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曾预言:台湾只有两条出路
“台湾的未来只有两条路,这是毋庸置疑的。”
1956年的一天,毛主席正在北京的中南海与来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会面。双方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开始聊起,探讨了许多共同关心的内容。
突然,苏加诺谈到了“台湾问题”,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微妙了起来。只见毛主席屏气凝神地坐在沙发上,手里抓着一个快要烧完的烟头,露出了一副严肃的表情。
毛主席对苏加诺坦白地表示,在未来,台湾当局看上去有两条路可以选,但是历史和实践都无数次证明,其中的一条路根本走不通。要想实现中国台湾地区自身的发展,台湾人民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苏加诺听了毛主席的话深以为然,并一再表示,印尼政府会坚定地与新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双方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将是“一致”的。
那么,毛主席所说的这两条路到底是什么,对于台湾问题,他又有什么更深层次的“考量”呢?
这一切还要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始讲起。
1949年9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到台湾去 解放台湾同胞》。作为大陆地区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充分地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领导人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
同年12月31日,由毛主席提出,经过中共中央的同志们集体讨论后的《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正式发表。
这份文件当中无比明确地指出:“我们在1950年光荣的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以及西藏地区。”
这也再次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但要想解放台湾绝非易事,摆在解放军面前的就有几个困难。
第一、想要解放台湾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因为彼时美国人在日本和南朝鲜都拥有大量驻军,随时可能进入台湾海峡。
而蒋介石的手里虽然只剩下一些残兵败将,但其依旧保持着对解放军的海空优势。
第二、彼时的中国想要解放台湾必须获得苏联的支持。当时苏联与美国正在展开全方位的竞争。但双方竞争的主战场是在欧洲,斯大林不太愿意苏联被卷进亚洲的事务当中,而恰恰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却格外强大。
于是,未雨绸缪的毛主席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要他想办法从苏联人的手上购买一批武器弹药,尤其是飞机。同时也要密切注意苏联方面对于“中国解放台湾”的态度。
同时,我国也开始为“解放台湾”积极地做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部队不断加紧训练以备随时执行空战任务。
而为了尽快形成精锐的空战力量,毛主席甚至还打算派遣三到四百名我军飞行员去苏联接受培训。
就在国内团结一致,共同为解放台湾做准备的时候,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入侵朝鲜,甚至打算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毛主席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不得不举全国之力与“联合国军”抗衡,最终将他们赶回了“三八线”以南。
而在此期间,蒋介石集团加紧与美国勾结,我国武力解放台湾省的“窗口期”就这样错过了。
在之后的几年当中,人民解放军部队虽然陆陆续续地解放了我国沿海的几座岛屿,但始终无法进一步对盘踞在台湾岛上的美蒋力量进行进一步的打击。
就在我军进退维谷之际,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另外一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台湾省早日解放。
1955年1月2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解放大陈岛的三天后,美国众议院就公然表决通过了所谓的《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
这份决议明确授权了美国总统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前提下,动用美军部队阻止任何针对台湾本岛和澎湖列岛的进攻。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制定夺取金门、马祖的策略。毛主席敏锐地发现:如果解放军在此时夺取了金门、马祖,就会将蒋介石的所有势力逼到台湾岛和澎湖列岛一带。
美国人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事实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而为了不让美国人得逞,察觉到这一点的毛主席立刻叫停了与台湾相关的军事行动。
但台湾常年孤悬海外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加快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2月3日召开会议表示:“只要美军从台湾撤退,台湾是可以和平解放的。”
两个月之后,周恩来总理即将动身前往印尼万隆参加会议之际,毛主席对他嘱咐道:
“那在亚非会议上可以相机提出我们的条件,只要美军从中国台湾地区撤离,台湾就存在和平解放的可能,在这个前提下,什么都是可以谈的!”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将毛主席的主张准确地传达给了在座的各国代表。大家对于中国态度的转变表示了十分惊讶的态度。
而在随后举行的“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中国人民也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回国之后,周恩来又在我国国内的各大会议上反复重申了中央的“两点方针”。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通过秘密的渠道与台湾当局取得了联系,一场事关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谈判就此拉开了帷幕。
1956年夏天,一位香港记者来到了中南海。面对这位来客,周恩来总理表现出了充分的风度。他请这位记者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长谈,并热情地款待了他。
这个记者名叫曹聚仁,是当时香港地区《南洋商报》的记者。同时他也是蒋氏父子选定的“秘密特使”。
此次曹聚仁前来北京,既带来了蒋氏父子对于“台湾解放”的态度,也抱有“试探我方”谈判条件的目的。
因此,毛主席与周总理提前商讨了对于曹聚仁的态度以及谈话内容,力求做到最好。
7月16日中午,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设宴款待了曹聚仁。起初,周恩来在颐和园内的湖上划起小船,打算与曹聚仁边划船边聊天。
而曹聚仁却等不及了,他开门见山地问道:“周总理,请问您所许诺的和平统一,台湾在这当中有什么样的实际价值呢?”
