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得香港春拍那些精美文物

我要新鲜事2023-05-28 17:55:440阅

* 价格均为港元估价

2848

南宋兔毫盏（15-25万）

直径11.8厘米

带日本木盒

这件传世（Heirloom）茶碗，应该是来自日本茶道家族的收藏：其与现代中国覆轮截然不同的铜质和包裹方式、通体的彩光、露胎处的使用皮壳与痕迹，都显示其与一般意义的同类茶碗不同。

在15-16世纪，利休的审美影响下，有一类被称为「灰被」的茶碗备受关注，这些茶碗并不局限于建窑，也包含了附近的茶洋窑。

这类茶碗在茶道中被奉为神品，是至高无上的唐物茶碗。随着茶道文化逐渐被藏家所了解，对于此类传世器物的认知已经悄然绽放。

2849

元龙泉青釉刻开光花卉纹四兽首系茶叶罐（400-600万）

高29.8厘米

来源:

日本爱媛县江户时期大名久松家珍藏

日本私人珍藏，1955年由久松家赠予

香港佳士得，2018年5月30日，3028

此罐原为日本久松家族珍藏，及至1955年转赠至一位日本藏家。久松氏为江户时期（公元1603至1868年）伊予松山藩“大名”。伊予松山，即现今四国爱媛县松山地区；藩，作属地；“大名”，为日本幕府时代广袤藩地首领之专称，亦即藩主。久松家族持位藩主15世代，历时235年，与江户名将－德川幕府（1600至1868年）始创人德川家康（1543至1616年）关系深远。

松平（久松）家族热衷茶道，时至今日，家族藩地松山一带依然保留丰富的茶道文化。此罐作为茶具一员，象征博大精深的茶道文化，同时透过茶会品鉴艺术一环，揭示主人久松家族之优雅品味。

茶叶罐，顾名思义，乃盛放茶叶的器皿。春天采茶入罐，待夏季完熟，此谓新茶，即本器所盛之茶叶品种。罐口以木盖密封，覆纸多层，再用绳索缠束。本罐短颈，撇口，最宜装封。据下段引文所述，此类茶叶罐甚或以网结包覆贮于地下，避免夏季高温令茶叶变坏。日文“口切之茶事”，意谓年度首场茶会，在十一月上旬进行。

茶会举行前夕，茶庭、茶室之大小角落皆会灿然一新，固有竹篱、水槽、障子与袄门之糊纸，以及叠席纷作替换。茶叶罐亦会由贮藏器变成鉴赏物，换上“口覆”，即罐口的覆布，以顶级丝绸缝制，并配以“饰之绪”，即沿罐口捆扎以固定覆布之绳钮饰结。茶会进行之时，茶人先小心打开罐口覆布，继而剪开层纸，并且移除木盖，最后才可取出茶叶。以石臼把新茶茶叶碾成粉末，即可留作冲泡。龙泉青瓷罐作为茶道器具并不常见，惟古籍确曾记载此事属实。

千利休曾去信京都大德寺僧侣春屋宗园（1529至1611年），述及丰臣秀吉（1537至1598年）于1585年10月7日在宫内举办之茶会所用茶具：“地下藏一砧青瓷茶叶罐，外以网结包覆。” 砧青瓷指龙泉青瓷，日本素以砧青瓷泛指龙泉青釉双耳瓶。松屋久重（1567至1652年）编修之《松屋名物集》及出云松山藩藩主松平不昧（1751至1818年）编修之《古今名物类聚》，皆列举砧青瓷为茶叶盛器。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现藏一罕例（图一）。

图一

图二

为隆重其事，“口切之茶事”所用茶具均为名器，其“口覆”制作亦不惜工本，常以中国明代织锦精制而成。覆布与罐口之间盖纸数层，可保护纤细的珍贵布料。“口覆”本身贵为名物，早已价值不菲，与茶罐一并流传，令本器更添历史意义。本罐每层覆布皆以不同丝料缝制，其中两层施扁平金线纬织。

本“口覆”（图二）饰以锦云朵朵，端庄绮丽，乃出自明代享负盛名的南京云锦，常见于中国贵族衣饰。位于南京中华门外，明代成化年间（1465至1487年）孝贞纯皇后王氏家族成员王志远墓，曾出土一袭黄地丝织锦缎袍，纹饰与本物同源，见《Power and Glory: Court Arts of China’s Ming Dynasty》，三藩市，2008年，页70，编号30。

