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燕：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资源与经济形态研究

峡江地区[1]地质环境恶劣，是一处山多谷深的丘陵河谷地带，但其矿藏丰富、资源众多，又是一处宜于多种经济发展的“宝地”。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地的特产：“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这两段文字反映了峡江地区自古就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凭借着天然的资源优势，峡江地区的社会经济亦呈现出多种经济模式协调发展的特点。

关于峡江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者们研究的视角多集中在对某种经济模式或单个遗址的经济形态的研究，[2]特别是对渔猎经济讨论较多，而缺乏对峡江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的全面性把握。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中特别重视对这类材料的收集整理，这为我们开展经济形态研究提供了实证资料和基础。本文即从峡江地区的资源与经济形态的对应关系角度出发，综合运用古文献、考古资料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系统研究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3]的经济形态。

夏商周时期的峡江地区，古文献中有记载，并且已发现考古实物证据的资源主要包括江中游鱼、山间走兽、家畜、农作物、盐矿、铜铁矿、蚕桑、生漆等，与之对应的经济产业为渔猎、家庭饲养业、农业、制盐业、铸铜业、冶铁业、纺织业、髹漆业等，多种经济模式并存发展。

一、渔猎

峡江地区山多谷深，丘陵河谷地带可耕地面积极其有限，农业不发达，在夏商周时期社会经济表现出强烈的渔猎经济色彩。渔猎经济发达，与峡江地区丰富的动物资源密切相关。按照著名动物地理学家张荣祖教授对我国动物区系的划分，三峡地区属于东洋界内的西南区，也就是地理环境独特、动物组成最复杂、种类最丰富的地区。[4]另据《四川资源动物志》统计，万县专区有可供渔猎的动物130种，包括兽类、飞禽类、爬行类和鱼类，涪陵专区可供渔猎的动物有126种。[5]江中游鱼、山间飞禽走兽都是天然的食物来源，可作为农业资源不足的有效补充。

近年来，在峡江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一大批与渔猎经济相关的材料，在夏商周时期的地层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和渔猎生产工具，为我们研究峡江地区的渔猎经济提供了充分的实证资料。目前研究经济模式的有效方法，是对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种属鉴定、数量比例分析以及对渔猎生产工具的统计分析，由此研究经济模式的种类以及各种模式所占的比重。

三峡曾是我国最大的淡水鱼产卵场，鱼类资源十分丰富。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绝大多数遗址出土的鱼类骨骼远远大于兽类骨骼，表明该地的渔猎经济中，渔业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狩猎。何光嘴遗址商代遗存中出土大量动物骨骼，通过对动物群各种类最小个体数的统计，鱼类约占80.1%，是当时人们主要的肉食资源。另外，狩猎获取的野生动物比例不足16%，家养动物仅占3.1%。[6]这种比例结构表明，何光嘴遗址商代的渔猎经济中渔业比重最大，狩猎较少，家养动物少量存在。这种经济模式存在于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大部分遗址中。

庙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分别属于龙山时期和西周，其中鱼类骨骼占全部动物骨骼的80%。根据最小个体数统计，龙山时期青鱼为4，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0%，草鱼、种属不明鱼、鸟、猪、梅花鹿和小型鹿科动物均为1，各占10%；西周时期青鱼为3，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3%，草鱼、种属不明鱼、梅花鹿和小型鹿科动物均为1，各占14%。从这两个时期动物群的最小个体数和比例看，鱼类均占据了大多数。除鱼类之外，该遗址还有鸟、梅花鹿和小型鹿科动物，说明当时狩猎活动也比较兴盛，但综合来看仍以渔业为主。同时，龙山时期遗存中出土有猪骨，但不确定是否为家养，即便是家养，因其数量极其有限，在当时的肉食资源中所占的比例也非常小。[7]

卜庄河遗址夏商周时期遗存中鱼类骨骼均占绝大多数。根据最小个体数统计，二里头时期鱼类占出土动物骨骼的82%，商代鱼类占90%，周代占56%。[8]路家河遗址商代遗存中，成堆的鱼骨、鱼鳍主要发现于灰坑中，在T1的H1和H2两个灰坑中，叠压成层的鱼骨、鱼鳍厚度均达10厘米以上。经鉴定，包括青鱼、草鱼、鲤鱼。可见当时渔业的兴盛。除此之外，还出土有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有鹿、豪猪、扬子鳄、龟、鼋等。另外，还有少量家养动物如猪、狗和牛等。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约有数百个个体。[9]忠县中坝遗址出土有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周代的大量动物骨骼，数量多达20万片以上。[10]目前详细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报告尚未发表，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出土的鱼骨数量比哺乳动物多三倍，各类动物骨骼中鱼骨最多，其次为哺乳动物，还有极少量家猪。[11]

需要注意的是，在近年的遗址发掘中才开始使用过筛子的方法采集动物骨骼，而之前并未使用此方法，这势必对采集资料的完整性和全面性造成影响，也影响了各种动物骨骼的数量统计结果。鱼骨往往尺寸较小，如果在发掘过程中不用过筛子的方法采集，则容易遗漏。如果将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那么以上各遗址中鱼骨所占的比例应该更大。