周恩来当然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这无非是台湾岛蒋氏父子假借曹聚仁之口,来表达自己所关心的问题。
于是周总理哈哈一笑回答道:“请你转告蒋氏父子,我们对台湾是商谈,不是招降。他们完全不用考虑所谓的实际价值。”
曹聚仁眉头一锁,又接着问道:“那如果两岸统一之后,蒋氏父子会得到怎样的处置呢?我可听说在贵党这里,他们两个是战犯啊!”
周恩来回答道:“我们党可以不计前嫌请他们到北京来当政协委员。除了浙江以外,他们可以选择住在全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多加限制的。”
得到了周恩来的这两句回复,曹聚仁的心里总算平静了下来。后来,在中共中央的周密安排之下,曹聚仁又跟邵力子、屈武等前国民政府要员一起商讨了“和平统一”的事宜。
8月14日,曹聚仁带着周恩来的许诺,兴奋地回到香港。他将周恩来的这几点主张全部刊登在了自己担任记者的《南洋商报》上。果然,不久之后这些条款就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回应。
然而,蒋氏父子似乎对这样的答复还不够满意。于是,他们想要委托曹聚仁再去一次大陆,最好能够当面见一见毛泽东。曹聚仁无奈之下只能答应了下来。
相较于前一次的到访,这次我党显然对曹聚仁更加重视了。曹聚仁到达以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曹聚仁,并与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内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周恩来总理也在一旁陪同,帮助毛主席说明情况。
这次曹聚仁还是问出了与上次相同的问题,想听一听毛泽东本人对于蒋介石的“处理意见”。只见周恩来轻轻地点头,而后替毛主席说道:
“蒋介石将来当然不要继续做地方上的长官了。将来中央会对他们有安排的。蒋经国可以去人大或者政协,这都是可以谈的。”
毛主席又说道:“如果台湾能够和大陆实现统一,他们可以一切照旧。他们继续搞他们的三民主义,我们这边也不会再派红色特务去搞他们的破坏啊!”
毛主席的一番话说得既幽默又不失水准,逗得在场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随后,曹聚仁又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几次会谈,再次确认了中共中央的态度。
然后他带着一封书信返回了台湾。后来,曹聚仁和妻子又在周恩来总理的悉心安排之下去了庐山。此地曾号称是国民政府的“夏都”,此时曹聚仁再访庐山,多了几分感慨。
回到香港以后,曹聚仁将这次大陆之行的情况对蒋氏父子做了详尽地说明,并表达了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许之意。
但这时候蒋氏父子又提出了一个条件:让曹聚仁去拍一拍他们的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镇。
1957年5月,曹聚仁来到了浙江溪口。他看到蒋氏父子的祖屋不但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当地政府居然还派遣了专人对其进行维护。
曹聚仁看到这样的景象,心里不由得升起了一股“敬佩之意”。
再来到蒋介石母亲的墓前,一切都是平整、安宁的样子。蒋介石自幼跟着母亲一起长大,所以他要求曹聚仁在回溪口之后,一定要替自己给母亲上几炷香。
曹聚仁在为蒋母上完香后,又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了好几张照片,打算回到香港以后邮寄给蒋氏父子。
随后,曹聚仁又在蒋氏祖屋的周围走了走,拍了几张附近的景致,然后便匆匆地赶回了香港的家中。
此时的曹聚仁不知道的是,在他三次到访大陆的背后,是一次次惊险的“政治交锋”。而在他第二次来大陆的前几天,毛主席就在另一场重要的“外交会晤”中对台湾问题的将来指出了方向。
1956年10月30日,印度尼西亚的开国领袖苏加诺到访了中国。不久之后,毛主席就同苏加诺在中南海内见了面。双方一开始就聊得很愉快,这时候,苏加诺提起了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你觉得中国是早一点加入联合国好一些,还是暂时不要加入联合国好一些呢?”毛主席面带微笑地看向苏加诺。
苏加诺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觉得中国应该尽早加入联合国,世界人民都希望早一点听见来自中国的声音。”
毛主席眼神游移地看了看苏加诺。显然,对于这个问题,他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这时候,苏加诺又补充说道:“如果联合国将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拒之门外,那么联合国也就会变成滑稽的马戏场。”
此时,毛主席的眼神变得严肃了起来,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席位长期被台湾岛蒋介石集团非法占据。
如果联合国不能够承诺率先驱逐并宣布不承认蒋介石集团代表的“中华民国”,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代表就决不能进入联合国。这是我们的底线,也是中华民族的尊严。
随后,毛主席向苏加诺表达了自己对于加入联合国的看法。苏加诺对于中国政府的态度表示了支持,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容忍长期的国家分裂与政治对立。
“那您未来打算如何处理与台湾地区,尤其是美国方面的关系呢?”苏加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而后转头看向了坐在一旁的毛主席。
苏加诺的话音刚落,毛主席便斩钉截铁地说道:“我看台湾的未来只有两条路,一条在华盛顿,一条在北京。而华盛顿的那条路是注定走不通的!历史会证明一切!”
