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爱情,三地漂泊,一次诺奖提名,95岁的她有何花样人生?
(说历史的女人——第1219期)
她的传奇性在于,做为一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既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曾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却曾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她一生拥有两段爱情,却在三地漂泊,一次诺贝尔奖提名,聂华苓,一个有着如花一样美丽名字的人,现已95岁的她,有何花一样的人生?
后来,著名女作家聂华苓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一生比三毛更传奇。
不错,“异乡流浪”是聂华苓一生的主题,她的一生似乎都在漂泊,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但主要在三个地方,即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爱荷华。
(一)聂华苓与母亲
在聂华苓一生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人。第一个当然是她的母亲。
聂华苓是湖北应山(现广水市)人,于1925年1月11日出生于武汉。也许她一出生就注定了她一生的漂泊生涯。一个中国人,出生在中国,但一出生就只能住在没有中国主权的地方。因父亲的原因,小时候的聂华苓家住在汉口的旧俄租界里,后来又迁到日租界里。在这里她相当于一个“外乡人”。这是她的不幸,或者是她的幸运。
幸运的是,她父亲曾在武汉卫戍司令部任职,这使她有一个比较富足的童年生活,比如骑在佣人的脖子上出去玩,去看戏;可以得到一把洋人开的小商店里卖的小阳伞。当然她也可以跟邻家的小伙伴一块玩跳房子,跳绳子,踢毽子,可以养蚕玩,可以看连环画等,那是在数十年后,甚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农村小孩仍在玩的游戏。更重要的是,小时候的她就有了较好的受教育的机会。
当然也有不幸的。她的母亲是他父亲的二房。并且她的母亲嫁给他父亲很久之后才知道自己是二房。其中的委屈可想而知。那时她的母亲以为自己被骗了,受到伤害的母亲曾经要吞金自杀,但当她看到才刚刚出生七八个月的小华苓时,她的心软了下来。一个小婴儿当然不会说话,但她伸开的双臂显然是发出这样的信息:妈妈,抱抱我!
所以聂华苓的童年也受到了一些白眼或者蔑视。比如她曾听到父亲的马弁(勤务兵之类)和门房在一起喝酒打闹时讲到的一些粗话。他们经常提到“姘头”二字,小华苓曾问他们,什么叫姘头?他们就胡扯道,姘头就是一种小毛虫,会咬人的,哈哈哈。或者还说,姘头也叫条子,条子也叫狐狸精,会缠死人的……
不过聂华苓的母亲毕竟比父亲的原配,比那个小脚女人更有优势。但是她的长兄却是长房夫人所生,他经常一副霸道的少爷的神气,连母亲也要躲着他;他对小华苓也很凶,一见她就叫:“死丫头!”
父亲叫聂怒夫,人如其名,他很严肃。小华苓从未看见父亲笑过,而且他整天很忙,对她也不管不问。等弟弟出生之后,父亲更对她不管不问了。
幸亏有母亲。母亲有学问。在那个沉闷的大家庭里,聂华苓记得那时的母亲经常斜倚在镂花的铜床上,为她细声吟读《再生缘》,为皇甫少华与孟丽君的故事唏嘘感叹。
没有知识是不行的,母亲逼着她读书。可是童年时的聂华苓很顽皮,她不爱读书。