此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也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各种经济模式所占的比重。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遗址中出土有为数不少的渔业生产工具，香炉石遗址出土有陶网坠、骨镞、石镞、铜镞、铜鱼钩，其中的镞可作渔猎两用工具。陶网坠为柱状，两端略细，中间稍粗，中有圆形穿孔，长4厘米，直径1.8厘米。[12]这种小网坠可能用于小型网具“撒网”，用于捕捞浅水区域或水体上层的小型鱼类。与此不同，何光嘴遗址出土的渔业生产工具，只有一种规格很大的“T”型绳槽石网坠，却没有骨镖、鱼叉、鱼钩等小型渔具。这种石网坠上有加工精细的“T”型绳槽，可系在拖拉型大网上使用，网坠上还有遍体鳞伤的石片疤，可能是在水体下层拖拉使用时碰撞造成的，这种网坠可能是用在大网上捕捞水体中、下层的大鱼。通过对出土鱼骨尺寸的研究发现，何光嘴遗址的鱼类都是生活于水体中下层的大型鱼类。[13]这种“T”型绳槽石网坠，也发现于路家河商代遗存中，[14]原报告称“石锚”，实际上与何光嘴所出者完全相同，重达3.9—4.7公斤不等。此外，路家河的渔业生产工具还有石镞、骨镞、铜镞等。除上述两遗址外，宜昌白庙[15]、大坪[16]、中堡岛[17]等遗址出土的“T”型绳槽石网坠也十分典型。

由于渔业比较发达，与“鱼”相关的习俗也随之产生。

早在新石器时代峡江地区就有用鱼随葬的习俗。在商周时期的遗址中发现有在鱼鳃盖骨上施钻以作卜骨的现象，一般施有圆钻、三角形钻、方钻或长方形钻，这些钻只施在鱼骨一面并未穿透。这种以鱼占卜的现象以香炉石遗址最为典型。香炉石遗址出土的43片占卜甲骨由龟甲和鱼鳃盖骨两类组成，其中鱼鳃盖骨为22片，占半数以上。这些卜骨均选用较大的鱼鳃盖骨制成，烧灼痕迹明显，有的可见兆纹，但无刻划文字。[18]峡江地区的宜昌朱家台[19]、秭归石门嘴[20]、万州麻柳沱[21]等遗址中也出土有这种鱼卜骨。其中，石门嘴遗址鱼卜骨经鉴定有鲢鱼和草鱼，研究者参照现生种的情况对其中4块形态较完整的鱼卜骨进行复原，发现这些鱼的体长在586—816毫米之间，体重在5—9斤左右。[22]由此可见，这些鱼的体型都相当大。这种特殊的占卜习俗应该与当时遗址附近丰富的鱼类资源以及鱼类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有关。

上述遗址渔猎经济都很发达，而渔业所占的比重又远远大于狩猎和家庭饲养。这种经济结构，固然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有关，但也与各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何光嘴遗址位于三峡内的临江阶地上，靠近水源。庙坪遗址位于香溪宽谷西南侧的山前缓坡阶地上，系长江南岸的二级阶地，西南倚牛角山，背山临水。路家河遗址位于长江北岸的小支流路家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扇形堆积上，背靠丘陵、面江临河。这些遗址的共同特点是均背山临水，江中游鱼、山间走兽，是非常易得的渔猎资源。由于夏商周时期长江的鱼类资源种类极其丰富，并且体型较大，易于捕捞，与狩猎相比，人们通过渔业获得食物的方法更高效、便捷。因此，渔业在当时的经济模式中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主要地位。而对于一些远离长江、靠近深山的遗址，其经济结构模式则与此不同，狩猎比渔业更重要，这类遗址数量较少。

巴东罗坪遗址群出土的动物骨骼数量不多，并且比较破碎，全部动物骨骼总计约200多片。经鉴定，其中属于周代的动物骨骼，除了很破碎的8件哺乳动物碎骨片外，可以鉴定种属的仅有1件豺右下颌骨和1件家猪下颌骨，未见鱼类或水生动物骨骼。甚至在该遗址群的所有动物骨骼中，也只有1件鱼骨，其余均为哺乳动物。在该遗址动物群中，以哺乳动物为主，另有个别鱼纲，没有鸟纲、爬行纲等。这与峡江地区靠近江边的一些遗址动物群相比，在面貌上差别较大。[23]罗坪遗址的动物群结构表明它是以狩猎为主，渔业所占的比例很小，这种经济结构，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该遗址位于神农架南坡、神农溪上游，在远离江边的深山腹地之中。人们更容易获取山中丰富的兽类作为肉食来源，而不是长途跋涉到江边捕鱼。与渔业相比，狩猎难度较大，因此人们对猎获的动物资源尽量有效利用，吃肉之后再敲骨吸髓，由此造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动物骨骼破碎程度较深。

这一时期的狩猎工具，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质地的镞之外，还有石球、石锤、石矛、铜刀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渔猎经济中，渔业和狩猎两种经济模式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该地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与此相比，家庭饲养业所占的比重非常低。

二、家庭饲养业

在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人们的肉食来源中，与渔猎经济相比，家庭饲养业所占的比重非常低。而秦汉以后，家庭饲养业逐渐成为人们肉食来源的重要方式，比重大大提高。

目前，在峡江地区已发表的资料中，考古出土家畜骨骼较多的遗址有巴东罗坪、秭归卜庄河、官庄坪、柳林溪、何光嘴、宜昌路家河等，这些遗址大多已对出土动物骨骼做过种属鉴定和最小个体数统计，我们综合这几处遗址的材料制成下表：

表1 峡江地区出土各时期家畜骨骼情况统计表

注：1、武仙竹、卢德佩：《卜庄河遗址动物群研究报告》，卢德佩、王志琦主编：《秭归卜庄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36—878页。

2、武仙竹：《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动物群研究报告》，王风竹、周国平主编：《秭归柳林溪》，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292页。

3、张万高主编：《秭归何光嘴》，第118—131页。

4、黄象洪：《路家河遗址出土动物遗骸鉴定报告》，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著：《宜昌路家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40页。

5、武仙竹、杨定爱：《巴东罗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巴东罗坪》，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9—418页。

6、武仙竹、周国平：《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周国平主编：《秭归官庄坪》，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3—618页。

