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广东九旬老人收到特殊信件，才知：30年未见的儿子是国家功臣

1987年，广东一位年逾九旬的老妇人，突然收到一封信件，信封里是一篇不久前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赫赫而无名的人生》。

老人感到有些疑惑，不知是谁寄出的，于是她便坐下来细细阅读。

读着读着，她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李世英，顿感心中一紧。

全篇读完，她早已老泪纵横，原来文中未曾提及的那位国家英雄，正是她三十年来都未曾见过的儿子。

也是献身于我国核潜艇事业的，被人称为“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

多年来，儿子杳无音讯带给她的怨恨、不解与悲伤，在一瞬间烟消云散，而两人也终于在第二年再度重逢。

黄旭华经历了哪些故事？

他为什么三十年未曾见到自己的家人？

他又我国的核潜艇事业做出了哪些卓越的贡献？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的一户人家，他的原名是黄绍强。

与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不同，他的家境还是比较优越的。

他的祖父是清朝的武秀才，而父母都曾经是传教士开办的医院中的医生。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父母对他的期望也无非就是多学点知识、安安稳稳长大，然后继承他们的事业——悬壶济世，也算造福一方了。

黄旭华人生的前十年过得十分平静，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学堂中度过。

受父母影响，他也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踏进了中华大地，他的家乡也未能幸免于难，陷入了腥风血雨之中。

这种情景打破了黄旭华平静的生活，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后来，黄旭华还回忆过这段艰难却又令他难忘的岁月：

“那时日本人入侵，我们被迫离开华南沿海家乡，往内陆转移。轰炸一来，必须躲到掩体中。”

黄旭华见到自己的家园被侵略者蹂躏，却终因国防力量过于孱弱而无法进行反击的无奈后，也意识到学医并无法改变现状。

于是，他做出了“弃医从武”的决定。

但是这个“武”和他的祖父一生的事业传统武功不同，黄旭华关注的是现代武器。

要么上天，要么入海！

从那一刻起，黄旭华心中就有了坚定的信念，但眼前的困局却让他不得不走上辛苦求学的路途。

由于战争的破坏，四周的交通近乎完全瘫痪，黄旭华只能徒步四天，从崎岖的山路上通过，来到自己就读的聿怀中学。

但这段时间至少他还能正常上课，又过了些时日，随着敌人脚步的逼近，此处的正常教学互动都不能开展了。

黄旭华又于同学踏上了前往桂林的道路，只为了一个稍微安稳点的环境。

家乡地处沿海地区，黄旭华经常会看见日军的舰艇对陆地进行炮击的场面，而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做出回应。

所以，他就暗下决心要为我国的海军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也就在此时，他把自己的名字从黄绍强改为了黄旭华，这之后包含了希望祖国犹如旭日东升一般强盛的信念与希冀。

1944年，从国民党收容区的临时大学选修班毕业后，黄旭华有了新的目标——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系。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复习，天赋出众的黄旭华，最终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他梦寐以求的学府和专业录取。

而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也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先进的思想，立志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所以，在1949年，他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并于同年毕业后进入了华东军管会船舶建设处工作，后来又调到了上海招商局和港务局。

参加工作后的黄旭华兢兢业业，经常一个人在单位研究业务到深夜，从最基础的任务做起，一步步地提升自我。

五年后，他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由于在之前的工作中表现出色，他被选中参加苏联援助的几艘海军军舰的建造工作。

在这段时间内，他与来自苏联的许多有着丰富知识储备和卓越专业水平的专家们接触交流，为自己日后参加核潜艇的设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正在专心工作的黄旭华突然被领导叫到办公室，通知他北京方面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他马上前往。

黄旭华在工作上向来都是十分积极，组织上交待的任务从来没有二话，所以接到命令后他马上收拾行李从上海出发。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便是30年的时光。

1958年的世界，还处在美苏争霸带来的阴云之下，国防安全力量的建设对于国家主权的安危十分重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经常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核力量为由，对我们进行核威胁与核讹诈，对我们造成严重的威胁。

在这样的重压之下，聂荣臻元帅经过慎重思考，向党中央递交了研制和核潜艇的报告，并很快的得到了批准。

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拥有这方面的技术，所以计划实施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一批能力出众的专家参与到其中，兢兢业业的黄旭华也被选中。

但是这项任务不同于平时的工作，它拥有最高的保密级别，一旦参与了就不能再私自与外界有任何的联系。就算在过程中犯了错误，也不可以退出，只能留下来在单位里打扫卫生。

除此之外，一旦进入项目，他们的真实名字都会进入保密程序。

所以，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了黄旭华，将这些情况如实告知，并询问他是否愿意参与到这项计划中。

