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儿子被利斧劈死，一6岁幼童引出凶手，发现凶手竟是好朋友

（说历史的女人——第1424期）

古语说得好，交友须谨慎。

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还说：贫穷是罪恶之源。

古语说，人之初，性本善。实际这话，差矣！

人的本性根本无所谓善和恶，一开始都是混沌之状态，只等待启动。

如果是善之因子启动，展现出的则为善行。

如果是恶之因子启动，则展现出的是就是恶行。

尤其是人性恶一旦狂暴地展现，则犹如洪水猛兽，今天所说的这个案例便是明证。

该案发生的时间是——明朝成化年间。

地点是——山东省藤县。

在藤县，有一人叫沈仁。

沈仁出身农民，祖上也是务农，但是沈仁祖辈非常勤奋，耕种有方，积攒了不少家产，到了沈仁这里的时候，他的家庭已经是很富足的财主了，良田数百亩，房屋上百间，完全可以靠收租子过日子。

沈仁虽然富有，但是在后代方面并不理想，只有一个独苗儿子，叫沈时彦。转眼间，沈时彦都18岁了。沈仁为了锻炼儿子，就逐步退居二线，家里的租金都让儿子亲自去收。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儿子熟悉家业，一方面可以让儿子知道财富的赚取不容易。

沈时彦呢，也还算争气，既然父亲如此安排，他也就遵照父亲的意思不辞劳苦各地奔忙，去收租金，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不管怎样，他都亲自去。

在成化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82年的一天，沈时彦又去外村收租金。可是到了天黑，也没有回来。作为老父亲的沈仁非常担心，可是转念一想，也许儿子住在佃户家里吧。他惴惴不安地睡了一夜，刚刚天亮，就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

他猛然惊醒，出来看时，下人已经打开院门，里长已经走了进来。

里长因为走路匆忙，有些气喘地说：“你儿子沈时彦死了。”

沈仁听了，一边如五雷轰顶，一边又有点不大相信，怎么可能呢。

但是里长接着说：“沈时彦的尸体是在村外的半山亭发现的，你赶紧去看看。”

沈仁此时知道里长所言属实，两行老泪不由滚滚而出，登时伤心晕厥。里长等急忙抢救了一番，然后带他来到了半山亭。

在半山亭，沈仁看到了儿子的尸体，头颅被利斧劈砍，整个人横在血泊之中。

沈仁之悲伤，自不用说。

那么到底是何人如此凶残？竟然能对一个18岁的青年下此毒手？

就在这时，里长发现一道血印，朝山下而去。

里长急忙喊上众人，沿着带血的脚印往山下走。

带血脚印一直把众人引到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是村里的徐荣，徐荣以木匠为生，利斧是其必备的工具。

众人认为木匠徐荣是凶手无疑，不由分说将其捆绑，押往县衙。

此时的藤县知县叫刘缨。

该知县是进士出身，为官清廉，在当地颇有贤名。

知县刘缨接案后，立即就升堂问案，提审徐荣。

令知县意外的是，徐荣是一问三不知，说自己并未杀人。但是里长等众邻居，却异口同声指征凶手就是徐荣，知县刘缨问有何证据，里长便汇报说证据有两条：一条是死者的血迹，在徐荣家的门槛上出现，一条是死者为利斧劈死，而徐荣家有利斧。

知县刘缨见此，难以决断，便带着衙役、仵作等人，随同里长前往案发现场去查看。

先到半山亭，仵作对现场进行检查后，得出结论是：死者沈时彦的致命死因正是利斧劈头，深入头骨。

接着再到徐荣家进行检查，主要检查了三点：

其一是血迹，徐荣家门口沾染的血迹确实是死者沈时彦的。

其二是脚印，根据沾染血迹的脚印，检查了徐荣的鞋，鞋号一样，脚印相同。

其三是利斧，检查徐荣的木匠工具利斧时，却没有发现任何血迹。

在这种情况下，徐荣的鞋上的血迹就成了最大的疑点，知县刘缨就地问案，要求徐荣交代鞋上的血迹是如何而来。

徐荣在知县的逼问之下，只好如实交代，说自己当日天色不亮上山，原本是去给别人做家具，但是路过半山亭的时候，忽然看到一具死尸，旁边到处都是血，做木匠的对此很忌讳，认为这是不吉利的，所以我没敢细看，就赶紧掉头回来了，准备择日再去给人做家具。

如此以来，凶手便不是徐荣，但是根据明朝的法律《大明律·刑律·贼盗·发冢》规定：“若地界内有死人，里长、地邻不申报官司检验，杖八十。”也就是说，徐荣见尸不报，也是违法的。

由于徐荣是被告，且并非毫无罪责，所以在至今凶手未抓获的情况下，徐荣还是不能放的，知县刘缨就把徐荣带回暂时关押，以待案情侦破。

但是案件到底该如何破呢？原本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徐荣的，如今所有的证据都被推翻了，案件就陷入了毫无头绪的状态。那么凶手是谁，在何处？如何寻找？成了知县刘缨的心头难题。

不过知县刘缨认为案件还得从徐荣身上找突破口，怎么找呢？知县刘缨想了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继续关押徐荣，看谁给徐荣送饭或探监。

