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张闻天追悼会，遗孀刘英请陈云致悼词，陈云摇头：让邓小平来

1979年8月，张闻天夫人刘英先后给胡耀邦、陈云致信，希望中央能为张闻天做结论，出版其生平文章。

中央领导人陈云接到这封信后，当即批示“完全应该”。

不久后，中央决定为张闻天、彭德怀等几位老革命家开追悼会，刘英得知后激动落泪。

没几天，刘英又接到一通知，党中央决定单独为张闻天召开追悼会，这样的“殊荣”是刘英怎么也没想到的，她得知后立马电联陈云参加追悼会，并邀请他为丈夫张闻天致悼词。

不过，陈云听了后并没有答应，他思考再三后拒绝，并且建议：让邓小平来！

那么，陈云作为张闻天的至交好友，为何没同意为其致悼词？这是咋回事？

1975年6月，张闻天获准迁居无锡，两个月后携带妻儿来到无锡汤巷45号，开始了恬静而祥和的生活。

在这里，张闻天享受了天伦之乐，两个女儿悉心照料他，孙子孙女经常环伴其左右，这让身心疲惫的他身体慢慢好转。

他常常对子女说：“我们算是加入无锡籍了，也是无锡人了，不过有个原则，我们不搞特殊化，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他还以身作则，每天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饮食上以素食为主，外出时尽量步行或乘坐公共汽车，不愿麻烦组织。

他简朴的生活作风，让身边的同志大为感动，很多人自发向他学习。

然而，1976年年初，周恩来因病逝世的噩耗传到张闻天的耳边时，他备受震撼，听闻老友逝世，内心极度悲伤，身体也变得虚弱起来，而后又多次因心绞痛被紧急抢救。

对此，张闻天的家人十分焦虑，儿女整日围在身边，希望他身体早早好转。

不过，张闻天对待生死非常坦然，在给外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已75高龄，突发事变的发生，不是不可能……

但这之后，张闻天身体愈发虚弱，经常因疾病困扰而整夜不眠，还丧失了自理能力，到了后来更是一口菜吃不下去。

1976年4月，多次在鬼门关前走出的张闻天，预见自己不久于人世，开始了身后事的安排，尽管他不畏惧生死，但却不希望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一天，他将妻子刘英叫到跟前，艰难伸出右臂，拉着妻子说：“我这么多年没有为党工作了，深表遗憾。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

刘英听了后当即落泪，她强忍着悲痛点点头。

不过，张闻天仍是不太放心，他让刘英拿来一张纸和一支笔，亲自写下一份书面遗嘱，并签下自己的大名。

刘英不理解丈夫行为，说：“你还不相信我吗？”

对此，张闻天只是笑了笑，仍要求妻子签下自己的大名，就这样两人的合约定下，待二人去世后，将生前所有存款均上交给党，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1976年7月初，张闻天已是行将就木，不过他依旧牢记这天是党的生日。他早早醒来，打开广播收听新闻，听着祖国的巨大成就，神情也变得满足起来。

中午午休后，张闻天又让秘书给自己念《参考消息》，因他眼睛不好，耳朵也不行，秘书需要一字一句的大声念读。

读到傍晚时，张闻天肚子有点饿了，让秘书去给他准备晚饭。

然而，饭做到一半时，妻子刘英就发现张闻天双眼紧闭，怎么也叫不醒，这才明白丈夫已逝世，享年76岁。

见到丈夫平静的躺在自己面前，刘英悲痛万分，几次哭晕过去。

根据丈夫张闻天生前遗愿，不久后刘英将丈夫留下的4万元存款作为党费上交。

1979年8月，随着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的春风来袭，刘英再次向中央提出，将张闻天骨灰移回八宝山，为其做结论，出版其生前所著文章。

这份建议得到了中央的许可，且决定为张闻天等人召开追悼会。当胡耀邦将这一消息通知刘英后，她激动落泪，没想到丈夫仍可享受如此高的殊荣。

不久后，老干部局郑伯克又前来告知刘英，中央决定给张闻天单独开追悼会，这更是让刘英不敢相信，激动不已。

原本，中央决定为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一起召开追悼会，由胡耀邦同志负责。

不过当中央电联远在杭州的陈云是否参加追悼会时，陈云表态：“可由我主持，致悼词，但必须给闻天单独开追悼会。”

