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诚：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与形成（三）

（四）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

以上的考古发现资料及对其的分析表明，距今5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目前可以确认的，仅仅是发现于中原地区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上的蚌壳摆塑的鳄形龙，其年代约距今6000年前后。而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的距今5300年前的所谓玉龙实际上是玉虎。在辽西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的兽面玦形玉饰或称“玉猪龙”，原本象征的不是龙；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年前后的石块龙形堆塑，也不是龙；而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C”字形玉龙的年代不足距今4000年。

所以，以往提出的龙出辽河源，应当予以更正，更正为“龙出中原”。

现在，我们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是在距今6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原大地。

下面简单地谈一下龙文化意识起源阶段的社会意义。

谈这个问题，必须结合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那座特殊的墓葬。

从这座墓葬的内涵来看，蚌壳摆塑的龙虎围绕墓主，是为了墓主而摆塑龙虎的。墓主是一位成年男性。前面我们分析：这大概是墓主生前曾经制服过龙与虎。他死后，人们为了歌颂纪念他，在他的身边用蚌壳摆塑了龙与虎。这位墓主人应是力大无比，有智有勇，可能是当时部落的首领。应是受到大家拥戴、崇敬的有“威信”的人物。

这座墓葬的年代约距今6000年。从考古发现研究的情况来看，我国在距今6000年前后，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财富积累与阶层分化。也不会出现殉人现象。这座墓中几乎没有随葬品，也是很好的证据。（线图上得殉人现象是值得怀疑的）。在这种社会中，一个人的权威以及成为氏族或某种级别的社会组织的首领，主要来源于依靠他个人的力量与能力做出了特殊贡献由此而受到大家的拥戴与崇敬的。蚌壳摆塑的龙、虎与这位人物相伴，于是也就沾上了“威信”、“力量”、“能力”的社会含义。

如果这样的分析可以成立，那么，在龙文化意识起源阶段，“龙”就具有了力量、能力、威信或是权威的社会意义，并且由此逐渐产生了对龙的崇敬之意。

二 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

（一） 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时期的主要资料

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大致在距今四五千年之间。但目前发现的距今4500～5000年之间的龙文化遗存很少，以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文化遗存较为多见。主要见于中原地区、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和辽西地区。但对这些龙遗存，还需要分析甄别。有些认识需要改变。

1. 中原地区

目前在中原地区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后至距今5000年间的龙文化遗存，主要有三处遗址，即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龙文化遗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主要是彩绘图案，绘在陶盆或陶盘的内壁。有的呈盘蜷状，尾在中间，头在外，张嘴露齿（图一.20） 。其年代约在距今4400～4100年之间。属陶寺文化早期。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的龙文化遗存，是在1999年发现的，是在陶器器盖上刻划的图案，整个图案已残缺，但保存了龙首与龙尾部分（图一.1） 。其年代约距今3800多年。属二里头文化新砦期，或称为新砦期文化。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龙文化遗存比较多。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发现了陶器上的刻划龙图案。1981年以来又先后发现了几件龙图案的绿松石铜牌饰。

对这种绿松石铜牌饰上动物图案的象征意义，一直没有搞明白。直到2004年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之后，才明确这种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动物图案，原本象征的就是龙（见本书第七章）。

2004年发现明确的这件绿松石龙型器为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由绿松石片粘嵌拼合而成。吻部略突出，两侧旁有伸出的卷曲弧线。以3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鼻端为蒜头状绿松石，硕大醒目。梭形眼，眼眶内另嵌绿松石片为眼角，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线，向两侧下斜。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体，由颈至尾至少12个单元。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尾尖内蜷。在龙身中部有一件铜铃，铜铃内有玉质铃舌。在龙尾3.6厘米外有一与龙体近于垂直的绿松石条形饰（图一.22）。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厘米。

这是1件目前所见形象最为生动的绿松石龙形器作品，在墓中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头上尾下，很可能是斜放于墓主右臂之上而呈拥揽状。