根据最小个体数统计，夏商周时期峡江地区家畜在全部动物群中所占比例较小，表明此时的家庭饲养业尚处于初始期，非常不发达。人们的肉食来源主要依靠野生动物。渔猎经济比较发达，家庭饲养业只作为渔猎经济的补充成分之一。新石器时代出现在峡江地区的家畜主要是家猪，卜庄河遗址家猪占全部动物群最小个体数的12.5%，柳林溪遗址家猪占3.7%。夏代卜庄河遗址的家畜包括家猪和狗，占全部动物群总数的14.29%。商代家畜种类大增，但数量较少，新出现的有家山羊、水牛、鸡和鸭。其中，卜庄河遗址的家畜有家猪、狗和山羊，占全部动物总数的6%；何光嘴遗址有家猪、狗、羊、水牛、鸡、鸭，占3.1%；路家河遗址的家畜有家猪、狗、家水牛，该遗址由于发掘时间较早而未作最小个体数统计，从报告的介绍可知家畜在动物群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周代家畜种类基本与商代相同，但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如卜庄河遗址家畜占动物群总数的38.71%、官庄坪遗址占33%，与前期相比增幅较大。整体来看，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家畜的种类和数量随着时间推移都在不断增加，但所占比例始终较低，未能超过野生动物。而秦汉以后，家畜在各遗址动物群中所占比例逐步增大，远大于夏商周时期，表明秦汉以后家庭饲养业的地位已大大提高。

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家畜的种类较多。由何光嘴等遗址的资料可知，至少在商代，我国传统的六畜均已在峡江地区出现。如何光嘴商代遗存出土的家畜骨骼包括家猪、狗、羊、水牛、鸡、鸭；卜庄河周代遗存出土有家猪、狗、山羊、鸡和水牛。

综合对比了各遗址出土的家畜之后，我们再对典型遗址进行个案分析。目前，峡江地区出土家畜资料在时间和数量分布上最全面的，当属秭归卜庄河遗址。

表2 卜庄河遗址出土各时期家畜骨骼情况统计表

材料来源：武仙竹、卢德佩：《卜庄河遗址动物群研究报告》，卢德佩、王志琦主编：《秭归卜庄河》，第836—878页。

由表2可知，卜庄河遗址从石家河文化时期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均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家畜骨骼，总体来看，家畜的种类和数量呈逐渐增多趋势，秦汉时期家畜所占的比例达到最高值，高达83.33%。而在秦汉以前，家畜均未超过动物群总数的一半。这种随着时间推移，家畜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的趋势在巴东罗坪遗址也比较典型，代表着峡江地区家庭饲养业发展的整体趋势。

三、农业

最初曾有学者认为，巴国直到春秋前期才在附近蜀国的影响下开始农业生产。[24]其依据是《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25]也有学者认为，川东北、川东地区渔、猎、农并重，这一区域的农业在整个战国秦汉时期都没有达到超过渔猎经济的程度。[26]这些观点大都反映出峡江地区农业经济不发达，一是农业开始的时间晚，二是发达程度不及渔猎。当然，这些认识形成的时间比较早，有其局限性。随着三峡水利工程的开展，大量新考古资料被发现，已经更新了我们对峡江地区经济模式特别是农业的认识。

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峡江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较早，至少可早到城背溪文化时期。秭归柳林溪遗址城背溪文化遗存中出土有石锄、石磨盘和石磨棒，表明当时农业已经存在。[27]在大溪文化时期，居民以稻作农业为主，在建房的红烧土块中常发现稻草、稻壳印痕，夹碳陶中碳化颗粒多为稻壳，石器以磨制为主，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这都显示农业处于重要地位。陈可畏根据考古资料，认为三峡地区的农业从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甚至在更早的城背溪文化阶段便已经萌芽。[28]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峡江地区农业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

夏商时期，峡江地区的农业进一步发展，成为主要的社会经济模式，这从诸多遗址的整体面貌可以反映出来。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陶器远多于石器；生产工具以石锄、石斧、石锛、磨盘、磨棒、纺轮等农业生产工具为主，而石镞、石球、网坠等渔猎生产工具相对较少；生活用具也以陶器为主。这些均表明夏商时期农业经济成分大于渔猎，是当时主要的经济模式。及至周代，铜器和铁器的使用，又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农业经济的比重和地位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在峡江地区考古工作中也发现了几处夏商周时期的粮食作物遗迹，为研究该地早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在2001年度双堰塘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中，注意采用浮选法获取有关农业方面的信息。在不同地点和层位提取土样进行浮选，通过观察发现了类似小米和狗尾草籽粒的炭化颗粒，但却不见稻谷遗骸。发掘者据此推测当时居住在江边的巴人是以吃小米为主。[29]

2002年，通过对路家河遗址商代孢粉样品（T1H1）的分析，鉴定者认为该遗址禾本科的较多出现可能与谷类作物的种植相关，当时的气候可能偏旱，适宜谷类作物生长。[30]

在1999年度中坝遗址盐业考古研究专题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实验室进行了浮选方面的检测，共发现了各种炭化植物种子1 235粒，经鉴定，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栽培作物遗存，包括黍、粟和稻谷三种谷物的炭籽粒，合计1 161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94%，栽培作物以旱作的黍、粟为主。[31]

2002年至2004年，通过对重庆云阳大地坪遗址的三次发掘，发现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完整聚落遗址，出土有水稻、果核等遗骸，还有肩石锄、镰、刀、铲、斧、锤、锛、凿等农业生产工具和猪、牛等家畜动物骨骼。[32]表明该地新时期时代晚期农业就比较成熟。据《华阳国志·巴志》载：江州县在汉代“有稻田，出御米”，[33]汉代该地生产的稻米曾作为御用贡品，足见当地人种植水稻是有丰富经验和悠久传统的。另外，在大昌古城遗址清代遗存的孢粉和植硅石检测中，发现部分扇形植硅石来自于竹亚科和水稻，说明清代该地仍在种植水稻。[34]

上述发现表明，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甚至直到近代，农业都是该地重要的经济成分，栽培的粮食作物品种既有水稻也有黍、粟等旱地作物。

