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孔子博物馆藏“鲁中（仲）齐”青铜器赏析及相关问题研究

#头条创作挑战赛#从西周初伯禽就国，到战国末亡于楚国，鲁国前后共计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当时周王朝东部地区的宗邦强藩。曲阜作为鲁国的都城、政治和文化中心，在鲁国故城遗址中埋藏了大量丰富的文物遗存，对研究鲁国丧葬习俗、政治制度及中国古代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1977年鲁国故城遗址48号墓出土了大量造型规整、器形优美的青铜器，本文围绕该墓出土的西周时期“鲁中（仲）齐”鼎、甗、盨、盘、匜等青铜器做相关问题的探讨与研究。

一 “鲁中（仲）齐”青铜器

1.“鲁中（仲）齐”双耳三足铜鼎

铜鼎三件，一鼎通高28.7、口径29.5、腹深14.3厘米。敛口平唇，双立耳外侧饰凹弦纹，颈饰重环纹，腹饰垂鳞纹，纹饰用黑漆填平，腹内壁铸铭文四竖行二十二字，文曰“鲁中（仲）齐肇作皇考䵼鼎，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图一）。另一鼎通高26.2、口径26.6、腹深12.6厘米，两耳饰夔纹，足较高，铭文同上。除此之外，还有一鼎出土时破碎，经修复后，耳饰两道凹弦纹，颈饰重环纹，通高24.5、口径24、腹深11厘米。

铜鼎是从陶鼎演变而来，最初功能是烹煮食物，后来主要用于祭祀、宴享，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铜鼎及铜簋等其他礼器代表着墓主人生前的政治地位或社会影响力，在“礼不下庶人”的周代丧葬制度中，成为象征王族和贵族的专属品。

2.“鲁中（仲）齐”垂鳞纹双耳三足铜甗

铜甗通高41.1、口径31厘米。由甑和鼎上下两部分组成。甑方唇、敞口、圆领、束颈、收腹、颈部饰重环纹，腹部饰穷曲纹。甑底部周围有一周凸棱、下有楔形子口，甑底有9个十字形孔。器腹内壁铸有铭文四行十八字，文曰“鲁中（仲）齐作旅甗，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图二）。鼎口为楔形母口，束领、附耳、鼓腹、圜底、半筒形兽蹄足，底由一范铸成。

铜甗是用来蒸煮食物的食具，分为甑和鬲上下两部分。在商代多为圆形、立耳、侈口、束腰、袋状腹，纹饰较简单。西周时期出现了附耳，春秋战国时期器身变薄，袋足逐渐消失，很多器物不再用纹饰。

3.“鲁中（仲）齐”兽首鋬窃曲纹铜盨

铜盨两件，一件长37、宽17.1、高21.5厘米，另一件长37、宽17.5、高21.1厘米，器呈圆角长方形，两侧有兽首衔环式把手，盖沿，口沿和圈足饰窃曲纹，腹饰瓦纹，盖饰夔龙纹和瓦纹。盖底铸对铭四行二十八字，文曰“鲁司徒中齐肇作皇考伯徒父□盨簋，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图三）。两件铜盨形制与铭文一致，铭文孙字不重文。

铜盨是用来盛黍、稷、稻等农作物的食器。器形为椭圆形、敛口、两耳、圈足或四足，有盖。盨盖上一般有四个纽，仰置放置时可成为带四足的食器。铜盨存在的时间较短，在西周中期开始出现，沿用至春秋，到春秋后期便逐渐消失。

4.“鲁中（仲）齐”双牺耳三童足铜盘

铜盘两件，一件通高10.3、口径38.6、深6.4厘米。浅盘圆形，折沿，附耳外折，上饰卧牛，牛昂首向外，作嘶鸣状。圈足饰三人蹲坐，五官、双乳、肚脐清晰，头顶盘底，背靠圈足，双手做抬盘状，其中一人的小腿部位残失。盘壁饰窃曲纹，圈足饰垂鳞纹，盘外底有菱形格纹。盘内底铸有三行铭文，共十五字，文曰：“鲁司徒仲齐肇作盘，其万年永宝用享”（图四）。明器一件，折沿、浅盘、附耳、圈足，盘壁饰重环纹一周，底留内范，通高7.8、口径30、盘深5.1厘米。

铜盘为商代至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盛水器。盥洗时常用铜匜浇水，以铜盘承接。铜盘多为圆形、浅腹。商代铜盘无耳、圈足、器内多用龟鱼纹作装饰，部分铜盘会在边沿铸立鸟。西周至春秋时期多有附耳、圈足或者三足，有的还有流。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还出现了长方形的铜盘，如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也有宽唇、无耳、圜底的。