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片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片原应粘在某种有机构上，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仅在局部发现白色灰痕。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龙文化遗存的年代在距今3700多年至距今3500年之间。属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之后，中原地区的龙文化遗存就很多了，那主要是商周时期的龙文化遗存。

2. 长江下游地区

长江下游地区距今四五千年间的龙文化遗存，主要是良渚文化的龙遗存，见于玉器和陶器上。

玉器上的龙纹饰，如玉手镯上的龙首图案（图一.23） ，玉雕龙首（图一.24）等 。

其年代在距今4800年前。也有人认为这些玉器上的动物图案不是象征着龙。

陶器上的龙图案，完整的，目前仅见到2件。

一件是1997年在浙江海盐龙潭港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的。是在1件宽把陶杯的腹部刻划的龙图案。

海盐龙潭港M12:32宽把杯为夹细砂灰胎黑皮陶。形体较大，口部长径14厘米、连盖高14.7厘米。箕状口部，带盖，流较宽短，粗矮筒形腹略鼓，矮圈足，与流相对的环形把宽达11.7厘米。在腹部、流下和宽把上侧的三个部位以刻画的细线饰三组纹饰。（图一.25）

宽把陶杯腹部的纹饰，是这件陶器的主体纹饰。图案是围绕宽把展开的上下两条长身动物。其头部特征突出，尖牙利齿，双目圆睁，构图手法是把立体位置的双目与牙齿夸张地展示于同一平面；身体由简洁的线条和相间布列的小圆孔构成，围绕宽把杯腹部一周；尾部与头部相对，呈向上弯曲的半圆形，末端尖细。（图一.25）

对这件陶器上刻划图案，最初将它们称为“具备流线形躯体的长身动物 。但我们通过分析，这图案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彩绘龙有演变发展关系（见第五章）。所以，应将这类图案，称为龙图案。

另一件是良渚古城出土的宽把陶杯的腹部刻划的龙图案。明显是鳄鱼的图案。

3. 长江中游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早于商周时期的“龙”文化遗存，以往通常认为有四种，即湖北黄梅焦墩遗址的卵石摆塑龙、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的玉雕龙形环、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遗址的玉雕盘龙、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的玉雕龙形佩。然而，要确认他们，还需要对这四种“龙”文化遗存的含义做进一步的分析。

（1）黄梅焦墩卵石摆塑的“龙”遗存

黄梅焦墩卵石摆塑“龙”遗存，是1993年6月至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京九铁路合九段工程建设而发掘焦墩遗址时发现的。 “龙”全长4.46米，高2.28米，宽0.3～0.65米，形态为昂首直身，曲颈卷尾，背部有三鳍，腹下伸三足，长颈曲折弯卷，独角上扬，似腾飞状。倪婉认为这一卵石摆塑“龙”的年代约距今6000年。

焦墩“龙”遗存至今尚未全面公布资料，有关其形态、年代、含义等的认识，尚待资料公布后再做研究。

（2）罗家柏岭玉雕龙形环

罗家柏岭玉雕龙形环（T7①:6）是1955年至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管会发掘罗家柏岭遗址时在T7探方出土。这件玉雕龙形环，玉色洁白，局部略带灰色。龙身躯卷曲，首尾相接连成环，圆弧头，吻部突出，以穿代眼，躯体上有前后对称小爪各两个，背面光平，外径2.38厘米，内径0.9厘米（图一.26） 。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属石家河文化晚期。

罗家柏岭T7①：6玉雕龙形环的象征含义，许多研究者认为是“龙”。其实不是“龙”，而是虎。

我将这件所谓的玉雕龙形环认作为虎，主要是通过将这件玉器与其他遗址发现的同类玉器进行比较而得出的认识。如罗家柏岭T7①：6玉雕龙形环的首部主要表现了鼻、双眼、双耳。其形态特征，与湖北江陵枣林岗、钟祥六合、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等遗址出土的玉雕虎头像的形态特征，基本相同（见第六章）。两相比较，可以明了。所以，罗家柏岭T7①：6的这件所谓玉雕龙形环，应改称为玉雕虎形环。

