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中国送给世界最大的礼物

农业开启了文明的大门，不仅引导人类步入文明的殿堂，也成就了四大文明古国的辉煌，无论巴比伦、埃及、印度还是中国，孕育文明的土壤都是农业。于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奉献给世界最大的礼物究竟是什么？四大发明还是儒家文化？仔细推敲两者都不是，农业才是中国送给世界最大的礼物。每当我们谈起中国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多会脱口而出“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但是，话音落地立即引起质疑，上下五千年，一前一后就是一万年，若依“夏商周断代工程” 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夏朝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这样至2020年也就四五千年，相距一万年之数，还少了一半。于是有了各种解释，有人说“上下五千年”那不过是个约数，千万别当真；有人说早在夏王朝出现之前，我们就有了三皇五帝这类中国自己的《创世纪》传说；也有人说考古发掘证明史前时期中国境内东西南北均留下大量切实可靠的人类遗址……这些解释说明了问题，又似乎没说什么，因为还是没有道明那一半文明的出处。其实真正的答案只有一个，农业。农业是文明滋生的土壤，也是文明的一部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不仅源于农业，且农业登上历史舞台的年代正合“上下五千年”之数。一万年前，谷子、黍子、水稻已经在中国土地上完成了从野生植物到人工栽培作物的驯化，此后大豆、纤维类大麻、油用大麻、白菜……陆续纳入中国农作物的行列，农业与农业文明在国家问世之前，已经存在五千多年了。

粟、黍中国北方驯化的旱地作物

21世纪的今天，大家对农业的关注，多限于餐桌，而餐桌上的主食又以米饭、面食为主，很多年轻人对于谷子、黍子及其制作的食物十分陌生，即使端上餐桌，也很少去想它们长在地里的样子，属于哪种作物。古人将谷子称为粟或稷，最初 “粟”之称通行于民间；而“稷，祭也”，故“稷”为谷子之名则用于庙堂祭祀，谷子加工后的粮食即为小米。黍子即黍，加工后为黄米，黄米因淀粉含量高低不同，西北一带也有软糜子、硬糜子之称。小米与黄米外观均为黄色，小米颗粒小于黄米，淀粉含量也低于黄米，故加工为食品以粥、饭为多，黄米中的软糜子则多制成粘糕、油糕，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中“热腾腾油糕，摆上桌哎”，歌中的油糕就是黄米糕。尽管，今天无论小米饭、小米粥还是黄米油糕，均不是饭桌上的主餐，但历史上的地位却非同寻常。古人常用“社稷”一词比喻天下，社为土地之神，代表国家疆土；稷则是谷子，是国家的根本。土地上有了粮食，国则可以为国，民则可以为生。天下万物，古人唯独用稷，即谷子代表国之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时普天之下的土地种植的是谷子，率土之滨的百姓以为主食的也是谷子，五谷之中稷居首位。很多年前读过一篇文章，如果没有文学我们会怎样，没有艺术，没有军队，没有工业，没有农业又会怎样……这一系列如果，一步步让人类退回远古，若是这样，人们尽管蒙昧，尽管愚陋，仍然可以活着，唯独没有农业，那就等于断了生路，因为农业是维持民生的底线。民以食为天，是不变真理，正是如此，几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创世纪》传说中，都有农神，希腊神话中的农神是德墨忒尔，中国的农神是神农，是后稷。神话经千百年传颂，几乎成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然而神话并不是事实，既然农业的产生并非起源于传说中的神农遍尝百草、教民耕种，那些支撑民生的农作物究竟怎样扎根在我们的土地上？谷子、黍子，就是我们讨论的起点，它们不仅在中国历史早期是北方黄河流域粮食作物的重中之重，而且也是中国人最早驯化的粮食作物之一，那个时代距今大约1万年（图1）。

