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拉那魁兹和农业起源

圭拉那魁兹遗址的研究是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文第二版第13章“实践中的考古学”介绍的五个考古学经典案例之首例。在该章的前言中，伦福儒和巴恩这样写道：“在墨西哥瓦哈卡谷地——我们的第一项个案——当40年多前肯特·弗兰纳利及其同事开始工作的时候，人们对中美洲复杂社会的演进所知甚少，虽然奥尔梅克和玛雅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弗兰纳利团队不断制定新的研究模型。它代表了一个获取真知的极好榜样，即新事实（材料）引出新问题（和新理论），然后再回头发现新事实。”我们特别在此将伦福儒和巴恩的介绍独立推送，既作为《圭拉那奎兹》中文版一书的简介，也彰显了这项研究在考古学实践中的典范作用和指导意义。

伦福儒、巴恩/文 陈淳/译

圭拉那魁兹（GuiláNaquitz，“白崖”）是一处小型的岩棚，一项发掘被设计来搞清从觅食向食物生产的转变。

瓦哈卡河谷地形图及圭拉那奎兹的位置 图片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文第二版 第十三章（下同）

勘查与发掘

同一地区60多处洞穴地表的采集品显示，包括圭拉那魁兹在内的4处遗址具有足够的前陶期遗存（例如矛头）及堆积厚度（达1.2米）以保证充分的发掘。在抵达遗址的运输条件改善之后，便进行了试掘，以建立地层学序列，并确定前陶期地层是否是原生堆积，并评估地层序列中保存的植物遗存可以上溯到多早。虽然地层很复杂，但是因土色变化很大而非常清楚。

由于遗址位于瓦哈卡河谷最干燥的部分，因此食物遗存可望保存良好。事实上，弗兰纳利和马库斯团队确实发现保存极佳，但是人工制品密度很低，这就意味必须对这个小型洞穴做全部或大部的发掘，以便确定工具组合的性质。最后，洞穴凸崖下整个前陶期区域发掘了64个1米探方。彻底过筛以确保不遗漏哪怕是极小的东西。

1966年，圭拉那魁兹岩棚内正在进行发掘。来自瓦哈卡米特拉的萨波特克印第安民工正在发掘D层（含最早驯化植物证据的第一层）

断代

对那魁兹获得的炭屑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定结果表明，其前陶期居住面从大约公元前8750年延续至前6670年（还有少量形成期和后古典期栖居材料还未完全分析和发表）。公元前8750年这个年代，接近古印第安人时期（Paleo-Indian period）向古代期初（early Archaic）的转变，前者以绝灭的更新世动物群为特点，而后者为全新世动物群。（美洲的古印第安期相当于旧大陆的旧石器时代，古代期相当于中石器时代——译注）

环境

对不同层位出土花粉样本的分析，提供了荆棘林、橡树和松树等当地植被波动的变迁序列，以及大约从公元前8000年以降利用栽培植物的可能，并伴有从该序列开始就存在的野生植物资源的采集。

发现的小动物群——啮齿类、鸟类、蜥蜴和陆生蜗牛——与当地现生代表做了比较，以求搞清前陶期的环境，发现除了人为引起的变化外，那时与今天并无很大差别。因此，现在的景观可以用来对古代情况做出解释。

食谱

啮齿类在洞穴中非常活跃，啃咬坚果和种子。因此，从开始就确定，有多少食物资源是由人类带入至关重要。居住面上有动物打的洞，也能观察里面的包含物。其中没有发现啃咬的东西如橡子或坚果。此外，居住面上植物物种的分布，显示为一种大片弃置面的人类方式，而非啮齿类小窝储藏的特点。有些植物遗存还显示有食物加工的迹象。简言之，研究人员很有把握地认为，遗址中几乎所有的食物资源，都是人类带入的。

不幸，从前陶期地层中出土的六件古粪便看来都来自动物（可能是郊狼和狐狸）。但是这些动物很可能是进入洞穴的腐食者。它们粪便中的烘烤植物遗存（仙人掌和龙舌兰）为人类食谱提供了线索。

多种方法的结合获得了较为清楚的食谱信息，它们包括动植物遗存材料；现生植物普查以提供该地区各类物种密度、季节性和全年变化的信息；从营养学角度（卡路里、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分析遗址中的食物。得出的结果，既是各居住面假设的食谱，又是对圭拉那魁兹环境产量的估计。最后，所有信息汇总起来以构建前陶期洞穴居民的“平均食谱”，并估计维持他们生计所需的区域。

发现的可鉴定植物遗存超过21,000件，主要是橡子，还有龙舌兰、豆荚和豆子。还有十几种数量较少的其他物种。因此比较清楚的是，尽管有各种可食植物可获，但是先民只选择少数几种作为主食。橡子很可能在秋季采集后被储存起来以便全年利用，因为此地生活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可获的不同食物有极大的季节性差异。研究发现，每层植物遗存反映了从几平方米到数百平方米面积的收获。

最近遗址里出土的一些西葫芦（Cucurbita pepo）籽，从形态上看已驯化，用加速器质谱法直接断代为10,000~8000年前，这要比中美洲其他驯化物种（如玉米和豆类等）早了数千年。圭拉那魁兹出土的两件玉米棒子用加速器质谱法得到的年龄在6000年前。