（3）孙家岗玉雕龙形佩

孙家岗玉雕龙形佩（M14:3），是1991年11月至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澧县孙家岗墓地在M14号墓葬中出土的。器形为镂孔透雕。龙体蟠曲，头顶及后部为高耸的角状装饰。器物的一面有制作前期的深色勾画构图痕迹。长9.1厘米、宽5.1厘米（图一.27） 。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

孙家岗M14：3玉雕龙形佩，其龙的形象特征不鲜明，对其描述也较困难，其象征含义应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4）肖家屋脊玉雕盘龙

肖家屋脊玉雕盘龙（W6:36），是1988年秋季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遗址时在W6瓮棺中出土的。玉为黄绿色，表面有灰白斑。龙体首尾相卷，成玦形。上颌尖凸，下颌短，口微开。额部有一道横凸棱，额顶到顶后部有长角形浮雕。尾为钝尖形。最大外径3.8厘米，体侧宽1.2厘米、厚0.8厘米（图一.28）。

W6瓮棺坑口径1.4米，深0.8米，葬具为两个陶瓮上下扣合而成，墓主为成人，随葬品有59件，其中玉器56件，斜腹陶杯1件、猪牙1件、石珠1件。W6瓮棺是目前所知石家河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前后、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座瓮棺。

以上介绍的长江中游地区四件早期“龙”文化遗存，黄梅焦墩卵石摆塑“龙”的形态、年代、含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明确，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T7①：6玉雕龙形环实际上是玉雕虎形环，澧县孙家岗M14：3玉雕龙形佩的“龙”形象特征不鲜明，其象征含义尚待研究。只有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W6：36玉雕盘龙是目前已确认无误的长江中游地区唯一一件早期“龙”文化遗存。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其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

4. 辽西地区

辽西地区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文化遗存，主要是前已述及的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C”字形玉龙，其年代可能在距今4000～3500年之间，属夏家店下层文化。

另外还见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器上的彩绘图案。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彩绘陶器上的龙图案（图一.29） 。其年代大约在距今3600年前后。

以上这些资料便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距今四五千年间至距今3600年前后的龙文化遗存。即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时期的主要资料。

（二）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

以上这些龙文化意识形成时期的资料，年代跨度是比较大的，大约在距今4800～3600年之间。如果我们说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于距今4800～3600年的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辽河流域，那么，这个结论太粗略了。所以，下面将进一步分析这些资料，探讨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的具体区域、时间、代表性文化遗存及社会意义。

1. 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的概念

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很早，前面已讲过，是在距今6000年前后，那么能不能说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于距今6000年呢？当然不能，因为起源与形成是两个概念。

龙文化意识的起源，是指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塑造龙形象了，并对此寄托某种思想。但这时期塑造的龙形象及寄托的某种思想或说象征的社会意义，并没有在当时社会上大的范围内流行或得到认同，其社会意义仅仅局限于某一区域某一人群。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龙文化意识及塑造的龙形象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这时期塑造的龙形态，大多是某种动物。较为形象，与历史时期的龙形态，不一定存在连续的演变发展关系。

龙文化意识的形成，是指当时社会上对龙有一种普遍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的产生，可能与“龙”使用的作用是在一个固定的人群中，而这个人群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受到人们的尊重，由此对这个人群使用的龙形成了普遍的认同感。并且这种龙文化意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传承下来了。这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并传承下来的龙形象的出现，标志着龙文化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开始形成。

2. 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的具体的时间与地域

关于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的具体时间，参照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的概念，分析以上这些龙文化遗存在当时社会上的作用与意义，就能够得出一个恰当的结论。

