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关于顾颉刚一生的功过

顾先生是五四时候的青年，和傅斯年、罗家伦、冯友兰、俞平伯属同一辈人，胡适虽然长不了他们几岁，但他的辈份高。我爱人1934年北大入学上过胡适的课，听她讲，胡适在课堂上非常谦虚，提到他的学生时都称“先生”，比如“傅斯年先生”、“顾颉刚先生”。五四那一辈人和后来我们这辈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第一，他们的旧学或者国学根底都非常之好，像陈寅恪、俞平伯是有家学的，或者没有家学的，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原因，旧学根底也要比我们强很多。如果让我们这一代来反传统还反不了，因为经书全没念过，更不要说背诵，古典的精义全都不了解，反也反不了它。第二，五四这一辈人大都喝过洋墨水，胡适留美，陈寅恪留德、留美，陈独秀留日，名人中只有两个例外，一个顾颉刚，一个陶希圣。

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但同时又是对几千年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所有的被压迫民族，当他们要求政治解放的时候，都是把自己的传统捧得非常之高。比如希腊独立的时候，极力发扬希腊的文化传统，以对抗土耳其政治、文化的统治。二战时的苏联也一样，极力高扬俄罗斯的传统，把俄罗斯的伟大人物评价得非常之高，比如18世纪的学者罗蒙诺索夫。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氧气是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发现的，可二战后被说成是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发现的，什么什么都是罗蒙诺索夫的功劳。再比如无线电，那是意大利的大发明家马可尼发明的，结果也被说成是俄罗斯学者的功劳，大概叫波波夫，用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可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个例外，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极其爱国，但又极其的反传统，或者说，他们以对传统的极力反对来体现他们的爱国热忱，这是很多民族所没有的。另一方面，五四时的知识分子恰恰又是对传统极其有研究的人。顾先生旧学根底非常好，先后出了七册《古史辨》，后来有一批人跟着他的路数成为一个有势力的学派，叫“古史辨派”。

顾先生有一个基本论点，认为中国的古史，比如三皇五帝等等，大都是后人伪造的，而且越造越多，层层附加，把古史演说得越来越系统，其实都是假的。钱玄同也是疑古派，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疑古玄同”。顾先生做学生的时候喜欢看戏，从戏里得到很多关于历史演变的启发，而且对民俗开始有了兴趣，这一点功不可没。过去的历史学都是眼睛死盯着正史，只拿出经史子集来翻，可是顾先生看到了现实社会的生活，比如婚丧嫁娶等等，所以他对近代的民俗学有非常大的贡献。顾先生很早就有了名气，抗日战争前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就在《中学生》杂志里看他的启蒙文章，比如他写明末清初的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让我大开眼界。当时他是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解放后顾先生在自我检讨里说，当初他觉得北大矛盾多，卷进去比较麻烦，而燕京大学是外国人的学校，少有人事的复杂关系，受政治上的影响也小，可以安心做学问，所以他选择了燕京。实际上，顾先生也是个很爱国的人。当时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驻扎北京的是冯玉祥的29军，广大官兵还是非常爱国的，但他们的头头宋哲元却是个动摇分子，总想在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夹缝中间做个土皇帝。

顾先生亲自到29军做工作，写了许多宣传抗日的通俗作品，当时很少有其他大学者像他这样，这是很了不起的。抗战的时候，顾先生在重庆办了《文史》杂志，宣传爱国，宣扬中国的历史文化。当时凡是名人，无论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甚至于实业界，凡做出一点成绩的，必然都会和政治挂钩，这是必然的。顾先生到了后方之后，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朱家骅有联系，有几件事情对顾先生的名誉是有影响的。第一件事，国民党当时要定一个“工程师节”，因为顾先生对民俗有研究，少数民族崇拜大禹，他考证出农历六月六日是大禹的生日，所以就把“工程师节”定在这一天。但是在此之前，他曾经有过一个重大发现，说大禹其实是条虫子。那时候我正在西南联大做学生，有一次听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讲课，说：“顾先生真有意思，考证出大禹是条虫子，又说六月六号是大禹的生日。虫子还有生日？”这算小事了，另外还有一件大事。那时候把蒋介石吹捧为民族英雄，朱家骅出了个主意，想要向蒋献九鼎，那是中国古代赞美功德最隆重的礼节了，于是请顾颉刚写颂辞。

