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晋大地寻找夏商踪迹

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父传子、家天下”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山西南部古有“夏墟”之称，夏文化遗存，分布密集，灿若繁星。“东下冯遗址”的发现，清楚地表明晋南是夏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

继夏而起的商朝，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端，国家体制趋于完备，文明程度更高。山西南部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重器和完整城池，表明这里是商王朝的经略要地。

夏商时期，山西中西部吕梁山一线属于各部族“方国”领域。这些方国与华夏民族长期交往，深受影响，文化丰富多彩而独具地域特色。时至今日，我们还无缘窥其全貌。但他们留在黄土地上时断时续的踪迹，却也清晰可辨。

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尚书·禹贡》以地理为径，分天下为“九州”，山西南部属“冀州”之地。文献记载的禹都“安邑”，以及“唐”“大夏”“夏墟”都在这里。陕西已发现夏时期遗存600余处，以临汾和运城盆地最为集中，其中又以夏县东下冯遗址最为重要。山西中部的太谷白燕、太原东太堡和忻州游邀等遗址，既有典型夏文化的特点，又具浓郁的地方特色。

陶瓮，又称蛋形瓮，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一类陶器。多为泥质灰陶，卵形腹，器下部饰乳状矮袋足。主要作为盛贮器使用，有的也用作瓮棺葬和墓葬随葬品。其最早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晋中地区，并一直沿用至春秋时期。

山西地处商王朝的重要统治区域，无论是处于“王畿千里”之内的山西南部，还是位于畿外或边域的山西中西部，都发现了重要的商文化遗存。山西南部是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拥有铜、盐等重要战略资源。考古发现的垣曲商城、平陆前庄遗址、中条山采冶铜遗址等都表明了这一地区在商代的重要性。

山西还存在许多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方国”，主要位于黄河东岸吕梁山沿线，发现的商代后期遗存，既有商文化特征，又具北方草原文化特色，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文化面貌，体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特性。

乳钉纹方鼎，饪食器。圆拱形耳，口沿外折，方唇，沿面平直。腹部直壁平底成方形，四周饰带状乳钉纹，上部夹饰带状兽面纹。鼎足上粗下细，足上部饰兽面纹。多范分体铸造而成，工艺较为粗糙，整体造型壮硕古朴，纹饰简洁，具有商代前期的典型特征，是山西迄今为止所见时代最早的大型商代青铜器。商周时期，青铜方鼎数量远远少于圆鼎，方鼎地位更为尊贵，具有更多礼器上的意义。此方鼎底部残留有烟炱痕，并发现于黄河北岸，由此推测其可能为“祭河”之物。

旌介商墓位于晋中盆地南缘。20世纪后期发掘了3座商代后期方国贵族墓，出土有青铜器、石器、玉器、骨器等。其中。青铜器有百余件，既具典型殷商风格，又有北方青铜文化面貌。铜器铭文表明，墓主人当为“丙”族高级贵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

雷纹提梁卣，铜质。器体椭圆，瓜楞形盖纽。肩两侧半环形耳套铸索形提梁，颈前后各有一兽首饰。盖和肩部饰斜方格雷纹，边饰连珠纹，足饰弦纹。盖内顶部和器内底铸有族徽标记。卣是一种盛酒器，在商代和西周时期较为常见。

兽形觥，高21.5厘米，长24厘米。1976年灵石县旌介村出土。酒器。整体状如蹲兽。前有宽流，下承高圈足。盖前端为龙首形，与上翘的流口扣合为颈，高浮雕粗角、尖耳，眉目突出，颈部起扉棱至盖面中部；盖后部作兽面，双耳高耸；器腹前、左、右起扉棱，后有兽首形鋬。盖部以云雷纹衬托两个兽头，器身则以三条扉棱为中轴组成兽面主纹，口沿下饰昂首卷尾夔龙纹，圈足饰夔凤纹，均以云雷纹衬地。三层花纹。商代晚期青铜器精品。

酒务头商墓位于运城盆地东北缘，是一处商代后期高级贵族墓葬群。已发现12座墓葬，其中有5座“甲”字形大墓，还有车马坑等，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等。青铜器风格与殷墟相近，铜器铭文表明，墓主人当为 "匿"族高级贵族。该墓地对于认识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以及商代国家政治地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方鼎是商王或大贵族才能使用的重器。所谓重器，就是具有永久保存意义的特别宝贵的青铜器，通常不能兼作日常生活之用。发现的方鼎，尤其是大型方鼎，大多出土于商王朝都城地区的墓葬内，都城以外地区和都城地区的普通平民与奴隶墓葬之内极少出土方鼎。

寝孳方鼎，高25.5厘米，口长19.5厘米，口宽16厘米，1981年曲沃县曲村出土。立耳，小折沿。口沿下饰鸟喙的夔纹带，腹饰内卷角、下卷尾的饕餐纹，有八道扉棱。平底，长柱足。足上部饰阴线的云纹及重叶纹。此器系商王康丁赏赐给他的侄子寝孳，用于祭祀寝孳的父亲禀辛的宗庙彝器。铭文在内壁上，共四行二十七字，于相对的内壁上，另有族氏两字。铸于康丁二十年十二月甲子。两处铭文合写如次：（孳）商（赏），用乍（作）父亲，?彝，才（在）十月又二，道且（祖）甲，？日，隹（惟）王廿祀。干，?。