（1）二里头文化龙文化遗存的社会作用与意义

二里头文化的龙遗存，分为两种。一种是陶器上的刻划装饰图案，这种陶器有的出自墓中，有的出自文化层或灰坑中。

另一种是绿松石片组合或镶嵌形成的“龙”遗存，这种龙遗存单独成器，一般出自墓葬。

分析这两种龙遗存在墓葬中的出土情况看，出绿松石龙遗存的墓葬级别相对较高。

如出绿松石铜牌饰的墓，通常墓底铺朱砂，有木棺，随葬品较为丰富，有铜器、玉器、漆器随葬。铜器主要有铜铃，与绿松石铜牌饰一起位于人骨架的腰部。玉器有玉柄形饰、玉管、玉戚璧、玉圭、玉刀、玉戈、玉月牙形器等。漆木器有漆钵、漆鼓、漆盒、漆觚、带柄容器等。有的还有一组陶礼器和以海贝组成的颈饰等。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种类等分析，这些墓葬的主人是当时社会的贵族阶层。

而出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墓，位于宫殿的庭院中，社会地位更明确些。宫殿应是王室成员居住的，或者说宫殿的主人是当时的王室成员。而宫殿庭院中的墓葬则不可能是宫殿的主人，而应是保卫或侍俸宫殿主人的王室成员的近臣。这说明当时使用“龙”不是一般的贵族，也不是王或王室成员，而是接近王室成员与“王”者有关的重要贵族。这类贵族使用龙，尽管我们还不知道其使用方式和具体的作用，但可以明确龙在当时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另外，从发现数量看，二里头文化时期，即距今3900年至距今3500年之间，龙遗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龙形象又大致相同，是当时社会上得到普遍认同的龙形象。这类龙形象在商周时期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并经秦汉以降的演变，延续至今。

这些现象表明中华龙文化意识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形成。其最初的形成可能更早些。应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也即在距今3900年以前。

（2）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龙文化遗存的社会作用与意义

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龙遗存，也是分为两种。一种是玉龙，另一种是彩绘陶器上的彩绘龙图案。玉龙是采集的，出土情况不明。彩绘陶器大都出自墓葬中，是聚落墓地中级别较高的墓葬才出彩绘陶器。

这表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使用“龙”，也是当时社会的贵族，只是目前对这个贵族的档次尚不能明确。

这现象表明在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即距今3600年前后，龙文化意识也已经形成。

但是，我们注意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龙文化遗存不是辽西地区自身产生的，而是在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是从中原地区传到辽西地区的（见第三章）。就龙文化遗存而言，辽西地区不是原生地区，而是次生地区。

（3）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龙遗存的社会作用与意义。

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龙遗存，已明确的是湖北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的玉雕盘龙。

这件玉雕盘龙出自一座瓮棺。这座瓮棺是当时一个墓地中规模与档次最高的，随葬玉器56件，有玉神人头像、虎头像、蝉、飞鹰、璜、管、坠、笄、柄形饰、盘龙等。是目前发现的石家河文化中随葬玉器数量最多的1座墓。这座墓葬的主人应是当时社会某个部落或某一级社会组织的首领。

这现象表明在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前后，龙文化意识也已经形成。

但是，石家河文化中的龙遗存也不是本地产生的，而是从中原地区传到长江中游地区的（见第六章）。与辽西地区一样，长江中游地区也不是龙文化意识的原生地区，也是次生地区。

（4）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龙遗存的社会作用与意义。

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龙遗存，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玉器上类似浮雕的图案或玉雕作品。另一种是陶器上的刻划图案。

玉器上的龙遗存，年代较早，大约在距今4800年前后。这些玉器都出自贵族墓中，但龙形象十分抽象，一些研究者不认同他象征的是龙，暂称作兽面。

陶器上的龙图案，身体象蛇，首部象鳄鱼，其年代约在距今4600～4400年之间。而这件陶器出自一座普通墓葬中，墓中随葬品主要为陶器。墓葬主人的社会地位不会太高。所以，这件陶器上的龙图案还不足以说明当时已经形成龙文化意识。

