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医学博士11天捐精5次猝死，父亲索赔400万，法院：共同责任

2011年，一名医学博士，在学校的号召下，自愿进行捐精，结果在第11天，第5次采精的过程中，医学博士突然死亡。

其父亲在儿子死后，搜集资料向学校和精子库索赔400万，其结果如何？

郑金龙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出生时正好赶上人民公社，随后大炼钢铁运动搞得满城风雨，导致他不但没有吃饱的时候，还连累家里人一起饿肚子。

在他的认知中，农民的一生都在跟土地较劲，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其余时间天天瞅着老天爷的脸色，万一忽然遇到刮风下雨或者洪涝灾害，一年的付出准得打水漂。

郑金龙有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正巧赶上高考恢复，文青不用再窝在农村里种地，纷纷开始补课学习，用仅剩的时间冲刺高考。

郑金龙看着下乡的知青陆续回家备考，有的人甚至十分向往的描述自己的未来前景，不禁让他有些羡慕。活了几十年，他越来越明白有文化的重要性。

虽然自己没有参加高考的机会，但自己俩孩子可是好苗子，只要从小教导他们好好学习，没准真能成为大学生。这个想法，成了郑金龙不断鞭策儿子学习的动力。

郑金龙的二儿子叫郑刚，从小就老实巴交，其他孩子追着鸡鸭牛羊满村乱跑的时候，他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脑子里不断回荡着爹妈的叮嘱，绝不跨出家门一步。

跟其他孩子相比，郑刚的童年稍显无聊。在学习方面，他却比大多数人更优秀。

由于郑金龙长期不懈地思想灌输，让郑刚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考上大学，平时才能吃到白面馒头，过年才有饺子吃，压岁钱才会越来越多。

为了这个美丽的梦想，他对学习的执着好像刻在骨子里似的，一有时间，一定会拿起书看一会。

尽管有时候收获很少，但所谓勤能补拙，郑刚用相对笨拙的办法， 做到了很多聪明孩子做不到的事情。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郑刚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非常顺利地成了本科生。

那时候高考制度已经正常进行了二十年，但本科生数量依然较少，专科文凭已经属于高端知识分子，本科生更是让人羡慕不已。

可以说郑刚当时考上大学这件事，村子里的人都以此为荣，好像自己家出了大学生似的。可能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郑刚的学霸生涯还没结束，本科或许只是一个小目标，他对于知识的渴求绝不仅于此。

有的人以大学为最终目标，转而用大学文凭作为高薪工作的敲门砖。而郑刚并不满足于本科文凭，他知道本科之后还能继续学习，硕士甚至博士，才是他真正想要的。

为了这个目标，郑刚几乎用了所有空闲时间学习，但并没有在大学毕业后马上考上硕士。从某个角度来说，上天是公平的，所谓天道酬勤，努力一定会有结果。

但现实又是残酷的，有时候我们十分渴望拥有，往往不能马上得到。几乎大多数极其珍贵的事物，都会经过岁月沉淀，才慢慢呈现在我们面前，关于郑刚的博士梦也是这样。

郑刚是一名医学生，本科毕业后很快分配到医院。那时我国医疗水平已经有明显提升，但医院数量还不够多，郑刚一到医院，便要立即着手工作，有时候一直忙到下班，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着看病。这样高强度的生活让他有些疲惫，但并没有影响到自己考博士的目标。

郑刚在医院工作了七年才终于考取博士，成为华中科技大学硕博连读的医学博士。这时已经是2010年，一个新的时间，在朝我们缓缓走来。

郑刚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并经过多年努力，顺利晋升为心脑外科主治医师。不管对于他还是对于父亲郑金龙，未来都是充满希望与新鲜活力的。

在郑刚读博第一年，湖北省人类精子库进入试运行阶段。而这个项目隶属于华中科技大学。

作为这项工程的主要负责方，华中科技大学首先选择动员学校的硕士和博士，推动人类精子库发展。

人类精子库顾名思义是储存精子的场所，更进一步说明，是用低温冷冻技术迫使精子休眠，等以后需要时再溶化唤醒。

精子储存技术并不复杂，出现时间也不长，但是这项技术出现后，很多国家纷纷开始建立自己的精子库，其中背后的意义重大。

从表面上看，精子库存在的意义是让有先天疾病，或者有生理隐患的人，将精子储存在精子库中，再从精子中挑选健康的个体进行，从而避开一系列疾病，以达到生育健康婴儿的目的。