万州中坝子遗址还发现有商周时期的水田遗迹，现存状况反映出商周时期该地的耕作技术比较发达。水田遗迹发现于Ⅱ区的第4层。在ⅡT0601第4层的顶面，发现一片凹凸不平的水田耕作面，清理出人脚印2个，牛蹄印6个和1条小水沟。水沟一侧有一小豁口，可能是排、放水口。在ⅡT0603第4层的近底部，发现几条平行的断面呈“V”形凹槽。在其中一条凹槽旁清理出两个保存较好的人脚印，连脚趾痕迹也清晰可见；脚印前后排列，长约0.25米，间距约0.4米，为同一个体的左、右脚印痕。根据这些情况推测，这些凹槽可能是水田的犁沟遗迹。在ⅡT0702中西部和T0703西南角的第4层顶面之下约0.1—0.2米处，发现小面积排列有一定规律的灰白色圆点，这些圆点分布在有龟裂纹的灰色黏土上，清晰可见，可能是水田作物的植株遗痕。[35]以耕作遗迹为发掘对象的专题性考古，目前在国内尚未普遍开展，这类遗存还发现较少，可以直观地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族民歌中有反映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36]这段文献反映了两个问题：一，当时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是黍、稷等粮食作物而非渔猎所获的肉类；二，当时粮食产量较大，除了满足人们日常食用之外，还有剩余部分可用来酿酒。这似乎暗示了当时农业经济的比重应大于渔猎等其他经济成分。

虽然，农业在峡江地区诸多经济模式中占主要地位，但与其他平原地区相比，峡江农业所占比重仍然不高。无论史前还是历史时期，该地农业一直不甚发达，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峡江地区地质环境特殊，山高谷深、地势陡峻、多水域，能够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耕地为山间坪坝和河川谷地，坪坝面积较小，河川谷地又经常遭季节性洪水侵袭。因此，可耕地面积非常有限且耕作条件很差，这对农业发展十分不利。地质环境的制约是农业生产落后的根本原因。

第二，峡江地区的气候条件也不利于农业生产。这一地区“春季寒潮降温频率高，夏季多暴雨，降雨前期多后期少，常引起洪涝灾害，秋有绵雨。雾日较多，日照较少。”[37]峡区内降雨多，江洪和山洪频繁暴发，经常淹没地势较低的坪坝和河川谷地，对农作物的生长非常不利。

第三，峡江地区的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山间走兽、水中游鱼，种类多且容易猎取，为人们提供了大量营养价值较高的肉食来源。人们根据峡区的地质、气候特点，广泛种植多种经济作物，包括桑、麻、漆、茶等，作为社会经济的一种有效补充方式。这些动植物资源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同时也降低了人们对农业的依赖和重视。

第四，该地还有较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盐、铁、铜、丹砂等。利用这些产品与外界进行交换贸易，便可获得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生活必需品，这也有效降低了人们对农业的依赖程度。

秦汉以后，各朝统治者逐渐重视峡江地区农业的发展，如秦吞并巴后，积极发展农业；汉代在夔州路屯田种植水稻，号“东屯”。这些措施使该地的农业生产水平比之夏商周时期有了较大的提高。由前文的分析可知，秦汉以后家庭饲养业的比重逐渐上升，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

四、制盐业

因地质构造和地貌特征的巧合，峡江地区盐矿资源非常丰富，分布着众多盐泉，是我国井盐的主产区。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证实，峡江地区制盐业非常发达，历史悠久。

四川井盐的最早开发和利用，过去的盐业史研究者多根据文献记载，将其推定在战国末期李冰在成都平原凿广都盐井，“广都”在今四川双流县境内。[38]然而，据研究，人工盐井都是由早期的自然盐泉演变而来，在井盐出现之前，人类用盐和制盐的历史早已有之。[39]这就意味着，四川制盐业的历史还可以再向前追溯。

鉴于早期的文献资料相对匮乏，我们对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制盐业的研究主要依靠考古资料。盐业考古起源于国外，对早期盐业生产的研究，在欧美、非洲及日本等地开展较早，且已有相当成果，研究结果显示早期制盐遗址在器物和遗迹现象上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和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是人类在早期盐业生产的探索过程中自然找出的趋同的较有效率的盐业生产技术。对这些共同特征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峡江地区近年发现的可能与早期盐业生产有关的遗址，从而为探索峡江地区早期盐业生产状况提供借鉴。

据研究，这些共同特征表现如下：第一，盐业生产开始的时机相似。农业的出现是盐业开始的重要契机。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早期盐业遗址大多集中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再加上无法观察到的更早的小型生产，盐业的开端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第二，制盐遗址的区位选择相同。一般位于盐泉所在的河流旁，既便于取卤又便于成品运输。第三，制盐陶器存在共同特征。陶器制盐有两种方式：一是大陶锅煮盐，在熬煮过程中刮取逐渐结晶的湿盐粒放在另外的模子中晾干或用小火熬干；另一种是小型陶器熬盐，在熬煮过程中不断加入盐卤，直到整个容器内充满结晶盐为止。无论哪种方式制盐都会在遗址中留下大量陶片堆积，厚达1米多，器类单一，占陶器群总数90%以上。大陶锅多为平底或圜底。小型陶器尖底、小平底或圜底，多为一次性器具，制作粗糙。第四，制盐遗迹也存在共同特征。盐灶上有许多化学物质反应后的残余，如钙化物层状堆积、钠羟化物形成的绿色釉状堆积。在某些制盐遗址中有“硬面”存在，可能是掺杂钙化物、制盐陶器碎片及炭渣等形成的工作面，其上有类似柱洞的圆孔。存在纯化和提高卤水浓度的装置。[40]