经过商讨后，中央这才同意陈云同志的这一要求，张闻天、刘少奇同志单独开追悼会，彭德怀、陶铸放在一起召开。

刘英听了后十分感动，她连忙打电话给陈云同志，邀请他主持闻天同志的追悼会，并念悼词。

陈云当即同意，但表示自己工作繁忙，暂时抽不出来身，能否将追悼会延迟几个月，刘英点点头，表示没问题。

就这样，张闻天的追悼会推迟3个月，一直等到8月份才召开。

从这我们就可看出，张闻天和陈云同志有着特殊的革命感情，那么，他们有着怎么的革命故事呢？

陈云和张闻天都是上海人，他们最早是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共事时相识，两人当时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在白色恐怖下和敌人斗争，彼此结下了深刻的友情。

因是老乡，又在同一机关内工作，生活上的交集很多，每天早上两人常常会一起跑步健身，吃过晚饭后一起打乒乓球消遣，闲余之时还会讨论当下时局。

1933年1月，张闻天、陈云等人从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彼此又同在一个机关下共事2年时间。

平日里，他们居住在瑞金下霄村的大祠堂里，尽管生活艰苦，可大家苦中作乐、亲密无间。吃过晚饭后，常会聚在一起唱山歌、打乒乓球等。

这一期间，两人在政治上的思想观念也愈发相同，并意识到博古等人的错误领导，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1935年6月初，飞夺泸定桥胜利后，张闻天亲自找到老友陈云，希望他悄悄离开部队，秘密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就此二人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分别。

抗日全面打响后，陈云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并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和张闻天又一次在书记处共事，两人经历了革命洗礼，感情更为坚固。

抗日胜利后，张闻天、陈云又被中央派到东北工作，并一同提出了东北工作方针，这一方针运用了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具体设想，为我党在东北壮大赢得了先机。

东北解放后，陈云知道老友张闻天在经济方面有着过人看法，将其调任东北财经委副主任，二人意气投和，配合默契，东北经济也在二人的努力下逐步搞活。

新中国后，张闻天被主席调遣到外交部，并任命其为中国驻苏大使。一次，陈云前往苏联访问时，特意拜访了老友。

能在异国他乡见到老友，两人十分兴奋，期间张闻天难为情的说：“我不想搞外交，想搞经济。”

陈云知道老友心中所想，开玩笑说：“我赞成，可毛主席不同意啊！”

从上述对话中，足以可出两人的信任和理解，也正是他们长期的工作扶持和配合，让彼此成为最亲密的同志。

也正因此，陈云这才坚持参加张闻天同志的追悼会。

原本组织已定下，追悼会的主持、致悼词环节均由陈云负责，而陈云当时是中央领导人，由他出面，也足以彰显追悼会的规格。

不过在追悼会举办之前，陈云找到刘英说：“致悼词让小平同志来，规格更高一些。”

最重要的是，张闻天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延安时期就是党的“理论三杰”之一，他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前驱。

尤其是在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张闻天有着非常卓越而实际的认识，这些均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正是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深入研究，让他足以担当得起隆重的追悼会。

当陈云委托小平同志致悼词时，小平二话不说，当即同意为张闻天致悼词。

1979年8月，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中央领导人全部出席，大家无不表达对闻天同志的缅怀之情。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同志郑重说道：“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这一天，刘英是笑着送别丈夫的，其笑容中不仅有欣慰和感激之情，也有中央对张闻天盖棺定论的喜极而泣。

虽说，张闻天追悼会是在陈云力荐下才促成的，但中央之所以同意为其举办追悼会，和其为党中央作出的卓越贡献也有重要关系。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张闻天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张闻天是江苏省南汇县人（今上海浦东新区），1900年出生于普通农村家庭，从小就表现出了聪明好学的才智，父母早早就将他送往私塾读书。

1911年时，张闻天考上南汇一高，这是一所新式学堂，全部采用新式教育。在这里，张闻天如饥似渴的学习文化知识，其学习成绩优异，每每备受先生称赞。

17岁时，张闻天考上了南京河海大学，在这里博览群书，善于思考，不仅认真学习西方技术知识，还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对中国内忧外患的环境感到愤慨，决定投身于救国热潮中。

五四运动时期，张闻天积极响应，发表了许多针砭时弊的文章，其中《社会问题》最具影响力，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了中国社会现状，并认为想要彻底推翻封建统治，必须联合“劳农界人”共同革命。

1920年7月，张闻天为了追寻革命真理，前往日本留学，期间又撰写了多篇文章。两年后，他又赴美勤工俭学，一边学习一边观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

从1921年到1924年年初，张闻天公开发表50多万字的文章，其文学成就引人瞩目。

而其间，张闻天通过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鉴别，逐步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认为中国唯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国富民强。

五卅运动爆发后，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熏陶下，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毕业后，张闻天又来到红色教授学院继续深造，期间他投入大量精力研究中国的革命问题，并发表了诸多有见地的文章，得到了众人的肯定和支持。

