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林：战国秦汉考古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

（一）战国秦汉考古的确立

在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中，我们将中国考古学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几大段，战国秦汉考古是断代考古中的一部分。战国秦汉考古一段的分出主要是基于传统的考古学三段论（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划分）和过去史学界关于“战国封建论”的研究成果。战国时期，铁制工具（主要是铁农具）和铁兵器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这正是铁器时代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首开“战国秦汉考古”课程并编写了相应的讲义，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由于古史分期已不再是热点问题，与历史分期接轨的考古分段也受到了影响，现在的考古学研究领域中，很少有战国秦汉考古的说法，而更多地认同以秦汉考古、汉唐考古为学术领域的提法。中国考古学会下设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编著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即以“秦汉考古”为一卷，战国部分归入“两周卷”中，有的学校也将战国部分放到夏商周考古课程中。这主要是由于，何为奴隶社会、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在史学界曾一度成为十分含糊的问题，而中国的封建制实际上是战国以前的社会控制和管理的制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家所说的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取代封建制的是秦汉郡县制或郡国制。奴隶制的存在与否和封建制名实表述上的混乱，也成了战国秦汉考古继续成立的障碍。但是，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的确是在战国时期酝酿并发生了大的变化。郡、县始于春秋，发展于战国，至秦统一推行全国，成为中央控制下的地方行政体系。汉代郡、国并用，可以说是郡国制，这并不是对秦郡县制的简单继承。即使不纠缠于社会形态和制度的论述，我们在讨论战国到秦汉发生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物质文化的变化时，也应该同时注意到发生变革或变化的过程，注意到战国文化与秦汉文化的密切关联。从考古材料来看，汉武帝以前的文化仍然可以看作战国文化的自然延续，要理解汉代考古学文化，至少要从战国晚期开始讲起。研究的时段可以依个人的兴趣而定，而考古教学的时段既要考虑到制度和物质文化的重大变化，还要看到这些变化的连续性。秦汉社会变革都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奠定基础的。因此，战国秦汉考古教学时段的划分，既有传统继承的习惯性，也有内容安排上的合理性。

（二）战国秦汉考古的主要特点

1．有丰富的文献材料作为基础

商周时期可靠的文字材料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传世文献中的商周历史主要来自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的追述和后人的不断增益。进入战国时期，记录当代历史的文字材料大量出现，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其他各种著述经过汉代人的整理和辑录得以流传，流传至今的汉代文献更是不可胜数。自司马迁《史记》以后，我国形成了后继朝代为前朝修史的传统，《汉书》《后汉书》也成为了解汉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战国楚墓简牍和各地秦汉竹简的发现，丰富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资料，而河西地区出土的汉简更有“地下《史记》”之称。丰富的文献材料为战国秦汉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对战国秦汉考古的学习提出了新的要求。

2．考古材料丰富、庞杂，形成若干专题领域

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各类遗迹、遗物，数量大、种类多，就出土遗物而言，金、银、铜、铁、铅、玉、陶、瓷、石、木各种质地都有，涉及社会生产、日常生活、礼乐、祭祀、制度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由此形成了诸多考古学专题研究的领域，如青铜器、陶瓷、漆器、金银器、玉器、丝绸、钱币、铜镜、灯具、农具、水利、仓储、乐器、绘画艺术、画像砖石、简牍帛书、印章封泥、矿冶、造纸、城市、度量衡、交通、军事（兵器）等等，其中生产性和技术含量高的农业、手工业领域专题较多，反映出战国秦汉时期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的发展。

3．墓葬发现、发掘数量大，类型多

从战国时期开始，商周以来的土坑墓、木椁墓传统逐渐发生变化。木椁墓流行到西汉时期，战国时期关中地区流行的洞室墓开始向中原地区推广，郑州一带出现空心砖墓。汉代，砖室墓逐渐取代木椁墓，并出现石室墓、崖墓等类型。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数量远远大于商周时期，如战国楚墓，一个墓地往往有数百座墓。汉墓的发掘数量更是巨大，据估计，目前已发掘汉墓不下10万座。这一时期的墓葬，一是发现、发掘多，二是春秋以来逐渐形成的厚葬习俗使墓葬中的随葬品丰富而且贵重，三是发现大墓的机会比其他时段的相对要多，战国秦汉考古的重要发现多集中于墓葬方面。

4．地面遗址、遗物规模大，数量多

战国秦汉时期，许多规模巨大的人工设施在今天都能寻其踪迹。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秦、赵、燕三国北拒匈奴的长城，楚、齐、魏、中山等国在各自边界修筑的相互防御的内长城，以及郑国渠、灵渠、都江堰等水利工程，今天都不同程度地保存着。秦直道、阿房宫，秦汉长城、帝陵、城址和西北边地的烽塞等各种建筑遗址，大多都矗立于地面或在地上留下了遗迹。地面可见的遗迹、遗物众多，这是战国秦汉考古的一个显著特点。

