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兴军：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唐代中央政府经略西域的实证

遍布天山南北的烽燧遗址是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是家国天下的边陲记忆，遗址出土的文书等遗物为研究唐代军事制度和将士戍边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是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教材。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孔雀河北岸，自库尔勒市至营盘古城之间长约15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11座烽燧，称为“孔雀河烽燧群”。烽燧群一带夏季酷热干燥、冬季严寒刺骨，且多沙尘暴天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考古工作者克服极端恶劣气候、无电缺水，且没有通信信号等多重困难，多次对孔雀河烽燧群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2019年，烽燧之一、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19年至202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连续近18个月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取得重要收获，其成果先后入选2019年度“考古中国”丝绸之路重大项目成果和“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主动性考古发掘系统揭露遗址全貌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我国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发掘表明，烽燧修筑于孔雀河北岸的一处椭圆形红柳沙堆上，是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

红柳沙堆大致呈椭圆形，东西长60米，南北最宽处为35米，高9.8米。古环境研究成果显示，红柳沙堆是在罗布泊东北季风影响下逐渐堆积形成，最后形成时间约为魏晋时期。在修筑烽燧时，先将沙堆顶部生长的红柳树枝削砍，平整地面，又在边缘平铺芦苇、香蒲等植物对其进行加固，既增加了沙堆的稳定性，又扩充了顶部使用面积。

以沙堆为中心，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烽燧、房屋、土埂、踏步、水塘、木栅栏、灰堆等遗迹12处。烽燧筑于沙堆顶部东侧，平面呈方形，立面呈梯形，下底边长9.4米，现残高约5.6米，东、北两侧因风蚀坍塌严重。烽燧由三层或四层土坯夹一层芦苇草，中部夹放胡杨栣木垒砌而成。

在沙堆顶部西侧，以“减地法”（即从台地表面向下深挖形成建筑）掏挖修筑3间房屋，面积约80平方米，屋内有凉炕、灶、柱洞等遗迹，墙体内壁抹草拌泥皮和白灰面。沙堆西南十余米处，发现一方呈不规则圆形的水塘，水源为地下淡水，塘内淤泥层中出土有陶片、石块及灰烬。在沙堆四周半坡上发现六处灰堆遗迹，其中五处为各类生活垃圾的堆积，一处为烽燧风蚀坍塌后，烽燧顶部“突灶”（灶上的烟囱）垮塌后形成的堆积。“突灶”堆积中还发现了未燃尽的“积薪”——芦苇束、红柳杆等。

烽燧使用期间，居住在沙堆上的戍边将士将各类生活垃圾从9米高的沙堆顶部向下倾倒时，加固沙堆边缘的芦苇、香蒲等植物与垃圾一起顺坡向下滚落，在重力、风力、地表阻力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了自然分层。经年累月后生活垃圾越积越多，灰堆由小变大。烽燧遗址废弃之后，历经千年，沙堆顶部的房屋建筑大部分已经被风沙吹蚀不存，各类遗迹逐渐被风沙掩埋覆盖，包括纸文书在内的各类生活遗物被自然风积沙土覆盖后完整地封存了起来。风积沙土堆积逐年增加，其中覆盖灰堆的最厚处沙土达4.5米。这种地层堆积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塔里木盆地自然环境的变迁提供了绝佳的地层剖面。

通过全面发掘，烽燧各区域布局结构得以明确：烽燧、房屋修筑于地势高敞的红柳沙堆上，在地势低洼处掏挖有人和牲畜饮水的水塘；沙堆顶部为将士戍守和起居场所，下部为生活垃圾堆积和牲畜活动区域，烽燧及房屋等建筑就地取材，并采用当地传统的构筑方式，显示了因地制宜的特点。

出土文书表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属军事预警设施，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焉耆镇下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前沿预警的烽、铺都围绕它进行设置和布防，形成西北东南向线状预警线路，同时依托周边山形水势，构成片状的立体式防御格局。

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工作者认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唐代中央政权根据西域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在“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始筑于武周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不久，在唐贞元六年（790年）吐蕃攻占北庭前后废弃，大致沿用了近100年时间。

出土遗物还原唐代将士戍边生活

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过程中，考古工作者累计发掘、清理出土各类遗物1500余件（组），质地有陶、铜、铁、纸、木（漆）、石、骨、角、皮、草、纺织品等，其中以883件文书（纸文书758、木简119、帛书4、刻辞2）最为引人注目。这是目前我国烽燧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大至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私人生活的琐事，均有记录。

从记录内容上看，军事文书数量最多，包含的大量军事信息主要包括：上级传达的时局战报、下发的军情命令，基层上报的日常巡查记录、将士的换防升迁、武器资装的报废申领、军粮的收支账目、战马的病疫处理等。此外，记载游弈所与烽铺间“计会交牌”和“平安火”“都游弈”巡检制度的木简也是国内首次出土，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计会交牌”的实物标本，为我们揭开了唐代游弈和土河两种侦察方式的谜团。所谓“牌”，就是每日传递的木简。烽铺之间或烽铺与游弈所之间，每天需要将侦察获得的军情，以“计会交牌”的方式进行交流或汇报。由于有的烽铺距离游弈所非常远，所以每日只限于邻近两烽之间传递侦察结果，但“牌”积攒了一定时间后，需要全部上交到游弈所，游弈官要检查并登记入藏。

我国古代的戍边工作如何排兵布阵？《神机太白阴经》等军事文献有“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刻，观望动静。一人烽帅，知文书符牒传递”的记载，烽燧出土的木简印证了这一文献内容。