1931年1月，张闻天从苏联学成归来，并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张闻天前往瑞金苏区，后被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凭着对马列主义的深入研究以及卓越的政治才能，张闻天很快成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在土地革命时期，张闻天的决策是非常关键的，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可影响红军的发展走向。不过，他并没有居功自傲，反而是在具体工作中认识“左倾”错误。

他发现，自己和博古等人一样，虽然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但并没有结合中国的现实，因而才会使得红军陷入被动局面。

不过，追求真理的张闻天，主动认识并反思自己的过错，并毫不避讳的反思自己的错误，并一再进行检讨，从中吸取教训。

1934年初，张闻天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而正是这一变动，让他和毛主席有了最亲密的接触，工作上有了更多了解和配合，两人也从过去的路线分歧到无话不谈。

这之后，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意见和看法十分重视，多次向其请教问题，认真听取毛关于当前形势的分析和意见，并在交流中愈发认可毛主席的智慧和远见。

时间长了，苏区就传出了“张闻天跟着毛泽东跑”的言论，面对质疑，张闻天坦然表示：“真理掌握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就在此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走到一起，他们一同被称为“中央三人团”，一起行军、一起吃住、一同宿营。

一次，红军刚摆脱敌人的追击，在一片桔林中休息。王稼祥十分丧气的问道：“红军的最终目标在哪里？”

张闻天叹了口气，说：“这样打下去也不是办法，还需要靠毛泽东同志负责，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

从这就可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已成为张闻天等人的主心骨，张、王二人在军事思想上已无条件信任毛主席。

1935年1月中旬，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该会议上，张闻天坚定支持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而这一会议奠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基础。

后来，毛泽东回忆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1935年2月，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不过他并没有居功，而是坚持由毛泽东领导红军，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配角，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集体才能真正带领红军走上强大。

而张闻天“三次退位让贤”的故事就源于此，他先后三次推举毛泽东为总负责人，其谦卑美德和高风亮节的品德让人敬佩不已。

也正是张闻天知错能改、淡泊名利的品性，让毛泽东多次夸赞：张闻天是不争权的。

其实，张闻天和妻子刘英的结合，也是毛泽东做媒撮合的。毛主席发现，洛甫对刘英很感兴趣，只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表达出来。

为了让两人更进一步的接触，毛泽东将刘英调到中央纵队。而有了毛主席的助攻，张闻天这才鼓足勇气和刘英告白，两人走到一起。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建立，红军也迎来改编，不过不少红军开始迷惘，是否要继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

在这一时期，张闻天第一时间站出来呼吁，一定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拥护我党的“领导权”。这一呼吁，惊醒了众多迷茫中的红军将领，为我党独立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1940年5月，张闻天将党内总负责的工作全部移交，并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马列学院和宣传教育一事上，培养了一批批优秀干部。

张闻天在1942年1月率调查团深入陕北、晋北农村展开了长达一年半的实际调查，并将一年多的调查经验写成一份总结报告，报告中他深入阐述了问题和应对方法，并论述一切要从客观实际出发。

抗日胜利后，张闻天再次主动请缨，奔赴东北工作四年之久，期间他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付出了颇多心血，特别是担任合江省委书记的两年里，他深入一线指导工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认知和政策主张上升到新的层次。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本可身居要职，但他仍选择了最苦最累的活，那就是在外交战线上工作近十年。

在担任驻苏大使期间，他严格遵循我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为开创新中国的外交新局面做出卓越贡献。

张闻天责己甚严、服从真理，对待所犯错误从不躲避，而是主动承担责任，正是这种虚怀若谷的品质，让他赢得了很多党内同志的敬佩。

从这一点来看，他足以在死后享受专门的追悼会。

也正是他在三次历史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全力支持毛主席的领导中心，为党的发展和建设做出巨大贡献，陈云才提议让邓小平来致悼词。

当然，张闻天本人并不是一个重视名利和礼节之人，他在生前一直勤俭节约，厌恶安逸享乐。

就算新中国后，他作为国家领导干部，仍本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不给子女亲戚谋福利。

他经常对妻子说，留钱给子女并没有好处，只会让儿女滋生娇生惯养的品性。因而，他在临终前，才要求妻子将全部财产作为党费上交给组织。

张闻天去世后，不少中央领导都想要关照其子女，不过遗孀刘英一一婉拒，她知道一旦接受了馈赠，那丈夫九泉之下一定不会安息。

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者的一生，也是奉献的一生，这样一个始终以身作则、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值得每个人学习。

编辑：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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