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首位共产党员，临终提交恢复党籍诉求，去世5天中央决定：党龄从1921年算起

本篇来说一个特殊的中国共产党员，说他特殊，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殊之处是，他是一位文学大师，在中国文坛、甚至文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二个特殊之处是，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可以追溯到1921年建党之初。

这位特殊的人物，就是茅盾。

茅盾原名叫沈德鸿，又名沈雁冰。

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说：

第一个部分是早期参加革命事业。

在1896年7月4日，他于浙江桐乡乌镇一个书香之家出生。

他的父亲叫沈永锡，是当地的一位秀才，但是思想开明，对新事物也充满了学习的热情，尤其对自然科学有着极高的热情，为此，他曾专门自学了高等代数和微积分。

他的母亲叫陈爱珠，出身名医世家，贤惠达理，饱读诗书，文学修养特别深厚。

在这样开明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沈雁冰自小就得到了极好的文学熏陶。

在1913年的时候，沈雁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预科。1916年8月沈雁冰毕业之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这一时期的工作，对于沈雁冰日后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让沈雁冰真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则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并且，在五四运动之后，沈雁冰还认识了当时的革命领袖人物陈独秀。

1920年初，因为军阀对陈独秀的追捕和迫害，为了继续开展革命工作，陈独秀被迫秘密离开北京，来到了上海。

在陈独秀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已经与另一位革命领袖人物李大钊就中国共产事业的开展，进行了商讨和筹划。

因此，一到上海，陈独秀就积极投入到了革命事业的建立之中。为了了解上海的情况，陈独秀除了到工人中做调查，还在自己的寓所专门约见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这其中就有陈望道、李达，还有本篇所说的沈雁冰。

对于陈独秀希望在上海出版《新青年》杂志的设想，沈雁冰不仅积极表示赞同，而且还积极为《新青年》杂志撰稿，并参与了编辑、翻译工作。

陈独秀在上海的革命工作开展很迅速，同年5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算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基础。至8月，以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为核心的革命者建立了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陈独秀担任书记。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由该组织的二号人物李汉俊推荐和介绍，沈雁冰也加入到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的组织。从此，沈雁冰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他们经常在陈独秀家里召开会议。

这一时期，沈雁冰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主要的有三件：

其一是在嘉兴南湖开会前，因当时的党组织还没有党章。所以，陈独秀让沈雁冰把《国际通讯》中的俄国共产党党章翻译过来，暂时作为第一次党代会的参考党章。

其二是上海党组织当时创办了一份革命理论刊物，叫《共产党》。沈雁冰大力支持该刊的各项工作，比如编辑、撰文、译文等，比如他当时为该刊写过一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叫《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

其三是上海党组织为了选派有志青年到俄国学习，也为了掩护中国共产党员在国内能够安全地开展活动，便创办了一个机构叫——外国语学社。沈雁冰为该学社也做出了大量工作。

时至1921年7月23日，那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上海早期的共产党组织的成员，也因之而都转成了正式的中共党员。沈雁冰，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坛、或者中国文学界第一位中共党员。

随着党组织的建立，活动的日渐频繁，但是政治形势也变得紧张起来。尤其是1921年冬天，陈独秀的住所被查抄之后，党组织的联络点便成了问题。那么怎么办呢？

当时沈雁冰在《小说月报》担任编辑，工作地点固定，职业掩护性也比较好，于是，在此后一段时期，党中央便决定以沈雁冰之工作地点为掩护，开展通联工作。沈雁冰也就随之成了中央联络员，党的工作关系隶属于中央工作人员支部。

就这一时期的历史，后来沈雁冰在回忆录中曾写道，录在此，以供参考：

“党中央因为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就派我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暂时我就编入中央工作人员的一个支部，外地（党组织或党员）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钟英’（'中央’之谐音）。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

此后，党中央创办了两所学校，一所学校是平民女学，一所是上海大学。其中上海大学是综合性学校，平民女学则主要是培养党的妇女运动骨干的学校。沈雁冰则担任两所学校的老师，在平民女学担任英文老师，在上海大学则是文学老师，主要讲授小说。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之后沈雁冰被组织任命为国民运动委员。不久以后，因为邵力子的一再邀请，沈雁冰辞去了上海方面的工作，尤其是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的领导岗位。沈雁冰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主编《民国日报》日刊《社会写真》）负责编辑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尤其是参加和领导了工人罢工工作。

在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沈雁冰参加了上海全市的三大罢工工作，即上海市工人、商人、学生罢课。但是五卅惨案受到残酷镇压，英国捕头带人打伤、打死中国学生等人数十名，引发全中国人民的震怒。