图三

元代晚期至明代年间，出现了云锦并合八宝图案。元末一例可参考高汉玉等着，苏玫瑰及Susan Whitfield译，《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1986年，页88，编号61；明代两例，同为锦缎，见同书第107页，编号85至86。如此纹饰组合鲜有用于小型饰物，本象牙白缎金线覆布（图三）之设计灵感可能正来自此类袍服。

以蓝绿菱纹为地之彩织锦缎可见于其他材质。1993年，江西省景德镇宣德御窑出土一青花瓷砖（图四），饰六角并圆型锦纹，此纹样在织绣品上同样罕见，见《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台北，1998年，页122，编号F21。

图四

图五

本罐第四块覆布（图五）饰花卉纹，与中国丝绸艺术史关系密切，可追溯自宋代，见一北宋象牙白斜纹绫织，载于屈志仁及A.E. Wardwell 合著，《When Silk Was Gold –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纽约，1997年，页49，编号11。本覆布织锦纹样精巧生动，与元代至明初风格遥相呼应。

本罐形雅色绝，超尘拔俗，固然属明初龙泉青瓷典范。背后的收藏故事、茶道文化，乃至织物美学，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养分，俨如一部繁花似锦的百科全书，同时印证中国工艺与日本茶道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

2855

北宋/金钧窑紫斑天蓝釉琴炉（24-35万）

高6.7厘米

来源:

美国Ho-Ching Yang医生伉俪旧藏

纽约苏富比，2009年3月17日，拍品14号

近两年拍卖中，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就是盈盈一握，或者小件的趣味性佳作备受青睐。此类钧窑小炉，带有紫斑、绿斑者少之又少。这类藏品是同类中的佼佼者无疑。不难想象，任何一个顶级藏家都会将其纳入收藏。这类藏品也是东方陶瓷学会的老藏家们十分追捧的审美之一。

2863

清乾隆斗彩万福庆寿双螭龙耳大瓶六字篆书款（3000-5000万）

高52.7厘米

清乾隆斗彩万福庆寿双螭龙耳大瓶六字篆书款瓶口微撇，长颈，鼓腹。通体绘以斗彩描金纹饰。器腹绘四朵缠枝勾莲纹，与如意云头纹相互缠绕，间以描金万字纹，颈部两侧各饰一朵番莲纹，花心绘以描金寿字纹，下悬灵芝纹，间以矾红金彩螭龙耳。颈口、颈底饰细巧如意云头纹。颈下饰一圈云蝠纹。近底处及足墙上各绘以一圈不同式样的莲瓣纹。底部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

来源:

美国艺术协会艺廊，纽约，1883年6月9日海伦·伊丽莎白∙孟森∙威廉斯(1824-1894), 纽约孟森-威廉斯-普罗克特艺术学院，由提卡，纽约，编号PC. 611

本拍品源自纽约由提卡的孟森-威廉姆斯-普罗克托艺术学院(Munson-Williams-Proctor Arts Institute)，拍卖收益将用于海伦孟森威廉斯购藏基金。此瓶不仅体量硕大，做工妙至毫巅，出处亦翔实可征。1883年6月9日，韦泽华夫人( J. Watson Williams，原名Helen Elizabeth Munson，1824-94年) 在纽约麦迪逊广场位于东二十三街南六号的美国艺术协会(American Art Association)购藏此瓶。根据一笔登录于1888年3月3日的库藏记录，此瓶连底座原陈设于韦夫人起居室内，相关描述与一帧现存照片符合。

1883年11月27日，美国艺廊曾致函韦夫人，信中开首说到：

“韦夫人惠鉴：践前所诺，谨就本艺廊所知，提呈6月9日所购诸瓶之相关信息。此例彩绘大瓶烧造于乾隆年间(约公元 1736-50年)。巴尔的摩的华伟德先生(W. T. Walters)，素以其东方艺术藏品之精在国内享负盛名。华先生珍藏一件乾隆瓶，依吾等所见，乃是唯一能与阁下购藏者媲美之作。该例为抱月瓶，同样购自本艺廊。”

华威廉的抱月瓶(又名“宝月瓶”)现藏巴尔的摩的华特斯艺术博物馆。根据记录，1898年之前，该瓶已纳入华伟德(William Thompson Walters，1820-94年)或其子华亨礼 (Henry Walters，1848-1931年) 之珍藏，后于1931年遗赠华特更引人入胜的是，清宫档案《贡档进单》中记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三日，伊龄阿跪进（交养心殿内）“成窑五彩螭耳天球尊成对”。乾隆时期斗彩器往往被称为“成窑五彩”，因为成化斗彩技艺一直为后世追崇。