1万年前，那是一个遥远的时代，谁都无法亲自见证那时的一切，唯有考古成果为我们揭开了时间的面纱。当然，先民在地下都留下了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所以很多重大考古发现都出自偶然。那是1972年秋末，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村二街一个生产大队，为了变旱地为水地，队里决定将附近冶金矿的废水由低向高引向村东一公里处南岗地。这正是农业学大寨时期，战天斗地是那个时代的时尚，磁山二街80多名青年民兵组成青年修渠突击队，在大南岗上开沟挖渠，工地上一镢头下去，土中刨出了一块长45厘米，宽20厘米，形状像鞋底一样的石板。随后又挖出几件类似的石器以及石棒、石棍，在场的青年人都觉得好奇，其中有人说：“会不会是文物？这句话提醒了大家，队里马上保护现场，并派人日夜守护，同时把挖出的石器、陶片都存放在大队仓库，并起草报告，逐级上报到邯郸市、河北省文研所等单位。1974年初省文管处授权邯郸文保所的孙德海、陈光唐两位专家对这里进行了调查性的试掘，在两个9平方的探方内，他们发现了两个窖穴、数件石器、骨器和一些破碎的陶器碎片。1977年，孙德海等带着第一批出土的文物到了北京，考古学家苏秉琦端详着他们送去的小陶盂，惊喜地说这批石器肯定比仰韶文化（距今5000多年前）要早，这很可能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新石器考古工作的突破口。随后的发掘，一个令中国考古学界惊叹，吸引世界考古界的文化遗址出露在我们面前（图2）。

武安市磁山村的发现，被考古学界命名为磁山文化遗址，自1972年发现，进行调查式试掘，此后1976年至1998年20余年中，经历三个发掘阶段，共发现数百个窖穴，其中粮窖189个，仅第一发掘阶段的88个粮窖粮食体积就达109立方米，折合重量约138200斤，若加上此后两个阶段的粮窖，粮食存量十分惊人。面对如此重大发现，测年与弄清这些粮食究竟是什么，成为考古学最关键的两步。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利用C14对磁山文化遗址测年结果为：公元前5405±100年和5285±105年，后经树轮校正距今8000多年。2009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课题组重新测年，结论遗址中的粮食距今约10000-8700年。这是中国北方年代最早的粮窖。一百多个一万年前的粮窖中储存的粮食究竟是什么？常识告诉我们，粮食不可能长久保存，在近万年的漫长岁月中，磁山文化遗址中的粮食多成粉末状，正如发掘现场看到的：出土时腐朽的粮食为淡淡的灰绿色，风干后呈灰白色。粉灰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外壳，形态饱满，直径约2毫米。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与北京农业大学鉴定这些窖藏粮食属于粟与黍，即谷子与黍子（图3）。

这一发现意味着什么？磁山文化遗址粟、黍的发现不仅将中国对于旱地粮食作物的驯化时间推到距今1万年前后，而且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人工栽培粟、黍的国家。此前国外主流观点认为埃及、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人工栽培粟的国家，磁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推翻了以往的结论，改写了世界农业历史，而且将中国文明的起点追溯至一万年前。粟由野生狗尾草驯化而成，野生黍则是黍的祖本，粟、黍都属于北方旱地作物，能在河北武安市一带完成早期人工驯化，与这里的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一万年前的古人还处于操持农业的初级阶段，换句话说还没有摆脱对大自然的依赖，人们尝试着播种并等待收获的同时，仍然需要采集、渔猎获得的食材，因此农业发端之地，应具备满足耕作与猎获双向要求的环境条件。磁山遗址位于南洺河北岸台地上，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冲积扇地带，那时黄河扫过华北平原，导致平原上屡屡洪水，湖沼密布，人类难以立足，而冲积扇地带却因地势高亢，土壤肥沃，成为古人类的家园。这里不仅可以耕种，且处于山地与平原交汇之处，兼得林地、草地不同属性的动植物资源。这一切既保证了维持渔猎、采集的需要，又具备拓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于是古人在摸索与探求中，逐渐从对野生动植物的依赖，转向农业生产。正是如此，我们在磁山文化遗址，不仅看到大量的粮食，石铲、石斧、石镰等农业生产工具，石磨盘、石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还看到鹿、野猪、花面狸、金钱豹、梅花鹿、四不像、鱼类、鳖类、河蚌等野生动物骨骸，核桃、榛子、小叶朴籽等乔木树种，同时还出土了骨镞、鱼鳔这些猎具、渔具。采集渔猎与播种收获并存的环境，是农业生产起源之地必备的条件，前者是探求中的保障，后者则是未来的依靠（图4）。

磁山文化遗址是中国北方唯有的距今一万年前的农作物驯化地，以此为中心，其他与粟、 黍相关的遗址年代，由早及晚具有鲜明的圈层特征。陕西、山东一带构成圈层的年代大约距今7000-6000年；继续向西、向北，甘肃、青海、辽宁一带又形成距今5000-4000年的圈层；由此向四周扩展，则是距今3000年左右的黑龙江、内蒙古东部以及台湾等地构成的圈层。这些年代圈层，既非猜测，也非臆断，而是来自于实实在在的考古成果，粟、黍最早驯化地应该就在磁山文化遗址一带，这些作物由此完成驯化并逐步传向各地，养育众生，成为民生之本（图5）。