黄旭华由于是匆匆从上海的岗位来到北京，所以没有来得及和家人说明情况，但即便这样，他毅然地应允。因为这是他从小立志要完成的事业，没有什么比一个强大的祖国对他来说更重要了。

就这样，黄旭华进入了工作组，担任总设计师的职务，和其他同志一起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开始了夜以继日、与世隔绝为建造核潜艇而努力的历程。

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着手工作后的黄旭华，和其他工作人员们刚一上任，就意识到了前方的重重困难。

当时的核潜艇研发工作基本是一种“三无”的状态，没有参考资料、没有经验丰富的权威专家，更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持。

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包括黄旭华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一人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如今却要造出一艘，这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黄旭华感到有些迷茫，但此时，他突然想起毛主席曾说过的豪言壮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想到这，黄旭华顿时感觉充满力量。既然眼前的条件是三无，那么就脚踏实地得一个个解决棘手的问题。

首先，没有权威的专家，那就让自己成为权威的专家。

黄旭华和工作组中的其他人员，每天翻阅大量相关的书籍，充分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从零散的信息中总结出有用的经验，形成适合自己的理论和工作方法。

其次，是没有参考资料，那就自己找资料。

由于美苏等国把核潜艇技术当成最高的科技机密，所以不会透露半分信息。

所以，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只能从一些国外的权威期刊中获取一些模糊的信息，而后进行推理和判断。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潜艇的各种细节和各部分结构进行想象。

黄旭华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提出了“三面镜子”：

一是放大镜，要以小见大，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

二是显微镜，要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三是照妖镜，要鉴别真伪，留下真正有价值的资料。

渐渐地，他们的设计图上有了雏形，提出了“水滴线型”的设计方案。

但这个方案毕竟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真的可以付诸于实践吗？

天助自助者，我国外交官正好从美国带回的一艘“乔治·华盛顿”号核潜艇的模型，这艘模型验证了他们的猜想。

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模型，但黄旭华多年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让他知晓，无论是多么精尖的装备，也是在最基础的结构上出发，一步步搭建的。

有了这个判断，黄旭华和工作人员们， 开始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模型进行拆解和组装。

在一次次试验的过程中，他们惊喜地发现，核潜艇的内部结构，与他们之前提出的方案是高度一致的。

这样一来，设计的总体方案就已经具备了，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建造核潜艇了。

而此时，最后一个难题也随之而来，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支持。

核潜艇的建造需要大量精密的数据，但是那时国内并没有可以支持如此高精度计算的计算机，所以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只能自己用算盘和计算尺来测算。

这样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从潜艇计划正是开始下水建造后，黄旭华就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终于在1964年研制完成，并在1974年命名并编入战斗序列。

西方国家用几十年走完的研究历程，我们用十几年的时间就顺利地实现，正如核潜艇的名字一般。

以黄旭华为首的工作人员们，用永不放弃的“长征精神”，走完了这艰辛的路程。

但黄旭华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虽然潜艇成功下水，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技术难关没有攻克，短暂喜悦后的黄旭华又迅速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时间来到1987年，在荒岛上进行研发工作的这些年中，黄旭华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人。

29年前的不告而别，留给家人太多不解。父母只知道自己在北京执行什么任务，却不能告诉他们具体的细节。

而在这29年中，只有在组织规定的时间和渠道下，他才能与家人进行简单的联系。每个月给家里写几句话再寄点补贴，多余的信息是一点都不能透露。

“母亲再三想了解我在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得到答复，那么长时间也不再问了。

加之工作紧张，所以连父亲和二哥去世都没有回去过。”

说起这段时光，黄旭华的眼中充满了伤感。

长久的分离也让黄母的心中充满了不解和埋怨，她不明白，这个孝顺的孩子，怎么这么多年也不回家来一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核潜艇研发的信息渐渐被官方公开，黄旭华也不用像之前那样完全在荒岛上生活。

但是，要如何向母亲开口叙述这些年的经历呢？

这时，《文汇月刊》发表的一篇关于他的报道，进入了黄旭华的视野。

这篇名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文章讲述的正是他的故事，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他的姓名，但文中出现了他的妻子李世英。

黄旭华便将文章摘录下来，用信件的方式邮寄给了母亲，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果然，黄母看见了儿媳妇李世英的名字后，一下子就明白了儿子这些年经历的故事。