养心殿于乾隆时期为紫禁城核心宫殿，是帝王处理政务的重要处所。伊龄阿于乾隆三十三至三十七年（1768-1772）担任九江关监督，管理景德镇窑务。林业强教授曾勠力钩沉乾隆年号款的样式，而本拍品的年款风格与其描述的“第六类”殊为契合，详见其著作，载于《东方陶瓷学会会刊》2009-2010年刊号74页24。据林教授分析，此类釉下青花六字篆书年款通用于1750至1790年前后的御瓷，正与上述清宫档案中有关乾隆三十六年（1771）之记录吻合。

传世斗彩瓶中，器型敦硕如本拍品者屈指可数。作为一种装饰技巧，斗彩难度大、成本高，其做法是在拉坯成形且干透的素胎之上，于未经窑烧且透气渗水的器表用釉下钴蓝勾绘出图纹轮廓。由于未经窑烧的胎土会迅速吸收青料，因此画师浑无出错空间。接下来，再将器身挂施透明釉并进行窑烧。瓷胎出窑冷却后，方于青花线内精心填施诸色釉上珐琅彩，并以较低温度二次烧成。每回窑烧总有残次之作，加上大型器物较易变形破损，若要烧造出能符合御瓷严格要求的斗彩大器，成本定然不菲。而且，本拍品更结合了鎏金纹饰。

乍看之下，本拍品似乎通体皆饰具异域风情的细巧勾莲纹。但若细心玩味，便会发现当中糅合了许多如意云头纹。如意云头由灵芝纹演化而来，喻指“万事如意”，是宫中习见的庆寿题材。就本拍品而言，如意云头纹除了环饰瓶口一匝，颈肩交接处也有其芳踪。再者，缠枝花卉纹中也有它的身影。

此外，瓶身还以四个描金卍字为点缀。卍字这一佛教标识从印度传入中土，武则天曾于公元693年誉之为“吉祥万德之所集”。自此，卍字成为了历朝历代喜闻乐见的祯祥符号。本季呈献的典藏级大瓶兼具如意云头纹与卍字，进一步证实了此乃皇家贺礼之观点。

根据前述美国艺廊1883年出具的信函，此瓶应是1883年纳入韦氏珍藏。尤为重要的是，本拍品与华氏抱月瓶有若干共通点：两者皆工艺精湛、形体硕大(本拍品通高52.7公分，抱月瓶高49.1公分)，而且均饰以细腻精致的斗彩纹，颈肩置大同小异的对称龙耳。造型与色泽相同的螭耳，亦见于一例清宫旧藏乾隆斗彩描金莲蝠纹螭耳盖瓶，但其鬃毛为绿色，此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图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8：五彩、斗彩》页280-1编号256（图二）。

2815

唐三彩仕女坐像（26-35万）

高31.7厘米

来源:

Therese Margaret Clayton 旧藏，纽约

纽约苏富比，1979年5月5日，拍品197号

2816

唐三彩马（40-60万）

高76厘米

来源:

购藏于1987年4月9日以前

2817

金定窑印麒麟穿花纹小盘（10-15万）

直径13.6厘米

2818

金耀州窑印童子牡丹纹斗笠盌（15-20万）

直径15.2厘米

来源:

伦敦佳士得，1988年12月12日，拍品146号

徐展堂旧藏

静观堂珍藏，香港佳士得，1996年11月3日，拍品534号

2831

春秋时期青铜鬲（50-80万）

高16.5厘米

口沿铸铭文八字「郳伯□母铸其羞鬲」。盒盖内有忍丘学人

题跋。

来源:

Umberto Draghi 旧藏，比利时

1985年购自比利时古董商Gisèle Cröes

巴黎佳士得，2017年12月13日，拍品138号

出版: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上海，2020年，卷1，编号0307，页342-343

日本木箱盖的底部有忍丘学人的题词，这是杉村勇造（1900-1978）的名字，他是著名的中国艺术学者，曾任东京出光美术馆的常务理事。

这种类型的几个相关例子已经发表。见《商周青铜器》第五卷，台北，1990年，其中有三件出土的鬲，边缘下有类似的风格化的龙纹。第一件是1984年在山东出土的，第143页，第155号；另一件带盖的也是1977年在山东出土的，见第144页，第158号；第三件是1977年在江苏出土的，见第155页。p. 144, no. 157。

2835

北宋耀州窑刻牡丹纹双耳瓜楞罐（50-70万）

高17.5厘米

来源:

