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王光美与邓小平会面，提起两年前刘源写信的事，邓公笑而不语

1979年，王光美与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碰面了。

闲聊中，王光美提到儿子刘源77年给他写信的事，邓小平听后只是笑了笑，并没有说话。

两年前的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怎样的信？王光美两年后旧事重提，邓小平又为何笑而不语？

周恩来总理曾经有一句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句话不仅是他在年少时为激励自我的格言，也道出了知识对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放在1977年那个时代环境下，可以说知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并且跟其它诸如经济、政治、军事等相比，更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邓小平同志就深刻地看到了知识和教育对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性，才会在刚恢复工作后，首先就着手改革教育事业，目的就是为了未来各项事业的发展打好根基。

然而彼时中国的大学教育招生还是停留在先前圈定的“推荐上大学”办法，这一办法主要看重学生的家庭背景成分，以及思想坚定性，带有浓重的政治倾向，而完全忽略了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

这就导致当时中国大学生的质量是非常良莠不齐，并且质量也都普遍不高。

中央一位党委发言人就曾经说过，中国的“高校一点都不高校”，很多清华大学的学生，知识仅有初中高中的水平，有些人甚至是小学水平！

邓小平同志更是为广大上山下乡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感到痛心，他们本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本可以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现在却只能做着一般的体力劳动艰难度日。

这也因此激起了邓小平同志改革教育事业的想法，他认为，如果当前的教育不是创造人才，而是创造庸才，那么它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1977年5月24日，在中央一次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另外他还分析了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继续存在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没有与时俱进，还拿着以前的老旧思想为准则，因此他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就是这句著名的口号，为我国重新树立起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为国家以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也在全党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培育人才和传播知识才是我们的教育事业应该发展的方向。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领导召开了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参与会议的都是全国教育界的专业人士，如教育部长刘西尧，何东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等人。

但与会人员更多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工作者， 如吉林大学的唐敖庆教授，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副教授等，共30余人。

各高校工作者在接到通知时还感到十分纳闷，因为以往的教育工作会议都是中央和教育部内部召开，鲜有召集全国教育工作者一起参与会议的做法，他们在当时也没有想到这次会议会改变此后几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见很多参会人员都还是在一片迷茫之中，会议刚开始，邓小平同志就开门见山地表示，请各位来是为了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为了使知识能够正确传播，使人才能够被重视，请大家集思广益，如何能更好地把中国教育做好，把中国的科研做强。

为了缓和现场拘谨的会议气愤，邓小平同志还说：“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也可以。总之就是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以讲。”

邓小平同志这一番话，就是为了使大家卸下心防，现在不是以前，所有人的言论都是自由的。因为他明白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意见才能被充分提出，观点才能被充分表达。

听到邓小平同志一席话后，参会人员都踊跃发言了起来，邓小平同志也积极地与他们讨论。但由于历史的印记太过深刻，大部分观点都是对现存体制一些小的修补。

直到武汉大学查全性副教授说了一句：“我建议恢复高考！”让全场都静默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了查全性身上，并投以敬佩之情。

在会议上，查全性表示，培养人才首先要选拔人才，而选拔人才说到底就是让合适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合适的人就不要浪费国家教育资源，而判断是否合适的标准就是高考。

此前我国的教育事业一直没有进步的一大原因就是高考制度的废除，“推荐上大学”尽管可以保证思想不变质，但却忽略了对学生最基本的知识素养的考察。

如果一个人没有知识，那么他的思想再正确，也不能称之为人才，他也因此无法推动中国发展进步。

查全性一席话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支持，在他发言后，大家都纷纷开始热烈讨论现行高等教育制度的不足。

除此之外，这些话也说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心里。他深知当前教育事业的不足，可现实的症结在哪里，他还要多听一听各位教育界专家的意见。

而查全性的一席话，引起现场所有专业人士热烈讨论。大家对是否恢复高考也表现出一致地认同，这邓小平同志于是意识到，恢复高考制度眼下已经是迫在眉睫。

于是邓小平同志转头问道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如何看待恢复高考的事，刘西尧表示赞同。

后面邓小平同志也向大家表达了同意恢复高考，但由于当年（1977年）的的高校招生计划依旧是延续之前的“推荐上大学”办法，并且具体的招生方案已经由教育部报国务院审批了。

因为高等学校招生具体方案是由教育部拟定，此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方案讨论，方案完成后再递交国务院批复，整个流程下来要3个月左右。

因为会议的召开时间已经是8月份，如果把方案推翻重新拟定，势必要到年底才能开始高考，因此邓小平同志只能无奈地说：“高等学校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

查全性见此情形，连忙说来得及，只要还没有被国务院正式批复就来得及。

并且他表达了一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就有几百万人，如果推迟一年，那么耽误的可是几百万人的命运，我国的发展也会因此继续停滞一年！因此恢复高考一事实在是宜早不宜迟。

这些话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支持，并且表示可以压缩制定高考方案和审批的时间，也要尽量在当年就恢复高考。