学术研究素来因手中材料、研究视角而存有不同观点，自磁山文化遗址发掘之后，华北为北方旱地作物起源地成为学术界共识，然而与主流观点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通过浮选，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发现距今8000-7000年的粟、黍籽粒，并就此提出塞外西辽河流域是粟、黍等北方旱地作物的起源地。如何评判这一观点，从赵志军本人的研究报告《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或许可以获得答案。文中提到兴隆沟第一浮选地属于兴隆洼文化期（距今8000-7000年），第二浮选地属于红山文化期（距今5000年），第三浮选地则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距今3500年），三个浮选地获得的黍粒大小明显不同，“第三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均为圆球形，直径在1.9毫米左右，与现代黍粒的尺寸和形态已经基本相同；第一地点出土的黍粒呈长圆形，粒长和粒宽的平均值分别是1.62毫米和1.2毫米，明显小于现代黍粒”，同时出土的粟粒也具有这样的变化特征。“粟和黍这两种谷物在漫长的栽培进化过程中，其籽粒的演化趋势应该是逐渐由小变大、由长变圆、由瘪扁变丰满”。依照赵志军的观点，第一浮选地点获得的粟粒应处于由野生转向驯化的初期阶段，其年代大约距今8000年，而磁山文化遗址粟籽粒的直径约2毫米，与当代的粟即谷子已经完全一致。两个遗址粟、黍籽粒的对比，我们看到距今8000年前塞外尚处粟、黍驯化的初期阶段，磁山文化遗址所在地则早已完成驯化，进入常态栽培，同为人工栽培作物，其间孰早孰晚自然清楚了。农业尚未出现之前，人们采集的野生植物种类很多，将一粒种子埋在泥土中或许偶然，但带来令人满意结果的却不是所有的植物，显然只有狗尾草、野生黍，在许多植物中最具优势，人们因此而将其投入到年复一年持续性种植中。当代农学家讨论栽培作物起源，总会提及作物在野生状态时的母本与父本，其实，无论作物的母本、父本是什么，都是在风、水、动物等自然媒介下促成的，所谓人工驯化关键在于选择。那时人们并不会人工杂交育种，却懂得选择，不仅籽粒饱满、穗大苗壮的籽粒留作种子，而且成熟后籽粒不易自动脱落，便于收获的植株，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经过这样的选择，作为下一次播种的种子携带了利于收获、产量理想的基因，在反复择优选择中，含有最佳基因的种子，不仅被人们认可，且种植成习，种植成片，以某类种子为核心的种植业起步了。野生植物与人工驯化的农作物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通过反复选择，最佳基因保留在人工栽培作物体内，粟、黍耐贫瘠、耐干旱，对旱地生态环境有良好的适应性，凭借这些优势，这些作物从驯化中心传到北方各地，传入南方山地丘陵（图6）。

若穿越是一种可能，那么，三千年，五千年前，直至秦皇、汉武所在的时代，北方餐桌上几乎没有大米、白面，无论贵族还是奴隶，赖以为生的都是粟、黍，其中两者之中粟又占有绝对优势。正是如此，传说中的农神有后稷之称，稷就是粟。粟、黍传向域外的历史很久，《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谈到黍本是远东的土生植物，欧洲人话语中的远东指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远东各国中只有中国是黍的驯化地。大约是新时器时期，东南欧及西伯利亚平原上的游牧民族把黍带到西方。古罗马时代黍在英国、高卢（今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北部、德国南部等地）以及意大利波河平原等地已成为重要作物，直至中世纪意大利北部、比利牛斯山区、法国西南部，但凡小麦种植不利的地方都可以以黍为粮。黍分两类品种，一类淀粉含量高且粘性大，北方人称为软糜子，另一类淀粉含量低的为硬糜子。硬糜子环境适应性很强，传入欧洲并广有种植的应是硬糜子。那是一个距离我们十分遥远的年代，粟、黍这些旱地作物已经走出国门，且融入到他乡的民生之中。