但实际上精子库的准入标准特别高，而且只青睐优质团体的精子。

比如“陕西省人类精子库官微”在2023年2月29日曾发文，倡导西安大学生捐精。

云南省人类精子库也在同一天倡导大学生积极捐精。两个省级精子库共同瞄准了大学生，而不是其他人员，其中的用意，必定大有深意。

再回到郑刚这边，他的母校华中科技大学为了推动人类精子库发展，直接在校园中拉起横幅，并写上：“高智商优质基因”学子捐精子。

很显然，不管是西安精子库、云南精子库，还是湖北精子库，都想储存高智商优质基因，通过这些基因改良后代。

而符合精子库入准资格的人，除了有高学历高智商，还得符合其他标准：比如捐精者需要是我国公民，且自愿参加捐精，保证身体各项指标均为健康，才能签订同意书进行捐精。

说到身体健康标准，又会筛掉很多人。

其中检查的项目有：病史、个人生活史、性传播史、家族病遗传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精液常规分析与供精质量等。

虽然我国人口多，但是上过大学，没有任何病史，没有任何家族遗传病，身体各项指标达到标准的还真不多。

如果湖北精子库去大街上倡导“捐精光荣”，大概率会被无视，即使有人想来尝试，能不能达到标准还不一定。

明面上捐精属于个人意愿，但我国人民对性一向是讳莫如深的，尤其是在公共场合，更是能避则避，更不用说还要把自己的精子捐掉了。

华中科技大学的倡导没有起到作用，便想到了更进一步的方法。明面上还是宣称自愿，行为上其实有点动手动脚了。

虽然吃相难看，但精子库是学校牵头的，如果连自己的学生都不去，可真是打脸了。

郑刚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但并不是没有阅历的愣头青。作为医生，他明白捐精的意义，也知道这件事既对别人有利，还能给自己的生育问题加一层保障。

不过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他有自己的家庭，生活非常和谐，夫妻二人正在为事业拼搏，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而且越是在事业上升期，他们越要谨慎。

捐精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况且他把大多是时间都给了工作，没有太多时间捐精。

如果不是华中科技大学不断倡议，他可能不会考虑走进精子库的大门。

2010年12月，郑刚权衡了很久，终于答应学校的动员，愿意参加捐精队伍，并在下个月正式开始捐精。

郑刚从小在农村长大，身体一直很健康，又是医疗工作者，对身体的保养很到位，所以体检很快通过。

随后他的个人生活史和家族遗传史的指标也很快有了结果。经综合评判，他完全符合捐精标准。

第一次捐精，郑刚提前一星期没有性行为，停掉烟和酒，推掉所有应酬，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吃饭睡觉。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七天，他才能进行捐精。

医生给郑刚一个采精杯、一块无菌布，几个消毒棉签，让他去采精室自己采集。房间不大，有沙发、洗手池、垃圾桶、电视机，抽纸盒和洗手液。

墙壁上贴着海报，电视里不停播放香艳的画面。

在狭小的空间里，郑刚默默坐在沙发上发呆，过了一会重新拿起采精杯在面前晃了晃。

第一次采精过程比想象中慢一些，采精室的门缓缓打开时，郑刚紧皱着眉头，做好交接便匆匆离开。

按照规定，完成10次采精才算结束，也就是说郑刚至少需要两三个月时间才能完成学校的任务。对于一个成名已久的医生来说，这并不是好事。

11天后，也就是2011年2月12日，郑刚第五次来到精子库，像往常一样拿到工具进入取精室。

只是这一次，郑刚的心情不像第一次那么复杂，捐精已经从被迫的任务变成一项排在工作当中的必要事件。但就是这件被他视为经常的事情，夺走了他的生命。

郑刚十一点进入取精室，按照正常流程，一般一小时左右即可取精完成。但医生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依然没有看到郑刚的身影。

她疑惑地朝郑刚所在的取精室方向看去，不见有来往的人影，也没有听到任何响声，难道他还没有完成取精？

医生沉住气等了一会，眼看时间到了一点五十分，郑刚还没出来。她实在不想干坐着傻等，于是起身往郑刚坐在的捐精室走。

此时郑刚胸部朝下，软趴趴地倒在取精室外，双眼紧闭，肢体僵硬，嘴唇上都没了血色，只有鼻孔里微弱的呼吸像游丝一样流动。

医生惊慌地倒退了一步，马上反应过来，试图将郑刚搀扶起来。但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五大三粗的郑刚根本不是轻易能扶起来的。

她用胳膊挽着郑刚，抽出手拨通了120。

第二天，郑金龙接到校方电话，这才知道儿子的死讯。他脑中一片空白，电话那头的声音宛如刀子一样割着他的心。

郑金龙一刻不敢多等，马上坐车去医院。

在此之前，国内没有发生过捐精猝死事件，所以不管是精子库还是学校都不认为自己有错。

在与郑金龙沟通时，他们表示愿意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补助8.8万元用于郑刚的后事。

郑金龙怎么都不会想到，儿子在精子库身亡，对方不但没有承担责任，而且只给8.8万元补助费，村里一头黄牛都要上万块，自己儿子的命怎么这么不值钱？

不等对方说完，郑金龙一下站起来，由于极度悲伤导致身心俱疲，双腿差点没站住。

他文化程度不高，嘴上说不过对方，也不懂法，脑子里想不出对自己有利的辩词。

但他知道自古以来都流传着一句话：人命大于天。

学校和精子库一张嘴就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但他坚定地认为儿子的死跟他们有必然联系。