读汉口市立六小一年级时,她每天早上赖在床上。母亲把她从被子里拖起来。然后穿衣,洗漱,吃早点,拿书包,上黄包车。每一个动作,她都要磨磨蹭蹭,跟母亲对着干。在课堂上也不好好学,直到她看到先生把竹板子狠狠地打在一个顽皮的男生的手掌心时,才害怕了,终于开始写作业。直到小学三年级,在一个国文老师的引导下,当聂华苓读到徐志摩的诗,“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时,才开始真正喜欢上文学。
不幸的是,在聂华苓10岁时,父亲去世,才32岁的母亲便开始守寡了。那时最小的弟弟只有三个月大,还没见过父亲。
数年后,他们全家被迫迁至宜昌三斗坪。没有了上学的条件,聂华苓又开始痛快地玩了。可母亲看到了危机,不能再这样玩下去了,即使在战乱时代,也不能让孩子耽误了学业,于是她决定把孩子送出去读书。
那天早上,天才蒙蒙亮,母亲便把她送走了。母亲一再叮嘱:冷暖小心,不要挂念家里,专心读书啊。
后来聂华苓在回忆录写道:“当年我十四岁,就在那儿,母亲流着泪,看我搭上小火轮去巴东。连连招手的母亲孤立河岸上,在我的泪水中,越来越模糊了。从此我就流浪下去了……”
(二)聂华苓与第一任丈夫王正路
1939年,聂华苓先在湖北联合中学读书,后考入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外文系。此时是抗战时期。日子很苦。吃的是炸黄豆和硬得被称为“炸弹”的馒头;稀粥用大桶装,勺子刮饭桶底的声音能传得老远。
但毕竟是青春岁月,聂华苓有属于自己的幸福。那时的她亭亭玉立,美丽逼人。她有了初恋。对方叫王正路,是她的同学,出生在长春的一个传统大家庭里,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每天傍晚,聂华苓一听见窗外他的小声叫喊,她就抓起讲义,往外跑。嘉陵江上的清波,沿江弯弯曲曲的鸳鸯路,松林覆盖的山岭,校园里的花园,图书馆。那时的一切都洋溢着青春的诗意……
王正路,人如其名,人很好,而且一表人才,后来妹妹说正路比姐姐长得漂亮。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南京,两人又把诗情带到了那美丽的玄武湖。
1948年秋天,聂华苓大学毕业。暑假时王正路回到他北平的家。此时,南京到武汉的长江航线已截断,聂华苓不能回家,她留在南京一个中学教书。
11月底,尽管平津战役已开始,但北平和南京之间,仍有飞机往返。为了爱情,华苓决定去北平,她做为唯一的乘客,坐上了南京飞往北平的最后一架航班的飞机。
1948年12月,北平围城开始。聂华苓成了围城中的一员。同时,她也成了王正路的新娘,也进入了婚姻的围城。
王家是个大家庭,他们有四兄弟,上有老母,下有儿孙,三代同堂。聂华苓不再自由,她只有学着做一个大家庭里的媳妇。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去上房问候老太太,给老太太倒尿盆,伺候老太太起床;然后拿着脸盆到厨房盛热水,帮婆婆洗脸。
这个很不爽。做为一个大学毕业的新女性,聂华苓感到同这个家庭格格不入,在北平,她再次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失落的异乡人。”
也就是在此时,她发表了处女作《变形虫》。不知道她是否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总之,她在作品中透出了自己的极大困惑。才23岁的她想改变这一切。
她要从“围城”中冲出去,重新回到现实的滔滔洪流之中。还有,她和母亲一别数月,音信全无,她也想那寡居的母亲了。
1949年4月,她和丈夫王正路离开北平,辗转回到武汉,同母亲和弟弟妹妹会合。接着,他们全家又去了广州。
上次,聂华苓去北京时坐的是最后一次航班,而这次去广州也是坐的最后一班列车。而等待聂华苓的,是再一次的漂泊……
1949年6月,聂华苓一家人来到台湾。到达台北那天,恰遇台风,在呼天抢地的大风中,聂华苓接下来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呢?