记得政治系张奚若先生在课上说：“竟然有人还要献九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了，幸亏那个被献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据说后来蒋介石自己拒绝九鼎，当然也就没有献成，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对顾先生的声誉是个打击。好像他还有个声明，说九鼎的铭文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一个学生，而且我还听说，铭文实际上是他的学生刘起釪写的。刘先生比我长四五岁，也是湖南人，后来在历史所。不过这都是传闻，究竟是谁做的已经不可考，不过我觉得，对于过去的事有些不必过于深责。文革时候给江青的称号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谁没有歌颂过她？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又何必苛责别人？1948年，顾先生以国大代表身份参加的总统选举，后来成了他的污点。我不知道顾先生是不是参加了国民党，不过事实上认为他是国民党——就像郭沫若一样，组织关系是一回事，实际上已经是共产党了。其实他那时候不该卷到政治里去，李白有诗：“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一个人混日子就是了，最好是无名，只不过顾先生大名鼎鼎，盛名之下或许身不由己。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解放前，顾颉刚在上海办了一个书店，叫“大中国图书局”，结果解放以后他的成分就变成了资本家，这个很糟糕，对他后来还是有影响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选院士有81人，郭沫若虽然是左派，但也在其中。胡适说：中研院看重的是学术，只要对学术有贡献就应该选上。解放以后，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的第一批学部委员有233人，相当于院士了，而留在大陆的原中研院的那批院士中只有两个没有入选，一是植物学家胡先骕。胡解放前做过江西中正大学的校长，反对白话文，被认为是个老顽固，又是国民党，所以没有要他。另外一个就是顾颉刚，我想也是政治的原因。再比如冯友兰，以前他是一级教授了，是国民党主席团里的一员，政治地位相当高，所以刚解放的时候一度把他连降三极，变成四级教授。

因为顾先生是大名人了，受到周恩来的保护，把他从上海请到北京来，就在历史所工作，并且点名请他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那是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请了全国几十位大专家，传说这个任务是毛本人交待的。毛对中国的古书非常有兴趣，对《资治通鉴》当然尤其有兴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有个非常强的班子，几个当时最有名的史学家帮他一起完成，记载的都是历代的政治斗争，大概这个对毛是非常有用。顾先生本来想把《尚书》整理出来，因为“五经”里边《尚书》最为难读，都是古代的官方文献，佶屈聱牙，词句非常古奥，是问题最多的一本。顾先生想把它加上注解，翻译成白话，不过总是时干时停，不断地有任务分派，所以始终没有完成。

当时历史所的一把手是党委书记尹达，他是历史学界左派的一面旗帜，而顾先生是右派的一面旗帜，意见不能相融，所以两人关系总也处不好。不过我觉得，尹达在一些地方做得太小气，就好像剧团演出一样，把梅兰芳、马连良等等五湖四海的名人都网罗来，不也壮大了自己的声势？何必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1957年“反右”，到处都在贴大字报，顾先生也写大字报做自我检讨，一贴就是三十六张，整个一面墙都贴满了。我只记得里边有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反右”以来看到许多熟人成了右派，我是漏网之鱼。他竟自命“漏网之鱼”，我觉得挺好笑的，果然，到文革的时候也把他揪了出来。

顾颉刚先生喜欢写日记，而且写得十分详尽，这是清代朴学家的作风，结果抄家抄出一大摞，有解放前的、解放后的。作为一个大名人，总免不了发牢骚，日记里随便找出一句话就可以上纲，于是历史所成立了专案组，说他是“反共老手”，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打倒顾颉刚”、“打倒顾颉刚”，众人齐呼，声震屋瓦。幸亏历史所的运动还文明一点，没有动手，不然打了也是白打，恐怕他也吃不消。比如有位老先生叫蒙文通，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兼任历史所研究员，他有一句口头语，看到某某人的做法觉得不应该，就说这个人该“打屁股”。于是文革的时候在四川大学斗他，就真把他的裤子扒下来打屁股。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要当众受这种侮辱，加上他身体有病，就含冤去世了。

另外，斗牛鬼蛇神的时候有个“传统”，每个人都要自动报名，比如问到俞平伯，问：“你是什么人？！”答：“我是俞平伯，文学所的研究员。”“什么罪状？！”“我写了很不好的书。”“你写了什么书？！”“我写了《红楼梦研究》。”于是就给他戴一顶牛鬼蛇神的帽子。批斗顾颉刚的时候也是这样，问：“你是什么人？”顾颉刚答得很有意思，说：“我是历史所的一级研究员。”当时历史所一级研究员只有两个人，一个侯外庐，一个顾颉刚，但那种场合还扬出自己的“一级”身份，总不太合时宜，所以被大家传为笑谈。

一直到结束，顾先生才算翻了身，做了人民代表。一次我和历史所的何高济聊天，开玩笑说：“顾颉刚向蒋介石献九鼎，怎么能做‘人民代表’呢？”何高济说：“正因为他献了九鼎，所以他能代表人民。”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就是要让台湾看一看，向蒋介石献九鼎的人还能代表人民，这是多大的号召力呢。”这一点我没有想过，或许出于统战的需要？也并不是没有可能。顾颉刚晚年大概一直很不开心，八十多岁去世了。关于顾颉刚一生的功过，应该说他首先是爱国的，而且十分的爱国；五四时反传统有功劳，领导了一个疑古学派，对于神圣的传统大胆怀疑，虽然也有过了头，对古代否定得太多，但对思想解放有很大的贡献，不失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领袖。而且顾先生是个很有眼光、多方面的大学者，开创了民俗学的先河，虽然晚年的社会情况有所变化，只做了些标点古书的文字工作，但毕竟也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顾先生和胡适一样，也喜欢培养青年，侯仁之、杨向奎、杨宽、史念海、谭其骧等等都是他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