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最早的中国与最晚的夏都

二里头可谓是这两年仅次于三星堆的考古IP。提起二里头大家想到的便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都邑聚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车辙、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最早的多进院落或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大型官营作坊……它是距今3800年至3500年前后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最为强大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二里头遗址。而它所有的这些头衔，都可归结为那个我们熟悉的名号“最早的中国”。

二里头这个“最早的中国”来自于西周何尊里的铭文“宅兹中国”，而这个“中国”指的便是洛阳盆地，用当地考古发掘老师的话，洛阳是北方内陆城市中水资源最丰富的，城内河流众多，气候宜人。自古便有“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生于苏杭，葬于北邙”，“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而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的都城很有可能诞生在洛阳盆地这块宝地，其中最有可能是夏朝晚期都城的便是二里头遗址。

对于二里头作为夏朝都城的探索起源与一位老人对传说中“夏墟”的踏查。1959年，已经年过七旬的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梳理和排查，将夏墟的所在地限定在豫西和晋南地区。1959年他路过偃师的时候，在当地文物干部的带领下来到了二里头遗址，通过观察漏在地表的灰坑和陶片，他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是早期的一大都会所在，可能是商汤所都的西亳。当然后来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目前认为二里头为夏朝晚期都城，所以徐老被称为是“夏史探索的总设计师”，“考古寻夏第一人”。

二里头遗址取得今天的成果不是像三星堆那样“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而是经过几代考古人默默工作发掘研究取得的。徐老找到二里头遗址后，当时的中科院考古所便成立二里头工作队，由赵芝荃先生任队长，一直在二里头工作到1979年，赵老在任期间，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将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确立二里头文化在中国考古学文化和文明进程中的时间坐标。特别是一、二号建筑基址和青铜冶铸作坊的揭露，肯定了遗址的都邑性质，为之后夏商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论据。

二里头第二阶段为1980年至1998年，主要成员为队长郑光先生和杜金鹏老师。他们在细化二里头遗址的分期和发掘铸铜作坊的同时，还发现众多祭祀遗址和制骨作坊。特别是这个时期学术界围绕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讨论，将二里头及夏商文化问题的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

第三阶段为1999年至2019年，发掘领队为许宏老师。在前辈确定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遗址性质和分期断代的基础上，擅长发掘和研究不动产的许宏老师带领团队在二里头的聚落布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

他们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超过300万平米的二里头遗址在同时代是当之无愧的东亚第一都邑。找到了遗址核心区域的宫城，在宫城内发掘出上文提到的一些列中国之最。发现了宫城外的井字形大道，从而更为清晰地认识遗址的功能分区。而现任队长赵海涛先生提出了二里头遗址九宫格式的功能分区布局，那么二里头遗址真的是周人《考工记》所想象的理想都城国度。当然最令大伙儿印象深刻的还是被许宏老师挖到的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形器，被认为是华夏龙图腾的直接来源。

三代考古人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北京和洛阳之间，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传承着二里头遗址的考古事业。他们把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洛河岸边的这座小村庄，书写了一个充满泥土芬芳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坚守”。如今，在二里头考古工作站的小院里，第四代考古人仍在努力寻找着二里头的辉煌，补充着这个未完待续的故事。国宝级的发现是考古的偶然性，但是数十年如一日发现最早的中国，最晚的夏都，却是考古工作者兢兢业业几十年的必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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