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必读书目

一、 基本书目

1、 王国维《观堂集林》，乌程蒋氏刊本，1923。中华书局，1959（据商务印书馆《王氏全集》本）。1991年重印。

2、 顾颉刚等《古史辨》（1-7册），北京朴社、开明书店，1926-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重版。

3、 李济《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40本，1968。又可参阅《李济考古学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4、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

5、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东京文求堂影印本，1932，1935。科学出版社，1957重版。

6、 容庚等《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据容氏《商周彝器通考》（燕京大学燕京学社，1941）重编本。

7、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

8、 丁山（遗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科学出版社，1961。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9、 徐旭生（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科学出版社，1960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再版。

10、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二集、三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1945。

11、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

12、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56。1988再版。

13、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1999。

15、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

1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中华书局，1984。

17、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5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再版。

18、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

1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南京钟山书局，1932。东方出版中心，1988再版。

20、蔡尚思《中国学术史纲》，上海启智书局，1930。

21、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

22、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1957。另皮氏《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1982）亦可参阅。

23、[台]高明《群经述要》，台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

2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

25、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大出版社，1996。

26、蒋伯潜《诸子通考》，正中书局，1948。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重版。

27、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1960。

28、李泰棻《西周史征》，北平来薰阁，1927。

29、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可与童氏《春秋史》（开明书店，1946）相参阅。

30、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二、 参考书目

1、 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正中书局，1948。

2、 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3、 日知《中西古典学引论》，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

4、 高亨《文史述林》，中华书局，1980。

5、 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

6、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7、 金景芳《古史论集》，齐鲁书社，1981。

8、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

9、 晁福林《天玄地黄——中国上古文化溯源》，巴蜀书社，1989。

10、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

13、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4、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

15、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三联书店，1996。

16、王宇信等《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17、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8、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文物出版社，1997。

19、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20、陈其泰等《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

21、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1995。

22、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

23、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4、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5、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6、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7、冯友兰《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并可参阅北大出版社《三松堂学术文集》，1984。

28、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又可参阅上海人民出版社《美学散步》，1981。

29、李泽厚《华夏美学》，香港三联书店，1988。又可参阅李氏《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再版。

30、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再版。

31、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32、弗雷泽《金枝》，徐育新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33、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亦可参阅马氏《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三、 主要书目导读

孔子曰：“述而不作”，在大学教育学科越分越细，学生文化素质明显下降的今天，重温这段名言应该有其特殊的意义，尤其对于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则更为重要。明为圣之根，述乃作之基，我们只有先行祖述、阐发，而后才能创作创新，其理甚明。

而述即“训说义理”，故必多学也。学则要在读书，读书则必有门径，须讲方法。张之洞《书目答问》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其要领无非门径和方法两端，亦即读何书与如何读。关于前者，最佳之选择就是读先贤经典，读本学科乃至相关的经典论著，其可谓“入德之门”；而后者则一般通行循序渐进，博而后精，对高年级同学和研究生而言，最适宜的方法莫过于通读基础上的带着问题读，如此则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既可亡羊补牢，补文献功底等方面之不足，又可尽快通晓本学科之特质、学术地位、学科史以及核心或尖端学术课题等，以尽快进入角色。

基于此，谨遵学生之要求特推荐如下阅读书目，以供参考。

本书目分为两个阶梯五个部分。第一阶梯为基本书目，相对重要，大多应在必读之列；第二阶梯为参考书目，相对宽泛，旨在较全面地了解本学科的学术史及其研究领域和成果。然多为本人临事制宜，随手头所有或所阅而列，仅供参考而已，同学可随兴趣择善为之。

其五个部分的内容大抵包括：

①中古史与考古学

②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

③古代文献

④西方关于上古文化和历史的论著

⑤艺术与美学

需着重说明的是，本书目只是基于个人从事专业教学和研究之有限经验和读书心得而列，而主要限于上古史及其考古研究。私意出之，其疏误在所难免。但望诸位学生及老师匡我不逮并随时指正之。

下面择其要者，作简要导读。

1、《观堂集林》与《古史辨》

《观堂集林》，20卷。作者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创者，或曰是中国引入和实践资产阶级史学方法的第一人。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是书，包括殷周史、西北边疆史地，古器物，古文字，古音韵及古文献研究等方面内容，博大而精深，不惟独步当时，对后世影响也至为深远。其中最为著要的如1915年所作《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开商代历史地理研究之先河；1917年作《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首次利用地下发掘资料证明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中所载商代帝王世系之可靠；同年的《殷周制度论》则更可谓划时代之巨制。其将甲骨文资料与古文献相印证，从人文地理角度论证商周文化差异及其原因。提出周制不同于商制者主要有三：①立嫡制，并由此而有宗法、封建；②庙制；③同姓不婚制。至今仍有其重要的理论及方法论意义。其他还如《明堂庙寝通考》、《生霸死霸考》、《释礼》、《释史》、《说珏朋》等，均发前人所未发，每多精义，至今光芒不减。

