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结局：病逝江津葬“康庄”前坡，对爱妻仅三句遗嘱，却别有深意

（说历史的女人——第9期）

陈独秀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可谓是风云激荡星光灿烂，但是后一个阶段则是日灰月暗如叶凋零。也正是因为其后期的特殊境遇，有关记载的史料也就相对较少，或不够系统。笔者参阅有关资料，探看陈独秀之晚年境况，其经历和结局，多少令人无限慨叹和唏嘘。

——引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因为战事不利，尤其是南京政府失陷后，迁至重庆。数以万计的流民和各路人马，也都涌入重庆。在这滚滚的人流中，有一位老人，他就是陈独秀（以及搀扶着他的妻子潘兰珍）。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了，而是一位被国民党关押多年的老人。当然陈独秀能够被释放，也还是赖全国一致抗日的呼声以及要求国民党释放进步人士的诉求，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了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大批进步人士。因此在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才得以重获自由。

当时，陈独秀的门生傅斯年把陈独秀接回，但是不久傅斯年也不告而别，无奈陈独秀寄居到另一个门生陈中凡的家里。但是随着战事的不断恶化，陈独秀也成了流离失所的难民之一。

在1938年7月2日，陈独秀从长沙逃难至重庆。然而在重庆，陈独秀过得也不快乐，虽然名义上他已经脱离了共产党组织，但是国民党对他的监视却一点也没有放松，所以陈独秀在重庆，也不过是在一种相对自由的软禁或监视下生活，这让陈独秀感到十分沮丧和憋闷。尤其是到了夏季，重庆犹如火炉，酷热难耐，对于身患高血压的陈独秀来说，身体也格外吃不消。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和身体情况之下，后因江津友人邀请，陈独秀索性就在1938年8月3日搬到了交通不大便利的江津来住。可是到了江津，虽然少了来自外部的压力，却又遭逢个人的生存之压力。因为战乱之苦，大家都活得极其不容易。

陈独秀到江津之后，原本是要寄居于好友邓仲纯（邓初）家里的，但是因为陈独秀的身份特殊，又加上遭到国民党的监控，所以邓妻对此极其忌讳，甚至感到害怕，唯恐因陈独秀而受到牵连，影响到自家的生活和安危，说白了就是怕接纳陈独秀而导致祸及家门，所以她是坚决拒绝陈独秀进其家门。

邓妻的如此操作，搞得邓仲纯十分懊丧和尴尬，明明信中说得好好的，如今却这般。当然，懊恼归懊恼，最难受的依然莫过于陈独秀。在这样的时刻，他大概对人情冷暖有了进一步的深刻感触。可是危难之中，人人都很现实，能够超越现实的人，不是圣人，也近乎圣人了。面对人性，实在是无话可说。

在此凄凉情况下的陈独秀，确实有点“虎落平阳”之境况，当年陈独秀振臂一呼搞革命的时候，那是何等风采。然而虽然“落了平阳”，但是陈独秀之名望在那里摆着，总不会走到山穷水尽。

在遭受邓妻拒绝之后，因得到同乡方孝博先生之帮助，陈独秀潘兰珍夫妇总算在江津七贤街小客栈暂居下来。但是小客栈之寄居，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陈独秀的处境，引起了另外一个人的同情和关注。

他叫施怀青。此人当时担任江津中学的校长，为人忠厚，严谨治学。

施怀青不忍目睹一位曾经才华横溢的革命党人落得如此地步，便主动出面找到江津郭家公馆的老板孙茂池，言辞恳切地进行了一番交涉，孙茂池最终答应在郭家公馆腾出一间楼房，以供陈独秀夫妇作为安身之所。

此景此情，岂能不令人感伤！

然而，更为糟糕的是，尽管陈独秀已经寄居至江津如此偏狭之地，但是国民党的特务们依然没有放松对陈独秀的监视。根据时任江津县的县长对龚灿滨所讲：

“······陈先生（陈独秀）是受监视的，重庆方面常派人来监视他的行动，一两月要来问问······”

