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民：构建湖南远古历史的新视角

【说明】本文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先生为《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一书所作之序。该文以宏大视野透析中国文明与湖南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应是将来工作和努力的方向。

湖南作为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个省份，清康熙三年才从湖广布政使司分离出来单独建置。在先秦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架构中，湖南乃是国家的边陲，所谓“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渐尔羁縻”是其真实写照。文献史料对于上古湖南只有极为零星的记载，传世文献中，战国时期的湖南一直作为南楚之地，而有“夷越”、“黔中”、“洞庭”、“苍梧”等指称，屈原的一些作品也大致与湖南地域有关。考古出土的战国文献中，包山简有提到“长沙公”、“益阳公”、“霝阳”的史迹；鄂君启节的铭文中也有提到湖南的一些地名，这应该是先秦文献中关于湖南历史地理的最早记录。秦汉帝国的建立，湖南完成了从边陲到内陆的角色转变，有关湖南的记载渐渐多了起来，这得益于西汉长沙国的建立，历史文献如《史记》、《汉书》有不少关于长沙国的记述。不过，这些文献史料中，湖南总被视为“江南卑湿”之地，是受中原文明影响和辐射的落后地区，其文化和文明化程度较低。这些记载并非虚言，从秦汉至宋元的千百年间，湖南并没有多少突出的表现。地理上的中部偏南，注定了它无法成为帝国政治的中心；生业上的饭稻羹鱼，也注定了它无法成为帝国经济的主体。得力于湖区的围垦，才使得洞庭湖平原在明朝成为天下粮仓，方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谚。也因这个前提，湖湘一方在明清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

不难看出，上面这段阐述，其视角仍是以中原中心观为前提的。这不是预设，而是中国有文字以来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所谓有文字，是指殷墟甲骨文，殷墟所在的殷商王朝开启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这个历史的舞台在中原，数千年来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架构中延续和发展下来的。

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远比殷商要早，构建中国历史的传统远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就开始了，这个传统的要义就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五帝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传承，甲骨文的发现并没有改变这个传统。

那么，这个夏商周乃至更早的“中国”，到底是不是传统史观所描述的那样一直以中原为中心？黄河流域是否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唯一“摇篮”？这个传统的史观在现代学术面前是否不可动摇？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在哪门学科上取得突破？这都是我们今天在“说中国”这个大课题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说中国与说湖南并不矛盾，当今中国，是湖南的中国、中原的中国，也是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湖南则是中国的湖南。但是，倘若历史回溯至宋代，湖南只是宋朝的湖南，却不是辽金王朝的湖南。再回溯2000年，湖南显然也不是商周王朝的湖南，而可能只是拥有人面鼎、四羊尊那个炭河里青铜古国的湖南，而且这个青铜古国也没有现在湖南这么大的地盘。然后，再回溯2000年，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湖南是谁的湖南，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要回答这些问题，文献学是起不了作用了，唯一的途径就是考古学。文物是历史的见证，特别是闻所未闻之历史的见证，只有考古学才能发现没有文字以前的文物，也唯有考古学才能对这些文物加以释读。因此，中华五千年文明，实则有很长一段是需要考古学来构建的。

考古发现的湖南远古文化和中国史前文化，是否也印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均出自“中原华夏”这个中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考察距今5000年前后是否存在一个“中原中心”。