4.“鲁中（仲）齐”夔纹兽首鋬四足铜匜

铜匜两件，一件长34、宽17、通高19厘米。器身椭圆形，流较窄、微上翘，兽首鋬，兽足形四扁足。口沿、流下饰窃曲纹，腹饰瓦纹。匜内底铸铭文五行二十五字，文曰：“鲁司徒中齐肇乍皇考伯走父宝匜，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图五）。除此之外还出土明器一件，口沿饰重环纹一周，腹饰瓦纹，底饰菱形格纹。

铜匜往往与铜盘作为一套盥器组合使用，主要是盥洗时用来浇水。《礼记·内则》记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即为执匜浇水洗手的意思。铜匜在西周中晚期出现，多有四足。春秋时期既有三足铜匜，也有无足的铜匜，到战国时期铜匜已没有足。

二 相关问题研究

（一）西周时期鲁国青铜器特点

鲁故城乙组墓中有12座随葬铜器，器形包括容器、服饰器、兵器、车马器等。其中铜容器计46件，有鼎、甗、盨、簋、簠、壶、盘、匜、缶、罐、锥壶、钵等十二种。在纹饰上，动物纹饰减少，东周的铜容器多素面，西周铜容器的纹饰有饕餮纹、勾连窃曲纹、窃曲纹、穷曲纹、垂鳞纹、夔龙纹、瓦纹等。在制作工艺上，采用传统的范铸法制作，鲁中（仲）齐铜鼎足内侧呈凹面而不露内范，底由一范铸成，器底可见清晰的范线痕迹，铜甗底也由一范铸成。在铜器铭文内容上，以记作器纪念先祖和祈福为主，除“鲁中（仲）齐”铜器外，“鲁白悆”铜盨铭文曰“鲁白悆用公龙，其肇乍其皇考皇母旅盨□，悆□□，用追孝，用□多福，悆其万年□寿，永宝用享”“候母”铜壶铭文曰“候母乍候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铭文表达了对亲人的追思和美好期盼。以上可以看出西周时期鲁国青铜器更加简约实用、神秘色彩淡化，由商代以酒器为青铜礼器演变为青铜鼎、簋等相配为用的新礼制，使鲁国成为较多保留西周礼制的一个国家。

（二）西周时期鲁国职官制度

鲁国从西周初伯禽就封开始便成为西周最早、最重要的封国之一，与周王朝保持了特殊的宗法关系和政治联系，“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因此鲁国的职官制度与周王朝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鲁国处于海岱东夷文化区域，尊奉周礼而变革夷俗，与周近诸国有明显的差异。金文所载鲁国职官有公、明保、大祝、侯、伯、士、小臣、宰、大宰、司徒、大司徒、大左司徒、司马、大司马、射、少司寇等16种与《周礼》记载一致，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所谓“周礼尽在鲁矣”。

司徒是《周礼》所记载的六官之一，《官制》谓：“司土，即司徒，西周早期和中期作司土，西周晚期才出现司徒。根据大量的西周铭文记载，司徒的职责是：管理土地、农业生产、籍田、农副业、册命时作傧佑、带兵出征等，掌管范围是十分广泛的。鲁国青铜金文所见有关“司徒”的篇章是最多的，齐国、莒国、邾国、莱国、薛国等均无司徒记载，滕国的司徒出现于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未见此职司。

根据曲阜鲁故城48号墓出土的带铭文的青铜器，可判断墓主人为中（仲）齐，曾担任鲁国司徒一职，应为鲁国宗室成员，从鲁司徒中（仲）齐所作铜器铭文来看，鲁国的司徒地位很高，墓葬规格也较高。鲁中（仲）齐墓圹为竖穴土坑，为乙组墓中最大的一个，一棺一椁，墓主头向北，面略偏西，仰身直肢，随葬品有铜器、陶器和玉、蚌器等，分上下两层放置，上层放在椁盖上，下层器物放在椁底棺椁之间和棺内，椁的周围还有铜铃、铜鱼和蚌鱼。铜鼎铭文提到了“作皇考䵼鼎”，铜匜铭文中也出现了“皇考伯徒父”，根据《礼记·曲礼下》记载：“祭……父曰皇考，母曰皇妣。”“伯徒父”应为仲齐已故的父尊，同时生前应该还曾任鲁国的司徒。反映出了鲁国以宗法为基础维系的世卿世禄职官制度。