综合分析良渚文化的龙遗存，如将玉器的兽面、兽首认作龙遗存，那么龙应是当时社会上得到认同的一种文化意识，但其年代较早；而年代较晚的陶器上的龙遗存，其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龙图案是一种普通的装饰，当时可能还没最终形成对“龙”的特殊地位的认同感。所以，良渚文化的龙遗存，可能是处于中华龙文化意识起源阶段向形成阶段的过渡时期。

（5）陶寺文化龙遗存的社会作用与意义。

陶寺文化的龙遗存是彩绘龙盘（盆），有几件，出自墓中，但一墓仅一件，陶寺墓地已发掘了1300多座墓，出龙盘的墓都是大墓，大墓在整个墓地中不到1％。这些大墓，墓坑较大，有硃沙，有棺木，随葬品有玉器、陶礼器、漆木器、整猪等，而且分布较为集中。那些90％的小墓几乎没有随葬品。这现象说明陶寺的大墓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贵族阶层。也许是当时社会最高阶层—“王”室阶层的组成部分。龙，只能是这部分人员使用的。这说明龙文化遗存在当时社会中应有非同一般的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也许以后研究清楚，这种龙文化遗存就是当时“王室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些现象表明在陶寺文化早期已经形成了龙文化意识。

（6）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的时间与地域。

以上分析表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陶寺文化、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都已经形成了龙文化意识。

然而，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龙文化意识可能尚处于起源阶段向形成阶段过渡。

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龙遗存则是由中原地区传过去的。

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同处于中原地区，但在年代上，陶寺文化龙遗存早于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约在距今4400～4100年之间。

由此我们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

中华龙文化意识最初形成于距今4400～4100年之间的中原地区。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陶寺文化的龙遗存与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龙图案较为接近，年代上良渚文化龙遗存又较陶寺文化龙遗存略早一点。这似乎说明中原地区龙文化意识的形成，可能是在吸收了长江下游地区的龙文化意识而形成的。

三 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于中国古史的哪一发展阶段

以上，我们从考古学角度分析研究了商代以前的各种龙文化遗存，明确了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于距今4400～4100年之间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距今4400～4100年，在中国传统古史中，应是早于夏代。

传说中，夏代之前，是尧舜禹时期。目前，许多研究者认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陶寺文化早中期遗存，可能是中国传统古史中尧舜时期的文化遗存。近年来有研究者考证，在陶寺遗址发现的朱书在陶扁壶残器上的两个字（图一.30）是“文尧” ，推测陶寺遗址应与尧舜有关。

在先秦文献中，传说虞舜时期与夏代曾驯养龙。如前已引证《左傅》昭公二十九年： “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

二里头遗址（02VM3）墓葬中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及其配伍的铜铃，似表明当时确曾有驯养“龙”的专门人才。而铜铃的功用之一可能与驯养“龙”的工具有关。

该墓墓主人佩带大型龙形器与铜铃，其生前的职能之一，可能与驯养龙的事务有关。

文献记载虞舜时期有驯养龙，考古发现尧舜时期的遗址中有龙文化遗存。这正好说明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于中国传统古史上的尧舜时期。

四、结 语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表明，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与形成是在商代以前。但依据文献记载已经无法考证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与形成问题，这只能通过考古学研究来解决。

考古学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华龙文化意识起源于距今6000年前的中原大地。以往提出的“龙出辽河源”，应当予以更正，更正为“龙出中原”。

中华龙文化意识最初形成于距今4400～4100年之间的中原地区，代表性考古学文化遗存是陶寺文化早期。那时的龙文化遗存可能是当时“王室文化”的组成部分（见第五章）。

根据对近30年来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成果的分析，陶寺文化早中期很可能是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时期，也即中国传统古史上的尧舜时期。

如果将这些现象与认识综合起来，这使我们看到：

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应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