(三)聂华苓与《自由中国》
在台湾,聂华苓的第一份工作是到《自由中国》杂志社当编辑。当时的主编是雷震,他很欣赏聂华苓的才华,后来又让她进了编委会。她是编委会里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女性。在这里,聂华苓工作了11年,结识了雷震、殷海光、梁实秋、白先勇、余光中等著名作家、学者。
开始他们的生活很清贫,一家人窝在小小的房子里,如果碰上台风,薄板房子会震得咯吱咯吱响,像是随时会裂开一样。为了生活,聂华苓需要同时兼任两份工作,白天在杂志社当编辑,晚上还要去英文补习班教课,她怀着身孕每天在山坡上费力地踩着自行车上下班。
聂华苓刚到台湾的第二年就生下了女儿,全家老小的生活更加困窘。可生活上的辛苦没有什么,这时候,聂华苓和丈夫的感情渐渐有了不和谐。聂华苓思想相对比较自由,加入《自由中国》后,在众多名家的影响下,她的思想更加趋于开放;而在封建大家庭长大的王正路的思想则偏向传统。当聂华苓坐下来陪客人聊天时,丈夫常将她看作不守妇道的人。
夫妻俩经常争吵或者分居。好在她有母亲的帮助,母亲为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
1951年,聂华苓的年仅25岁的大弟弟例行飞行失事,她不愿让母亲伤心,忍泪瞒了她六个月。最后母亲还是发觉了,这给母亲带来了极大打击。为了不让母亲操心,她和丈夫王正路虽别别扭扭的,但并没有离婚,她只是暗暗咽下苦涩的泪水,忍着。
其实这一切母亲也看在眼里。十多年后,母亲伤心地说,“你的心情,你以为我不晓得?你们结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怄气……有天晚上,你从外面教课回来,还没有吃饭,就听见你们在房里吵起来了。第二天,殷先生(殷海光与聂华苓是邻居)说:‘他们吵,我气得在房里走来走去。聂华苓应该离婚呀!’我说:‘那怎么行呢?有两个孩子呀!’你这个婚姻,当初我就不赞成。现在你只好忍下去了……”
1957年,王正路赴美进修,从此两人分道扬镳。聂华苓和母亲带着两个女儿,7岁的薇薇和6岁的蓝蓝在台湾生活。
聂华苓一边当编辑,一边写作。编辑当得很出彩,像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散文与余光中的诗句都曾经在她的手里发表。当然她的写作也很有成就。后来她出版了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等,让她获得了很大声誉。
可是后来,还是出事了。1956年,蒋中正70大寿时,《自由中国》一连七版发表文章抨击当局,批评老蒋,此举触怒了对方。1960年雷震被捕。同年9月4日,军警闯进聂华苓家,抓走住在隔壁的同事傅正。
聂华苓虽没被捕,但之后两年间一直受到监视。无人求助,不敢拖累朋友,在这里,她是个外省人,她感到非常孤独。
那时,梁实秋常邀聂华苓去他家。在梁实秋家里,她受到款待,只有在这里,她才会在梁实秋的幽默中再次展开笑容。她说,“那是我那段幽暗生活中的一扇天窗。”
1962年,母亲患癌去世,聂华苓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直到那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邀华苓教小说创作,她才有“重见天日”的感觉。
(四)聂华苓与第二任丈夫保罗·安格尔
丈夫出走,母亲去世,事业陷入困境,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聂华苓结识了美国人保罗·安格尔。
保罗是一位美国著名诗人、学者,被人称为“健谈、善解人意、精力充沛、豪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奇人”。那次保罗恰好去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两人在一次晚宴相识。那时的聂华苓身着中国旗袍,脚踩西洋高跟鞋,她的不俗的风采让保罗为之倾倒。不过起初,聂华苓是保守的,她毕竟还没有同丈夫正式离婚。
所以她一直推诿对方的邀约,“我很忙,我得送孩子上学,我得去大学教课,我得写作,我的时间全满了……”
可是她越是躲避,保罗越是对他着迷。
在他们同余光中一起的晚宴中,不善于用筷子的保罗要夹起一个鸽子蛋,可那个家伙滑溜溜的,在盘子里滚来滚去,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怎么也弄不到嘴里。保罗滑稽的模样终于逗乐了聂华苓。他觉得这个外国的家伙倒是挺可爱的。于是,那天晚饭后,她答应了对方的邀请,二人一块去散步。
寂静的小巷,抬眼便是漫天繁星。保罗指着天空说,“在美国遇到这样的星星是要许愿的,你有什么愿望吗,我的公主?”
聂华苓摇头,说:“我好久没有什么愿望了,你呢?”
保罗停下来,他湛蓝的眸子望着着她说:“我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看到你!”