出土实物确定了唐代边塞烽燧戍守人员的标准配置为每烽6人，5名普通士兵被称为“烽子”，一名负责人称为“烽帅”。烽燧戍守士兵的日常工作任务非常艰辛繁杂，“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承担着放烽、警固、备烽具和传牒等多项工作。

其中放烽是日常工作中一项主要的任务，烽子需要根据知更簿的安排，每天按时站在烽燧顶部值班候望。如果报警错误，将受到严厉的处罚。烽燧出土的“诸烽候不警令”文书，就是相应惩罚的规章制度。烽子除固定在烽燧上站岗候望放烽外，还要充当侦察兵的角色，承担各自辖区的警固任务。

为解决军粮运输困难和减轻财政负担，我国古代的军镇、守捉、烽燧等军事机构周边往往开垦有耕地，以达到提供粮食蔬菜、减少转输、节省财力的目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不但出土有大量的粮食作物标本，还有镰刀柄、石磨盘等农业工具。出土文书记载有伯健、黄特等不同耕牛的品种，春耕时节，上级领导机构还会专门下发文件指导春耕。出土文书还记载，一些戍卒把“酱菜”“干菜叶”作为礼品送给上级，边塞生活的艰苦可见一斑。在出土的葫芦残片上发现丁香酸成分，结合出土文书关于“蒲陶酒”的记载，证明遗址中确有葡萄酒存在。出土的其它遗物还有木质的杯、碗、筷、勺，陶质的缸、罐、碗、碟，染织衣服、麻鞋，武器装备弓、箭、鸣镝、铠甲，书写文书的毛笔、纸张等，均为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实用器物。

除了垦荒耕地，戍边士兵还会打猎捕鱼来补充给养，烽燧周边活动的黄羊、马鹿、野猪、野兔及各种鱼和水鸟都是他们喜爱抓捕的猎物。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发现了数件用草和红柳签编织的兽夹，其中一件出土时，一条羊腿还在夹中。同时，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鱼骨，还出土了织补渔网的木梭，梭上紧实缠绕着织补渔网的麻线绳。

西域与中原相隔万里之遥，书信成为戍边士兵与家人联系的纽带。出土的书信多以节气开头，如“冬景既终”“春景渐芳”“仲夏极热”等，“平安”“万福金安”等寒暄问候语彰显亲友间关切之情。在一份未寄出的书信中，戍边的丈夫还叮嘱在家的妻子保重身体，照顾好家庭，“娘子不须忧愁，收拾麦羊，勿使堕落”。家长里短的简短问候叮咛，无不饱含着浓浓的思乡之情。

随着中原将士不断来西域戍守换防，大量传统文化和文学作品也随之传入并迅速流传。出土文书中发现了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中国古代悲剧爱情故事《韩朋赋》、儒家经典《孝经》、习字教材《千字文》等文学作品和传统经典，其中《游仙窟》是国内现存唯一的标本。烽燧出土的纸文书和木简，文字内容99%用汉字书写，这表明唐代西域地区继承汉代以来传统，将汉字作为当地官方通用语言文字，也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典章制度对西域地区的深远影响。

唐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和治理西域地区的有力证明

烽燧作为预警设施，是长城防御工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新疆修筑烽燧是唐代中央政府管辖和治理西域的一项重要举措。遍布天山南北的烽燧遗址是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在维护丝路交通畅达、保障国家统一和西域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显庆三年（658年），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至龟兹，设立“安西四镇”，焉耆即为其中之一。焉耆作为连接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咽喉要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中央政府采取了若干举措，加强对它的管理。

政治上实行羁縻府州制，任用少数民族首领，管理地方事务；经济上广开屯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军事上建构严密的镇防体系，在道路沿途修筑关隘、设置馆驿，建置各级军事交通保障设施，加强焉耆镇的军事防御能力。

这一系列“顺俗施化”的措施都是根据西域形势而作出的调整，是我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典范。

考古发掘新发现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悭泉谷铺、猪泉谷铺、蘇累铺等军事机构及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防御线路，这些此前均未见于其他记载，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文书记载内容也展现出沙堆烽与周边的烽铺、镇戍、守捉、都督府、都护府等存在着的密切联系。各级军事设施构成了焉耆镇东部屏障，保证了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唐朝是一个开拓进取的时代，整个社会激荡着为国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投笔从戎、到西域地区守土开疆一时成为社会风尚。“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一身从远使，万里向安西”，一批批将士前赴后继，从中原的洛州、河州、岐州、雍州、汝州、豳州等地来到西域地区戍边卫国，并被分配到“安西四镇”下的各个基层军事机构，形成了“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的局面。

烽燧遗址出土文书中既有张玄表、汤嘉惠、高仙芝等著名历史人物在焉耆活动轨迹的记载，也有如康览延、张三郎、马六郎等大批普通士卒日常戍边生活的记录，还有用焉耆文书写的纸文书和木简。出土勋告文书显示，沙堆烽将士戍守有功，得到了中央部门门下省的嘉奖，获赐绯鱼袋，并获得上柱国、上护军、上轻车都尉、骑都尉等不同级别的勋功。这些说明西域先民和来自中原的将士一起守卫边疆，共同守护家园的安宁，实证了各民族共同参与西域开发建设、保卫祖国家园的历史事实。

“沙堆”寂无声，烽火映山河。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成果增强了历史信度，活化了历史场景，是唐代中央政权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有效管辖和治理边疆的生动缩影。这为深入研究唐代西域边防体系、丝绸之路交通保障体系、唐代烽堠制度的运行，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深化边疆治理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