距今5000年前后，中原地区正值仰韶文化晚期，考古工作发现和发掘了这个时期的不少遗存，如山西垣曲古城东关、河津固镇，河南陕县庙底沟、渑池仰韶、孟津妯娌、郑州西山、大河村、禹县谷水河等遗址中均有这个时期的遗存。西山遗址揭示了仰韶文化文化晚期的城址，该城大致呈不规则圆形，直径约200米，城墙以内现存面积19000平方米，如果将壕沟算上，总面积约34500平方米。这里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此建筑的北侧还有一处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广场，此外还在城内西北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窖穴，推测是仓窖区的所在。城内和城外还发现了两处墓地。大河村遗址发现不少木骨泥墙房子，房屋有主次之分，分成若干排，每排可能为一个家族所有，若干家族组成聚落社会的家族公社。妯娌墓地的墓葬排列整齐，最大的M50有二层台，墓室以圆木封盖，棺内壁及棺底涂朱砂，墓主人臂戴象牙箍，似乎在整个墓地中具有特殊地位。这大致是目前中原地区所见的距今5000年前后聚落社会的基本状况。同时代中原以外的地区则分布着诸多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江浙沪环太湖的良渚文化，这些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及先进程度毫不逊色于中原，甚至都比仰韶文化晚期高出很多。如同处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在与中原的交往中就占据主动，中原腹地往往发现不少大汶口文化的因素，有学者甚至认为西山古城的出现就是为了抵御大汶口文化的入侵而修建。红山文化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人独尊”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极度分化的社会等级和权力。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更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张忠培先生从墓地研究入手，推断良渚文化早期社会已经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并认为良渚社会政权的性质是神王国家，也可称之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距今5000年前后的长江中游地区是高度发达的屈家岭文化，这个文化发现了系列城址，据统计已经达到17座，面积大多在十至数十万之间，石家河城址达120万平方米，超过西山城址面积的30倍，这些城址中考古发掘工作做得较为深入的是澧县城头山和天门石家河，田野工作的结果表明，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已经在文化上完全整合，并形成了某种形式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在意识形态上也具有统一性，或许也具有了政治上的某种联盟。虽然对这些城址的认识还需要长期的考古工作，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距今5000年前后，还没有哪个地区像长江中游一样拥有数量如此众多的城址，这充分说明长江中游在那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同其他地区相比一点也不落后，在与中原文化的对垒中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中原文明化进程的时间实际上要晚于周边，中华五千年文明是多元文明汇集的结果，如红山、良渚、石家河，包括后来的石峁、陶寺等，都是构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一系列考古证据均表明，中国史前文化和文明化的过程实则是多元的，是满天星斗。

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诸城，根植于本地悠久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具有较为完整、连续稳定的进程，这个进程大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奠基了。澧阳平原旧石器文化的“澧水类群”向新石器早期文化的过渡目前也有线索可寻，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新旧石器在形态和技术上的连续性，也发现了早期陶器发生阶段的遗址，其年代距今超过10000年，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以澧阳平原为中心的洞庭湖一带进入到了新石器时代，并陆续发展出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这些文化的发展连续稳定，虽谱系有殊，但序列清楚。与此同时，在平原外围的山区，沿湘、资、沅、澧的河谷地带，也有了人类的活动。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是高庙文化，这个文化最先发生于沅水中游，这里是崇山峻岭所在，分布着一些小型的河谷盆地，遗存就发现于此。这个文化的人们以渔猎经济为主导，或也从事采集活动，但不务农事。他们创造了极为丰富的陶器装饰艺术，陶器纹饰上的刻画和戳印纹丰富多彩，其表达的精神观念影响深远。自上个世纪末叶以来，湖南史前的一些重大考古发现，不断冲击着学术界已有的认知，如道县玉蟾岩发现了最早的水稻，高庙文化蕴含了中国远古意识形态领域的精髓，汤家岗文化的白陶独步天下并波及南中国广大的地域，澧县城头山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址。这一切表明，饭稻羹鱼的洞庭湖及其周边地区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不仅不是化外荒蛮之地，还是文化发展非常先进的地区。

关于这个地区文化与社会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有不少学者已经做过认真的研究。显然，湖南洞庭湖平原新石器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与稻作农业的出现及发达密切相关，也与这里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古老的水土滋生了古老的文化，孕育着这块土地的人们。我们还发现，湖南的历史几乎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地域与文化的区域性差异，平原地区的人们从事稻作农业，在稻作、农事、灌溉、水利工程、社群关系方面就比山区河谷地带要复杂得多，而山区因为特定的环境和经济形态，也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文化。八千年前的八十垱遗址那种环壕聚落或许与后来的垸田农家一脉相承，高庙陶器纹饰的意蕴或许与屈原的《山鬼》和近世的傩面有异曲同工之妙。新石器时代湖南地区一条重要的文化分界线即是以雪峰山东脉资阳—赤山——沅江一线作为东西分水岭，后来竟成了沅、澧二水所在的武陵与湘、资二水所在的长沙持续千年的湖南郡级政区的分野。还有更为惊人的吻合，在语言方面目前也还是西南官话和湘语方言区的分界线。

以往考古成果表明，湖南的文化有着古老的传统。当然，不可否认这个传统并非单线发展和直线前进，文化有高潮，也有低潮，传统既连续，也曾有更替。新石器时代以后，有一段时间湖南的发展线索就较为模糊，比如距今4000年以降至战国晚期，湖南的文化谱系就不太清楚，这个时间长达1700年左右，称为湖南的原史时代。但是，不太清楚不能说没有，60年前湖南史前文化没有发现，不能说明湖南史前是一片空白。考古发现有个过程，需要长时期的工作，也需要学术上的奋力探索。目前湖南原史时代也有不少重要考古发现，先有石门皂市遗址，后有岳阳铜鼓山遗址、费家河遗址，再有望城高砂脊遗址和宁乡炭河里遗址，都进行了颇具成果的考古工作，澧水流域和湘江中下游的文化序列也大致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在近年的田野工作中，还发现了石家河文化向“商周遗存”过渡的迹象，这一线索非常重要，既是回答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归属问题，也是回应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文化在两湖地区的传播问题，对于解决江汉与中原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证据。