埃斯肯纳齐，伦敦，2003年，编号C2953

高登伉俪旧藏，旧金山

蓝理捷，纽约，2009年，编号x1650

展览:

《The Collection of Dr. and Mrs. Marvin L. Gordon,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蓝理捷，纽约，2009年3月12日-4月4日，图录图版11号

埃斯肯纳齐，《Principal Wares of the Song Period from a Private Collection》，伦敦，2015年5月8-29日，图版14号

2837

北宋耀州窑刻缠枝牡丹纹盖盌（60-80万）

直径14.8厘米

来源:

埃斯肯纳齐，伦敦，2007年

展览:

埃斯肯纳齐，PaceWildenstein，纽约，2007年

埃斯肯纳齐，《Principal Wares of the Song Period from a Private Collection》，伦敦，2015年5月8-29日，图版13号

出版:

埃斯肯纳齐与Hajni Elias，《中国艺术品经眼录》，伦敦，2012年，页272，图版285号

同类的耀州窑刻花盌为数不多，保存原盖的例子更是稀少。养德堂旧藏一件与本拍品十分相似的耀州刻花盖盌（口径14.8 公分）2016年11月30日于香港佳士得拍卖，拍品3117号。

另可比较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一件较小的耀州刻花盖盌（口径10.7 公分），发表于《异世同调-陜西省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北京，2013年，编号31。

2838

北宋/金磁州窑系黑釉棱线梅瓶（70-90万）

高26.5厘米

来源:

日本私人旧藏（传）

伦敦苏富比，2004年11月10日，拍品526号

埃斯肯纳齐，伦敦

展览:

埃斯肯纳齐，《Principal Wares of the Song Period from a Private Collection》，伦敦，2015年5月8-29日，图版19号

出版:

埃斯肯纳齐与Hajni Elias，《中国艺术品经眼录》，伦敦，2012年，页272，图版285号

梅瓶以直棱泥线为饰，再上黑釉，釉色凝厚鲜亮，造型古朴雅致。近似例可参考东京松冈美术馆藏一件，以及克拉克夫人旧藏一件，1975年3月25日伦敦苏富比拍卖，拍品22号。

2843

北宋/金磁州窑外褐里白刻莲纹折沿盆（16-24万）

直径30.8厘米

来源:

香港佳士得，2013年5月29日，拍品2234号

这只盆子属于一组独特的磁州器皿（有可能是巨鹿县品种），内部刻花，外部覆盖黑色釉，是一种独特的黑白对比的审美。这组器物中的大多数例子似乎都是内壁刻有中央花纹的折沿洗，而盆子似乎是更少见的形式。

相比之下，世界各地的机构有同款器物三件：一个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在《宋代陶瓷》中有所说明，伦敦，2004年，pls. 60和60a；一个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艺术馆，入藏号205.2006；还有一个是横河民辅收藏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国陶瓷插图目录，东京，1965年，页72，编号298。

与日本箱根美术馆收藏的一件宋代同款磁州窑相比，其形式相似，雕有花纹，外装饰白色釉，图见Mayuyama, Seventy Years, vol. 1, Tokyo, Pl. 587。

2850

元龙泉青釉模印缠枝牡丹纹三足炉（15-25万）

直径21.6厘米

来源:

养德堂旧藏

香港佳士得，2018年5月30日，拍品3099号

2854

元青花花鸟云肩缠枝牡丹纹梅瓶（800-1200万）

高39.6厘米

来源:

云中居，台北，1989年

出版:

《中国历代陶瓷选集》，鸿禧美术馆，台北，1990年，页182-183，图版72号

芸芸元青花大器之中，形象最鲜明者当数秀丽挺拔的溜肩梅瓶，本拍品堪可为此现身说法。这种将修长梅瓶主纹饰带一分为三的样式，肇兴于北宋 (公元960-1127年)，就此可参考大维德爵士珍藏定窑瓶 (馆藏号PDF 101)，图见拙作《Imperial Taste –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页25编号4 (洛杉矶 / 三藩市：1989)。

有意思的是，大维德定窑梅瓶跟本拍品一样，主纹饰带内亦绘一匝圆硕饱满的缠枝牡丹纹， 1955年南京附近出土的近似北宋定窑瓶也有相同的纹饰，图见《中国陶瓷全集》页163图版78 (京都：1981)。此类牡丹纹的花瓣饱满繁密，正面和侧写兼而有之，并以幽深秾丽的青花钴料绘就，瓣沿饰柔美的波纹，搭配自然协调。细味之下，此类构图不啻为宋代单色釉佳瓷过渡至元青花的一次华丽转身。

