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达智：出土文献与先秦神话传说

2017年1月14日，“先秦至隋唐出土资料研读班”于中正大学雅堂举办第三次研读活动。活动召集人为中正大学历史系郭静云教授，参与者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石兰梅教授、仁德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复健科罗文星助理教授、中兴大学历史系游逸飞助理教授、彰化师范大学历史所陈文豪副教授、南华大学视觉与媒体艺术系江美英助理教授、中正大学历史系李昭毅助理教授、成功大学历史系江达智助理教授、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系庄蕙芷助理教授等与各校学生。上午场由石兰梅教授主持，下午场则由江美英教授主持。活动纪要如下：

江达智：出土文献与先秦神话传说──以后稷感生神话为中心兼论后稷遭弃之因

在先秦时期的许多感生神话中，最为特别的就是出生后三次遭弃的后稷神话。而在经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交互比对，以及后世学者的考证之后，江达智老师认为后稷之母姜源应是经由祈子祭祀后，跟随人们的足迹于祭祀场所中进行“野合”，最后顺利受孕生下后稷。至于后稷三次遭其母姜源丢弃的原因，历代学者皆有多种猜想，如“无父而生说”、“荡肠正世说”、“无意有子说”、“农业起源说”、“产孕异常说”等二十余种，而江达智老师根据常理与古时习俗来推断，认为“产孕异常说”最有可能是姜源抛弃后稷之因。由于各民俗因为生活困难、宗教等缘故而有一些“产育禁忌”，如有初生婴孩触犯到这些禁忌，被家人弃养或溺杀的例子并不少见。后稷的出生应是触犯到了禁忌中“产孕异常”类的“易生”，因为古籍中记载后稷出生时“不坼不副，无菑无害”，意即婴儿出生时胞胎未破，生产极为顺利。虽然易生对产妇来说免了许多疼痛和危险，但古人却也因此而有所忌讳，故而江达智老师认为“易生说”为姜源丢弃了后稷的原因。

教师讨论：

石兰梅老师总结了中国的历史由于史学很早地发达、众多民族的杂处、史书的流转传钞等等，早期某些历史因为一些因素而得以保留下来，所以这些史料已然不再单纯，使用上须更加小心求证。因此郭静云老师就对于后稷为周人始祖这点提出了疑问，因为从青铜器上的铭文来看，周人认为其最早的祖先为文、武王，而非后稷，所以可推测后稷为周人始祖此一概念是周代以后形成的。对于“后稷”的出现，石老师提出另一种猜测，后稷既为农神，那么“后稷”的形成可能会是周人为逐鹿中原、拉拢民心而编造出来的。不过郭老师说明周人是以远程商业贸易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族群，似乎没有编造此一形象的必要。石老师便进一步提出想法：“后稷”也有可能是周人在长时间经营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后所采取的一种政治举动。

至于后世为何形塑出“后稷”此一形象、为何特意将“后稷”的降生与被弃养神话化，以及为何将“后稷”定位成周人始祖等等动机和目的，众老师一致认同现今囿于数据不足，无法窥探真相。江达智老师也慨叹，由于史料和出土文物的不足，研究上古史多半只能自圆其说，只要合理通达便可自成一说，是为上古史研究的一大缺点。

另外，针对朱育镳学士生对于从后稷到文武的系谱建构的疑问，郭老师回应道，这些应是聚集了远古时代一些英雄的传说，并赋予其形象而成，“后稷”此一形象也可能是汇集了许多远古英雄的传说。而人皆有父母，周人之所以认定其祖先为文武而非更早的先人，是因为周人自商朝开始便与商王室联姻，此举是为了与商王室做切割，以正其统治地位。

心得感想：

这次的研读班使我收获最大的是江达智老师选择以古时的习俗（祈子祭祀、产孕禁忌）去解读后稷感生神话，十分引人入胜。这让我想起许多学者，如钱穆先生等，所提倡的须以时人的眼光而非后人的价值观去看待与解读当时的历史，否则无法窥探历史的真正面貌。虽然上古史的研究难免有自圆其说之疑虑，但是若非如此，凭着零碎的材料根本无法得到一完整的历史，因此虽然中国上古史有此一大缺点，但我认为这也是其最吸引人之处。

之后各位老师的讨论也让我收获颇丰，传世文献几经传抄修改，早已不是最初的样貌了，因此在解读这些文献时，必须考虑到文献可能受到哪些思想或政治因素所影响，最好能有出土文献对照，否则可能就会落入这些形成已久的历史陷阱当中。

文／李梅凤（中正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