归纳之，是书最大的历史贡献有二：其一，全面实践了其在后来（1925《古史新证》）正式提出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为古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其二，首次证明《史记》、《世本》等所记商史为信史，从而使人们从当时“疑古”的浓重氛围中走出来，重新建立起对中国上古史的信心，对稍后现代考古学在中国之引入和开展亦有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正如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所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不过分的。”

《古史辨》7册。1926～1941年先后由北京朴社和开明书店出版，共收入论文350篇，计约325万字。内容包括古史、辨伪、古史传说的考订、孔子与儒、道、墨诸家之讨论、古书年代及真伪研究等，是作者顾颉刚自上世纪20年代初提出疑古思想，特别是所谓“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见解以来引起古史大论战的论文汇编。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是书所刊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很多，诸如顾氏《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他著名的中国古史“层累造成”说；顾氏《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和《九州之戎与戎禹》，认为大禹非人而是神，与夏无关；顾氏第五册《序》及《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认为《左传》为战国人撰述；顾氏与杨向奎合著《三皇考》，考证“皇”与“三皇”之来源及其传说的演变，功力非凡，语出惊人。其他还有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吕思勉《三皇五帝考》、童书业《五行说起源的讨论》等，对中国上古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推动作用。

顾颉刚“《古史辨》的学术业绩是不朽的（刘起釪《古史续辨》）”。首先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有重要或曰革命性的意义。其通过批判地考察各种文献典籍，用演进、变化的观点去认识古籍所载传说性的资料，不盲目信从经传尤其儒家经传。一切以历史资料的科学审察为基础为前提，由此大大增加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因此被西方学者称为“儒家偶像的破坏者和主张史学改革的人（美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

其次是顾氏首次“把传说时代和狭义的历史时代分开（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和方法。由此说顾先生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前苏]越特金语）”当不过分。

然而，顾氏《古史辨》派的历史观和治学方法存在明显的偏颇之处，主要的如其依据“层累造史”说，认为载有较晚出现的传说的古书即伪书，便不可信，于是把《左传》、《国语》等均视为伪书，由此不仅使东周史“出现很大空白”，而且还失去向上追溯的基点。那么在当时业已陆续发现的商周考古学材料也自然失去了意义。当然顾先生实际上是很推崇王国维观堂先生治学方法的，他明言：“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我所从事的研究仅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用力罢了。”因此全面否定“古史辨”派学术成就的人很可能别有用心。

顾颉刚疑古思想及其《古史辨》曾给上世纪20年代的史学界以极大的震动。他从正反两方面给史学家们以激励或鞭策。于是乎才有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于清华研究院的正式提出（1925），也才有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那个有名的宗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才有了为追寻甲骨的源头而开始进行的轰动世界的安阳殷墟之发掘，由此田野考古学正式进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历史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可以说没有王国维《观堂集林》，没有顾颉刚《古史辨》，就没有中国现代史学甚至没有中国现代考古学。

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王国维《观堂集林》和顾颉刚《古史辨》标志着中国现代史学的延生。随之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叶，作为新史学重要组成的社会史研究开始兴起，其直接动力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这场大论战中涌现出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书1930年由联合书店出版。收入作者1928至1929避居日本的两年中撰写的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论文。“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续编（郭沫若《自序》）”。其研究之基点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的发展为前提”。是书第一次把中国古代社会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个生产方式有规律地递进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其中《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运用卜辞以及商代金文资料论证商代为金石并用时代。《周金中的社会史观》论证西周已进入奴隶制时代。《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补述了古代社会形态的演化。而《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则讨论了当时社会生活、宗教及辩证观念。是书首次大量使用甲骨卜辞和商周金文中有关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资料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以科学的方法对这些“地下资料”作出了前无古人的精辟解读，为商周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并进而开辟了一条史学新路，把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当然是书也存在明显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其最主要的是明显存在着把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分析方法硬套中国古史的痕迹。其有些结论也在后来陆续有所修正，“在材料的鉴别上”也“夹杂了许多错误而且混沌（郭沫若1947年再版后记）”。然而是书系统的思想理论构架、丰富而坚实的新材料、西方人类学成果的引用以及崭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都是独步一时，对此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至今仍有其重要学术价值。

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现代史学中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古代史开山之作，那么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则是中国考古学中关于青铜器系统性科学研究的第一部卓荦巨制。