水稻中国南方驯化的水田作物

距今一万年前，是栽培作物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的年代，几乎与北方旱地作物粟、黍起源同时，甚至更早一些，南方长江流域也将野生水稻驯化为人工栽培水稻。先民将野生植物驯化为栽培作物，并没有留下他们操作过程的记录，于是迈过漫长的时间隧道，后世了解历史的真相必然要有一番周折。有关水稻起源的讨论，则是中国农史，甚至是世界农史研究中分歧最多的问题。水稻与冬小麦、玉米并列为三大粮食作物，当今世界，大约二分之一以上人口以稻米为生，正是如此，人们不仅关注当下水稻生产，也将视线投向水稻的起源。青年学者刘夙告诉我们，首先关注这一问题的西方学者注意到，西方语言中“稻”的词源来自印度梵语，且印度也是野生水稻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于是印度为水稻起源地的说法就此流行起来。此后随着东南亚以及中国发现大量野生水稻，人们的视线与讨论核心随之转移，新的观点也相伴而生。1952年美国地理学家Cart O.Sauer在《农业的起源与传播》中提出水稻的初始驯化中心在东南亚，道理在于那是动植物种类繁多的区域，有大量物种可供选择并进行杂交。Sauer这一观点问世不久，西方学者即提出质疑并加以否定。东南亚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导致人们没有驯化农作物的迫切需求，加之那里没有古老的稻作遗址，都是否定这一观点的理由。时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还没有在这场讨论中成为主角，尽管早在20世纪20年代水稻专家丁颖即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提出中国是世界水稻起源地的观点，但在长江中下游陆续发现距今7000年前稻作遗址之前，国际学术界始终认为中国水稻是境外传入，自然忽略了丁颖的研究（图7）。

扭转局面的变化得于考古发现，20世纪50年代湖北京山屈家岭、重庆巫山大溪发现水稻遗址，此后20多年内中国各地陆续发现水稻遗址达90处，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近70处，尤其距今7000年前浙江河姆渡水稻遗址、浙江桐乡市罗家角遗址震动了整个学术界。然而，就在中国发现这些稻作遗址的那些年，印度、泰国也有据说距今7000年以前的稻作遗址被发现。面对这些发现，学术界不再否认中国作为水稻起源地，但也没有放弃旧有的说法。于是，国外一些学者又做了一番折中，提出印度奥里萨邦、印度支那的湄公河三角洲或中国南方的珠江三角洲等低湿平原沼泽地带可能是栽培稻最初的培育地；日本农学家渡部忠世则主张起源于印度阿萨姆至中国云南的山丘地带。认定水稻起源地为中国，决定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考古发现。这时原本认为距今7000年前的印度、泰国稻作遗址，也因测年有误，而失去作为水稻起源地的意义，中国境内却陆续发现水稻遗址。80年代，发现距今9000～7500年的湖北宜昌城背溪遗址、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且两处遗址均有稻谷遗存。90年代，湖南常德市澧县发现城头山遗址，距离城头山遗址1公里处，还发现距今约8000年的人工栽培稻；距离城头山遗址10多公里处，则发现了距今8000年大量稻田实物标本，其中40%有人工栽培痕迹，有水坑、水沟等原始灌溉系统，是现存灌溉设施完备的世界最早水稻田。江西万年县发现仙人洞、吊桶环遗址，遗址中发现12000年前野生稻植硅石和10000年前栽培稻植硅石。2004年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距今1.4万-1.8万年前人工栽培稻，这是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稻谷遗存。面对这些稻作遗存的发现，东南亚说、印度说以及云南山地说逐渐淡出，长江中下游说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共同认定的事实（图8）。