连寺沟遗址位于忻州市西南，先后出土过两批青铜器。主要器类有鼎、瓿、斝、爵、盉、觚、笄等，体现了商代后期的青铜文化特征。

林遮峪遗址发现于1971年，位于忻州市保德县林遮峪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和人骨一具。青铜器主要有食器、酒器、兵器、铜贝、车马器等，出土时除两件铜斧置于骨架右侧外，其余铜器均零乱放置在足骨下端。另外，还发现玉琮1件和金弓形饰2件。

铃豆，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林遮峪遗址出土。盛食器。唇尖而窄，沿内折，盘较深。沿外阴刻弦纹三道，圈足有三个长方形或十字形镂孔，内悬有铜铃。铜豆最早见于商代后期，是古代用于盛肉的一种食器，在两周时期非常盛行，一直沿用到汉代。

石楼是被称为“殷商三个出土方国之一”的文物大县。自1956年至1993年，在石楼县城二郎坡、义牒、桃花庄等17个遗址，分9批、8次，出土殷商青铜器300余件，其中有生产工具、兵器、乐器、食器、酒器、生活用具6个类型，以酒器居多，兵器次之。这些殷商青铜器，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

二郎坡墓葬位于石楼县城北面，1956年二郎坡村出土了一批共十五件商周青铜器，曾轰动一时，其中包括山西博物院网红文物之一的鸮卣。

鸮卣，高19.7厘米，口长径12厘米，短径8.6厘米。1956年石楼县二郎坡村出土。盛酒器。形如两鸮相背而立。盖为双鸮首，环目，尖喙，弯眉，盖中央置四阿顶方柱钮，饰雷纹。腹作双鸮身，子口微敛，垂鼓腹饰卷曲羽翼纹。身下为四爪，两两相背。盖腹相合，两鸮昂首背立。商代晚期青铜器精品。不仅实用，也是精美的艺术品。鸮是我国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

桃花庄墓葬位于吕梁市石楼县罗村镇桃花庄村。1959年，发现有墓葬一座，遗物已经扰乱，墓葬也仅存竖穴腰坑残迹和两具尸骨，腰坑位于墓葬中部。出土有铜器、玉器、金器、骨器等。

龙形觥，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1959年石楼县桃花者村出土。酒器。通体呈龙形，前端为龙首，露齿昂翘，瞠目张角，龇牙咧嘴为流。盖面饰龙纹与前端龙首衔接，衬涡旋纹。腹两侧以涡纹和云纹为衬托，主纹饰鼍纹和夔龙纹，头向与龙首相反，颇富动感。一边一对贯耳用于悬挂；圈足饰相对的夔龙纹，更增稳定之感。特别是鼍纹在青铜器中极为少见，鼍即鳄鱼。是商代晚期“方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品。

▲弦纹壶，商，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桃花庄墓葬出土（09）

▲云纹铃觚，商，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桃花庄墓葬出土（10）

▲雷纹爵，商，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桃花庄墓葬出土（11）

弦纹壶，壶盖上有一钮。溜肩，鼓腹，圈足。颈部有两耳，颈部和圈足饰以弦纹。壶是盛水器或盛酒器，使用年代较长，一直沿用到现在。

云纹铃觚，通高31．8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8．4厘米，呈大喇叭口，细长腹，束腰，平底，下接小喇叭口，高圈足。这件觚最为绝妙之处在于在它的底部内足中系有一个小铜铃，觚动时铜铃就叮当作响，这是受到当时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的一大特征，所以这件珍贵的云纹铃觚正是研究商代我国北方边疆方国文化和民族交流的重要实物之一。

三鱼涡纹盘，敞口，宽沿，深腹，高圈足。古代的三鱼形象被认为或许来自生殖崇拜。涡纹好似逐水而居的古人对水纹的观察。

兽面纹龙首提梁卣，器形整体椭圆而扁。扁条形提梁两端作龙首形，饰方格纹。腹部花纹由雷纹、目纹、夔纹、蝉纹等组成倒置兽面纹，圈足饰有一圈云雷纹。卣是一种盛酒器，是商代人用来祭奠祖先和神灵的酒器，盛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前期。

北方系青铜器广布于我国北方地区，多源而分支复杂。其有别于同时期的中原青铜器，器形主要有兵器、工具、马具及装饰品等，纹饰以小方格纹、三角锯齿纹、几何纹等为主，又以立体动物、多瓣球铃和冒钉等装饰为特色。在山西境内的石楼、保德、柳林、忻州、永和等地多有出土。

虎饰匕形器，首宽4.6厘米。1959年石楼县桃花者出土。商代晚期“方国”青铜器。匕面一虎，大头长尾，衔物前行，虎目嵌绿松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