是书共八册，分图录和考释两部分。《图录》又分“图编”和“录编”。图编收263器；录编上卷收西周铜器铭文250件，按12王世排列；录编下卷收东周铜器铭文261件，按国别排列，计32国。《考释》部分亦分两卷，与《录编》相对应。每器铭文以楷书录出，并加句读，均附详尽之考释。

本书的意义或主要学术贡献主要有四：

第一，首创“标准器断代法”，即首先选定有明确纪年的器物，以这些器物铭文中的人名事迹线索、文辞体裁、文字风格和器物形制、花纹为标尺，去衡量其他年代不明的器物进而推断出其年代。这实际是考古学中类型学方法在商周青铜器研究上的首次应用。

第二，第一次将中国青铜器按形制、纹饰、铭文三方面特征划分为滥觞、勃古、开放和新式期，后来又修订为滥觞、鼎盛、颓败、中兴和衰落五期。由此突破传统金石学和古器物学研究范畴，开创了以青铜器分期断代为基础的考古学研究的先河。

第三，第一次将杂乱无章“一团混沌”的传世青铜器在缺乏田野考古发掘有效支持的情况下董理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史和古代物质文化研究的系统而科学的实物资料。

第四，本书在青铜器铭文的考释、训诂方面也卓有建树，为汉字形体演变，汉语词汇和语法史以及古方言研究等方面均开辟了新的天地，由此成为金文研究、古文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工具书。总之，本书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古代青铜器研究和中国古文学研究的划时代著作。

3、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及《续集》

1928年开始到1937年的10年间共进行了15次之多的安阳小屯殷墟发掘在中国学术史上，尤其对于中国史学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李济曾将其意义和学术价值概括为四点：

1、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实性及其在中国文字学上的地位；

2、将史前史的资料与中国古史的资料联系；

3、对商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作了丰富而具体的说明；

4、把中国文化与同时其他文化中心作了初步的联系，证明中国历史文化不是孤立的发展，而是承袭了若干来自不同方向的不同传统。

然而，我们认为其最主要的意义还在于通过此次发掘及其所获与甲骨文同时的大型建筑、墓葬、玉器、青铜器等“地下材料”，不仅证明司马迁等笔下的商史之为信史，同时更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诞生。

从此，以探索殷墟以前商代文化面貌，探索商文化的来源，探索商文化与夏、周等其他文化甚至与古代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等等问题为直接或先行目的的中国考古学蓬勃开展起来，邹衡先生就是其中继李济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之后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的卓荦大家，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即其主要学术成果的论文汇编。

《论文集》分三部分，计收作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1978年先后完成和修订的重要论文7篇，计40余万言。其中最重要的论文如：《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试论殷墟文化分期》、《试论夏文化》、《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论先周文化》等。199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其中又收入《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西亳与桐宫考辨》、《晋、鄂、豫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晋始封地考辨》、《论早期晋都》、《寻找燕、晋始封地的始末》和《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整理后记》等重要论文。

邹衡及《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的主要学术贡献如下九方面：

（一） 最早提出和论证早商文化。殷墟发掘举世震惊，当时史学界简直不相信如此之早的殷商时代会有如此辉煌、发达的物质文化。故在其后很长一段时期，许多人甚至大学者都对是否比殷墟更早的古文化持怀疑态度。如郭沫若、唐兰即曾持久不相信有早于殷墟的铜器。邹衡《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一文，根据作者亲自参加的发掘所得大量包括铜器在内的考古学材料及其文化分期研究，论证郑州二里冈上、下层商文化早于殷墟文化，从而在考古学首次论定早商文化。

（二） 最早对殷墟文化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期。《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成功地（也是首创）依据考古遗迹的地层关系和陶器和铜器等遗存的类型学研究，并采用和参考甲骨卜辞分期的成果把殷墟文化分为四期，其中对商代青铜器的分期更是一大创举。该文1964年在《北大学报》发表以后，引起学术界极大反响，国际学术界大都由此文而知道或认识邹衡其人的。

（三） 最早论证夏文化，提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的著名论断，并首次把夏文化分为二里头和东下冯两个类型。

（四） 最早提出和论证先商文化。在《论夏文化》一文中把先商文化划分为漳河、辉卫和南关外三个类型。而漳河型为商文化之主要来源。从而将夏文化和商文化从根本上区分开来。

（五） 提出“汤都郑亳”说。考古学属于历史学范畴，考古学不能脱离历史文献而孤立地进行考古材料的研究，尤其是信史时期的考古学。中国考古学之所以取得今天如此高的成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前辈考古学家一般具有坚实的文献功底。邹衡《论汤都郑亳》、《西亳与桐宫考辨》等一系列论文可谓是考古学文化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或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实践成功的典范。

