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玉器：牙璧和祖形器

本文摘自曹芳芳撰稿的“夏商玉器与玉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本号重新编图。

黄翠梅（台南艺术大学）：《牙璧的起源与发展：从殷墟出土的牙璧谈起》

牙璧

通过梳理殷墟出土的数件牙璧，发现这些牙璧不仅形式多样，尺寸亦颇有差异，各牙之间齿饰或有或无，每组齿饰的数目和形状也不一致，各器之间缺乏发展脉络，显示其不仅来源纷杂，制作时代也不甚一致，从其突牙和齿饰的表现推断，它们极有可能分别源自新石器时代晚末期阶段的辽东、山东和晋陕地区。通过梳理不同时代出土的牙璧，发现牙璧在新石器时代发展最为兴盛，春秋时期以后已基本消失。自商代中期开始，遗留自新石器时代的牙璧或其改制器经常出现在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的贵族墓葬之中，其中又以殷墟地区最为集中。到了西周时期以后，牙璧的分布虽然扩展到山东半岛和四川盆地，但数量已经相当稀少。而且发现牙璧的主体一般为圆环形，然而无论时间先后、地域区别，环体有粗有细，中孔亦可大可小，唯有机牙是牙璧设计的主要核心，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步出现变化。机牙的设计原型，应是源自侧身的蝉形，其中牙根是知了头部的位置，而牙颈和牙冠则代表知了的身躯。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出土的牙璧大致可以依据机牙上齿饰的有无被概分为甲（有齿饰）和乙（无齿饰）两类，随着时间的发展，甲、乙两类的机牙都从初期拱背平腹、中段突出的宽阔形式，逐渐变得细瘦规整；牙冠内缘刻划也由深变浅、机牙与环体间的区隔消失。关于其起源，她认为相较于山东半岛出土牙璧的制式化表现，辽东半岛出土的牙璧外形相对原始，变化也较为丰富，显示它们在牙璧的起源与流传过程中起步更早。

江美英（台湾南华大学）：《二里头遗址与妇好墓出土玉雕纹玉柄形器研究》

二里出土玉柄形器

二里头遗址约出土有柄形器16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长江中游制作，另一类为受长江中游影响制作。出土的具有分节、花瓣、榫头、凸弦纹的雕纹柄形器共有两件，认为均是石家河文化晚期（肖家屋脊文化）制作的遗留物，来自于长江中游，不是二里头时期制作的器物。通过二里头与肖家屋脊文化雕纹柄形器的对比，发现它们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二里头柄形器上的兽面纹就是由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中的神祖面纹演变而来，其中一件雕纹柄形器下端为虎头，其纹饰来源也是肖家屋脊文化。这种纹饰的来源应是承袭自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的组合，影响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柄形器，进而传播到二里头，影响夏、商、西周柄形器的形态和纹饰。且除柄形器之外，二里头遗址还有其他类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遗留。

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除玉凤外，还有玉雕纹柄形器及其他类玉器也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遗留物。妇好墓出土多件雕纹玉柄形器也是具备二里头时期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分节、花瓣、榫头、凸弦纹等特点，认为妇好墓部分柄形器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两件柄形雕纹玉器相同，都是石家河文化晚期（肖家屋脊文化）遗留物。妇好墓出土玉柄形器承袭自二里头、石家河文化晚期，影响西周柄形器，夏商玉柄形器在此类玉器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郭静云（台湾中正大学）：《从石家河玉质礼器看殷商玉器渊源》

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影响力非常大，其所隐含的精神与信仰要点，既保留于本土商文化之中，同时又往北、向西、向东传播。殷墟有许多源自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其中大部分也经过盘龙城文化的传承，而再见于商周文化之中。

石家河文化玉器

石家河文化玉器体量不大，但是它制作技术十分高超，远高于红山、凌家滩、良渚等其他玉器文化，普遍采用阳起减地技法以及弯曲细线阴刻技法。认为当时人只有使用金属砣才能制造出这种效果，细线条刻纹也不可能用绳砂磨出来，需要用金属钻；并且这不可能是硬度不足的红铜器，而至少是与邓家湾发现的性质相同的青铜或比其更加成熟的合金材料。罗家柏岭玉器制作坊应该已采用小型的青铜工具，该地点曾经发现过五块铜片，可能是玉器作坊的工具残件。这种玉器加工技术被后来的商文明所继承，日后又被殷商传承。

石家河文化玉器

商代铜器和玉器上出现的饕餮纹、扉棱，及一些器类，如玉蝉、玉凤、玉虎、柄形器，传承自石家河。她认为柄形器应该称之为“祖形器”，它历经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盘龙城文化，然后达到殷商时期。石家河文化的祖形器的来源是屈家岭文化中的陶祖，其形体较大，是因为它所蕴含的概念是社会共同体公共性的始祖。

玉祖形器

祖形器的演化脉络

殷商以来的玉祖礼器具有多样化，可分为四组：

1、为石家河遗留物；2、典型的盘龙城文化玉祖，应该代表玉祖牌位传统的继承；3、在典型的盘龙城文化玉祖上另加刻纹；4、保留与玉祖相似的形状，但其他方面更改得比较多，而创造出新作用的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