6月3日，沈雁冰不惧敌人，在他主编的《公理日报》，对五卅惨案令人愤怒的真相，以及上海各界参加运动的具体情况，向全社会进行了仔细而深刻的报道。

不仅如此，沈雁冰接着联合共产党员董亦湘等三十余人，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上海教职员同志会”，积极开展反帝工作。

时至八月份，在党组织的安排和指示之下，为了积极响应大罢工运动，沈雁冰联合10余人组成了中共临时党团，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们举行大罢工。在当月22日，沈雁冰领导的罢工人数多达3000多人。当时成立了“罢工中央委员会”，沈雁冰也是委员之一。他还负责起草了《罢工宣言》以及《复工条件》等。经过四五日的努力，最终取得罢工胜利。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

孙中山去世，对于国共的命运影响极大。

孙中山去世后，两党分歧不断扩大。尤其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猖獗，使得共产党不得不做出调整和对策。当时沈雁冰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参与筹组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沈担任宣传部部长。

不久到了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沈雁冰也参加了该次会议。

会议结束之后，因为工作安排，沈雁冰被留在了广州。

这次，他的工作比较特殊，是给毛泽东做秘书。

但是不久中山舰事件就爆发了，党中央便安排沈雁冰回上海，任上海区委委员，主要负责国民党方面的工作。但是当时的时局变化实在是太快，不久革命军北伐收复武汉，沈雁冰又被安排做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

第二部分是在低谷中参加革命事业，以及文学创作。

1927年4月12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狭隘的蒋介石不顾大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事件。

该事件使得革命力量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大革命也从胜利走向失败。

无数革命党人，或死、或伤、或与党失去联系。

1927年8月，沈雁冰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好不容易回到上海，但是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此期间，沈雁冰蛰居于上海景云里11号半的三楼。

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无比苦闷中，拿起了笔，开始了他的一部小说的创作，这部小说就是《幻灭》。

至此，他的人生进入到了另一种阶段，即文学创作的新征程。

《幻灭》写完，在发表的时候，因为他的身份太过敏感，很多地方都不敢接受他的稿子，导致他的书稿无法出版。被逼无奈之下，他才第一次使用了那个叫“茅盾”的笔名。

因为时局不稳，安全都成问题。在1928年7月，沈雁冰化名方保宗，东渡出海流亡日本。

也是从此，沈雁冰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联系。

在流亡日本期间，沈雁冰写了一部残篇小说《虹》，以及许多散文。

第三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和临终遗言。

一年多后，也就是1930年4月，沈雁冰方才离开日本，回到上海。

在上海，沈雁冰开始“左联”工作。

并在，在不久，大概是1931年和1932年的那一年，他写了一部长篇巨著，即《子夜》。该长篇奠定了沈雁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是沈雁冰其后的人生，不仅是文学创作，而且继续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比如全面抗战爆发后，沈雁冰奔赴广州编辑《文艺阵地》，其后又至香港编辑《立报·言林》。

可是在香港，沈雁冰成了敌人紧盯的目标，人身安全时刻都有危险。后来东江游击队为了营救这些社会进步人士，联合港九地下党，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才把沈雁冰、邹韬奋等进步人士从香港营救出来，后来，他们历经艰难，尤其是在八年抗战期间，可谓是历经生活之波折，但是他们始终以革命战士的姿态顽强斗争。在这一时期，沈雁冰写下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等重要作品，歌颂人民的抗日斗争。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沈雁冰被选为全国作协主席。新中国成立之后，沈雁冰更是被组织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还担任了《译文》和《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

在新中国建设初期，沈雁冰为新中国的文学繁荣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此时，沈雁冰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恢复。

在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重病之中，给中央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表达了恢复共产党党员党籍的心愿。

实际上，当时的沈雁冰已经因重病不能写信，所以这封信是由他口授、他的儿子韦韬做的笔录、最后由沈雁冰强撑病体在信的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沈雁冰（茅盾）。

签完字后，沈雁冰艰难地说道：

“我死了，反正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如蒙追认，将是我一生的荣耀。”

沈雁冰死前，留下两封遗书，按照他的遗愿——死后交给党中央。

1981年3月27日，85岁的沈雁冰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如他遗愿，他的遗书被递交党中央。

在其去世5天后——1981年3月31日，党中央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

“恢复沈雁冰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因此，在4月10日，为沈雁冰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时候，他的遗体上盖着一面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沈雁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比较深远，尤其是根据他的遗愿，以他捐赠的25万元人民币，所设立的茅盾文学奖，至今仍然在激励着无数中国文学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