我们欣喜地看到，以郭静云和郭立新教授为代表的团队，已经走在前面了。《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就是一次很好实践，这样的实践实则是大学阶段人才培养的一种可贵尝试。一个人的成长，是从咿呀学语开始的，在大学，学生以接受知识、训练方法、掌握技能为求学受业之要旨，好的目标和计划是成功的关键。作为一个教育培养项目，《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无疑是有充分的准备和精细的设计，材料的收集、观点的评述、课堂的交流都很到位，这竟是整个学期的课程！然后是实地考察、亲历一线、现场观摩、与当地业务人员交流互动，历练着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过程。最后形成学术成果，这样的成果无疑是极有价值的。现在呈现出来的这本书，完整地记录了这个项目的始终，其内容生动活泼又严肃认真；既直面当前的学术重点，又将学理和知识蕴含其中。这个项目凝聚着老师的心血，体现了老师对学生倾囊相授、无私奉献的精神。

将一个项目聚焦于某一个地域的某一个时期，但又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见微知著、纵横捭阖，充分表达了项目设计者的独妙匠心。针对湖南的地理位置和环境，课堂还特地从环境变迁入手讨论稻作农业发生的动因，以此了解地理环境对一个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作用。课堂上，同学和老师毫无拘束的谈话，时常擦出思想的火花。静云教授独特的视野也从这本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她强调考古学和文献史学结合的重要，指出做史前和先秦考古要有文献学的训练，要学会从文献材料中挖掘出与考古材料相印证的内容或结构，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将考古材料与古史传说“对号入座”。她敏锐地观察到了城头山遗址出土的大溪文化四期与屈家岭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并认为大溪四期后再也没有从一种文化转变为另一种文化的突出体现，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比如，考古学文化与陶器的关联性、考古学文化与其背后族群的关系等等。众所周知，以陶器论文化或许是传统考古学的一大精要，但是陶器并不能等同于考古学文化，陶器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很迅速地通过型式分析来完成时空框架的构建，但陶器型式只能告诉你陶器所发生的变化，不能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考古是通过实物来认识过去的，考古的实物却不仅仅是陶器，陶器研究也不仅仅是型式分析。在另外的特定条件下，比如历史时期的考古，就无需再通过陶器来构建考古学文化。正因为这样，立新教授强调了在进行跨地区、跨文化的陶器对比时要特别注意年代问题，他梳理考古学文化及相关碳十四测年数据，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所以他与静云教授一道致力于该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就是水到渠成，很快就有成果体现。

在他们构建的夏商历史图景中，“江汉中原”和“江汉夏商”是一种全新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是建立在对“中原地区”夏商文化脉络考察的基础之上，他们发现了二里岗与殷墟之间文化的差异，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继而将眼光转向江汉地区，致力于探讨盘龙城文化的江汉传统，寻找根植于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因。由盘龙城到石家河，然后由石家河到城头山，再由城头山到彭头山，找到了从洞庭到江汉之间历史脉络，以及这个脉络与早期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次探寻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大胆尝试，是对已有学术认知的全面颠覆。固然，他们的学术理念、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异于传统，其结论也只是一家之说。不过，学术探索并无陈规，多元视角或许更能别开生面。史前文化的特殊性、理论方法的特殊性和研究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追寻过去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谁也不敢说自己就掌握了客观真理，无数学人的学术探寻只是无限接近真理的一种方式或一个步骤。

这次湖南之行不是短短十多天的参观考察，而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学术之旅，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田野之行。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视角的湖南远古时代，看到了从湖南孕育出来的长江中游史前连城网路，看到了山地族群高庙人的祭祀典礼，也看到了炭河里大禾方鼎人面所代表的神巫景观，这些都给人新鲜的感觉，也给我们长期从事田野考古的一线人员不少启示。

我与这支团队的接触，感受到其学术氛围的浓厚，学生们思维活跃。赵柏熹、邱诗萤、范梓浩等同学都写出了有水平的硕士论文，相信这次湖南之行将是他们的学术人生一段美好的经历。

祝愿静云、立新教授学术之树常青；祝愿年轻的学子考古探求之路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