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诚挚的仰慕，深切的怀念——纪念余嘉锡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姑父余季豫（嘉锡）先生离开我们忽忽已三十年，恰又值其百岁诞辰之期到了。我以戚党晚辈，而又亲炙最久，服膺最深，追忆早岁侍坐请益时情景，历历在目。缅怀今昔，悲从中来，在情谊上是特别感到难过的。

谈到我和先生的关系，不单是亲戚而已，还有几代的世交往来。先生的父亲和我的祖父，生同郡（同为湖南常德府人），少同学（同肄业岳麓书院），及长，先后成进士，同官京师，友谊深厚，为昆弟交，后来才审以婚姻。先生和我的父亲，少同学，后又同在常德教书，感情也是很亲密的。我在少年时期，侍父读书于家，不幸在十七岁时，父亲便因病逝世了。此事既坚决立志自学，于是负笈长沙，拜谒名师请益。先生即自京来信，招我北游。以为“旧都为人文荟萃之地，坊市刻一新书，郡国出一古器，皆得先睹为快；又况名家辈出，胜流云集，悉可相从奉手，请质疑难；固愈于湘远甚”。先生这样关心我的读书，我是十分感激的。到北京后，即住先生家。先生饮食而教诲之，看同子侄一样。

那时，先生和让之表兄每日都要外出授课，我白天便到北海图书馆看书，薄暮方归。共进晚餐后，与先生及表兄讨论学术，并请质疑义，每至深夜，不知疲倦。先生时任辅仁大学教授，又兼授北大、师大课，交游甚广。我因先生的介绍，认识了当时在京的名流学者如陈寅恪、张尔田、陈垣、黎锦熙、杨树达、骆鸿凯、高步瀛、吴承仕、钱玄同。沈兼士、马衡、孙人和诸先生，每逢星期天，便分赴各先生家拜访。论学质疑，左右采获，受益是很多的。这时我的治学范围和所读书籍，虽较过去推广了很多，但对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兴趣仍很浓厚 。

后来，舜徽归返长沙，为中学师。教学余暇，初钻研“小学”外，又进而治经学。锲而不舍，深入而不欲出。先生手书阎潜丘所集陶贞白、皇甫士安的话：“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为五尺楹帖。而系以四百多字的长跋，联语两旁都写满了。时舜徽年二十三，业余治学甚勤。先生深恐我沉溺于名物训诂而忘了其他，故教以应务其大者远者，对前人所提“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说法，颇有驳难。跋语中举顾亭林语：“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证今”，厚相勖勉。可知先生论学趋向，是如何的阔大；对舜徽的期望，是如何的殷切！今忽忽已五十余年，此联保存犹新。而舜徽岁月蹉跎，今亦颓然衰老。仰瞻遗墨，为之泫然，心情是十分沉痛的。

先生治学，气象博大。从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奖掖后进，循循善诱，又知随其性之所近，而支持鼓励之。即以舜徽而论，少时即喜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入京后，先生便接收这方面的专家，向他们请教。后归长沙，先生又时常购取京中新出的书，如《十韵汇编》、《章氏丛书三编》之类寄舜徽读之。关怀无所不至，迄今犹不能忘。但先生自己对这方面的书，并不发生兴趣，也无暇涉览及此。从这里面可知先生在治学途径上，并不以己之好恶而定取舍，他是从多方面支持鼓励后进生前进的。

舜徽治学，与先生途径不必尽同，议论亦未能尽合。如言及校雠，先生平日鄙薄郑樵、章学诚考证粗疏，甚轻易之。舜徽独服二人识见高远，频加推许，早岁尝于所撰《广校雠略》中说得很清楚。先生看到此书后，来信谈到这个问题，许其各抒己见，不以不合为侮。由此更可进一步说明先生一生以学术为天下公器，毫无个人门户之见，不强人以从己，尤非一般学者所能及。

先生读书极博，特别是子。史两部涉览甚广，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加以记忆力强，看过的书，便能道其利弊得失。他的所以能够从事《四库提要辨证》的撰述工作，是有深厚的学术素养作基础的，记得过去先生曾于一次谈话中告诉我，他于四部之书，批阅不少，其中已有一千多部书，比较熟悉，颇能知其高下深浅。目前写定的《四库提要辨证》稿，仅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我听了以后，为之一惊，极其叹服。可惜天不假年，刚过七十，便与世长辞，来不及完成他的伟大工作，自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先生自少至老，勤于治学。晚年讲学著书，声名洋溢，而仍读书不倦，日有定程。一生性好整洁，走进他的书斋，明窗净几，案头从无零乱堆积的现象。凡是经过抽查翻检的书，马上归还原架，自搬自还，不厌其烦。所有藏书，都是他手写书根，整整齐齐，一笔不苟。先生平日写定书稿或与友朋亲故通信，一律楷书，未尝假手于人。从这些事例，更可以看出其一生治学处事的严肃认真态度，值得后辈学习。

