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夏都遗址断想

“二里头”这个村名有点儿土，容易跟“二锅头”混淆。

“二里头”这个村名有点儿强，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国外研究中国考古的学者都知道它。

“二里头”这个村名有点儿响，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成，使得“二里头遗址”（图一）的名气更大了。

“二里头”是1959年正式闯入考古人的视野的。那一年的春夏之际，古稀之年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组织了豫西诸县的“夏墟”调查。在踏查到洛河南岸的二里头村时，他们发现了一处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的大都会遗址，从其年代推断，可能是商朝建立者成汤的都城。后来，考古学界对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展开了认真、广泛、长期的研讨，到20世纪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夏代的都城。

徐旭生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当年，他亲自带队到豫西探寻夏文化遗址，并在众多的遗址之中认定二里头遗址为商代都城遗址，从而促成了之后连续60多年的田野考察工作。他是夏文化探索的开辟者和奠基者。徐老的夏文化探索之功并非偶然，而是他几十年学术积累的必然结果。这位出生于南阳唐河的河南人，留学法国时学的是西方哲学，直到1927年被推举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之后，他才在田野考察中对考古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32年就职北平研究院之后，他领导了在陕西的一系列田野考察工作。抗战期间他避居云南之时，写出了著名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图二）,将夏代及以前的居民归纳为华夏、东夷和南蛮三大集团。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致力于夏文化的研究。

在二里头遗址的第三季(1960年秋)田野考察工作中，考古队员们在遗址的中心区域钻探出一座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宫殿基址。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二里头一号宫殿（图三、四）。这是一座规划得很好的大院，大体上是长方形，只是东墙北段内收，所以其形状看起来有点儿像菜刀。整座宫殿都建在高出周围地面约1米的台基之上，四边的长度都是100米左右。主殿位于大院内靠近北墙的中部，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墙体是木骨泥墙（图五），南北二墙各有九组柱子，东西二墙各有四组柱子。每组柱子的内侧是一根直径约0.4米的墙里承重的柱子，外侧是两根直径约0.2米的墙外挑檐的柱子。主殿之前有一个平台（图六），可与北京明清故宫的主殿太和殿的平台相比。

一号宫殿四周围墙的内外建有廊庑之类的建筑。东墙北段的内侧是厨房的所在地（图七），其北侧还有一个储藏食物的土坑，而更北侧的小门应该是为烹饪人员出入专设的。北墙的东段还有一个小门，可能是通向宫殿后面的方便之处的，在那里发现有大片各种形状的土坑。南墙中间三个门道的大门与中心殿堂相对，中间是举行重要仪式的“中庭”（图八）。商汤攻入夏都之后，曾在这个中庭举行类似“开国大典”的重要典礼，宣告了天命从夏人向商人的转移。二里头一号宫殿的很多建筑风格，例如独立院落、殿堂抬高、中庭宽敞、多个门道等，都在后世的宫殿建筑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在二里头考古队驻扎地大门内的影壁上镶嵌着几幅三彩壁画，其中一幅为“二里头文物精粹”（图九），上面还有两个颇有深意的印章式题词：“金玉满堂”“物华天宝”。“金玉满堂”在这里用来形容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玉器等精美文物，“物华天宝”则用来评价这些文物的宝贵价值。

《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内，发现有制造各种容器、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的模与范。容器的大量铸造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中国人重视“吃喝”的集中体现。人们通过共同进餐来增进友谊，也通过供养鬼神吃喝来加强联系。“爵”是夏代出现的专门用来饮酒的杯子（图十），下面的三足将杯身抬高，杯身一侧安装有便于拿取的把手,口部外敞。东周时期开始用“爵”来指代贵族身份的高低，后来形成“爵位”一词，可以想见“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专门用于作战的铜戈（图十一）。它的形状很像收割庄稼的镰，但是上下开刃，还有锋利的尖，可以用来钩杀、横剁和前推。镰与戈的相似性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农业根基。二里头遗址出土很多戈、钺、刀等玉质兵器。这些既十分珍贵又容易折断的玉质兵器显然不能用来打仗，可能是用在重要的典礼场合的。钺，形状像板斧。夏代的钺是指挥官的武器，与士兵用的戈配合使用。夏代的玉钺有很多与功能无关的花样设计，有两侧做成锯齿状的“戚”，有刃部做成锯齿状的“我”，还有的中部有一大孔，有点儿像“璧”，更有兼具这三种特征的极品玉钺。这些都彰显了玉质兵器的艺术性。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图十二），是一种看起来十分威武的盾牌形器物，长约15厘米，大体为梯形，左右各有两个半环形的钮。这类器物应该是绑在手臂外侧的护臂。当然，如此精美的护臂主要用在典礼场合，当时大量使用的是用比较便宜的兽皮、织物等制作而成的柔软护臂。类似的护臂至今仍在跆拳道等搏击活动中使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铃（图十三）都是平顶，有孔，孔上是用来悬挂的桥形钮，铃身的一侧有便于手握的扉棱。这些铜铃大多配有玉舌，两种珍贵材料发出的金玉合鸣之音应该是当时最高贵的声音了。现在用来描述美妙声音的“金声玉振”一词，就是来源于这种玉舌铜铃。如此看来，重视材料与设计的制作理念早在夏代已经出现。

二里头遗址出土有不少来自外地的奇特精美器物，反映了夏都是天下文化的“辐凑之地”，是当时的国际性都市。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一件鸭形壶（图十四）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后来大家认识到这种器物应该是受江南地区马桥文化的影响。这种鸭形壶在早于马桥文化的良渚文化中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器具之一。只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鸭形壶“三个小足”的设计未见于江南地区，显然它是夏人自己制造的。

1994年至1999年，我在二里头考古队工作，曾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的发掘，和二里头遗址有难得的缘分。每次参观二里头遗址、每当在学术研究中涉及二里头遗址时，我都会想起在那里工作的日子。考古队的每个成员、遗址的每个角落、库房里的每件文物，不时地闪现在我眼前。

2019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图十六）的建成及考古遗址公园的开放，使得二里头遗址的可观性更强，每一位参观者都可以看到原地复原的大型宫殿基址和馆内陈列的精品文物。关注夏文化的朋友，到二里头遗址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第一王朝的气息吧！

注：原文刊于《党的生活》2022年3月上（总第669期）第5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