儿子隐姓埋名三十年，原来是在为国家做贡献，他是真正的英雄，黄母心中的疑惑和难过也顿时解开了。

而时隔三十年的母子重逢，也终于在1987年得以实现。

这一天，经过组织的批准，黄旭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见到了满头白发的老母亲。

而离开家是还意气风发的黄旭华也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六旬老者。

二人紧紧相拥，泪流满面。

紧接着，黄母把黄旭华其他的几位兄弟姐妹叫到了一起，说道：

“三哥（黄旭华）的事，大家要理解。”

听到这话，多年来对于父亲的愧疚，以及对于母亲的遗憾，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自古忠孝难两全，对于黄旭华来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有了家人的理解，以及妻子李世英的长期陪伴，黄旭华一下子有了更多的力量。

他重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因为他的面前还有一次大考——极限深潜试验。

黄旭华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核潜艇就好比“水底原子弹”，但只有完成深潜试验，这颗“原子弹”才能真正具有战斗力。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从核潜艇下水一直到1987年，我们始终没有完成最后的深潜。

而在1988年，这项试验终于要正式实行了。

深潜任务不同于平时普通的常规下潜，它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而我们在此之前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深海的压力和压强十分大，如果稍有不慎，就有艇毁人亡的风险。

因此，在之前其他国家进行的深潜试验中，总设计师都是作为重点对象被保护起来，不会亲自参与深潜任务。

但是黄旭华却准备自己做第一个深潜的人，他有些担心妻子的想法。

但没想到，与妻子说了之后，李世英却干脆地说道：

“旭华，你是总设计师，你一定要下去，你如果不下去，这个队伍还怎么带？”

有了妻子的理解，黄旭华和工作组中的其他同志来到了南海，做好了迎接这项终极考验的准备。

当他发现身边的同事们压力大、焦虑时，他充满自信地说：

“今天不是叫你们去“光荣”的，而是要把实验数据带回来。

我和你们一起下去，一起克服困难！”

有了黄旭华的话，所有人一下子来了精神，纷纷投入到准备工作中去。

终于，正式下潜开始了，所有人屏住了呼吸，看着深度逐渐增大：50米、100米、200米...

每次下潜到规定的深度，黄旭华都会亲自跟岸上的同志通报相关的信息。

为了操作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在下潜之前，黄旭华就定下三个字母，来表示不同的动力变化情况。

A代表正常，B表示接近临界，C则代表着超标。

由此可见黄旭华在工作中的谨慎性以及求实、细心的精神。

紧张的时光总是难熬的，在众人焦急的目光中国，黄旭华不断地下潜，一次次地报告着实验的数据。

终于，他们的潜艇又重新返回，回到了距离水面只有100米的高度，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爆发出欢呼和掌声，因为此时就可以宣布试验成功了。

回到地面后的黄旭华和喜悦的同事们一个个拥抱，在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看不见丝毫的疲惫、紧张与恐惧，有的只是信心与自豪。

“花甲痴翁，自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黄旭华把自己比作痴翁，把深潜试验比作进入深海探龙宫，一句精妙绝伦的诗句道出了他的精神与理想。

“痴”是对科学事业，对祖国国防事业的痴迷。

“乐”是沉浸于自己的热爱，亲眼见证祖国日渐强盛的快乐。

而深潜试验的成功，也标志着我国成为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

核潜艇这个“水底原子弹”也如黄旭华期盼的那样，有了真正的战斗力。

2020年1月10日，黄旭华在人民大会堂，接过了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章和获奖证书，这是对他多年来奋斗的最好见证与嘉奖。

有记者在现场问黄旭华，会如何使用国家给予的800万奖金。

这个朴实的老人说出了让所有人都动容的回答：

“我曾经和大家讲过，这个钱我不要，给了会变成我的负担，处理不好会惹祸。

我会和单位好好商量一下，至少要拿出相当一部分给我们单位设立一个奖励基金。

具体现在还没计划，不能夸海口。”

这便是黄旭华一生的真实写照，在他的眼中，国家与集体的利益永远会在个人的利益之上！

黄旭华说过：“自己的人生，是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里决定的。”

从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走来，黄旭华一步步实践着自己曾经立下的信念与誓言。

回想起过去几十年不被人所知晓的岁月，黄旭华却显得十分淡然：

“为祖国的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我无怨无悔。”

如今，90多岁高龄的黄旭华虽然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但他依然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

每天上午，他依然会来到单位，与年轻人们一起参与科研，给予他们指导。

金灿灿的奖章和证书是对他一生成就的认可，却无法完全概括他所创造的价值。

他的精神、他的贡献以及他的“痴”与“乐”，将会永远融入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中，绽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