水相伴相生，在我们的神话、哲学、民俗、信仰、艺术与审美经验中也有着丰富的“水之道”，它解释世界的来源，指导先民的生产、生活，帮助我们构建起信仰和审美的非凡空间。

一、本原之“水”

地球上有水，才有了生命。世界上早期的宇宙创生神话，大多讲述万物从一片茫茫大水——原初之水中诞生的故事。诚如挪威学者诺伯舒兹所说，水是古代宇宙进化论的基本元素，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所有造型的原始本质”。世界上早期的岩画、陶器中多有条纹、涡纹、波纹等水状纹饰。我国马家窑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出土的许多陶器，都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点。

由于地处黄河、长江等著名的大河流域，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也包涵着丰富的水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水”是被放在宇宙本体的高度来认识的。作为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之一，“水”在中国现存最早历史文献《尚书》的“五行”排序之中，居于首位。道家哲学的创始人老子将“水”与“道”相比附，称其“几于道”，并使其与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气”产生了紧密联系。稷下学派的代表作《管子》以“水”为世界本原、万物之根据和准绳，并认为即使万物中最灵的人，也由水构成。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战国中期楚简《太一生水》的发现，又以出土实物的形式，提供了最早反映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的实证。其简文曰：“大（太）一生水，水反辅大（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太）一，是以成地……”这意味着太一藏于水中，先于天地而存在，是宇宙万物生成的本原，而后生成天地、神明、阴阳、四时等。

在《易经》的卦象和文字造型中，水的创生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易经》坎卦的卦象为“水”，而“水”的文字造型恰似一竖立的坎卦，由两阴爻并一阳爻构成。正是中画这一点微弱的蛰伏的阳气，使得水外阴而内阳，萌发生机，成为生命得以创生的基础和条件。这是以《易经》为代表的辩证思维的卓越体现，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气”与“水”的密切联系。

至春秋战国时期，“水”已被儒、道两家赋予了丰富的伦理美学价值。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管子》认为不同地域、特性的水决定着人之气质和品德，并将水的五种美好品性归纳为“仁”“精”“正”“义”“卑”，称“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正因为“水”有如此多的美好品质，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才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荀子也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以水比德，突出了水的审美教育意义。

二、崇水之道

中国古代大川大湖密布，对水的利用和治理受到高度重视。对于农耕文明而言，水不仅存在于上古神话、哲学思想与原始艺术之中，更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密切相关。

先民对于水的依赖和崇拜首先表现为祈祷、祭祀的仪式行为。在周天子亲自主持的祭祀中，“祭水”正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而汉代流行的天地水三官崇拜，认为通过祭祀三官大帝，可使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这份与天地同等的尊贵，也是五行之中其他元素所不具备的。汉代民间还有一种呼神却鬼术，认为呼四海河神名字即可驱邪避鬼。至于《史记·滑稽列传》里记载的河伯娶妻故事，一方面揭露了巫觋骗人的伎俩，一方面也反映了古代社会中确有祭祀水神的民间传统。

对水的崇拜，使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有水官、龙神、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六丁六甲等与降雨相关的职能神并存，且宋代以后，由古代星斗信仰演变而来的玄武崇拜更是盛极一时。玄武（宋真宗为避圣祖赵玄朗讳而改其名为“真武”）在“四象”之中代表北方，在八卦为“坎”，于五行主水，其在宋元明三代均得到统治者的极大推崇和不断加封。其形象也逐渐由状如龟蛇的“天龟水神”转变为披发黑衣、手持长剑、脚踏龟蛇的北方最高神。由于统治者的推崇，历代各地均大兴真武庙，至明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朱棣兴建武当山宫观，使香火臻于极盛。

对于水神的尊崇，激发了人们关于仙境的想象。自秦汉以来，十洲三岛就是传说中人迹罕至的水域仙乡。而与陆地上的洞天福地一样，唐玄宗于天宝十载（751年）所封五镇海渎中的四海、五河神王以及金代王处一《西岳华山志》引《水府记》所载“十八水府”、北宋《洞渊集》所载“四海水府”“三山水府”等，均是对特定水域的神圣化。

