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攻襄阳，刘伯承：必须活捉敌司令，死的不要！主席道出缘由

（说历史的女人——第70期）

1948年7月，襄樊战役打响。中原野战军6纵司令员王近山攻破襄阳时，接到刘伯承的命令：必须活捉敌军司令，死的不要。那么对方是谁？如何这么做？毛泽东主席道出缘由……

（一）“王疯子”计攻襄阳城

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多次发生“襄阳之战”。比如三国时期，刘表和孙坚就在此大战过，还有著名的南宋和蒙古人之间的那场大战，打得都非常激烈。而解放战争中的这次大战，更是意义非凡。之所以这次叫襄樊之战，是因为当时的襄阳和樊城是分开的，而如今两地皆属襄阳。

历来为兵家要地的襄阳古城

1948年7月，挺进大别山之后的中原野战军，为突破敌人的汉江防线，发起襄樊战役。当时襄阳守军有2万多人，而我军兵力处于劣势。中原野战军奉命攻打襄阳城的王近山第六纵队，刚走出大别山区，武器装备还比较落后，兵力也不足。六纵本来有三个旅，共九个团，但在当时有三个团留在大别山，所以实际参战兵力仅八千多人。

然而，面对强敌，我军只用了两周便全歼敌军。此役，王近山将军功不可没。王近山是我军的一位著名勇将，他绰号“王疯子”，是那种打起仗来不要命的主，但此战王近山却是以奇计破敌的。

7月2日，6纵从河南新野西进，战役开始。数日内，很快便攻占襄阳外围老河口等地，于7月7日正式围攻襄阳、樊城。战斗之初，我军比较顺利，很快攻下樊城。

襄阳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北与樊城隔汉水相对，城南有羊祜山、虎头山等制高点，地势险要，敌人修筑的工事也很坚固。要拿下襄阳绝非易事。因为自古以来，兵家都认为，夺襄阳城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失。

面对固若金汤的襄阳城，王近山也是非常慎重，先是依照传统打法，攻打南边几座山。可是国民党军在南山上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在他们的死守之下，没有什么重型武器的6纵很快便有了不小的伤亡。此时，王近山不再“疯”，他表现得非常冷静：若一时攻不下南面的大山，待敌人援兵赶到，内外夹击，我军危矣！

于是王近山亲自到城西的万山上观察，看到这里有一条约千余米宽的狭长走廊，直通襄阳城西门，这是到襄阳惟一没有什么天然障碍的通道。几经衡量，王近山下决心采取一个大胆的战法，丢下南面的大山不管，直捣西门，给敌人来个“猛虎掏心”！

这无疑是一个险招。弃山而直接攻城，同经典兵法反其道而行之，真的可以吗？

7月8日，王近山召开了作战会议，他还专门请来了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商议。

经讨论之后，大家以为此举可行，然后上报刘伯承司令员批准，战斗开打。接下来，王近山便上演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刀劈三关”的好戏。即由其李德生的17旅先攻西城外的重要关卡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再由尤太忠的16旅等，兵分两路破西门、直取襄阳。

事后，邓小平同志曾如此赞誉王近山：“王近山有两个难得：一是别人叫苦的仗，他敢主动要求打，这是勇；二是打硬仗有讲究，这是谋，二者兼得。”

事实上正是如此。王近山确实很有谋略。在部队接近西门时，他命令部队转入地下隐蔽作业，让战士们在夜间行动，挖掘交通沟，悄悄接近城关。与此同时，他令少数部队大张旗鼓到襄阳东门和东南面，做佯攻之势，迷惑敌人。

敌人果然中计，急忙调兵6000人到襄阳南面，增强防御力量，这样，西门压力顿减。

7月9日下午6点半，攻城之战正式打响。在纵队仅有的4门山炮的掩护下，李德生的17旅首先进攻城西的第一道屏障琵琶山。

经过一夜苦战，我军拿下琵琶山；第二天，李德生亲率49团激战真武山，很快第二道屏障真武山也被我军占领。

真武山失守的消息传到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那里后，他命令襄阳守军司令必须夺回真武山，否则军法从事。于是，接下来，敌我双方在真武山又激战了3天，敌军大溃。