近年来，在峡江地区发现了一批与上述特征相似的遗址，包括忠县中坝、哨棚嘴、瓦渣地、巫山双堰塘、丰都石地坝、云阳李家坝、万州麻柳沱等，都位于盐泉附近或盐官所在地，我们认为这批遗址应该是我国早期盐业生产场所。

（一）中坝遗址[41]

该遗址与制盐有关的是周代和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周代遗存具有明显的早期制盐遗址特征，主要包含有净化浓缩盐卤的卤水槽、作为制盐作坊的房址、作为工作面的“洞”、制盐陶器圜底罐和尖底杯等。

向前追溯，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坝遗址就已具备早期制盐遗址的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1．灰坑。新石器时代晚期灰坑有上百座，其中一类坑壁和底部用厚约2—30厘米的黏土加工，再在底部铺较平的石块。这类灰坑口大底小，坑壁斜直，口径约1—2米，底径小于1米，深1米左右。可能是净化浓缩盐卤的卤水槽。

2．房址和“洞”类遗迹。这一时期房址共发现3座，平面为长方形。地面是类似石灰的钙化物，经火烧处理为烧土面，长时间用火痕迹明显。地面上有一层厚3—5厘米的灰烬层，其中出土有尖底缸、盘口罐等。房内地面上有数量较多的“洞”，与周代的“洞”类遗迹相似，排列无规律，分布过于密集使人在其中行动不便，所以这些“洞”绝大部分应该不是柱洞，“洞”内发现有少量盘口罐、尖底（或小平底）缸类残片，据此推测，这些“洞”可能是用于放置制盐容器的。这类遗迹与周代的该类遗迹具有类似功能，也是制盐作坊。

3．窑。这一时期发现窑3座，形制相同，平面呈长条形，长10米左右，宽1.4—1.7米。颇似龙窑，但无火膛、火道、窑膛、烟道等明显划分，平面也没有明显倾斜，与西汉龙窑形制差别较大，可能是龙窑的雏形。一般情况下，考古发掘时陶窑内都有大量陶器残件或成品，但这类窑情况特殊，窑内只残存极少量陶片，且未见成品。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窑并非作烧制陶器之用，而是与圜底罐、尖底杯配合使用的盐灶。[42]我们赞同此窑为盐灶的推测，但与其配合使用的陶器不是圜底罐和尖底杯，而是尖底（或小平底）缸等陶器，因为前两者在新石器时代尚未出现。由此可见，中坝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盐灶。

4．制盐陶器。这一时期的主要陶器是尖底（或小平底）缸和盘口罐，数量极多，其它器类数量很少。从器类和数量比例来看，尖底（或小平底）缸和盘口罐可能是制盐陶器。结合其他遗迹现象，尖底（或小平底）缸和盘口罐似乎可与房屋地面上的大量“洞”类遗迹有关联，可放置其上不倒，相互配合使用，并且在“洞”内也发现有这两类陶器的残片。

除遗迹和遗物特征外，判断中坝遗址是否为制盐遗址，还可通过现代自然科学手段，目前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43]通过检测发现：一，中坝房址、卤水槽等遗迹表面的钙化物与当地现代盐卤中不溶于水的物质成分相同，应该是制盐过程中吸附在遗迹表面的；二，中坝遗址出土的花边圜底罐内壁的沉淀物和自贡汉代盐铁锅内的沉淀物及云阳现代盐厂生石灰处理后的沉淀物相同，表明花边圜底罐是制盐工具。这些科技检测结果，直接说明了中坝的制盐遗址性质。

由上述分析基本可以肯定，中坝遗址在周代是规模较大的制盐作坊，并且，新石器时代晚期该地的制盐业就已经颇具规模，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井盐生产遗址。该地也发现有多种汉代制盐遗迹和唐代盐灶。据文献记载，中坝遗址所在的忠县盐业生产历史从汉代起就没有中断过。

（二）哨棚嘴遗址[44]

该遗址陶器种类单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平底缸、商周时期的角状尖底杯、炮弹状尖底杯、花边圜底罐等，在同一时期陶器群中所占比例极高，均在90%左右，这些应该是制盐陶器。

部分商代灰坑，坑壁和底均经过加工，并用白膏泥涂抹，形成5—8厘米厚的不透水黏土层，坑底摆放几块石头。这与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灰坑和周代卤水槽的特征相似，其功能应该相同，可能用于储藏、净化盐卤。此外，还发现了两座商代后期至春秋前期的斜坡底近圆形陶窑，可能为盐灶。[45]

（三）瓦渣地遗址

遗址表面堆积着大量花边圜底罐残片为主的陶片，形成“瓦渣层”，故名“瓦渣地”。西周前后陶器种类非常单一，圜底罐占95%以上，还有少量尖底杯、尖底钵等。[46]在2000年还发现了几座西周时期的陶窑，这些窑建在临江坡地上，其中一座主体部分基本保存完好，在直径1米左右的窑塘内，密集放置着数百件角状尖底杯，这座窑烧制的尖底杯应该是用于制盐。[47]这些遗迹和遗物均与国外早期陶器制盐遗址的特征相似，应为制盐遗址。

（四）石地坝遗址[48]

商周时期陶器种类单一，数量较多者主要有尖底盏、角状尖底杯、炮弹状尖底杯、花边圜底罐和船形杯，都可能是制盐陶器，但未见与制盐有关的遗迹。因此，该遗址的性质还有待商榷。