（三）西周时期鲁国丧葬习俗

曲阜鲁故城的墓地主要集中在鲁城西部，试掘过的有药圃、斗鸡台、县城西北角和“望父台”墓地，共发据了两周墓128座，其中东周墓28座。“望父台”墓地同药圆、斗鸡台、县城西北角三处墓地的两周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所以称药圃、斗鸡台、县城西北角三处墓地的两周墓为甲组墓，称“望父台”墓地的两周墓为乙组墓。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周代实行族葬制，从而形成大规模的墓地。族葬墓有两种：一种叫“公墓”，是王室、国君等贵族的墓地。另一种叫“邦墓”，归墓大夫掌管，“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周公东征胜利后，周成王将殷民的六个氏族和旧奄国的领土和国民都分封给鲁国。鲁国实行“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变其俗，革其礼”的国策。在这种政策的推行下，鲁国支族便各自形成墓地，不同的支族墓地具有不同的丧葬习俗特点。在葬式葬俗方面，甲组西周墓人架头向基本上向南，向北的是个别现象；乙组西周墓则基本上向北，向南是个别现象。甲组西周墓盛行殉狗的腰坑，有些小墓虽无随葬器物，但都有腰坑殉狗。乙组西周墓绝无腰坑殉狗之俗，在39座西周墓中根本不见此现象。即便是出土了成组铜器的鲁中（仲）齐墓中也没有腰坑殉狗。在器物的放置方面，甲组墓基本上放在椁底的棺椁之间，或在头部，或在身侧；乙组墓多半放在二层台和椁顶上，一般放在头部。在陶器组合方面。甲组墓陶器组合的器形种类较多。有一种成偶数的组合，如四鬲，四簋、四罐、四豆、再加一至两件别的器物。乙组西周墓的陶器组合器类比较简单，一般都只有鬲、罐两种器形。鬲绝大多数是每墓一件，个别的有二、三件。罐每墓二和四件，同一墓中的罐，形制不一、大小有别；鲁国故城48号墓出土的15件罐属两种形式，每式分别为七和八件。像甲组墓那种主要器类成偶数的组合，在乙组西周墓中是不曾见的。在器形方面，甲组墓流行簋、豆等圈足器，陶器的制作比较精美。乙组墓则完全不见簋、豆等圈足器，也没有盂，鬲全是仿制铜器的有扉鬲，陶器的制作较粗陋。甲组、乙组墓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发掘负责人张学海先生认为甲组墓对应鲁国统治下的殷民，保留了较多的殷人风俗，乙组墓墓主则为姬姓周人，这是鲁国社会风尚和族属不同的反映。甲组墓从西周初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变化的过程。乙组墓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没有“随风从俗”。虽然二者的丧葬习俗迥异，但是鲁国统治者使国民实行族葬，继续保持亲族关系，通过“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政策来加强同宗人的团结，是对当时鲁国政治、社会组织形式的一种反映。

（四）西周时期鲁国列鼎制度

在周代考古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的礼器是青铜鼎。青铜鼎在西周时期是各级贵族用以区分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形成了考古学上所称的“列鼎制度”。列鼎最初由郭宝钧先生提出，他认为“一组铜鼎形状、花纹相似，只是尺寸大小依次递减”的现象命名为列鼎。俞伟超、高明先生认为列鼎“有的是杂取各鼎，相配成套；有的是形制相若而并非逐件大小相次”。列鼎的首要标准是形制相若，而并不一定非得逐件大小相次。而且，还存在着形制相若、大小相同的组鼎。目前“按形制和纹饰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原则确定列鼎”。

列鼎在西周中期开始出现，周代“列鼎制度”的礼制规定为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春秋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列鼎制度逐渐开始松动，僭越现象普遍存在。到战国时期，列鼎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鲁国故城遗址48号墓出土的三件铜鼎，形制一致，大小有序，分放在椁顶的南北。铜鼎器型口微敛，折沿，立耳，圜底较平，兽蹄形三足，足内侧呈凹面而不露内范，底由一范铸成，器底可见清晰的范线痕迹。从墓葬形制大小、出土的随葬品种类和数量可以看出，该墓为一座中等级别的贵族墓。作为鲁国司徒，中（仲）齐使用了三鼎，符合周代列鼎制度规范。除48号墓外，鲁国故城乙组11号、14号、20号、23号、30号、58号规格较低的墓均出土了一鼎，证明列鼎制度在鲁国得到推行。

三 小结

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西周时期“鲁中（仲）齐”鼎、甗、盨、盘、匜等青铜器造型规整、器型优美，代表了鲁国青铜器制造艺术的高超水平。铜器铭文证实了《周礼》对职官制度记载，反映出鲁国以宗法为基础维系的世卿世禄职官制度。甲、乙两组族葬墓的差异，体现出鲁国对殷遗民的归化和文化的融合。鲁国通过“变其俗，革其礼”策略推行周礼，对鲁国的政治、社会组织、文化交流、丧葬习俗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儒家文化的产生奠定了丰厚的周文化基础。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