接下来，我军毫不放松，再接再厉，直捣襄阳西门的第三道关口铁佛寺。我军再次势如破竹，顺利拿下。

“刀劈三关”之后，我军直取襄阳西门。

王近山决定在7月15日对襄阳发动总攻，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在西门外，包括拥有27挺重机枪的4个火力队，还有3路纵队重兵，拥有山炮、战防炮、迫击炮等共22门。

此时敌军司令才明白我军的真实意图，大呼上当。他看看受不住了，便向蒋介石求救，老蒋命令他坚守5天，到7月20日，援兵即能赶到。

但王近山决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立即攻城！在我军的炮火轰击之下，城西门附近300米地段内的碉堡大部被摧毁。接着“轰隆”一声，西城墙被炸出一个缺口，担任主攻的49团1营将士乘势向城内发起冲击。

襄阳城破在即。此时王近山接到了刘伯承的命令：“敌军司令只能活捉，不能击毙，不要死的！”

王近山只有向全军传达了上级的命令。那么敌军司令是谁？为何必须要活捉此人？

（二）同蒋介石并称的仇敌

他叫康泽。

想当年，红军还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曾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当时主席曾痛心地和对方说过这样一句话：

“中央苏区覆灭的两大主凶，一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康泽。”

对于红军长征之前的那段往事，人们回想起来总是热血沸腾，同时也是痛心疾首。当时的各路红军发展十分迅速，各苏区蒸蒸日上，但就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向苏区一连发动了5次大围剿，令中国工农红军损失惨重。最终，万不得已才进行传略转移，就是长征。而在长征途中，红军又牺牲了大半，对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因此，毛泽东等领导人当然要把这笔账算在老蒋头上了。然而毛泽东同志却把另一个人，康泽，同老蒋相提并论为两大主凶，可见此人罪大恶极。因此，襄阳城破后，击毙他就太便宜了他，必须活捉，让他接受人民的审判。那么康泽究竟是何人，做了什么坏事？

康泽于1904年 7月 8 日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来凤场。他自幼家贫，是靠亲友资助才读的书。他资质优秀，书读得好，也是胸有大志之人。康泽21岁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从此走向“开挂”人生。

之所以说他开挂，是因为他早早就入了蒋介石的“法眼”。当然，如果他不优秀，只是个学渣的话，蒋校长也不会搭理他。康泽在黄埔时读书、训练都很用功。有一天，康泽利用休息的时间学习时，恰好被路过的蒋介石看见。老蒋看这个小伙子一表人才，知道用功，就对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后来，聪明的康泽一直用行动引起蒋介石的关注。当时的黄埔军校有两个学生团体，一个是以国民党为主的“孙文主义学会”，另一个是以共产党员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康泽当然很“识实务”地选择了前者，这自然又得到了老蒋的赞许。于是第二年，他的机会就来了。1926年，黄埔军校选拔一批高材生到苏联留学，康泽就被蒋介石选中，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

在苏联，康泽更是表现得十分“进步”。此人心机很深，总想着能办件漂亮的事情，回去向老蒋邀功。

这天，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聚会，康泽也参加了，其中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即曾任黄埔军校秘书长的邵力子。按说，邵力子不仅是康泽的长辈（比他大22岁），而且也是黄埔的老师和干部，康泽应对邵力子很尊重才是，但他却欲对这位师长冒犯。因为邵力子是共产党员。当然康泽也不敢对邵力子本人怎么样，而是对准了邵力子的夫人。

邵力子的夫人叫傅学文，当时也随丈夫参加了那次聚会。傅学文比丈夫小20岁，那时才23岁，于是有人逗她：“你这么年轻，为啥要嫁给老邵这个老头子呢？”

傅学文年轻气盛，心直口快，且颇有侠气，因为平常比较讨厌蒋介石，于是就脱口而出：“我准备借邵力子的关系，回国以后刺杀蒋介石啊，嘻嘻。”

当然傅学文有戏谑的成分，要真想这么做，她也不会明说出来。大家当然也不当一回事，哈哈一笑而已。

可这一幕却被康泽捕捉到了。他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等大家不注意时，他走到傅学文跟前说：“唉，我没听清你刚才说了什么，竟把大家逗笑了？”他还随手掏出一个小本子，让傅学文把刚才说的话写出来。