毛主席的话犹如一记重拳狠狠地打碎了一切反动派的政治阴谋与恶意幻想。他的声音在那间小小的房间里久久回荡着,震撼着所有在场的人们。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不光是说给苏加诺听的,也是说给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听的。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世界上都只有一个中国,这是永远都不会被改变的事实!
这次会晤之后,毛主席决定让我国暂缓加入联合国。苏加诺总统在国际上公开对中国实现统一的事业表示了支持。
其实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不久的将来,中国必然会成为全球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头羊,因此回国之后的苏加诺也将对华关系放在了印尼国家战略的优先位置上。
那么,在毛主席做完了一系列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之后,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人对于毛主席的表态和回复又会有什么反应呢?蒋氏父子对大陆提出的谈判条件又是否会满意呢?
1958年,国民党“八大”在台湾省的台北市如期举行。但是由于会上某些人的思想存在着巨大的错误与分歧,他们对于毛泽东、周恩来释放出的善意视而不见,一口回绝了中国大陆提出的统一要求。
1965年,曹聚仁再次接到了中国大陆方面的传信:周恩来总理邀请他迅速到大陆商讨两岸统一的重要事宜。
曹聚仁接到消息以后,一刻不敢怠慢地来到了北京。周恩来见到曹聚仁之后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中央现在对于台湾统一的问题又拟订出了新的一纲四目,劳烦你一定要告诉台湾岛的蒋氏父子。”
周恩来提出的这“一纲四目”,为台湾回归以后的诸多事项定下了总方针,也再次向海峡对岸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善意与耐心。而它们的内容具体是这样的:
一纲:只要台湾地区同意回归祖国,其他的一切问题均按照蒋介石的意见处理。
四目:第一、两岸统一后,除开外交权以外,台湾地区的一切权力仍由蒋介石行使。
第二、所有台湾地区经费的不足之处,均可以向中央提出申请,由中央直接拨付。
第三、对台湾地区的社会改革一切从缓,等到时机成熟时,由中央与蒋介石共同商议台湾社会改革事宜再行定夺。
第四、国共两党都要保证不做不利于对方的事情,以促成新一轮的“国共合作”。
1965年7月18日,正在睡梦中的曹聚仁被一个人叫醒了。来人告诉他,蒋经国已经到了香港,并且想要见他一面。迷迷糊糊的曹聚仁在来人的催促下穿好了外套,随他一起去找蒋经国。
“请问曹先生能跟我去一趟台湾吗?这是我父亲的意思。”在公海中的一艘游轮上,曹聚仁见到了夤夜来访的蒋经国,蒋经国此来主要是想请他去台湾见一见老蒋。
“不知蒋先生约见我有什么事情,我还没有做好去台湾岛的准备啊。”曹聚仁觉得蒋氏父子的这次“邀请”实在太过突然,一时之间他还无法接受。
但蒋经国一再邀请曹聚仁去台湾,还表示蒋介石要和他聊的事情只能够当面说明,无法由自己转达。考虑到自己的身上肩负着两岸和平统一的希望,曹聚仁便咬咬牙答应了蒋经国的邀请。
不久之后,曹聚仁就在台湾日月潭旁的涵碧楼里见到了蒋介石本人。由于这次见面是保密的,甚至连蒋介石的贴身侍卫都不被允许靠近,所以时至今日,人们也无法得知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
不过在走出涵碧楼以后,曹聚仁的脸上又多了几分自信的神态。这一次,他终于长吁了一口气,或许自己的使命可以完成了。
根据后来的资料我们可以得知,这次曹聚仁不光给蒋介石带去了中国共产党的几点主张,也为他带去了一首毛泽东亲笔写就的诗词《临江仙》。这首词中有两句话发人深思:“明月依旧在,何如彩云归”。
这是毛主席在用隐晦的手法呼吁蒋介石尽快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台湾地区作为与祖国分离的那一片“彩云”,到底会在何时回归祖国的怀抱呢?
或许蒋介石在接到这首词以后,心里同样也会感到五味杂陈。抛开政治身份,他也是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他又怎么会不想念自己的家乡呢?
可惜的是,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峡两岸接连发生了几次重大事件,两岸统一的进程被一推再推。
1972年,随着曹聚仁的去世,两岸之间沟通的渠道也暂时断绝了。
随后蒋介石、毛泽东的先后离世也为“和平统一”的事业带来了无比沉重的打击,无数渴望统一的人在一片黑暗之中望穿双眼。
不过不论时空如何转变,一切正如毛主席会见苏加诺时所说的那样,台湾岛未来面临着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一条通向华盛顿,一条通向北京。
而只有走向与大陆心灵相通的道路才是台湾唯一的选择。毕竟,我们不能够指望外人帮助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凡是民族内部的一切事物都要依靠自己!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任何企图在“台湾问题”上玩弄政治阴谋的国家都不会得逞。
历史终将证明,一个团结起来、统一起来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华夏这艘巨轮已经在无数的大风大浪中化险为夷,将来面对更多的挑战与风险,我们也必将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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