中国古代对水的重视还体现为对水资源的理性保护和利用。夏朝时人们已懂得“凿井而饮”，周文王时明令禁止填井，汉代为解决水资源的分配，还专门制定了《汉水令》，“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我们的先民依恋、珍惜水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水源的行为，认为泉水为“地之血”，反对随意挖井取水，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曾提出“近流水而居”的居住理想。

三、驭水之道

水能创生，也致毁灭。中国古代的洪水神话，无论是西南还是北方系统，均讲述洪水泛滥，兄妹躲在葫芦中躲过洪水（北方洪水神话是伏羲、女娲或盘古兄妹在石狮子或乌龟等的保护下避过洪水），后结为夫妻、创造人类的故事，这充分体现了水所隐喻的两种内涵。而“鲧禹治水”“精卫填海”也反映了人类与水患斗争的主题。

中国古代水系纵横，水患频发。在与自然灾害漫长的斗争过程中，先民们既崇水，又畏水；在感戴水的生育之功、赞美水的高尚品德时，亦充分认识到水患之危。弗雷泽曾经说过，在巫师为部落利益所做的各种事情之中，最首要的是控制气候，特别是保证有适当的降雨量。干旱或多雨，意味着食物缺乏，意味着人与自然相处的正常模式被打断，提示人神关系的紧张。因此，驭水成为古代社会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我们的先民一方面热衷于祭祀水神、保护水源；一方面又致力于厌镇水怪、治理水患。对于镇水、避水、克制旱涝灾害、祈晴祷雨，古人均发展出一套科学与信仰相结合的解决方式，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水、利用水，更好地造福于社稷生民。

相传大禹治水时，每治理一处，便铸一头铁牛沉于水底，以此克制水怪，消除水患。而犀牛，更是古今所尊崇的动物，其角“有辟尘者，有辟水者，磨而服之，可解虫毒之疾”，是古人眼中的难得之货，故亦多用于镇水。明代董斯张引《蜀王本纪》中的记载，称蜀地水患成灾，蜀守李冰专门制作了五个石犀，其中两个被专门置于河中，以达到镇水的作用。有学者统计，历代镇水兽有犀、牛、狮子等动物造型，尤以铁牛居多。民俗认为水患多因蛟龙作祟，而蛟龙属木，金克木，有“蛟龙畏铁”的说法。又牛属土，土能治水，故利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属性，以铁牛镇水患，属于民间常见的厌胜之法。

2012年底，一尊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达8.5吨的石犀于成都天府广场一侧四川大剧院工地被挖出。据专家推测，其雕刻年代应在战国晚期至秦，是距今2200多年前的“镇水神兽”，也承担着古时衡量水位的水则的功能，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同时期最大的圆雕石刻，具有极高的艺术和考古研究价值。根据《蜀王本纪》中李冰造石犀镇水精的记载，有专家猜测这尊石犀就是李冰所建造的五头石犀之一。虽未有定论，但却是对古代镇水民俗的有力佐证。

中华文明重视水、依恋水，其崇水的源头杂而多端，大到宇宙创生问题，小到先民具体生产、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无论是绘制在陶器上的水纹装饰，还是神话及民间习俗中的水文化符号，无不体现着先民对于水的敬畏和崇拜、信仰和祈求。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水还有着很多其他功能。比如，它既是象征生命的符号，又能洁净身心、表征神圣空间，还在先民治疗疾病、追求长生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特殊水域所构造的仙境，既是先民眼中真实存在的世界，也是充满神秘魅力、极富意味的美学空间。

中国文化中的“水之道”，代表着我们对于环境的整体认识和思考。几千年来，我们由水而生，近水而居，观水而思，戏水而乐。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个生命共同体的每一个要素都离不开水，这是中华文明“水之道”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弘扬。“水”既是我们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构成我们的神话、哲学、民俗、艺术与审美经验等的核心元素。“水之道”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所拥有的独特智慧与环境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