傅学文心无城府，跟康泽差不多同龄人，也就没有想那么多，写就写，又能咋地？于是就豪爽地把自己刚才的豪言壮语唰唰唰地写了出来。康泽看了也不忘夸对方一句：女中豪杰也！

可谁知，康泽回国后，竟把傅学文写的那张纸给了蒋介石。老蒋一看，居然有人要刺杀我啊，心中也是一惊，不过也没有太当一回事。因为他也不是傻子，一个女人会有什么能力搞刺杀啊，要是真刺杀还会下挑战书吗？再说傅学文的丈夫邵力子也是自己的朋友，她也不过是对我不满意，过过嘴瘾罢了。

不过，通过此事，老蒋倒是看中康泽是个人才，此人够阴险，有心机，能搞事，对自己又忠诚，于是决定重点培养他。

不久，康泽便得到蒋介石的重用。1927年北伐战争打响，康泽便担任了蒋介石的侍从参谋。自此，康泽成了老蒋跟前的红人，他善于逢迎拍马，对老蒋言听计从，深得主子的信任和欢心。第二年，康泽就被提拔为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4·12”政变之后，康泽就充当老蒋的马前卒，在反共上十分卖力。

不过康泽并不擅长打仗，他善于玩心计，老蒋就将他放到了另一个位置，让他到特务机构发展。1931年，蒋介石授意戴笠等人组建“复兴社”，这其实是一个特工组织，其核心成员都是黄埔精英，最著名的13个人被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而康泽就是其中之一。

复兴社由三大系统构成，政训处由贺衷寒负责；特务处由戴笠负责；还有一个行动处，即别动总队，由康泽负责。别动总队类似德国纳粹的党卫军，掌握相当庞大的武装力量。这其实就是一只特务部队，后来专门负责配合正规军围剿中央苏区。

当时康泽把别动队编成“剿匪”义勇队打入苏区，收编逃亡的恶霸地主，扶持当地的地主武装组织“还乡团”，镇压老百姓。康泽还提出了五户联保的“保甲制度”，以连坐和互相监督揭发的方式，阻绝红军的补给，遏制中央苏区的发展。

康泽利用狠辣的手段，配合国军不断围剿红军，让中央根据地陷入极大的困境。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康泽又带领别动队进驻苏区，对当地老百姓进行血腥的镇压和屠杀，双手沾满了苏区老百姓的鲜血。比如在四川遂宁，他强迫老百姓推行所谓的“新生活”，发扬尚武精神，激起了百姓们的反抗，康泽便命令别动队开枪，打死数百人，造成了严重的流血惨案。

由于康泽在围剿红军中表现抢眼，让他更受蒋介石器重，以至于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有了所谓“康戴二公”的说法。

后来，康泽还被蒋介石提拔为复兴社总社的书记，且拥有陆军中将军衔，其地位同戴笠不相上下，在老蒋跟前可谓大红大紫。

1935年，康泽兼任全国禁烟总监部武汉缉私室主任，又趁机搜刮了不少钱财，变得有权有利。随着自己权势的飞涨，康泽的自信心过度膨胀，他作威作福，专横跋扈，不把别人看在眼里，引起了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的不满，大家开始联合起来反对他。

有一件事，让康泽遭到老蒋的厌弃。蒋经国从国外回来时，他曾试图跟蒋经国争宠，想取代蒋经国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这就有点过分了，引起了老蒋的警觉。于是蒋介石便开始疏远他，把他派到国外考察。回国后，他只担任了国民党立法委员等职，被剥夺了实权，成为一个边缘人物。

可到了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国民党到了穷途末路，痛感无人可用的蒋介石又想起了康泽。毕竟是自己曾看中的人物，毕竟对自己忠心耿耿，还有些能力，于是就重新启用他，成为国民党第十五靖绥区司令长官，给他拨了两个师，和川军的3个旅，负责防守战略地位比较重要的湖北襄阳、樊城地区。

这也是蒋介石给康泽一个翻身的机会。康泽便感激涕零，毕竟自己还年轻，才44岁，就再拼一把，说不定还会东山再起，成为一个人物。于是他利用半年时间，强占土地，大兴土木，在襄阳及其城外大量修筑防御工事，构筑大小据点工事近百处，碉堡 100 多个，以及无数交通壕，欲为镇守襄阳这座千古名城立下一功。

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遇到了我军名声赫赫的刘邓大军，并且直接对阵的是身经百战的“王疯子”王近山。