郑金龙考虑再三，始终想不出反驳对方的话，于是将精子库告上法庭，希望法律主持公道。他没钱请律师，就自己找资料。不懂法院起诉流程，四处打听处处碰壁，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才完成起诉。

那段时间，他频繁来往于老家鄂州和武汉之间搜寻资料，将自己能想到的文件都带到了法院。

郑金龙认为学校在处理儿子死亡中违反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要求学校、精子库、医院共同赔偿他400万元。

当时400万元绝对不是小数目。

在2011年的武汉，400万元够买6套百平的房子了。而400万元甚至高于故意杀人罪的赔偿金额。

由于捐精原则上是自愿行为，郑金龙没有证据证明郑刚是在胁迫下签订捐精同意书，所以精子库并没有违犯相关法律，而学校方面也没有管束和干预郑刚的自由，同样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郑刚的尸体已火化，死因只有医院出具的一份报告：心脏猝死。仅仅这份资料不能判定医院的过错。

而郑刚死于精子库生殖中心，双方需要对死亡事件共同承担责任，仅判决精子库生殖中心赔偿郑家19万余元。

一审判决敲定后，郑金龙对结果并不满意，随后动身回到老家，收集更多他认为有效的证据。

随着他的离去，关于博士生捐精猝死的消息也迅速扩散，很多法律机构和医疗学家纷纷关注起郑刚的死亡事件。

法律可以解决很多事情，有时也会因为律法而出现局限性。

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任晓龙主任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死亡没有基础疾病，捐精行为不会猝死，郑刚的死很可能是因为他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隐患。

虽然精子库对郑刚做过一系列身体和遗传病检查，但心脑血管并不在基本体检项目中，很难证明是不是精子库的失误。

任晓龙的猜测可能有些道理，但不要忘了郑刚本人也是一名心脑血管主治医师，他不可能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如果真的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他还会冒险捐精吗？如果会，是什么让他宁愿冒着风险，也要完成捐精的呢？

至于郑刚有没有相关疾病，其实可以通过尸检找到答案。郑金龙曾要求院方对儿子进行尸检，只是这个要求被拒绝，最终在极力催促下完成尸体火化。所以关于造成郑刚死亡的真正原因并不明朗。

上海律师事务所李律师在分析郑刚猝死案件时表示：想判定郑刚死亡的责任方，关键要看他的死亡原因。

如果郑刚因捐精而死，校方应该负责任，如果因为其它原因，基本可以判定校方没有责任。

其次可以判断校方宣传的捐精实际用途是公益还是商业。假如为商业用途，赔偿金额要相应提高，但不可能达到400万这么多。

从任何角度来看，郑金龙索要的赔偿金额都是无法达到的。

不管是律师还是医生，都将关键点放在郑刚的真正死因上。

而郑刚的尸体已经火化，给整个案件系上了死扣，除非郑金龙真的有办法证明儿子在进入精子库时没有任何身体健康问题，否则很难改判。

郑金龙花了很长时间，走访了与郑刚有关的所有地方，包括他的小学、初中、高中学校，与老师和郑刚同学沟通，在村子里搜集村民的口述资料，还到处寻找郑刚以往的健康证明。

他手上的资料越来越多，但心里也越来越着急。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催促他再快一点，好像争分夺秒地搜集资料，可以让他不那么难受。

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郑金龙的上诉，很快安排开庭。

在法庭上，郑金龙孤零零站在原告席上，怀里抱着一个大书包，里面是他找到的所有证据。他小心翼翼打开书包，轻轻捧出一摞摞长短不齐的纸。

有的早泛黄，有的边角磨没了，还有的索性是一块小碎片，上面七扭八歪写着几个大字。

他紧张地看了看法官，从衣服内衬里掏出一小叠纸，郑重展开，用半土的普通话念起来。

因为紧张，他读几个字就要停下来，磕磕绊绊地纠正错误，明明不算长的几千字资料，硬是拖到了一个多小时。

郑金龙满身冷汗，当他即将读完资料时，法官忽然问道：原告，你有没有临时更改赔偿金额，是4000万还是400万？

郑金龙心里咯噔一响，他瞪大眼睛死死盯着资料，一边哭一边说：“400万，是400万。”

法官长长叹一口气，示意他继续。

对于郑金龙来说，那天一定很漫长也很难熬。他费了那么多努力，最终得到的结果是：维持原判。

一次看似有意义的行为，却断送了郑刚的生命，也毁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们不能说这件事的是非对错，因为死去意味着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活着的人，才有机会分辨对错。

关于郑刚的猝死似乎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做事一定要谨慎，哪怕是看起来危险性小的事情，也要三思而后行。

毕竟你不会知道那条路上，会忽然冒出杀人的毒蛇。

当然也得奉劝大家，生活中需要激情，也需要安全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