陈独秀自己也是明白的，所以他是深居简出，一方面是因为情况如此，受困至此，无可作为；一方面大约也是因生存环境所困，毕竟寄人篱下，又如此窘迫之境况，不能再给人添麻烦，自然也是为自己减少麻烦。

不过境况虽则不好，依然还是有几个人愿意跟陈独秀交往做朋友的，这几个人被载入史册，他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属于宗教朋友（指江津公园旁边的佛教研究机构“内学院”里的人），如高语罕、欧阳竟吾、苏鸿怡等。另一个部分属于社会朋友，如邓蟾秋、邓仲纯、邓燮康、邓季宣等。

这几个朋友，在江津都属于头面上的人物。尤其是邓姓四人，邓蟾秋和邓燮康叔侄所代表的邓家，原本就是江津地界的名门望族，其家产颇厚。但是，他们为人开明，热爱公益，捐建学校和图书馆，社会威信极高，声誉也极好。

当时，此叔侄还有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江津农工银行的董事；第二个身份是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大股东。（解放战争胜利后，这对叔侄又分别担任了新中国的职务，重庆市人大代表和重庆长航局的副局长）。

再说邓季宣和邓仲纯，此二人都是陈独秀早年旧交，是属于安徽人客居江津。因同是邓氏一门，加之志趣相投，特别聊得来，所以这二人与邓蟾秋还义结金兰。

此外邓蟾秋的侄儿邓燮康早年在上海复旦读书时，听过陈独秀的教诲，故对陈独秀也是格外仰慕。因此，邓氏叔侄听闻陈独秀客居江津后，就主动设法通过邓季宣和邓仲纯结识了陈独秀。

当然了，邓氏在江津家大业大，结识陈独秀有什么目的呢？怎么说呢？作为一个成年人，都懂得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邓氏叔侄断断是不会因为邓燮康听过陈独秀的讲话就来结识的。故此，目的是当然有的，大约说起来就两个：

第一个目的是邓家一门，全是商人，自古商人有钱没地位，跟今日略有不同。陈独秀虽然落魄，但是其社会名望却非邓氏叔侄所能相提并论，故想结交以借陈独秀之名拔高一下自己的社会名声。

第二个目的是，当然不能凡事都太现实，中国人办事向来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所以说邓氏叔侄结交陈独秀后，见颇具名望的陈独秀、客居江津之境遇，也难免唏嘘和同情，故在物质上给予了极多照顾，比如陈独秀到江津后喜欢上了一道河水豆花和泡酸菜，邓家若做必邀陈独秀。

可是，生活终归是生活，是要落地的，落地的生活，总是有各种不易和艰难。比如到了1939年3月，在郭家公馆住了一段时间后，邓仲纯终于劝说妻子，同意陈独秀居其家。就这样，陈独秀就从郭家公馆搬到了延年医院寄居。

要知道，陈独秀不是一个人，若是一个人，那么走到哪里都是方便。陈独秀当时还带着老母亲和妻子潘兰珍、以及儿子松年等人。所以，人多，磕碰和琐碎的事务总是难免的。

结果在寄居延年医院期间，遭逢重庆“五·三”和“五·四”大轰炸，江津也没能幸免。大轰炸搞得人心不安，尤其是老年人，结果陈独秀的老母亲就一病不起，久治不愈。除了这个烦恼之外，陈独秀的妻子潘兰珍与邓仲纯的妻子也多有磕碰，是有摩擦。如此之情形，自然是不能长期寄居了。无奈，陈独秀只好再次搬家。这次几乎是搬离了城，到了乡下，距离城里有二十多里地，那里有一座石头院落，是清朝拔贡杨鲁承的旧居。

