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起大规模盗墓,组织农民挖掘,有的挖到按实价十分之一奖励
民国年间3起规模公开盗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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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以单干或数人团伙为主,人多了容易暴露。但在民国年间,大规模的公开盗墓活动,即所谓群盗却不时发生,组织者找来当地农民,如生产队社员集体上工劳动一样,参与发掘,至少有这么三起,参与人数众多,少近百人,最多的达千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盗挖河南卫辉潞简王墓
——近百人大白天公开盗墓
潞简王墓除了名字叫墓不叫陵外,其它哪一方面都可以和帝陵一比。据说因为朱翊钧很喜欢这个弟弟,朱翊镠不只生前深得皇恩,死后也得到了朱翊钧的特别照顾,墓园修造得很豪华,整个工程前后建设了6年,才完成。

潞简王墓主要由神道、潞简王墓、次妃墓三大部分组成。次妃墓位于潞简王墓西140米处,墓主是朱翊镠的次妃赵氏,当地人俗称“娘娘坟”。朱翊镠共有12个妃妾,赵氏是其生母孝定皇后“钦赐随封侍滕”,因身份特殊,死后被神宗追封为“次妃”。
民国二十六年农历十月,具体哪一天弄不准了。当天上午,当地来了一支近百人的“队伍”,里面有的人背着步枪,有的人挎着盒子(手枪),但更多的则带着洋镐抓钩,扛着钢锹铁锨,好像要挖河打坝一样。
原来,这是一群盗墓者,领头的是两位40多岁的中年男人,家住汲县高村,是远近有名的江湖浪人。
这群人是组织者从自己老家高村、陈堡,还有新乡郭柳等村找来的农民,明火执仗前来盗挖潞王墓。

潞王墓园周边有风水墙围着,穿过风水墙进了墓地后,这伙人先撞开了娘娘坟的园门,直接来到后院的高大墓冢前。组织者现场指挥干活,一会往这挖,一会朝那刨。这群农民马上舞镐挥锹,热火朝天地挖了起来。为了赶时间,吃饭也不得离开现场,就在现场解决。
考虑墓地附近人会来阻止和干扰,组织者另派一些人带枪,在四周巡逻警戒,高处还安排了放风的,一有动静立即报告。
但这伙人最后并未得手,被当地农民赶走了。随后,当地农民接着将挖,从棺材内盗出了两口袋宝物。
民国二十二年(1933),盗挖安徽寿县楚王墓
——参与挖挖的农民有168人
当时,寿县一带发生了严重的灾荒,1931年淮河流域发生大水灾,寿县一带灾情尤重;1932年接连又发生旱灾,大量灾民饥寒交迫,背井离乡。

时朱家集国民党联保主任及伪保长,便打起了当地古墓的主意,认为李三古堆下必定埋有古物,主张开挖取宝。民国文物市场当时已兴起,“古董值钱”大家都知道。如果挖出古物卖得了钱,即作为“救灾”之用。
据民国学者李景聃《寿县楚墓调查报告》,盗李三古堆的领头人有分别叫朱鸿初、庞子平。参加挖掘的人共计168名,都是当地的农民。
从当年农历3月19日开始,共挖了92天。挖到阴历5月22日,开始现宝,出土青铜器物。接着,越挖越多,除了大批青铜器,还有其它零星石器,据说不下4000多件,大的青铜器每件重达数百斤。
民国十六(1927)盗挖陕西宝鸡市斗鸡台
——最多时千余农民参与挖宝
斗鸡台为西周王陵所在。
这次盗墓由当地军阀党玉崐组织,参与推挖掘的全是周边农民。

盗掘开始时,组织者强行让斗鸡台周围几十里的乡村派遣民工,随着盗墓规模的扩大,又强迫岐山、宝鸡、凤翔、扶风等附近县、乡的农民参与盗墓。少时约四、五百人,最多时竟达到千余人,其中不少人都是被党玉崐抓来的。这些人,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斗鸡台戴家沟东西两侧的坡地上,轮流挖掘,上上下下到处都站着挖宝的人。
农民自带挖掘工具,家稍近一点的,允许回家食宿,远道来的都是星夜启程,日暮而归。再远的,只得带足干粮,夜里或借宿在村子的庄户屋檐下,或露宿在崖根的破窑洞中,条件艰苦。

为了方便管理,党玉崐成了一个“挖宝领导小组”,这与曹操当年盗梁孝王刘武的墓,在军中委任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成立“盗墓办公室”,如出一辙。
盗墓期间,斗鸡台热闹非凡,像过大年一样。据当地老人讲,为了给民工助兴,组织者陆续请来了西安、岐山、眉县等地的戏班子,光大戏就唱了三个月。会场上卖吃食的,摆散货摊的好不热闹。
为了调动农民工的积极性,党玉崐公布了重金奖励办法:得古物一件,按实价十分之一做奖赏。这种做法也不知道是不是借鉴了西方十九世纪考古界流行的“酬金制度”,这看似奖励,实则是防止民工私埋私吞文物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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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理事会(1979年4月6~12日选举产生)常务理事:王振铎、安志敏、陈乔、陈滋德、张政烺、贾兰坡、顾铁符、宿白理事长:夏鼐副理事长:裴文中、尹达、苏秉琦秘书长:王仲舒名誉理事:王冶秋、容庚、于省吾、徐中舒、商承祚、陈邦怀第二届理事会(1983年5月15日选举产生)常务理事:尹达、王仲殊、王振铎、安志敏、张政烺、苏秉琦、夏鼐、贾兰坡、顾铁符、宿白、谢辰生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