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战士向陈毅敬礼：陈司令好！陈毅：你叫错了，丢了一个字

1946年3月，山东济南。

抗日战争结束后，心怀不轨的国民党反动派多次蓄意与我军制造摩擦，妄图挑起内战。

经过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斡旋，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战协定，并约定由共产党、国民党、美国三方共同成立一个军调小组。

不久，陈毅就被指派为共方代表从临沂赶到济南参加会谈。

在机场，国民党将领王耀武亲自率领部属迎接陈毅，并陪同他一起前往山东省政府。

来到省政府门前，陈毅刚刚下马，门口的国民党勤务兵就大喊道:“陈司令好！”

陈毅听罢呵呵一笑，对勤务兵说道:“你叫得不对，忘了一个字...”

文能提笔写下《梅岭三章》、武能上马指挥淮海战役的陈毅，是解放军中无人不知的“儒将”。

1919年底，陈毅和哥哥陈孟熙乘船到达法国里昂，成为了公费赴法留学生中的一员。

刚到法国时，陈毅只是怀着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精神的崇拜，希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对于政治之类的事情则毫不关心。

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提醒哥哥陈孟熙专心学习知识，不要沾染什么主义思想。

在施耐德公司下设的工厂工作的日子里，陈毅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他开始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光鲜亮丽之下也隐藏着许多的肮脏与血污。

后来，蔡和森向他推荐了《共产党宣言》，陈毅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虽然从共产主义中受到了许多启发，但陈毅却并没有成为一个革命者的打算。

相反地，他很少和革命者来往，而是专心学习法文，想要在法国当个“文学博士”。

但没过多久，法国持续的经济萧条让华法教育会暂停了对留法学生的资助，也让陈毅的文学梦就此破碎。

在此后留法学生发起的请愿、拒款等运动中，陈毅和周恩来、蔡和森等人被推举为学生领袖。

后来，因为法国政府的镇压，陈毅等人也被以“参加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遣返回了中国。

回国后，陈毅先后在上海、四川等地活动，为留法学生的权益而奔走努力。

1923年，在中法大学，由萧明等人介绍，陈毅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次年，陈毅接替颜昌颐担任西山支部书记一职。

南昌起义爆发时，陈毅在抚州与起义军会合，并被任命为七十三团指导员。

此后，陈毅改编队伍、整顿军纪，成为了朱德的得力助手。

在1928年以后的几年里，陈毅又先后参与领导了湘南起义、井冈山会师，成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4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被迫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老营盘战斗中，陈毅不幸身负重伤，因而没有跟随中央红军一起转移，而是和项英等人率领留下来的地方武装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斗争。

在赣南的梅岭山地区，陈毅率领着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在深山密林中与敌军作战。在恶劣的环境中，部队士气愈加低落、人心愈加涣散。

可即使这样，陈毅心中的革命信仰也从未动摇，更是在梅岭被围之际写出了那篇传世之作《梅岭三章》。

正是在这样的生死存亡关头，陈毅视死如归、信仰坚定的品质才更加凸显。

作为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陈毅不仅拥有着视死如归的气节，而且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党性原则，从不动摇。

红军时期，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有一次到下属的二十八团去传达军委会议精神。由于路途遥远，所以陈毅从当天下午走到第二天中午才到。

刚到二十八团驻地，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长工就热情地拉着陈毅说道:“陈主任来咯！今天我请客，好好招待你！”

陈毅也大笑着说道:“好哇！”

两人的对话，恰好被几个国民党军队改编来的战士听到。

于是，其中有个战士就嘀咕道:“说什么官兵平等，陈主任来了，不还是搞特殊对待？”

另外一个战士反驳道:“别瞎说，我们来的时候就听说了，陈主任一向和士兵同甘共苦的。”

虽然早就听说过陈毅把白米饭和野菜混在一块，同大家一起吃“野菜拌饭”的故事，但这几个战士还是心想“百闻不如一见”，不如亲自去看看这个陈主任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

于是，几个战士蹑手蹑脚地来到了团部外面，透过窗户往里面看。

房间里，何长工笑容满面地拿出一个小纸包，对陈毅说道:“哈哈，陈主任，这个东西你一定爱吃！”

陈毅不解地问道:“这里面是什么啊？”

何长工故作神秘地说道:“这是冬天最好的‘补品’，简直可以当虎皮衫用！咱们俩一个四川人，一个湖南人，肯定都很爱吃！”

听了何长工的话，陈毅瞬间就明白过来，也哈哈笑道:“好！那咱们就一起补补！”

听着两人的对话，门外战士们的心中更加疑惑不解:“这陈主任和何代表，究竟吃的是什么补品呢？”

为了看清陈毅和何长工吃的是什么，一名战士急不可耐地用手捅破了窗户纸想要“一探究竟”。

可刚看清楚，那几个战士却全愣在那里。

原来，两位首长的伙食和战士们一样，都是南瓜汤、红米饭。

而那个神秘的小纸包里所谓的“补品”，则是两位首长都很爱吃的红辣椒面。

至此，那几位战士才心服口服，打心眼里认定陈毅是一个能够和普通士兵同甘共苦的“好首长”。

除了能够与战士同甘共苦以外，陈毅对党性原则的坚持也能够彰显出他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而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其“党费不离身”的故事。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陈毅、项英率领部队在赣南地区继续进行游击斗争。

