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凯：看中华文明探源的中原方位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遍布了众多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河南又是中国考古的摇篮。1921年瑞典人安特森在仰韶村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这100年来，河南的考古事业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追溯中华文明问题要从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提出开始。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继而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认为旧史学研究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进而提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也就是历史研究要探索人类进化过程和社会发展规律。

新史学运动促使一批学者审视梳理中国古史和文献的有关问题，出现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向中国传统古史体系发起挑战，认为中国古史中的“三皇五帝”是后世逐步累加的，也就是时代越往后这些人物的信息越多、越丰富，这就是著名的“层累说”理论。顾颉刚甚至对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都持怀疑态度。

1900年梁启超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在中国首次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继而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道：

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

这其中虽然提出了中国是文明古国，然而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中国什么时候进入文明社会成为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显然，单靠中国传统文献材料很难或者无法解决中华文明起源问题。1919年王国维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的研究，先后发表《殷墟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印证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关于殷商先王先公的记载与甲骨文基本一致，从而为中国历史研究找到了新途径。之后王国维先生进一步提出“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历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李济认为：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历史上，而“要建设一部信史，发展考古学是一种必要的初步工作”，中国考古学应当以重建中国上古史为己任。

1921年，受当时的中国政府委派，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联合中国学者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开展系统考古发掘，发现并命名了仰韶文化。仰韶遗址的发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现代考古学以此为标志在中国诞生；

第二，发现的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是中国第一个被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第三，证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存在；

第四开启了用考古学方法探寻中华远古文化的历程。当然由于当时资料的缺乏和认识上的问题，安特生等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并进而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

1928年，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对山东章丘龙山遗址和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特别是梁思永在安阳后岗遗址发现了仰韶、龙山、殷墟叠压的著名的“三叠层”，证明了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发展的可能性。20世纪40年代，夏鼐先生经过研究指出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驳斥并否定了仰韶文化、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之后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了中华文化在本土起源并且在吸收借鉴其他文化过程中独立发展。中华文明探源问题始终伴随着中国考古学从诞生到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来最重大的命题。河南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担负着中华文明探源的主要任务。

继仰韶村发掘以后由于战争等原因，河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掘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史语所为主加上河南的考古力量主要工作放在了殷墟以及辉县、汲县、浚县等。由于殷墟甲骨文和大量青铜器的出土以及殷商都邑性遗址和宫殿群的发现，中外一些学者将中华文明形成定格在了距今3400年的安阳殷墟，其主要依据是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出的文字、金属、城市三个主要标准。这一判定标准长期困扰或者主宰着中国考古学界，似乎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学术命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考古发掘与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队在调查中发现三门峡庙底沟遗址，1956年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安志敏先生带队对庙底沟遗址进行发掘。这次发掘命名了以花瓣纹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类型。后来的研究发现庙底沟类型（或庙底沟文化）作为仰韶文化发展的高峰，辐射至北到河套、西达甘青、南抵江汉、东入鲁西的广大范围，成为距今5000多年前影响最为广泛的文化。

1977年开封地区文管会和新郑县文管会根据村民的发现和调查，开始对新郑裴李岗遗址进行发掘，从而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距今7000至9000年的裴李岗文化。1959年徐旭生先生为寻找“夏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晋南、豫西开展考古调查，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随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发掘工作。经过60多年的发掘研究，基本确定了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强烈的夏文化指向的性质、二里头遗址夏代后期都城的基本判断。197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开始对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1979年发掘淮阳平粮台龙山城址，1992年开始对辉县孟庄龙山城址进行发掘……至今河南范围内已经陆续发现发掘了二十余座龙山城址。经过几十年的发掘研究，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框架，为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奠定了基础。

随着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考古先辈们开始思考中国远古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模式问题。苏秉琦先生基于中国远古文化六大板块区系类型的理论体系，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的形象描述。严文明先生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一步阐释为以中原为核心的“重瓣花朵”模式，中原是花心，围绕花心是甘青、辽河、山东、长江流域等第二层花瓣，再向外是第三层。张光直先生提出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的概念，即：

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都更广泛地分布，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奠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

这些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探索过程伴随着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所以对中华文明发展成因、特色、过程、影响的探索，也是对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只有用中国的理论方法才能真正解决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为进一步搞清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刚一结束，2001年国家先期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首先选择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大师姑遗址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六座遗址开展重点发掘和研究，之后又将研究扩展至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