5．纪年和有明确时间节点的材料增多，为准确断代提供便利

战国秦汉考古中的纪年材料增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出土简牍、器物铭文或画像中的纪年；②出土文献记载有明确制造或使用年代的钱币、铜镜、玺印、砖瓦等文物；③出土与文献中记载的历史事件相关联的遗址或遗物。如汉武帝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铸五铢钱，五铢钱的年代上限是公元前118年，据此可以推断与其有共存关系的器物或遗址的年代问题，为准确断代或确定年代范围提供了方便。

6．反映生产力和技术的资料占有突出地位

商周时期器物以礼乐器、兵器、饮食器等为主。进入战国时期，生产性和技术性的器类增多，铁制生产工具特别是农具应用于生产领域并得到推广，漆器、陶瓷器、青铜器制作和装饰技术先进，建筑用砖瓦等生产量大，反映手工业发展的资料特别丰富。

（三）当前的形势和主要问题

与以上战国秦汉考古的特点大致对应，该领域目前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出土文献研究形成专门学问——简帛学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楚墓、汉墓竹简和河西汉简以及各地墓葬零星简牍的不断出土和发布，对地下出土文献的研究成为历史、考古、文献等多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和利用者越来越多，终于在21世纪初，以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的发布为标志，形成国内外公认的专业学术领域——简帛学，出版年度《简帛研究》并有专业网站。简帛学是新兴且蒸蒸日上的学问，虽然三国、两晋时期的简牍也有出土，但简帛学的形成主要是战国秦汉考古发展的成果，同时，简帛学研究可以大大促进战国秦汉考古研究的深入。

2．墓葬考古仍是战国秦汉考古领域的主流

战国墓葬按国别结合地区进行研究，汉墓按自然和文化地理单元进行研究，除了常规的墓葬分期、分区，更多地应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等探讨各地文化的交流和互动。虽然帝王陵寝考古和大型墓葬研究仍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但对代表社会最广大阶层的中小型墓葬的研究现在也受到普遍重视。

3．各种专题研究向细化、深入发展

根据出土文物分类进行的专题研究继续深入，而且更加细化，如关于席镇、原始青瓷、高温釉陶、玻璃器的研究，而且科技手段更加经常性地运用于专题研究，配合考古发掘进行的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的研究在战国秦汉考古领域中也较过去更为常见。

4．城市和聚落考古研究兴盛

战国秦汉时期的城市考古的对象由都城转向中小城市，战国都城之下的都邑或军事重镇，秦汉郡县、乡邑和各类专业城址的调查和研究在近些年受到很大重视，并且出现了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村落遗址不断有新的发现，由此兴起对战国秦汉时期基层聚落考古的研究。这虽然还相对滞后于历史学界的乡落研究，但已经成为战国秦汉考古研究新的生长点，成果也不断涌现。

5．关注对外文化交流的研究

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地考古成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组成部分，西安、洛阳汉代两京地区、西北丝路沿线和广西合浦等与陆上、海上丝路密切相关的地区，考古工作都比较关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并召开相关的专题研讨会。“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了对外文化交流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

6．存在问题和未来展望

战国秦汉考古领域存在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其他各段考古的共性问题。①考古资料积压严重，考古发掘结束后，资料的整理和公开发表滞后，有些甚至被积压在库房中永无公开之日，包括一些重大发现；②考古报告的编写中，举例性比较多，缺少全面资料的出版和发表；③重视重大发现，忽视一般发现，一窝蜂地紧随重大发现做研究，往往忽视了对传统问题的持续关注；④专题研究存在对象过于集中、方向比较单一的问题，没有全局的眼光和整体意识，很容易得出偏颇的结论；⑤重考古轻文献，而历史文献是分析考古材料的基础，只有把考古材料还原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但古文献基础欠缺和阅读方面的困难，影响了一些学生对历史时期考古学习和研究的热情；⑥研究方法和理念相对陈旧，缺乏创新。

未来战国秦汉考古的研究，墓葬考古和聚落考古研究仍将是主流。从都市到基层的乡落，都是聚落考古着眼的对象。其实墓葬也应放到聚落考古理念中去认识，将生人生活的聚落和死后归宿的墓葬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古代生活和死后的世界一定会有全新的理解。在考古材料的处理上，应有全局意识、问题意识。就一座墓葬来说，形制结构、棺椁制度、随葬品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墓上封土、所在墓地中的墓位、与其他墓地的关系、与周边聚落的关系和所反映的文化、礼俗以及出土品的技术分析、人骨鉴定和文物保护，等等，都应该考虑到，需要多学科合作研究，而自己一时做不了的，也要想到这些材料可能隐含的有用信息和潜在的更多用途。即使是进行专题研究，也不能忽视研究对象的出土环境（遗址类型、出土位置、共存关系等）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另外，广泛阅读文献（包括出土文献），夯实文献基础，开拓思路，大胆创新，也是考古学者应该具有的素质。这些也正是未来战国秦汉考古研究的希望所在。

来源：刘兴林：《战国秦汉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