舜徽三十岁后，应各大学之聘施教四方。先生闻之而喜，常赐手札勖勉之。又往来南北，偶过旧京，叩谒起居，留辄旬日，因得质疑问难，所得良多。虽不能长合并，而书问往还不绝，固无殊耳提面命。数十年间，共得手简百余通，舜徽尝装为数册，又曾摘录其中粹语及平昔所闻论学之言，集为一册，名为《读已见书斋雅言记》，与遗扎数册并存，什袭珍藏，时出省览。不意国家大动乱中，被人抄去焚毁了，这是舜徽没身不能忘怀的大憾事。今所存先生手迹，唯一系有长跋的楹帖而已。

先生学识精博，著述等身，早已为海内外所推重，自不容复赞一词。但这仅仅是先生取得成功的一方面，也还有立身行己已足以师表百世、矜式多士的另一面，值得我们仰慕效法。先生自少即以才华名于郡邑。年十九，举壬寅科湖南乡试，誉望日隆。本来，在当时成了举人以后，可以外出做官的。而先生不乐仕进，但喜读书。时值清末停科举、兴学校，先生应常德官立中学、西路师范学堂之聘，以文史授诸生，只凭教学糊口而已。

辛亥以后，谭延闿督湘，与先生为乡榜童年。视事之始，即电请先生出山，共济时难，先生竟辞不往。于是取“有所不为”之义，自号狷庵。一生狷介之性，洁身自好，无慕于外，人尤叹服以为难能。一九二七年到北京后，仍以教学自靖。从之游者，随其才之大小皆有所成就，故身后教泽之思，至今不衰。

先生笃于友朋，于进退去就之极，尤丝毫不苟。任辅仁大学教授既久，亦兼授北大课，为北大师生所倾服。胡适之任北大校长时，数欲聘先生任北大史学系转职教授。有一年暑假伊始，胡适之即为此事专诚访陈援庵进行商调，陈不欲先生离辅仁，婉言为先生谢之。后来先生有信与舜徽言及此事，谓“吾与援庵交谊甚深，共事已久，渠既不欲吾他适，义不得去此取彼”。先生严于辞受取与，至于如此，又岂能一般学者所能及！

当抗战初起，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时，舜徽深以先生困坐危城为虑，尝电催先生挈家南下，先生复电：“安，不离平”。日惟杜门著述，陆续撰写《四库提要辨证》稿。淡泊自持，不亏操守。每至饔飨不继时，辄卖书以易米。时京中耆旧，有藏书家某公，以版本之学闻名于海内外。先生和他既素有往来，又虑其名大将为日本人所利用，出任伪职，为一生之玷。因偕陈援庵访之，谈论间讽以共守岁寒，贞松不落之意。某公闻之悚然，因益退藏自晦，得全晚节以终。先生深明民族大义，竟能以爱国思想影响他人，在当日为不可多见。

先生一生口不言钱，自奉也很俭约。修俸所入，多用以买书；有所余，取以周济亲属或朋友，无吝色。同胞兄弟伯遴先生，为光绪初年举人，长于先生二十岁。年登耄耋，晚境清寒。先生每月寄钱赡其衣食。待庶弟某尤厚，自幼学、授室以至能有以自立，皆先生一人负教养责，又斥家中旧有田宅与之。其族党莫不感叹，认为是了不起的事。广西钟刚中，以清末进士，久困京华，一家数口，贫困无以自给。先生以其为乡榜同年（清制：凡十八省同科应试而被录取之举人皆可称同年），又钦其有文才，时时周济之，俾其子女得不废学。先生一生待人接物，处处离不了一个“厚”字，尤足以敦厉薄俗。

从上面一系列的事实来看，可知先生不单是一位学博识精、撰述很多的著名学者，也还是一位品高行洁、德行醇备的当代人师，值得我们景仰和怀慕。先生平日常言：“读书人第一是讲究做人，第二才是讲究做学问。否则有学无行，读了书有什么用。”这几句话，在先生确实是身体力行办到了的，尤值得后人学习。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

(原载《讱庵学术讲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