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经过14年的研究，提出了中华文明的判定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立足中国特色提出的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按照这一标准基本确定了在距今5500年到5000年期间，社会分化加剧，中国不同地区先后出现了古国形态的早期国家，中华文明在多地形成。周边各区域文明兴起之后经历了衰落和流变，逐步汇聚到中原，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地区逐渐成为核心，至距今3800年前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与引领者。

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结项之后，为将中华文明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河南联合社科院考古所以及周边各省拟定《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工作计划（2020-2024年）》和《夏文化研究项目工作计划》，这两个计划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衔接和深化，“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主要聚焦在距今5800年至4300年之间的考古学文化也就是仰韶文化中后期至夏文化之前的阶段，这一时期，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发展并步入文明化进程的阶段，对于探讨中原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夏文化研究项目”主要聚焦距今4300年至3800年之间的龙山时代及二里头文化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探索研究，以解决中华文明的成熟形态——“国家文明”或者夏王朝的诞生过程为主要目的。

经过多年的发掘研究基本探明，在三门峡地区存在分布广泛的仰韶文化遗存，仅灵宝一带就有200余处遗址，特别是铸鼎原区域分布多达50余处不同级别的遗址。通过对西坡遗址、北阳平遗址、城烟遗址、墙底遗址等的发掘研究，初步可以判定距今5800年前后这一地区以西坡——北阳平遗址群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存在着遗址等级和功能的差别，西坡遗址516平方米的超大房屋和长约5米，宽约3.4米的大型墓葬，标示着社会等级的出现和王权的产生。西坡——北阳平遗址为核心的铸鼎原遗址群，加上更广泛的周边遗址，形成了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文化，考古意义上的古国最早在黄河三角洲区域出现。

在郑州、洛阳一带的河洛地区，也存在着一个范围广大的仰韶遗址群，这一区域的仰韶文化明显受到东部大汶口和南部屈家岭文化的影响，文化形态更具包容性，其考古学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或大河村类型。其中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三重环壕，遗址核心区北部用围墙圈起特殊的区域，类似后世的宫城，南侧2400平方米的建筑基址外有围墙，墓葬设置在西北特殊区域，排列有序。这一遗址的诸多现象开启了后世宫室制度的先河。郑州西山城址、大河村遗址、荥阳青台遗址、汪沟遗址等环绕东部，很明显围绕双槐树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古国结构体系。通过对以双槐树遗址为核心的众多遗址的发掘研究，表明5300年前后形成了初步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巩义双槐树遗址作为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高规格中心聚落具有早期都邑性质。

“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登封王城岗遗址提取样本确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该城址被部分学者推断为“禹都阳城”。与登封王城岗遗址衔接河南发掘探索了与夏文化有关的禹州瓦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巩义花地嘴遗址、新密古城寨遗址、郑州大师姑遗址、淮阳时庄遗址等重点遗址。从2021年开始，河南启动全域夏文化相关遗址调查工作。经过初步调查探明河南境内约有1000余处与夏文化有关遗址，其中偃师二里头遗址周边发现了景阳冈遗址和古城村东北壕沟，方城八里桥遗址、淮阳朱丘寺遗址、郏县太仆遗址、汝州李楼遗址等具有较大研究价值。禹州瓦店遗址发现了大型祭祀遗存，这里很可能与文献记载“夏居阳翟”“夏启钧台之享”有关。

新密新砦遗址填补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空白，有部分学者推断该遗址可能和夏代早期“后羿代夏”历史相关联。偃师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年至距今3500年前后，在前期探明宫殿区、手工作坊等分区布局的基础上，近年探测出其网格状布局的样貌，并且每个围合的方格边缘都有围墙封闭，类似后期的里坊结构。二里头遗址宏大的王都景象开启了中华文明新的篇章，它的出现表明社会由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时期，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中华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空间上北从辽河河套沿东部海滨南到江浙湖湘，向西抵达甘青，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范围内汇聚融合；时间上从8000年前开始孕育，到6000多年前开始萌生，5800到5300年前滋养生成，4300到3800年前发展成熟。中原文化在空间上处在中心位置，连接南北，交通东西，内向融汇，外向输出，时间上从孕育到成熟的重要阶段都保持有相当规模强大的文化形态，就像黄河上的中流砥柱，在周边文化聚散兴衰中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这一区域的文明特色和文明因素不仅成为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而且在中华历史的发展中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