至少有360件可鉴定骨片来自作为食物狩猎和陷阱诱捕的动物。它们用骨片数量（身体的部位和记录的洞穴中出土位置）和最少个体数（以便估计肉消费量和维持这些动物所需的土地面积）进行了统计。所有物种如今在该地区仍很常见，或一直到猎枪引入之前仍很常见。看来，主要肉食资源来自白尾鹿。

圭拉那魁兹的遗址域从以下方面进行计算：植物食物需求很可能要5~15公顷以上的面积；鹿至少要17公顷；原料来自于50公里以外。

在圭拉那魁兹，植物是主食，特别是橡子、龙舌兰、豆荚和葫芦子（葫芦籽）。遗址栖居的时间主要从8月份开始（收获豆荚）一直到1月初（橡子收获结束）。

图中部分植物名称在《圭拉那奎兹》一书中的译名略作调整，包括葫芦子（葫芦籽）、针叶樱桃（南希果）、麻风树果（坚果），以及下图中的棉尾兔（白尾灰兔）、斑尾鸽（斑尾鸽）、鸽子（地鸽）和仓鸮（猫头鹰）。

技术

作为一个小型营地，总体来说，圭拉那魁兹未见瓦哈卡谷地前陶期的各种石器工具。从前陶期地层中，出土了1716件打制的石制品，至少有1564件不见任何加工。这意味着，大部分石制品不做进一步加工就直接使用。几乎每层活动面上见有剥片的证据——石核。仅见7件矛头，考虑到动物骨骼的证据，表明洞穴居住季节狩猎并非主要活动。边刮器和石刀很可能被用于屠宰和皮革加工。对石料来源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石器所用的粗糙石料在几公里之内可获，质量较好的燧石偶尔要从25~50公里外获取。

大部分碾磨石估计与植物加工有关，因为同一层发现了植食遗存。一些编织物也残存下来——网、篮子和绳索，包括中美洲放射性碳测定的最古老（公元前7000年以前）标本——还发现少量木器、茅草或仙人掌，包括用于取火和器物装柄的材料。到处分布有炭屑，被研究小组用于放射性碳断代，或确定这些木头是否被洞穴居民用作燃料。他们发现，前陶期选用的木材多种多样，这和瓦哈卡河谷形成期的村民情况不同，他们在后来明显偏好松木，并一直延续到殖民时期乃至现代，这很好解释了该树种在一些地区消失的原因。

社会结构与劳动分工

活动面上材料的分布用三台电脑进行分析，以评估活动区和劳动分工。活动区——分布集中区——根据共生情况来定义：例如显示，某种变量（如坚果壳或朴树果籽）是其他变量增减的很好预示。因此，各居住面每个探方不同物品频率所组成的原材料，能由电脑转换为密度轮廓线图。

在分析了六个居住面后，显示出许多重复的形态，很可能反映了洞穴中某些有组织工作的规律性。这些形态颇为复杂，不能简单分为男女工作区。它们包括简单屠宰、植食的生吃、工具制作、处理肉类和炊煮，还有丢弃垃圾。但是，民族志研究表明存在某种性别分工的劳动区域。分析还分离出进洞的通道和洞内的区域。

弗兰纳利和马库斯的结论是，圭拉那魁兹是一处小游群的小营地，利用的人数不多于四五个，可能是单一家庭。居住时间主要在秋季，大约从8月下旬/9月上旬（豆荚收获季节）到12月/1月初（橡子收获季节结束）。虽然采集野生植物是这里的主要活动，但是与其他遗址相比，狩猎并不突出。到了前陶期居住的晚段，出现了向食物生产的转变。现在，该遗址活动的完整图像必须与该地区及中美洲其他地区遗址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以评估它们在其时段的代表性及普遍性。

圭拉那魁兹D层活动区和过道的重建。I区据说是一条弯曲的通道，出有橡子、朴树果和燧碎石片。另一条通道在II区，连接橡子储藏区和食物加工区。III区很可能是一两个人（可能为男性）在那里处理动物。IV区很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可能为女性）用于加工和炊煮限于季节性的仙人掌和龙舌兰植物。

事情为何变迁？

为了对采纳农业生活方式的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罗伯特·雷诺兹（Robert G. Reynolds）设计出一个管用的电脑模拟模型，其中，一个假设的5人觅食者小游群从一种无知状态开始，然后逐渐经过长期的试错，学会了如何在洞穴周边环境里规划11种主要植物的采集。模拟的每一步，程序设计这些觅食者面对年均不可预测的干湿变换以提高获取卡路里和蛋白质的效率，这些季节变换会对这些植物产量产生波动。

根据仿智理论，这一模型与其嵌入反馈关系的结果，就是该假设的觅食者所建立的一套稳定资源采集的时间安排（一是干旱和普通年份的安排，另一是潮湿年份的安排），它酷似圭拉那魁兹发掘中所见的情况，随着引入早期农业，资源的利用也发生变化。模拟中并没有用绝对年龄单位——我们不知道一个真正的生存群体实际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学会这样的策略。该系统也没有采用农业的“触发因素”，如人口压力或环境变迁。这些资源只不过都在那里——好似它就在邻近地区——然后采纳，首先是在潮湿的年份，后来当它们变得可靠，也在干旱和普通年份被采纳。

当模拟气候发生明显变化或人口增长，该系统采纳栽培作物的速率实际减缓了。这表明，对于瓦哈卡河谷来说，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人口增长，都未必能解释瓦哈卡河谷的农业起源。该项研究倒是显示，采纳农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稳定每年食物供应波动的影响（由于不可预测的干湿和普通年份的原因），因此，这只不过是前农业时期已经建立的策略的延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