在这期间，陈独秀本人的身体，也是疾病缠身。幸得好友邓仲纯不辞辛苦，常来这里给陈独秀诊病送药。此外，陈独秀对外收发的信件，也因乡下闭塞不便，都由邓仲纯代寄代收。

笔之叙描，总是浅淡。其实，在现实中，我们知道，像陈独秀这样的境况，实际上要更加艰难得多。但是，这一切都幸赖陈独秀之妻潘兰珍之操持。

潘兰珍，是一个操持家务的好手。不仅与婆婆关系处理得格外融洽，也与陈独秀之子母子关系极好。加上潘兰珍勤快、能干，虽然日子过得清苦，倒也井井有条，在清贫中，自有一种秩序和安乐。

尤其是，陈独秀在客居江津期间，心情时好时坏，在其心情不好的时候，潘兰珍总不与其争吵，且能细心照顾，或陪其野外散步散心，使得陈独秀身心皆有所寄托。

但是，毕竟年岁放在那里——年龄不饶人！陈独秀在1939年客居江津时，就已经是诸多疾病缠身，比如高血压、肠胃炎、心脏病。随着生活境遇的不如意，这些疾病因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病情日渐重，尤其是心脏病已经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在1940年的时候朋友给其请了医生珍病，医生说陈独秀的心脏病之严重，已经到了再扩散、最多还有三年之寿的程度。其后，陈独秀的病情一直是时好时坏。

在病情严重的时候，陈独秀忽然也觉得生命之贵重，人生之短促，开始设法积极治疗，民间偏方也都积极去常识。比如有人给陈独秀说蚕豆花对高血压有好处，陈独秀便寻得好多蚕豆花泡水喝。但是后来因喝了发霉的蚕豆花，导致肠胃疾病的发生——腹泻。

此病尚未得到痊愈，恰逢好友包惠僧来访，陈独秀格外高兴——只赖其是太过性情之人，一高兴就忘了身体，午餐之时贪嘴多吃了四季豆烧肉，结果搞得肠胃疾病复发，入夜呕吐不止、疼痛难忍，于床翻滚。

期间，陈独秀的病情已开始加重，且不见好转。其好友邓仲纯竭力诊治，也依然效果甚微。其妻潘兰珍四处为其求医问药，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陈独秀就一直靠强心针维系着生命······

时至1942年5月25日，陈独秀自知余日已不多，于是就把亲属叫来，交代后事，说了遗嘱。陈独秀特别对陪伴自己度过了一个幸福晚年的潘兰珍深情而无奈地说了这么几句话，其中三句是当认真理解的：

“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其实陈独秀此三句遗嘱是别有深意的：

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妻子潘兰珍的爱，让其自主，这个自主包括了生活的各种方面，包括再婚等等；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一种告诫。我们知道，陈独秀晚年之所以生活清苦，并非是真的缺乏资金的资助。当时，国民党政府是积极拿钱要给予资助的，但是被陈独秀果断拒绝了。也就是说，陈独秀，无论境遇如何，他有他的操守和底线。因此，陈独秀大概也希望自己的妻子潘兰珍在自己去世后，能够坚守自己的底线，生活自立，不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恩惠。

5月27日，陈独秀在交代了遗嘱后事仅两天，便去世了。

陈独秀去世后，被安葬于江津之康庄“前坡”。

有关这个安葬之地，在此略作交代。康庄位于江津西门外两里地处，那里原是邓蟾秋和邓燮康叔侄的别墅，位置极好，面朝长江，后依青山。在日寇空袭之时，陈独秀曾跟着邓氏叔侄来到这里避难。当时，陈独秀被康庄前坡的美景所迷恋，表示自己极其喜欢，甚至在聊天欢畅的时候， 对邓氏叔侄说了这么一句话：

“得此佳景，平生足矣。”

邓氏叔侄何等聪明，一听陈独秀之言，便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因此，在陈独秀去世之后，邓蟾秋和邓燮康表现得非常仗义，将康庄前坡捐出，作为陈独秀的安葬之地。并且，全力资助为陈独秀举行了比较体面的葬礼。葬礼由邓燮康和周光午主持，江津各界的人士都来了。

就这样，一代人杰陈独秀结束了他波折的一生！

（文/说历史的女人·绿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