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考古：灰烬之城 新疆轮台奎玉克协海尔古城考古记

轮台县新草湖乡驻地南8 公里、轮台至民丰沙漠公路23 公里处，有一大片荒漠。在这片近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克孜尔河自西北向东南蜿蜒，中下游开垦了大片棉田，棉田间点缀着无数个红柳（学名叫柽柳）包。大雨过后，地表白茫茫一片，那不是棉花也不是雪，而是地表水分蒸发过后留下的盐碱，翠绿的柽柳点缀在雪白的地毯上，成就了大自然的美妙。太阳出来以后，烈日烘烤着大地，地面瞬间就会形成凸鼓的硬壳，硬壳下包裹着疏松的粉状土。

荒漠丛中“生”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以下简称奎城）就坐落在这一片荒漠中，与南疆地区（天山以南）大多数遗址的保存状况一样，外围可见凸起的城墙，城内可见高大的土台。城址在1957 年1 月被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经测量，城址总面积6 万余平方米，由外围近方形的城墙和中部近圆形的高台组成。城墙东西宽约260 米，南北长约310 米。中心高台南北长约120 米，东西宽约90 米，周长约340 米，残高约6.5米。

城墙的具体形制已无法辨别，仅剩一圈隆起的埂状土堆，高出地表1米左右，宽度已无法知晓。从高空鸟瞰，中心高台呈一个高高的圆堆，中央有一个圆坑，南侧有一个出口向南延伸。高台的表面是一层层薄薄的、脆脆的硬壳，在这层盐碱壳下，掩盖着众多奥秘。一场大风或者大雨过后，你走上高台，环顾四周，领略四周的宽阔与美丽时，一旦弯腰低头寻觅，在不经意间会有一些小惊喜跃入眼帘，或是装饰品，或是古钱币残片，又或是金箔片，当然，还有大量陶片。

西域都护府在轮台

因历史文献中关于仑头、乌垒和西域都护府地望的记载，奎城遗址逐渐进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视野。从清代徐松《西域水道记》中“南近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山者，乌垒故地”的记载，到20 世纪初贝格曼、斯坦因两位西方探险家分别在《新疆考古记》和《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的描写，再到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关于轮台的论述，其焦点均聚集在汉代西域都护府这一重要军政机构的确切位置上。近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通过文献考证，认为奎城遗址即是汉代西域都护府所在。2017 年底，“汉唐丝绸之路的开拓—西域都护府研讨会”在轮台县召开，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汉代西域都护府就在今轮台县境内，且很有可能是位于轮台东南部的奎城遗址或卓尔库特古城遗址中的一座。

2018 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与批准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建了联合考古队，拉开了奎城遗址发掘的序幕。在新疆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古代城址考古发掘意义是非凡的，奎城的神秘面纱将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行而被逐渐揭开。

何为“灰烬之城”

“奎玉克”又称“柯尤克沁”，维吾尔语中意为灰烬，“协海尔”为古城，“奎玉克协海尔”即“灰烬之城”。我们对城址的调查、走访、钻探和发掘也证实了“灰烬之城”的由来。

第一，我们在对城址进行踏查的过程中，发现在城址中心高台的表面分布有大量烧火的痕迹，遗留了大量燃尽的木炭。第二，奎城地表分布有较多浅坑，据老乡介绍，这些坑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村民为了取土肥田而形成的，因为这里的“土”中含有大量可肥田的腐殖质和灰烬。第三，我们在对城址高台区的中心区进行勘探时，发现了厚度可达数米的灰烬堆积层，据推测应是长时间燃烧所致。第四，我们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大面积过火的墙壁和大量烧毁的木质建筑材料。

六、七月正是南疆最热的时候，我们每一位队员的内心也如这炎炎烈日一样火热。以往新疆的考古工作大多数集中在北疆，且发掘最多的是墓葬。所以，对于我们新疆考古工作者来说，在南疆发掘城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也是一种机遇。在自治区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临时考古工作站在这片“荒郊野地”里拔地而起。