（三）活捉康泽

康泽这人是搞特工出身，但在打仗上并不在行。因此面对解放军的攻势，很快便丢了樊城。但此人心狠手辣，樊城失守后，还是狠狠地报复了一下。他竟丧心病狂地向樊城用迫击炮发射了“黄磷弹”，黄磷弹是一种恐怖的燃烧弹，属化学武器，危害性极强，是被国际法禁用的武器。

当晚，黄磷弹在樊城内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熊熊大火烧红了半边天，许多民房瞬间化为一片灰烬。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恶魔的最后疯狂，垂死挣扎。康泽死期不远矣。7月15日，我军兵临襄阳城下，康泽害怕了，便打电报向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求救，可白崇禧没有派援兵；康泽又向南京国防部求救，国防部也不理。无奈，康泽又直接向蒋介石求救，可老蒋却让他据守待援。可见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溃败到何种地步，大家也是各顾各了。

康泽看看搬不来救兵，慌了。为阻挡解放军，他再次动用了黄磷弹，于是襄阳南门外的大片民房又成了一片火海。

然而这一切对于攻势如潮的解放军没有丝毫作用。从7月15日晚，我军开始从西门发动猛攻开始，到最后拿下襄阳城只用了一天。7月16日下午，我军便全面进城，全歼敌军，并直扑敌军司令部。

对于罪大恶极的康泽，我军战士当然是恨不得喝其血，食其肉！然而，有军令在先，必须抓活的。于是战士们开始在俘虏里寻找康泽。

然而，战士们找了两个小时，都不见康泽的踪影，他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到底逃到哪里了？看看天晚了，天黑后就更难找了。最后大家找到被俘的康泽的随从傅其戎，问康泽的下落。

傅其戎带领战士们来到一个隐蔽的地道，走到地道的尽头，看见一个大深坑，坑里躺了不少死去的敌军士兵。战士们一阵搜索，发现死人堆里有个尸体居然动了一下。

还有活人！

于是战士们把那个还有气息的人拉出来，尽管他脸上有不少血迹，但傅其戎还是指认了出来，这就是康泽。

可不能让他死了，赶快弄走抢救！此时，康泽听到自己的身份被确认了，索性躺在地上装死。

“不好，他死啦！”一个战士说。

另一个战士用马灯凑近康泽，用手摸了摸他的脸，看出来，他脸上的血迹明显是故意涂抹上去的，事实上他一点伤也没有。

“不可能，脸还热着呢，装的！”一个战士踢了康泽两脚，可康泽仍然纹丝不动，装死狗。

一个战士急了，大声说：“老康，不要再装了，再不起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可康泽就是不起来，不起来，就是不起来，继续耍赖。最后一个战士忍不住了，大怒道：“你这个死特务头子，害死了多少好人，我们叫你血债血还！”他做势要打。

康泽一听，吓坏了，万一对方真动手，我就惨了！于是他一骨碌爬了起来，立马跪地求饶：“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投降……”

看着康泽这个熊样，战士们都哈哈大笑。

终于活捉了康泽，这下王近山大功告成了，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不久后，康泽被活捉的新闻还登在报纸上，文中如此写道：

“（康泽）躲入地道装死，丑态毕露，躺在地上像一头死猪……”

此役我军大获全胜，全歼（俘虏）守敌21000多人，攻下军事重镇襄阳，为我军进一步解放长江流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很快康泽被押到刘伯承的司令部，刘伯承怒道：

“康泽，你难道不知道黄磷弹是禁用的？难道不知道烧毁民房是有罪的？”

康泽只有低头小声道：“我认罪，我认罪。”

此时邓小平同志走了过来，他当年也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康泽也是老相识了，于是对康泽感叹地说：

“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老康脸红得跟猪肝似的，低头不语。

毛泽东同志闻知康泽被活捉，也是大为兴奋，发来贺电：

“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四）尾声

康泽被押解到华北关押起来，后来转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最终经过改造，康泽悔过自新，于1965年被释放。

当时被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很多，比如黄维、杜聿明、王耀武等，他们后来经过改造都被释放了。这体现了国家的宽大政策，毕竟我们是提倡和为贵，是提倡大团结的。出狱后的康泽还被安排了工作，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还写了一部回忆录《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经历》。康泽于1967年病逝，结束了复杂的一生。

（文/说历史的女人·夏日漱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