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超：周代的牺牲、 牺尊——兼论山西省博物馆藏 “铜牺立人擎盘”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祭祀属于国家的头等大事，“牺”便是对祭祀所用牲畜的称谓。在山西博物院“晋国霸业”展厅中，有一件器形独特的青铜器，工艺精巧，纹饰华美，备受人们关注，它就是——铜牺立人擎盘，1965年出土于山西长治分水岭。铜牺立人擎盘，由牺兽、宫人和镂空圆盘三部分组成，整体造型是：站在神兽背上的一名女子，正举着一个镂空的圆盘。神兽装饰华丽、神态柔和，女子衣纹清晰，发丝根根可辨。更令人称奇的是，她举着的圆盘至今仍然可以随意转动，而在她手中长握了2000多年的圆柱，竟然还可以拆卸！

周代铜器中有种似牛非牛、似犀非犀的怪兽，这种怪兽现今一般被称为“牺牲”，典型的例子如山西省博物馆馆藏的“铜牺立人擎盘”（ 图一）。

众所周知，牺是一种并不存在的动物，而商周铜器中那些集若干种动物特征于一身的必定是某种神灵，那么，所谓的牺牲究竟源出哪些动物，它又是如何演变的？姑试论之。

先看看文献中有关的记述。牺，从牛，羲声，本指古代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牲。《尚书·微子》：“今殷民乃攮窃神祗之牺牲。”孔传：“色纯曰牺，……牛羊豕曰牲。”《周礼·地官·牧人》：“凡祭祀，共其牺牲。”

古代与牺有关的铜器有牺尊，是一种被作成鸟兽形的酒器。《诗·鲁颂》：“牺尊将将。”《淮南子·俶真训》：“百围之木斩而为牺尊，镂之以剞劂，杂之以青黄，华藻镈鲜，龙蛇虎豹，曲成文章。”大意是砍粗大的树木作成牺尊形，再用刀凿刻出花纹，染上颜色，使其色彩斑斓。《梁书·刘杳传》：“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纳）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这里虽明确说牺尊是木制的鸟兽形酒器，但我们并不知道这里所说的“牺牛”究竟是何种动物，犀邪？牛邪？还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牺牲”？

现今所见走兽类酒尊很多，其造型已见有虎、牛、骡、貘、象、兔、猪、羊、犬等，它们都是现实生存的动物，这里唯独不见所谓的“牺牲”，也许我们今天所谓的牺牲与古人所谓的牺牲根本不是一码事。在酒器里我们没有见到过牺，但是在别处却屡屡见到它的身影，以下是有关牺牲的资料：

1.“铜牺立人擎盘”，1965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通高14.5、长18厘米，牺背上有一立人，立人手持带有立柱的镂空盘。目前尚未见同类器形面世，因此其用途还不甚明了，有可能用于熏香，也可能纯属“弄器”（玩器）。时代为战国初年。

2.牺牲陶范，20世纪60年代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出土，有若干块（图二），与长治出土铜牺立人擎盘造型花纹完全相同，从而证明铜牺立人擎盘产自春秋战国之际的晋国，而且极有可能就出自侯马。以往常有人将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定为三晋之一的韩国墓地，看来不确。上述陶范和相应的铜器证明，长治分水岭相当一部分墓葬仍属春秋末年的晋国墓。

3.牺牲，出土时间地点不详，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高11.5、长18.2厘米。造型与长治出土铜牺立人擎盘的牺座非常相似（图三），细微的差别仅在它们的腿粗细不同，应是同一时期的晋国器。

4.牺牲，4件，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出土，现分别藏日本、英国、美国。高11.8、长20.4厘米（图四）。时代为春秋战国之际。

5.牺足方盘，山西潞城县潞河出土，盘足为四只牺牲，造型与上述所列标本大致相同，时代为战国初年。

另外，20世纪70年代河北平山中山国中山王墓出土过2件错金铜神兽（牺牲），与上述牺牲造型很相似。高11.8、长22.1厘米。此神兽“似牛非牛，兽头前伸，有一对短角，兽身矮小，肩背扁平，大肚低垂，四肢短粗，偶蹄，短尾”，其造型与前面叙述的标本大同小异，只是多出一对短角。