文明在中原区域连续发展逐渐成熟，是一个文明形成发展的连续过程。距今7000至9000多年之间，早于仰韶文化河南、陕西、河北南部分布着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的诸多因素来源于这三种文化，比如三足器、鼎形器、圜底钵等。仰韶文化早期的聚落形态和生业形态也承递了裴李岗文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仰韶文化发展到中后期也就是发展到庙底沟文化阶段，出现了跨越式发展，以花瓣纹（中国花）为代表的文化北抵河套、南达江汉、西过甘青、东入鲁西，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峰值。仰韶文化的发展经过庙底沟二期，发展出河南龙山文化，之后形成二里头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虽然在文化形态上各有其自身特色，但是其文化之间的发展衔接是一个缓慢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文化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继承关系还是清晰的。

中原文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中具有向心性力和引领性，没有中原文明中华文明可能始终处于多元形态，中原文明的团和作用将多元的文明凝聚成一个整体，才有了中华数千年文明强势屹立于东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中共有两次大的文明汇聚与扩张。第一次是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阶段，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吸收了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因素形成了强势文化，影响波及范围广大，促成了中华文明在一个广大范围的诞生。第二次是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融汇了，山东龙山文化、晋南地区龙山文化以及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的部分内容，这种广纳博收造就了二里头文化的先进性和开放性特征，其文化影响跨越了地域界限形成了广域王权国家。

从居中围合到建中立极，中原文明逐步确立起独特的礼制规范和社会秩序。从聚落形态发展来看，裴李岗文化时期以唐户遗址为例，早期房屋布局呈散点无规律，晚期出现向心式布局特征，发展到仰韶早期出现了半坡、姜寨聚落房屋朝向中心广场的样式，并且出现了具有公共性质的大型房屋。发展到仰韶中后期形成了西坡遗址的超大型带回廊多个大型房屋朝向中心广场的布局，由于受屈家岭文化影响，距今5300年前后，南部南阳、东部郑州一带出现排房结构，纵向排列井然有序。双槐树遗址北部区域形成类似宫城的封闭形态，并且在中心房基发现了陶器组合的“北斗九星”布局和房内北部的糜鹿骨架。

双槐树遗址规划布局上建中立极的思想和不同功能区的分布以及中心对称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中心性和秩序性。二里头遗址网格状布局更加突出了功能的分区，宫殿区由圜墙围绕，主殿也有回廊式围墙，主殿坐落正北，南侧入门一门三道，体现了王权的威严和层级的秩序感。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总结太康失国教训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也提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些治国思想正是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中原文明的文明特征的体现和延续。中原文明更加注重实用、民生，王权和军权是建立在质朴性与民本性基础之上的。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阶段没有把生产力集中在祭祀性礼器的大规模生产上和大规模祭祀性场所建设上。中原祭祀“筑土曰坛，除地曰墠”，也就是将土堆起成坛或简单地将土地除草平整后称“墠”就可以在上面从事祭祀活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长5米多的大型墓葬随葬品仅有一柄玉钺和若干釜灶等明器类陶器，极其简朴。禹州瓦店遗址发现有可能是“墠”的祭祀遗址，面积约800平方米，有与燎祭有关的红烧土面、红烧土坑，与瘗埋有关的五谷坑以及人牲（人骨坑）、牺牲（动物坑）等。

从裴李岗遗址开始出现的炊具“鼎”后来发展成为象征权力和国家的礼器，鼎代表了民以食为天、道德和革新。由农具石斧演变而成的“钺”也演变成了中原地区重要的礼器，成为权力的象征。中原地区大量传说中古代帝王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有诸多与民生有关的发明创造的人。比如伏羲神农氏尝百草、有巢氏筑房屋、燧人氏钻木取火，又如黄帝艺五谷、筑宫室，嫘祖教人养蚕缫丝，大禹治水等等，只有满足了民生的愿望，才能被奉为神灵和祖宗。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们不仅要关注起源方式、历程的过程性研究，更要注重观念性、思想性、规律性等内在成因研究。要深刻认识天人关系、人地关系、人水关系、人人关系的交互复杂演进，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民族生存延续的密码，在对文明研究的过程中建立起具有东方文明特色的价值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