城的修建与使用

为了解城墙的结构和修筑方法，我们按照考古发掘的要求和城市考古的一般操作流程，在城垣东北角布设了东西向垂直于城墙的50 米×5 米的探沟。

八、九月的发掘现场，我们攻破着一个又一个难题。由于缺乏南疆地区城址的发掘经验，我们的工作在不断摸索中慢慢向前推进。在此期间，我们邀请了疆内外的专家学者到现场，为我们的发掘出谋划策。

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有了可喜的发现，获得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第一，在地表见到的凸起的城墙起建于现地表下3.4—3.6 米处，现存城墙的墙基宽约15 米，高4—5 米。第二，城墙经过三次垒筑：最早是位于墙体基部的沙梁，即“墙芯”；其次是墙体的主体部分，采用不规则的土坯或土块垒筑而成；最后则是对城墙的不断补筑和修葺部分。第三，城墙的修筑和墙外的护城壕有紧密的关系，堆筑城墙所用的原材料就来自于掏挖护城壕所产生的土料，护城壕宽约12.5 米，深约1.5 米。第四，我们在城墙墙基下部还发现了早于城墙的遗存，表明在城墙的修筑之前就已经有人群在这里生活。

几个月的发掘过程中，除了我们邀请的客人之外，这里还迎来了一批不太受我们欢迎的“不速之客”，那就是蚊子和蜱虫（俗称草鳖子）。这些当地的昆虫家族用它们自己的方式“肆无忌惮”地“招呼”着我们这些每日坚守在这里的考古人，从早到晚，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如飞蛾扑火般从不疲倦。

综合三年的发掘成果，对比14C 测年结果，这一区域在公元前750 年就已经有人群定居生活，而奎城则至迟在公元前550 年开始修建，直至公元80 年左右被废弃。

城里人的生活

奎城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金属器、石器、木器和骨角器，为我们了解“城里人”的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

陶器普遍带流是塔里木盆地北缘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特征，学术界将具有带流特征的陶器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察吾乎文化。奎城出土的陶器，也普遍有带流的特征。从早期的带流彩陶器到晚期的带流素面陶器，无不显露着它与察吾乎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奎城西北方向直线距离约30 公里处有一处群巴克墓地，测年结果表明，群巴克墓地的人群和奎城的人群在时间上是有交叉的，也就说明二者可能存在某种关系。但由于我们没有发现属于奎城人群的墓葬，所以无法从葬式葬俗的角度做出判断。两处人群是否仅仅是文化上的交流还是人群的迁移，尚需要更多的证据。

在发掘过程中，一个令我们疑惑的地方在于，无论在奎城遗址哪个区域进行发掘，总会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尤以一些房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为多，仅仅一平方米的堆积区内出土的动物骨骼就可以装满两个大的编织袋。经动物考古学家鉴定，有羊、牛、黄羊、马、骆驼等动物。动物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奎城遗址出土的动物极少有完整的个体。这就意味着奎城人的肉食供应可能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奎城生活的人群也是如此。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装饰品或是有装饰图案的遗物，其材质涉及金、铜、铁、陶、骨角等，最为常见的便是穿孔的饰品了。

仑头还是乌垒？

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 年），李广利征伐大宛，路过“仑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清代《皇朝文献通考》记载：“布古尔，在英阿萨尔西一百二十里，汉时轮台地，后亦为仑头国，为龟兹所并。唐遥置为轮台州都督府，又并为轮台县故地。”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 年），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西域，并于同年设置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汉书·郑吉传》记载：“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与都护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以上是在文献中可以看到的关于“仑头”和“乌垒”的记载，记述了“仑头”在汉代轮台故地和汉代西域都护府与“乌垒”同一个治所这两个史实。

如今的轮台境内分布有较多古城遗址，从轮台县东境的野云沟乡往西有阿孜甘古城、吾里旁古城、阿格拉克古城、卓尔库特古城、赛维尔古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和阔那协海尔古城等。由于这一区域考古工作之前做的很少，这些城址的年代序列尚不清楚。

奎城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厘清了它的演变，即从公元前750—公元80 年这八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奎城遗址与仑头或是乌垒相关，这一问题的解决仍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1年09月刊，作者李春长为新疆文博院文博副研究馆员；张相鹏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