其中，船形杯形制比较特殊，最早于1999年发现于丰都玉溪坪遗址，2001年又发现于邓家沱遗址，与船形杯同出的往往有大量尖底杯。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忠县哨棚嘴遗址发现了一个椭圆形窑灶，窑室内的陶器残片相当单纯，基本上都是船形杯。在它旁边，还有一座装满尖底杯的窑灶，据此，孙华先生判断船形杯也是制盐陶器之一，只是在制盐工艺流程上与尖底杯等有着不同的用途。[49]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峡江地区的盐业生产至少应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夏商周时期规模不断壮大。早期制盐陶器大致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尖底（或小平底）缸、商至西周的尖底杯（包括角状和炮弹状两种）、西周至东周的圜底罐、船形杯等。它们先后出现，时间上又有部分重叠，在某一时期以一两种陶器为主，比例高达90%以上，形成厚达数尺的瓦渣堆积。制盐陶器种类单一，制作粗糙，形制简单，可能为满足需求量大且一次性使用的要求。制盐遗址大多分布在自然盐泉露头的溪河边，既便于取卤又方便贸易运输。目前已发现的此类遗迹现象主要有储藏和净化卤水的“灰坑”和卤水槽、盐灶、陶窑、房屋作坊、钙化的房屋地面、“洞”类遗迹等，它们的具体功能还不明朗，需要进一步研究。而事实上，在“有迹可寻”的陶器制盐方法开始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了对盐的生产和利用，但是由于未留下相关遗迹，这个最初阶段的制盐业在考古发掘中极难观察到。根据目前国外的研究结果，这个阶段的确是存在的。[50]那么，我国盐业的发展是否也存在这样一个阶段呢？如果存在，其盐业生产方法、持续时间、流通方式又将如何？这些都是我们在将来的盐业考古与研究中应关注的问题。

五、金属冶铸业

峡江地区拥有丰富的铜、铁矿储量，因此，其金属冶铸业主要包括铸铜和冶铁。另外，该地还存在少量的金、银冶铸产业，因目前发现的相关考古资料很少，暂不讨论。

据统计，我国铜矿的分布，以长江中下游、藏东、川滇、甘肃金川和白银等5个地区最多，占全国总储量的73%，而其中又以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多，占34%。湖北地区铜矿总数为60个，占全国铜矿总数的5.25%。而原四川地区铜矿总数为49个，占全国铜矿总数的2.76%，沿长江中下游一线的成矿带是我国铜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51]与铜矿相比，该地的铁矿储量要丰富得多。湖北、四川两省的铁矿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已探明的湖北铁矿有127处，其中储量在1亿—10亿吨的大型铁矿有6处；四川铁矿略多，总数为156处，其中储量在10亿吨以上的特大型铁矿有3处，储量在1亿—10亿吨的大型铁矿有13处。[52]另外，峡江地区盛产铜、铁的事实也多见于古籍记载。《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该地盛产铜和铁并作为贡品。东汉时期政府为控制该地的盐和铁资源，在巴郡设置“盐铁五官”。与铜矿相比，峡江地区的铁矿储量和产量都更丰富，到两晋时期，“近世则川东褶曲山脉中铜矿已空，惟铁产仍甚丰富。”[53]

根据考古资料，目前所见峡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可早到商代，与中原和北方地区相比，峡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似乎略晚。该地出土的夏商西周时期青铜器数量较少，到东周时期则数量大增，从春秋时期开始，青铜器在峡江地区迅速流行，与之相关的铸铜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在峡江地区的遗址和墓葬中，不仅发现了极为丰富的青铜器，而且也发现了与之相关的冶铸遗迹。中堡岛遗址出土商代铜器6件，包括锸1、鱼钩3、簪1和镞1。[54]王家坝遗址出土商代铜器4件，包括铜刀1、铜钩1、铜器残片2。[55]塘房坪遗址出土10件青铜器，包括镞7、锥形器1和镞2，属于夏商时期，地层中还见有残碎铜渣块。[56]双堰塘遗址出土西周时期青铜器29件，同时还发现少量铜渣和铜矿石块。[57]上磨垴遗址出土铜器6件，时代为西周至春秋中晚期，在春秋中晚期地层中，还发现一些红烧土面，并伴出较多草木灰、炉渣、铜渣、铁渣、红烧土块和陶范碎片等，明显是冶铸遗迹。[58]黎家沱遗址出土铜刀1件，属商至春秋中期，与此同出的还有石范1件。[59]茅寨子湾周代遗存中出土铜镞1件，地层中还发现了多处青铜渣，这也是本地曾经存在铸铜业的证据。[60]跳石遗址出土铜斧1件，属周代，该斧两侧有范缝，为合范浇铸而成。[61]石地坝遗址出土西周时期铜器3件和石镞范2件，为三镞一组的复合范。[62]这些青铜器和冶铸遗迹表明，峡江地区的早期青铜器是由本地生产而非外地传入的。

大概在商代，峡江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早期的青铜铸造业。铸铜主要以石范作模，双范合铸。制作的器类也多以箭镞、刀、钺等小型铜器为主。这一阶段出土的石范数量较少，器形较小，种类单一。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代峡江地区的青铜铸造业尚处于肇始阶段，规模较小，制作水平低。东周时期，铸铜业规模比前期有所扩大，这从该地区东周时期各遗址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数量和出土石范的数量即可见一斑。在我国冶金史中，存在一个从石范向陶范的发展过程。与陶范相比，石范经久耐用、可重复使用，但其石质坚硬，不易刻凿花纹，也不便铸造结构复杂的器物。因此，石范只是在金属铸造业发展的初期使用较多，用于铸造形制简单的工具、武器等，功能有限，适用范围不大，后逐渐被陶范代替。东周时期，在中原及邻近地区已经普遍使用陶范的情况下，峡江地区却仍在大量使用石范，可见峡江地区的金属铸造技术是比较落后的，也反映出该地长期保留有使用石范铸造简单的武器、工具的传统。

根据过去的考古资料，长江流域时代最早的铁器是春秋晚期楚国生产的，早期铁器的出土地点也多在楚地。然而，近年来在峡江地区发现的铁器时代更早，大约已早到春秋中期，使长江流域的冶铁史大大提前。[63]峡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常出土一些铁器，有的遗址地层中还发现有冶铁遗留下的铁矿渣。这些铁器和铁矿渣的发现，说明至少在春秋中期，峡江地区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并且与青铜器有一个长期共存的使用过程。