上述资料显示：

1.它们造型大同小异，换句话说，有很强的共性。其形象与牛最接近，其功用则似乎多为负重。

2.它们几乎集中在三晋故地（即便战国中山国文化，整体上讲也属于广义的晋文化范畴）。

3.它们都被制作成实体，体内几乎都保留有内范，因此厚重敦实，这使得它们的用途也相似，即大多用于某些器物的器足，也就是器物的支架部分，或者作为某种陈设。而作为酒器的例子却没有。

4.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资料的时代绝大多数集中在春秋战国之际（晚至汉代，还能偶然看见这种被称作牺牲的踪迹）。虽然它们形象类似牛犊，但毕竟与同一时代的牛造型（如浑源李峪出土的牛尊）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从造型上分析，它们似乎介于牛和犀之间，因此与犀牛也应该有一定关系。

关于犀牛的文献记载也很多。《山海经·中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牛，苍身，其声如婴儿，是食人，其名曰犀渠。”郝懿行笺疏：“犀渠，盖犀牛之属也。”

《左传·宣公二年》：“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

《管子·中匡》：“死罪，以犀甲一戟。”

《列子·仲尼》：“能制犀兕之革。”

《尉缭子·武议》：“莫邪之利，犀兕之坚。”

《荀子·议兵》：“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

《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

《书·禹贡·扬州》：“厥贡，齿革羽毛。”传曰：“齿，象牙。革，犀皮。”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内陆尚有犀，犀革常被制成甲胄。战国狩猎纹铜器上也时常能见到持剑武士刺犀的画面。犀牛在商周铜器中更被塑造得惟妙惟肖，如陕西兴平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犀牛尊，其造型逼真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说明犀对商周人并不陌生。李时珍《本草》谓犀出西番、南番、滇南、交州诸处。看来至少中古时期的中国南方还有犀牛生存。

此外，我们注意到文献上常将犀和“兕”并提。与兕相关的铜器则有“兕觥”，如《诗经·卷耳》：“我姑酌彼兕觥”，《诗经·七月》“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毛传：“角爵也。”今日所见兕觥均为铜制，也叫兽形觥。这类造型精美、器型厚重的器物都是宗庙彝器。而从造型分析，所谓的“兕觥”，表现的是一种面目狰狞、头上长角、呲牙咧嘴、与龙虎一类猛兽有关的怪兽，而与性情温顺、憨态可掬的有蹄类动物“牺牲”显然不属同类。

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牺牲的造型和貘也有诸多相似。试将它们与西周时期貘形尊作一比较，便可一目了然（图五）。关于貘，辞典这样解释：“体型似犀而小，尾极短，鼻端无角，向前突出，栖息热带密林多水处，善游泳。”今出没在南美及亚洲的南洋群岛和泰国等地。

现今中国大陆已无貘的踪迹，貘是否在中国生存过，抑或是古代外邦之物，已难确考。但造型逼真的貘造型确曾见于西周铜器中，除貘尊外，西周铜器上还常见貘首形装饰，如西周提梁卣的颈部和提梁的两端就常能见到貘首形装饰，它们与东周牺牲之间的传承和借鉴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或许东周的牺牲还蕴含着中原先民对貘的遥远记忆。

那么，牺牲究竟是何物呢？《山海经·西次四经》：“邽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猬毛，名曰穷奇”。《史记·五帝本记》：“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史记·司马相如传》引《上林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可见穷奇与牛、犀属同类，据说是一种食虫的神兽，还是先圣少昊帝的儿子。

综上所述，文献所称的“牺尊”可能是泛指鸟兽形酒器，《梁书》所谓的“牺牛”可能是牛或犀。而今天所谓的“牺牲”，应该是一种在造型上混合了牛、犀、貘的假想神化动物。从形象上看，牺牲常常身披鳞甲，长着穿山甲似的脑袋，结合穷奇“食虫”的传说，它也有可能融合有穿山甲的成分（穿山甲即以蚂蚁和虫为食）。就目前资料而言，所谓的牺牲基本出现在东周时期，汉代还偶然出现。这个时期正是《山海经》成书的时代。也应该是“穷奇”神话流传和成熟的时代，而古代青铜器中的动物通常都是神灵或瑞兽，因此今天所称的“牺牲”，其真名可能本叫“穷奇”。

原载于《考古与文物》2004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