以元青花大型梅瓶而言，器肩纹饰最出色的莫如垂云状云肩，本拍品饰如意头云肩四枚，内填缠枝莲纹及飞雁穿缠枝菊纹。观乎传世元代梅瓶，其云肩样式不尽相同。以上海博物馆藏大型梅瓶为例，其主纹饰带与本拍品雷同，但云肩内填莲池鸳鸯图，图见上博出版的《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页83-4编号13 (上海：2012)。上博梅瓶与若干元青花梅瓶尚有一项共同特征，即云肩开光之间不像本拍品般留白，而是衬以三角形构图的祥云花卉。元青花梅瓶的足胫泰半饰莲瓣开光，内绘诸多装饰元素，本拍品便是一例。这三道风格迥异的纹饰带 (即云肩、缠枝牡丹和莲瓣开光) 既对比鲜明，亦与瓶形相互呼应。

颇堪玩味的是，一模一样的纹饰组合 (即肩饰如意开光，中段饰饱满的缠枝牡丹，胫绘莲瓣开光) 亦见于元代青花罐这一经典器形，且视觉效果同等出色。以天津博物馆藏青花罐为例，除了器颈增添一道莲瓣开光外，其纹饰格局大致相同，图见北京首都博物馆《元青花》页51 (北京：2009)。尤须一提的是，天津实例跟本梅瓶一样，云肩之间并无三角形构图的祥云花卉，其实这既可彰显如意开光的视觉効果，云肩与下方缠枝牡丹纹的对比也益发鲜明。

别的传世元代梅瓶当中，有一例的主纹饰带跟本拍品大致相同，惟其云肩内仅绘缠枝花卉，而无大雁，此乃波士顿美术馆珍藏，图见《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Oriental Ceramics》(东京：讲谈社系列，1980) 卷十一彩色图版74。此外尚有一件梅瓶，其纹饰大同小异，载录于香港艺术馆1987年出版的《天民楼藏瓷》展览图录上册图版4。1980年，高安县出土二例梅瓶，两者现为高安市博物馆藏，图见朱裕平著作《元代青花瓷》页132-3编号6-1及6-2 (上海：2000)。它们跟本拍品一样，足胫饰莲瓣，器腹绘饱满的缠枝牡丹，云肩衬如意云头，但开光内以莲池为题。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萨雷博物馆也有一件近似例，其纹饰格局相同，但云肩内绘骏马海水纹，图见艾尔斯 (J. Ayers) 与康蕊君 (R. Krahl) 所着《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 II, Yuan and Ming Dynasty Porcelains》页502编号585 (伦敦：1986)。

伊朗的阿德比尔神庙也有一件纹饰相若的近似梅瓶，但其云肩内填凤穿缠枝花卉纹，此瓶现已入藏德黑兰的伊朗国家博物馆，图见J. A. Pope著作《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图版25编号29.412 (伦敦：1981)。另一著作曾将本拍品的飞鸟称为凤凰，但观其尾翎和头无冠羽的造型，看来应是大雁。雁纹在元瓷中相当流行，因其隐含延年益寿之意。

克拉克夫人 (Mrs Alfred Clark) 旧藏中也有一件梅瓶，其云肩内亦绘凤穿缠枝花卉纹，图见戛纳爵士 (Sir Harry Garner) 1964年著作《Oriental Blue and White》图版17。较诸本文引述的众多例子，克拉克夫人梅瓶中段的缠枝牡丹纹相对较小，式样近似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梅瓶，后者图见《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Oriental Ceramics》卷十二之“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京：讲谈社系列，1982) 彩色图版28 。以云肩、缠枝牡丹和莲瓣这一纹饰组合而言，其诸多变奏确实各有千秋，但本拍品的比例大小和细节描写无不略胜一筹，观之格外赏心悦目。

2892

唐咸亨（公元670-674年）石灰岩雕四面造像碑（40万 - 60万）

高：66.8厘米，日本木盒

来源：

大阪藤田美术馆珍藏，入藏于1940年前

宗器宝绘 ─ 藤田美术馆藏中国古代艺术珍品，纽约佳士得，2017年3月15日，拍品530号

出版：

《藤田美术馆名品图录》，藤田美术馆，东京，1972年，编号209-212

《中国の石仏 : 荘厳なる祈り》，大阪市立美术馆，1995年，124页，编号146

孙迪，《中国流失海外佛教造像总合图录》，第6卷，北京，2005年，1200页

展览：

大阪市立美术馆，《中国の石仏 : 荘厳なる祈り》，1995年10月10日至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