作为留守部队的主要领导，陈毅也是部队党费的保管人。为了保护党的财产，陈毅常常会把银两缠在腰间，看起来十分鼓胀。

长时间以后，虽然这种方法保护钱财行之有效，却引起了普通战士们的议论。

他们纷纷猜测，陈毅的腰间究竟是什么，陈毅会不会做出一些损党利己的事情来。

察觉到战士们的情绪后，陈毅意识到应该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在与其他领导商量以后，陈毅把全体战士都召集起来开会。

在会上，陈毅当众解开了腰间的布袋，满袋金银散落一地。

陈毅看看地上的金银，又抬头看看面前的战士们，动情地说道:

“这是党的经费，也是我们以后赖以维持的全部财产。多吗？不多。

同志们，我平时把这些钱财贴身携带，从没有乱花过一文钱。今天把这些给大家看，就是通知诸位一声。以后如果我陈毅在战斗中遭遇不测，尸首可以不要，但这一袋党费，是无论如何也得设法拿回来。”

听完陈毅的话，面前的战士们无不为他高尚的品质所折服，有些日常与陈毅接触较多的战士，更是当场落下泪来。

20世纪30年代初，我军刚刚建立，军队内部的各种称呼制度都比较混乱，常常会出现叫错人的情况。

后来，刘伯承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国，受命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

上任伊始，刘伯承便决定规范红军内部称呼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把职务名称一律改成“员”:“司令”改称“司令员”；“伙夫”改称“炊事员”...

这看似细微的差别，却彰显了红军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官兵平等，决不会像旧军队那样等级森严。

这项制度一经实施，便得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战士的积极响应，而陈毅更是其中的坚定支持者。

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停止内战、促进和平，陈毅作为我党代表亲自赶赴济南与国民党方面、美国方面谈判。

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在省政府前下马时，国民党方面的勤务兵对着陈毅大喊道:“陈司令好！”

陈毅听了，笑着指正道:“你说得不对，漏了一个字！”

众人正不解时，陈毅又缓缓说道:“我是司令员，可不是司令！共产党是没有官的！”

勤务兵恍然大悟，连忙改口道:“陈司令员好！”

一旁的王耀武看了，不禁感慨道:“共产党名不虚传啊！从上到下，一律称为‘指战员’，根本没有长官之说。

反观我们呢，等级森严、称呼分明，唯恐分不出上司与下级。唉，这就是区别啊！”

或许，王耀武的这番话，就已经在无意中预言了国共双方此后的命运;而陈毅的这次“微不足道”的指正，也正是共产党平等精神的缩影。

一生廉洁自守、公私分明的陈毅，对家人的要求也同样十分严格。

自从参加革命以后，陈毅便很少再回家，与年迈的父母双亲，更是有长达20多年没见过面。

直到建国以后，陈毅的父母才有机会到上海来见见儿子。

原本，父母与儿子难得相见，陈毅该好好陪陪二老。可无奈公务实在繁忙，陈毅只抽出一个上午，便再也没有机会陪父母出去游玩了。

可陈毅的父亲是个生性活泼、闲不住的老人，就想着到外面去逛逛。

于是，他偷偷找到也在上海工作的侄子陈仁农，让他带自己出去玩。

陈仁农一接到大伯的电话，便会向单位请假，并且让陈毅的秘书备好汽车，好带着老人一起游玩。

为了防止陈毅生气，伯侄两人还约定好“保守秘密”。

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多久，陈毅就知道了父亲的“秘密行动”。

当天晚餐时，陈毅严肃而温和地对父亲说道:

“刚解放，上海治安还很不好，你们不该瞒着我出去。这不仅让工作人员受累，万一让特务知道了，威胁到你们的安全，这让我怎么办？”

见到父亲流露出悔意，陈毅进一步说道:

“父亲，我知道乡里人都敬重您是革命老人。那我今天也跟您约法三章：

不许随意动用公家小车;不许借我的市长名义外出办事;在上海不许随意外出。”

明白儿子苦心的父亲连连点头，对陈毅说道:“行，老子总不给你娃丢脸就是了！”

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陈毅更是显得尤为严格。

虽然父亲是上海市第一任市长，但陈毅的子女们却从未享受过高干子女的特殊待遇。

在陈毅家，孩子们的衣服都是有“传承”的:“老大新，老二旧，老三补，老四破。”

可以说，陈毅年纪较小的子女，童年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

在平时，陈毅还喜欢用古诗词来教育子女。

在给儿子讲解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时，陈毅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着重画出，对儿子说道:“毛主席这句话里贯穿着一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你永远要记得，为人民服务。”

作为我党我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陈毅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革命信仰，清正廉洁、公私分明。他所拥有的精神与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