不知道是保罗的结巴,还是他故意在加重语气。反正那晚,聂华苓终于感动了。
其实聂华苓也早就喜欢上对方了。在后来她的回忆中,她说,第一次看到他,就喜欢他的眼睛,不停地变幻:温暖,深情,幽默,犀利,渴望,讽刺,调皮,咄咄逼人,非常好看的灰蓝眼睛。
此时,聂华苓已经年近不惑,保罗则已人到中年,两人都是经历过世事浮沉的人,也曾都有过一段婚姻。此时都知道自己该有什么样的生活了。不久,聂华苓就臣服于对方了。后来她的朋友说,“聂华苓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只有像保罗·安格尔这样的人,才能让她变得小鸟依人。”
1964年,聂华苓把两个女儿暂时寄养在妹妹那儿,随保罗去了美国。临走前,她还去看望了梁实秋,梁先生还给了聂华苓路费。
他们二人在美国住在爱荷华的一栋红楼里。闲暇时间他们会开车到海边,保罗游泳,聂华苓便在一旁看书。后来他们又携手去欧洲旅行,去德国,去匈牙利,去以色列等。后来聂华苓根据她的游历写了著名的散文《亲爱的爸爸妈妈》,此文被选入人教版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本。
聂华苓的两个女儿是第二年到美国的。她拥抱着两个女儿大哭。保罗在聂华苓耳边说:你们母女团聚,我很感动。他们很快打成一片,女儿很喜欢这个外国佬。
1971年,46岁的聂华苓和63岁的保罗结为伉俪。
(五)聂华苓与1400个作家
在美国,聂华苓实现了她的一个堪称伟大的理想。
保罗·安格尔自小生活贫困,他的父亲是一个养马人。他自嘲说自己是从玉米地里出来的。但他学习优秀,热爱文学,大学毕业后到爱荷华大学任教。他一直有一个愿望:我要把爱荷华发展成美国的文学重镇。后来保罗主持了“爱荷华作家工作坊”。那时,许多喜爱文学的年轻人都涌向爱荷华。
一天,聂华苓突发奇想,建议丈夫,在爱荷华大学原有的作家工作坊之外,再创办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于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在1967年诞生了。他们每年邀请外国优秀作家到爱荷华访问交流数个月,写作、讨论、朗读、旅行。
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这是汪曾祺先生对“国际写作计划”的评价。迄今为止,已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作家、诗人参与过这个项目。
无论那个国家的作家与诗人,只要接受邀请,便可前往美国爱荷华,过一段食宿无忧的日子。他们可以写作,可以聊天、参加舞会……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与生长环境的创作者之间,往往碰撞出一些不可思议的火花来。
有两个作家,一个是埃及人,一个是以色列人,因为那时两国正在开战,两个作家曾在桌子上怒目相对,直接将酒杯仍向对方,剑拔弩张。可相处了三个月后告别时,这两位作家竟抱头痛哭……
1976年,世界各国300多名作家,联合提名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她被称为“世界绘画组织的建筑师”、“世界文学组织第一人”。
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内陆作家也可以参与这个写作计划,这令聂华苓无比兴奋。1983年,著名作家茹志鹃带着女儿王安忆应邀来到爱荷华;后来丁玲也来了;迟子建也来了。迟子建说:聂华苓最早为新时期中国文学最活跃的作家们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
当然还有汪曾祺,白先勇、余光中、北岛等人也先后来到爱荷华。
聂华苓热情好客,她每周都要带作家们去费用不菲的餐厅聚会,大家都说她慷慨。然而,她自己用了多年的已经迟缓卡顿的旧电脑,却始终舍不得更换。
在丈夫去世后,两个女儿曾提议接她到身边生活,她一直没答应。至今仍住在她那所红房子里,从不打算离开,连房屋的设施都不曾更改。
在聂华苓的一个屋子里,有一面墙上挂满了面具,这隐喻着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种族和背景的人,他们曾在这里聚会,相互探讨文学、文化和人生。面具逐渐陈旧了,她仍守着它们。
如今聂华苓已经95岁了,已经从“国际写作计划”退休,但她仍在为这个组织担任顾问,仍在关注着世界文坛的发展。
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说,聂华苓在美国二十多年了,但从里到外,她都还是一个中国人。
聂华苓,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
(文/说历史的女人·花无去)
参考资料:《聂华苓:童年云烟》《三生三世》《聂华苓——唯一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女作家》《亲爱的爸爸妈妈》《往事回思如细雨——记聂华苓女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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