（六） 最早提出和论证先周文化。《论先周文化》一文根据陶器、铜器和文献等材料论证了先周文化的东西两个来源：东面作为姬周文化之主要来源的光社文化和西面作为姜炎文化之重要来源的辛店和寺洼文化。

（七） 发现和论证了晋国及燕国的始封地。晋国始封地，即山西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探查和发掘是邹衡先生1979～1994年历时14年的工作重心。大型报告《天马曲村》便是其阶段性总结（参见《天马—曲村遗址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壹）之结语》，《论早期晋都》等文）。而燕国始封地，即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也是邹先生发现并最早进行工作的（可参见《寻找燕、晋始封地的始末》一文）。

（八） 以青铜器分期为中心的商周青铜器研究。其主要贡献有四，一是商代青铜器的分期研究；二是周代青铜器的分期研究；三是早商青铜器的论定；四是先周青铜器的论定。

（九） 成功实践和完善了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一是地层学，二是类型学。发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论殷墟分期》和《论夏文化》可谓是创造性地运用考古学基本方法进行研究的经典范例。如关于夏文化与商文化的比较，其首先对商文化和夏文化的年代、分期与类型分别作以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从年代、分布地域、文化特征、文化来源和社会发展阶段诸方面，由纵而横、由外部形态特征到内在文化因素全面进行分析，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参见《论文集》P105～180）。而其中关于“鸡彝”的考据分析尤为精辟（《论文集》P147～P157）。

4、相关经典著作

考古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她不限于考古遗迹、遗物的地层和类型学研究，不仅旨在揭示考古遗迹、遗物发展演变的逻辑过程，而应是由物到人，最终揭示历史的实际进程和文化面貌。因而必涉及多方面的知识或学问，其既有考据之学（史学），又当包括义理之学（哲学），还必须涉及到作为人的高级生命活动的艺术或美。总之如欲研治考古文博则必须具有相应的素质，必须对哲学、历史文献以及古文字学、美学等具有相应的或一定的基础。文字学之对文献功底的加强，美学或艺术修养之对考古学材料或文物的形态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这里我们应强调的是哲学头脑和理论思辩能力。毋庸置疑，考古或文物研究需要一种形而上学宏观把握能力，否则便不可避免地会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会出现当年梁启超先生所说的那种“在显微镜下生活”的状况。而这种能力的获得必来自义理之学的训练和哲学素养。我们知道，我们的研究对象——考古学材料或文物无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无不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审美方式息息相关，因此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古代思想的认识至关重要。本书目所列第16至21等6种类即属之这方面的经典名著。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公认的最地道、最深刻的中国哲学著作。西方大学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的，该书为第一本必修书。张岱年先生《大纲》则概括而全面地论证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和基本命题，为“入德之门”的最佳选择。侯外庐先生《思想通史》、柳诒徵先生《文化史》及蔡尚思先生《学术史》均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思想，了解中国文化及中国学术的通论性、基础性学术著作。其实参考书目第31～33种西方著名学者的著名论著也属之哲学，对我们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必有所裨益。

其次如上揭，考古属之历史学，因此古文献功力对于我们而言尤具重要和直接的意义。宿白先生是史学界公认的大家，其《白沙宋墓》更是熟练地结合古文献研究考古学材料的经典巨制。孔机先生《图说》一书可谓是传承宿先生学术之道的力作。本书目第22—29种之列即属于古文献方面比较经典和比较适宜者。皮氏《经学历史》、高氏《群经述要》、蒋氏《诸子通考》和钱氏《三礼通论》为经子类通论性著作。杨氏《左传注》和丁、李、童诸先生的著作则属史类传疏和考证著作，我们从中既可得资料，又可明方法。尤其杨氏《左传注》，足可引导和帮助我们通读、精读原著。认真研读，必可收以点带面，举一反三之效。这里我们没有要求大家读原著，如《易》、《书》、《诗》、《礼》之类，主要是基于时间、基础及学习阶段性方面的考虑，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上列书目的研读而由此及彼。

这里我们可以提示一点读原著的方法，即读原著应在通读的基础上，最好分门别类带着问题去读。当年闻一多先生读《周易》，即把《周易》文句内容分成三大类，每一大类再分别几个小类，当然是基于自己研究之需。下面不妨引示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有关经济事类：甲、器用；乙、服饰；丙、车驾；丁、田猎；戊、牧畜；己、农业；庚、行旅。

二、有关社会事类：甲、婚姻；乙、家庭；丙、家族；丁、封建；戊、聘问；己、争讼；庚、刑法；辛、征伐；壬、迁邑。

三、有关心灵事类：甲、妖祥；乙、占候；丙、祭祀；丁、乐舞；戊、道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