有关水稻起源地的争论是否到此终结了呢？水稻起源于中国已成共识，但由于各地稻作遗址的年代不同，一些学者认为起源于长江中游，另一些学者认为起源于长江下游。面对这一分歧，北京大学严文明主张长江中下游共同起源说，并强调确定稻作源地，遗址年代并不是绝对条件，城背溪、彭头山等长江中游地段遗址比河姆渡要早，但稻作水平也比河姆渡低的多，依照稻作发展规律，河姆渡前也应该存在一个类似彭头山稻作农业的低水平阶段，“这样长江中下游有很大可能就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它们可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稻作起源中心”。话中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河姆渡文化之前应有更低级的稻作农业，其时间必然早于距今7000年；其二，若存在这样一个文化层，长江中下游即不因年代而有早晚之分，无论城背溪、彭头山等长江中游稻作文化信息顺江传向下游，还是自下游逆江传向中游，总之长江中下游稻作文化处于同一体系之中。农史学家游修龄也提出相近的观点：“考古发掘不可能一次全面铺开，其遗址的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光凭这种比较，很可能出现甲处比乙处、丙处早；说不定下次乙处又有更早的稻谷出土，则变成乙处比甲处、丙处早。”技术论与另一派的时间论，在各执一词的讨论中，又等来了新的考古发现。大约2001年前后，浙江萧山境内发现距今8000年前的跨湖桥遗址，遗址中的稻谷“是从当地野生稻驯化起来的原始性古栽培稻”[10]。同年，浙江余姚发现距今5500--7000年前的田螺山稻作遗址。还是这一年，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发现距今9000—11000年的上山遗址，遗址出土的夹碳陶片的表面，发现较多的稻壳印痕，胎土中夹杂大量的稻壳。对陶片取样进行植物硅酸体分析显示，这是经过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些遗址年代都在河姆渡之前，它们的发现拉平了长江中下游之间稻作时间与稻作发展水平的距离，不仅证实了严文明的观点，也从空间上将长江中下游与钱塘江流域划入水稻起源地共同体中。世界上农作物原始驯化地不止一处，而在水乡完成农作物的驯化，只有中国。水稻的初始驯化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是水乡，傍河滨湖，也不干旱，这样的环境与我们曾经强调过的农业起源地都在干旱的大河流域相悖，对此如何解释呢？其实无论干旱的大河流域还是水乡，共同之处在于单纯的采集渔猎，环境并不理想，一万年前的水乡，河湖纵横，沼泽密布，水多了蚊虫小咬也少不了，泥泞的土地被河湖分割成并不宽广的单元，这样的环境对于单纯依靠采集渔猎的先民，有着与干旱的大河流域不一样的艰辛，时至汉代在司马迁的笔下，仍然看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样的描述。正是“卑湿”的环境制约了利用型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人们改变生存方式，踏出驯化农作物的道路（图9）。

水稻喜温、喜湿，最适宜亚热带湿热环境，最初人们尝试种植水稻，多选择沼泽之地，利用天然水生环境，辟为稻田。众多水稻遗址中，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内涵最丰富，遗址南依四明山、北临湖沼，山上森林茂密,丘陵缓坡杂草、灌木丛生，平原临水地带密布芦苇、水草，适应湿热气候人们不仅选择了悬空架屋的干栏式建筑为居舍，也将稻田辟在湖沼边缘。从遗址中，稻谷、稻叶、稻壳相互混杂形成0.2-1米厚的堆积层来看，这一时期不仅稻田已有规模，稻作技术也走出最原始阶段，与此对应，遗址中出土了骨耜、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舂米木杵等农业生产和谷物加工工具。收获水稻，只是河姆渡人部分食物来源，人们并非仅以植稻为生，渔猎采集仍然没有离开他们的生活，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各种动植物资源，在将野生水稻驯化为人工栽培稻的漫长岁月中，遗址中整坑、成堆的麻栋果、橡子、酸枣、菱角等植物果实,大量陆生、水生动物遗骸，以及石球、石弹丸、陶弹丸、木矛、骨铁、骨哨等渔猎工具，揭示河姆渡人谋生的另一个途径。河姆渡是一处稻作遗址，也是人类早期农作物驯化中心，由此及彼，透过河姆渡人对环境做出的选择利用与培育水稻的技术水准，可以览观长江中下游水稻起源地的基本面貌[11]（图10）。

水稻从长江中下游与钱塘江流域完成驯化，逐渐北上南下传入中国各地，又从中国传入境外，向东渡海至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向南传入东南亚、南亚等地。《植物传奇》的作者，一位美国人这样谈到水稻走向欧美的经历：大约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刚刚听说水稻，但对他们而言这是一种昂贵的进口粮食，还不能作为餐桌上的食物，正是如此《圣经》中没有提到水稻。伊斯兰教的先知默穆罕默德很喜欢稻米饭，于是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东、北非以及欧洲传播，水稻也踏上了这片土地。英国人第一次接触稻子在15世纪，17世纪水稻传入北美洲，从这以后，大约一个世纪内水稻在卡罗莱纳州以及美国南部、南美洲的沼泽地带迅速生长起来。经过数千年，如今水稻不仅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形成分布优势，而且流向世界各地，成为全世界近一半以上人口的基本食粮。正是这样的传播，今天，我们但凡在地球的某个角落，捧起一碗大米饭，它的根都在中国。回顾中国农史，无论北方旱地作物粟、黍，还是南方水稻，无疑，农业是中国送给世界最大的礼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农业与环境，结论也许出乎意料，农业最初起步之地并非自然环境最优之处，由此而发散，并走向世界的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带给世界的是人类繁衍的根本，并由此揭开了文明的帷幕。生存之本与文明之光，成就了历史舞台上的宏基伟业，而一万前的中国，就已经成为最早的贡献者之一。

摘录于北大韩茂莉教授在“农为邦本，中国农业一万年”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