目前所见峡江地区年代最早的铁器出土于宜昌上磨垴遗址第5层，包括1件凹口铁锸T12⑤：1和1件铁铲T11⑤：6，据该层同出的陶器判断，该层的年代大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因此这两件铁器的年代至少可早到春秋中期。另外，该遗址春秋晚期的第4层中还发现有冶铸遗迹，虽已破坏严重，但还发现一些残存的红烧土面，并伴出较多草木灰、炉渣、铜渣、铁渣、红烧土块和陶范碎块等冶铸残迹。第4层的年代不晚于春秋晚期。[64]这些迹象表明，该地不仅在春秋中期就有铁器存在，而且这些铁器很可能就是在本地铸造的，该地存在冶铁作坊。另外，柳林溪遗址也出土有春秋中期的铁器。1981年，在秭归柳林溪遗址中发现铁锸2件，保存完好，其中T3③：37为凹字形，弧形刃，上宽下窄的内凹槽，两侧面为斜形，长9.1、刃宽9厘米。另一件锈蚀严重。与此同出的还有两件陶范，时代可早到春秋中期。两件均为泥质红陶，其中T3H1：9保存完好，为扁形器外范，扁形器的中间有一道凸棱，长9.9、宽5.7、厚3厘米；T3H1：12，为器物外范残片。[65]因该遗址中同时出土有铜器和铁器，所以这些陶范有可能同时用于两种金属器的铸造。除这两处遗址之外，峡江地区其他商周遗址出土的铁器大多属于春秋战国时期。

由以上两处遗址的情况来看，与铁器同时出土的都是陶范而基本不见石范，这似乎说明峡江地区早期铁器是用陶范铸造而成的。在铁器出现之前，该地在铜器生产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金属冶铸经验，冶金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技术和工艺上为铁器的出现作了很好的铺垫。因此，早期的铁器生产便直接使用陶范。与石范相比，陶范是后期出现的更先进的冶金工具，使用起来更高效方便。当然，在整个铁器的生产过程中，也不排除陶范和石范同时使用的情况。

六、纺织、髹漆业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地的特产中有桑、蚕和麻、苎，是先秦时期巴向中央王朝所纳贡品中的上品，排在所有贡品的前列。[66]可见，当时巴地纺织业非常繁荣，包括丝织和麻织两种。

桑麻属有机物，极难保存，因此在目前的考古发掘中很少发现这类实物资料，但出土了为数不少的纺织工具。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石纺轮，其中陶纺轮远多于石纺轮，制作精美，有些陶纺轮上还雕琢简单几何纹饰。纺轮皆为圆饼形，小圆孔中通，纵剖面有长方形、梯形、双梯形、圆鼓形等，形制多样，反映了当时纺织活动的繁荣。遗址中也出土了不少骨锥、骨针、石锥，也可能作为纺织工具使用。另外，在巴县冬笋坝的船棺葬中，曾经发现麻布和绢的痕迹，直接证明了纺织业的存在。由前文分析可知，该地渔猎经济发达，渔网的编织、兽皮的缝制都离不开纺织业提供的丝线原料。迄今为止，该地出土的汉代以后的纺织业资料更加丰富，兹不赘述。这些都说明了峡江地区纺织业历史悠久，工艺精湛。

峡江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漆树生长，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生漆的重要产地。今天的巫山、武陵山、大娄山一带仍然分布有大面积的天然漆树林和人工漆树林。1977年，生产生漆达500担以上的18个县中，有14个就分布在鄂、川、陕交汇地区及其附近一带，这一地区被称之为“漆源之乡”。

据文献记载，巴蜀地区髹漆业起源较早，历史悠久。《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地盛产“丹、漆”。《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盛产“竹、木之器”。生漆和竹、木器的结合便产生出美观实用的漆器。目前，巴蜀地区发现最早的漆器，是商代三星堆遗址的雕花漆器，以木为胎，外施土漆，木胎上镂孔，器表雕有花纹，表明当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割漆、生漆加工和上漆工艺。[67]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漆器，大量出土于荥经和青川墓群。综合来看，商周时期巴蜀地区髹漆业的中心在成都、广汉一带，峡江地区远离成都，髹漆业远不如成都等地发达。

但需注意的是，峡江地区处于蜀和楚两大漆器生产中心之间的过渡带上，是重要的交通、贸易渠道，受其影响，这里漆器的生产和使用也非常普遍。近年来，在峡江地区也发现了不少漆器考古资料。如巴县冬笋坝和广元昭化宝轮院战国时期的船棺墓中，出土有竹木漆器。开县余家坝战国巴文化墓葬群出土有漆器。峡江东部地区更是出土了大量的楚式漆器，包括豆和耳杯等生活用具、鼓和木槌等娱乐用具、髹漆木棺和木俑等丧葬用具、弓箭漆木兵器等，以木为胎，少量夹纻胎或竹胎，使用彩绘、雕绘、镶嵌和针刻等技法，工艺十分复杂。这些发现均表明，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髹漆业比较繁荣。

另外，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特产还有丹砂、茶叶、蜂蜜、大量珍稀动植物资源以及相关产业，因目前发现的相关考古资料较少，暂不讨论。

综上，我们发现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多种经济模式协调发展。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形地貌，该地农业不甚发达，但在整个经济形态中仍占主体地位。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峡区先民综合发展各种“副业”，以渔猎为特色、以盐铁为支柱，兼及家庭饲养、纺织和髹漆等，扬长避短，自强不息，从而使生活来源足相供给，在相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

注 释

[1]本文研究的“峡江地区”指广义而言，包括重庆以东、宜昌以西的长江沿岸及其支流区域，行政区划主要包括现今重庆市的涪陵、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奉节、巫山及湖北的巴东、秭归、宜昌等县市的长江沿岸及其支流区域。