根据大明的法律规定，嫌疑犯在没有定罪之前，就是暂押期间吃的是牢饭。所谓牢饭就是自己家人送饭。只有没有家属亲人的死刑犯，官府才提供免费的衣食，标准是每日一升仓米，在冬天会发一件棉衣。该制度，不仅明朝有，实际一下是延续到清朝。

开始的时候，狱吏发现给徐荣送饭的，都是他的老婆。

送饭之后，两人也没说什么可疑的话。

如此，过了好几天，也没什么异常。

过了五六天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一个6岁幼童出现在了监狱的门口。

这6岁幼童是来徐荣送饭的，而且还问询徐荣被判刑的情况。

狱吏赶紧禀告知县刘缨，并带来了那个幼童。

知县刘缨拿出一堆好吃的零食，让幼童吃玩，同时就问他为何给徐荣送饭，和徐荣是什么关系。

俗话说小孩子嘴里吐真话。那6岁幼童说自己不认识徐荣，也跟他没什么关系，只是因为有两个叔叔让他送，如果他送就能得到一两银子呢，这银子可以买很多好吃的。

知县刘缨问那两个叔叔在什么地方呢？

幼童说在前街的酒馆喝酒，还等着我回去禀告呢。

知县刘缨拿出二两银子说：“孩子，这里有二两银子，你可以买更多好吃的，不过你要带我去那个酒馆，见一见那两个叔叔。”

幼童一听说又有银子买零食，自然十分高兴，就在前面带路，知县刘缨令4名衙役悄悄跟在后面。

到了那酒馆，那二人尚未反应过来，已经被衙役抓捕。

知县刘缨立即审案，经审讯，发现此二人是亲兄弟，一人叫姚升，一人叫姚礼。两人是挑夫，靠给别人挑东西谋生，苦累不说，还难以赚钱，至今也没娶到媳妇。

所以两兄弟就想着应该做点买卖，去赚钱。可是他们俩又没有本钱，这时候他们想到了自己的财主沈仁。原因是他们俩和沈仁是发小，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是好朋友。

姚氏兄弟认为凭借他们的友谊，沈仁是会借一笔本钱给他们去做买卖的。所以，他们就来到沈仁家，说明自己的情况，以及借钱的目的，并且保证说赚钱后一定连本带利还给沈仁。

然沈仁虽然富有，靠的是主要是收租。这种赚钱方式比较稳定。

沈仁本人呢，又是那种比较本分保守的有钱人，对于姚氏兄弟所说的贩运生意不熟悉，且认为这种生意风险太高，赚了则好，一旦赔本，那就是血本无归。这样自己借去的钱，岂不是没有了。所以，沈仁没有姚氏兄弟。

姚氏兄弟被拒后，心情很不爽，如果是陌生人拒绝了他们，那么他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主要是他们觉得和沈仁是好朋友，是发小，沈仁竟然如此不讲情义，让他们难以接受。

所以，他们后来在半山亭遇到了往回走的沈时彦时，就恶从心头起：既然沈仁不顾往日情义不愿借钱，那么就别怪我们无情。

恰好当时的沈时彦在佃户家喝了酒，回来的时候醉醺醺的，坐在半山亭的石头上歇息。

他们就趁沈时彦不备，拔出板斧，从后面朝沈时彦的头顶劈去，一斧子下去，沈时彦登时就毙命了。

姚氏兄弟见沈时彦已死，就搜他的身上，得银17两，然后匆匆逃走。

一开始，姚氏兄弟也是心惊胆战，怕案发被抓，但后来案发，徐荣被认定为凶手，姚氏兄弟就稍稍松了一口气。不过后来徐荣被抓后，知县刘缨一直不定罪，这就让他们又感到一丝不安，所以就用银子哄6岁幼童前去帮自己打探案情，结果却被抓。

至此，案件了结，知县刘缨派人搜查姚氏兄弟的住所，发现了凶器和脏银16两。根据《大明律·刑律·人命·谋杀人》规定：

“谋杀人因而得财者，同强盗，不分首从，皆斩。”

姚氏兄弟被斩。

而脏银16两原本该全部退给沈仁，但因沈仁诬告徐荣，如按大明律判定诬告是要“杖一百、流三千里”的，知县刘缨念及沈仁是丧子后悲伤过度失去理智，故从中分银10两给徐荣，一方面算是对沈仁的轻微惩戒，一方面算是对徐荣的补偿。

结语：

该案如此判决，其实颇为公正。

但是该案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凡事都要尽可能地留下余地。

以沈仁为例，他18岁儿子被利斧劈死，一6岁幼童出现才引出凶手，发现凶手竟是好朋友姚氏兄弟。那么如果当时，他不要单纯只从利益回报方面考量，而是稍微考量一下他们的发小友情，略微资助，或者指给姚氏兄弟一条活路，那么姚氏兄弟也不至于对他绝情至此。

当然姚氏兄弟也问题极大，想发财虽然很难，但是也不能因为发小好友没有借钱就做出令人发指的事，让自己丧失人性，被送上断头台斩首。

（作者：案先生，女，80后，专栏作家）

参考资料：大明律、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