[2]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单个经济模式的研究，相关文章有林春《鄂西地区路家河文化的渔猎经济及有关问题的探析》，《江汉考古》1995年第2期；王家德：《三峡地区古代渔猎综论》，《四川文物》1995年第2期；武仙竹：《长江三峡先秦渔业初步研究》，沈海宁主编：《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孙华：《渝东史前制盐工业初探——以史前时期制盐陶器为研究角度》，《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1期。二是对单个遗址的研究，相关文章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中坝遗址的盐业考古研究》，《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孙民利：《宜昌路家河遗址夏商时期陶釜研究》，《江汉考古》2007年第3期；朱诚等：《长江三峡库区中坝遗址地层古洪水沉积判别研究》，《科学通报》2005年第20期。

[3]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指夏代至春秋战国时期。

[4]张荣祖：《中国动物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四川资源动物志编辑委员会主编：《四川资源动物志》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2页。

[6]张万高主编：《秭归何光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31页。

[7]袁靖、孟华平：《庙坪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报告》，孟华平、周国平主编：《秭归庙坪》，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307页。

[8]卢德佩、王志琦主编：《秭归卜庄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36—878页。

[9]林春：《鄂西地区路家河文化的渔猎经济及有关问题的探索》，《江汉考古》1995年第2期。

[1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7—1041页。

[11]转引自余西云主编《巴东楠木园》，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详见Rowan Kimon Flad, Specialized Salt Production and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at the Prehistoric Site of Zhongba in the Eastern Sichuan Basin, China,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Archaeology,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4.

[12]王善才主编：《清江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308页。

[13]张万高主编：《秭归何光嘴》，第131页。

[14]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著：《宜昌路家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87页。

[15]三峡考古队：《湖北宜昌白庙遗址1993年发掘简报》，陈振裕主编：《三峡考古之发现》（二），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463页。

[16]三峡考古队：《宜昌大坪遗址发掘简报》，陈振裕主编：《三峡考古之发现》（二），第497—501页。

[17]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265页。

[18]王善才主编：《清江考古》，第199—201页。

[19]湖北省博物馆三峡考古队第三组：《宜昌朱家台遗址试掘》，《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20]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秭归石门嘴遗址发掘》，《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21]重庆市博物馆、复旦大学文博系：《万州麻柳沱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8—524页。

[22]曹文宣：《三峡库区秭归石门嘴遗址出土鱼卜骨鉴定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23]武仙竹、杨定爱：《湖北巴东罗坪遗址群动物遗骸研究报告》，《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24]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25][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26]罗开玉：《四川通史》第二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

[27]王凤竹、周国平主编：《秭归柳林溪》，第9—146页。

[28]陈可畏主编：《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0页。

[29]梁中合、贾笑冰、赵春青：《巫山双堰塘遗址考古发现典型西周陶窑》，《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14日头版。

[30]韩辉友：《路家河遗址花粉分析报告》，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著：《宜昌路家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3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中坝遗址的盐业考古研究》，《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第48页。

[32]席道合：《重庆云阳大地坪发掘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国文物报》2003年7月30日头版；席道合：《重庆云阳大地坪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23日头版。

[33][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30页。

[34]郑卓、谭惠忠、王宏：《大昌古城遗址环境、年代检测分析》，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289页。

[35]西北大学考古队等：《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报告》，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

[36][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5页。

[37]金义兴等：《长江三峡库区植被及环境考古报告》，《武汉植物学研究》1984年第2卷增刊，第6页。

[38]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盐业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钟长永：《矿产与盐》，《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4期。

[39]刘卫国：《试论渝东古盐泉向人工井的演进》，《盐业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0]陈伯桢：《由早期陶器制盐遗址与遗物的共同特征看渝东早期盐业生产》，《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1期。

[4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下，第964—1042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559—609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中坝遗址的盐业考古研究》，《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

[42]曾宪龙：《中坝龙窑的生产工艺探析》，《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1期。

[4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中坝遗址的盐业考古研究》，《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

[4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等：《忠县㽏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发掘简报》，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610—657页；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忠县哨棚嘴遗址发掘报告》，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第530—643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忠县哨棚嘴遗址2001年发掘报告》，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下，第1530—1546页。

[45]李水城：《忠县哨棚嘴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汉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46]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三峡考古队等：《忠县瓦渣地遗址发掘简报》，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9—678页。

[47]重庆市文化局三峡文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重庆库区2000年度考古综述》，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第ⅴ页。

[48]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丰都石地坝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发掘报告》，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第702—737页；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丰都石地坝遗址发掘简报》，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第1613—1626页。

[49]孙华：《渝东史前制盐工业初探——以史前时期制盐陶器为研究角度》，《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0]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第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51]黄崇轲等编著：《中国铜矿床》，北京：地质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52]姚培慧主编：《中国铁矿志》，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53][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5、20、6页。

[54]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244页。

[5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秭归王家坝遗址发掘简报》，沈海宁主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4—735页。

[5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万州塘房坪遗址发掘报告》，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491页；重庆市文化局三峡办等：《万州塘房坪遗址发掘报告》，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9页。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57—5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68页。

[5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昌上磨垴周代遗址发掘简报》，沈海宁主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第747—748页。

[59]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巴东黎家沱遗址2000年度发掘简报》，沈海宁主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第57页。

[60]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巴东茅寨子湾遗址发掘报告》，沈海宁主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第110页。

[61]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巫山跳石遗址发掘报告》，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75—76页。

[62]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丰都石地坝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发掘报告》，王川平主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第712—713页。

[63]杨华：《三峡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冶铁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6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昌上磨垴周代遗址发掘简报》，沈海宁主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第737—750页。

[6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1年秭归县柳林溪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66][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5页。

[67] 巴家云：《试论成都平原早蜀文化的社会经济》，《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