即使是到了年末，只要日期还在1977年，就可以开展高考。

邓小平同志在听到这些话后，认为确实恢复高考应该尽早施行。于是又向刘西尧问道：“今年恢复高考，你说来不来得及？”

刘西尧回答说有一定的困难，但如果推迟开学，那么久来得及。

听到肯定的答复，邓小平同志赶紧对刘西尧说：“赶紧把招生方案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教育部很快追回了先前递交的旧招生方案，并在多位专家的齐心协力下，很快制定出新的高校招生方案—高考。

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宣布，当年即恢复全国的高考工作。至此，未来几十年改变中国人命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命运的高考制度，就此确立了下来。

11月底，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开始了，当时有570多万考生走进了那个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

而这570万人中，除学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外，还包括了大量的工人、农民、知青、军人等各行各业人士的参加，可见人们对恢复高考有着极大的参与热情，同时也表明了当年的高考有着极大的包容性。

1977年10月份，在国务院向全国发布高考招生方案后，全国无数人都为之亢奋了起来。

普通应届高中毕业生感怀自己接受教育的权利，终于不再被纨绔无知的干部子弟给夺走。军人可以弃武从文，以另一种方式报效祖国。

但除此外，还有大部分工人、农民和知青，却眼见着有机会改变命运，却被各种现实的以莫须有的条件给限制，阻碍自己参加高考。

其实一项政策从发布到落地，中间确实要经历一系列曲折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一切都充满了未知，各种矛盾倾轧在一起，不免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阻碍别人的发展。刘少奇同志的儿子刘源就是这样差点被耽误。

在恢复高考制度前，刘源本来时背景一家起重机厂的学徒工，平日里在工厂做着普通的工作。

在得知高考恢复后，刘源跃跃欲试，因为他知道改变命运的方法唯有去学习知识，去参加高考。于是他便和几名工友一起，去向工厂申请参加高考。

然而那时的刘源已经26岁，工厂就以超龄为理由，将刘源的申请给驳了回来，并告诫他只需当好一个工人即可。

这件事让刘源既十分伤心，又觉得愤愤不平。他不想一直背负沉重的历史负担，他想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继承父亲的志向，继续为中国的发展拼搏奋斗。

在垂头丧气几天后，刘源的郁闷无处排解。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便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表明自己是刘少奇的儿子，想去参加高考却被工厂以超龄为由拒绝了。这并不符合招生方案上的规定，他十分不甘，无奈之下只能请邓小平同志帮忙做主。

刘源写这样的一封信，本来并没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更像是一种宣泄。因为他知道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这封信会不会到他的手上都不一定，。

然而令刘源想不到的是，这封信不仅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手中，还得到了他的亲自批复。

不久后，工厂教育处就同志刘源和其它几个超龄的工友，高考申请通过了，可以去参加高考。

就是这样，刘源顺利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系专业。从此改变了人生道路。

1982年开始，刘源开始在河南省任职，后在中央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至今仍在岗位上孜孜贡献，为国家发展效力。

1979年，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曾与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重逢了，两人在碰面中，王光美提到儿子刘源写给他的一封信，并还得到了他的亲自批复，王光美一家表示十分感激。

邓小平只是微笑地看了看王光美，却并没有说什么。但王光美明白，这一笑，已经代表着一切。

其实邓小平同志不是只给曾经的干部子弟鸣不平，而是对教育上的一切不公平都看在眼里，并快速着手解决，尤其是涉及到高考的事情。

女孩徐蓝求学的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徐蓝是一个北京女孩，她在1966年高中毕业后曾参加过一次高考，是那一年北京市的高考状元，但由于历史原因没有成功考入大学，而是作为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上山下乡，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

被分配到黑龙江的徐蓝成为了一个农民，那一年她19岁。就这样，一个高考状元在祖国边疆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了10年的农民。

她时常心有不甘，但无奈现实如此，她也没有能力反抗。

1977年，徐蓝回到了北京。后来听说高考恢复了，尽管已经30岁，她还是重新燃起了求学梦，向北京招生办公室申请参加当年的高考。但由于家庭背景成分比较复杂，徐蓝的参加高考的申请被退回了。

知道这个消息的徐蓝无比难过，每天以泪洗面，天天往招生办跑，但都没有结果。眼看着77年的高考日子临近，徐蓝十分着急，便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

刘西尧看到徐蓝的信后，也不敢私自做决定，毕竟是牵扯到政治敏感的问题。于是他就把这种情况跟邓小平同志说了。

邓小平同志认为徐蓝的家庭背景成分有问题，又不是她本身的思想与立场有问题，应该准许其参加高考。

并且为了杜绝各地招生办将考生身份卡的太死的情况发生，邓小平同志还定下了两条原则，大概是：一是本人的政治立场坚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愿意为国家奋斗；二是成绩优异。满足这两点，就可以准许参加考试，成绩达到要求就要予以录取。

拿到邓小平同志的首肯，刘西尧马上着手向下通知最新的招生原则，并亲自给徐蓝写了一封回信，表示她可以参加高考。

就是在那一年，徐蓝通过高考考入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历史系，现在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位教授，对世界历史，尤其是二战史研究领域有着卓越贡献。

现在的无论大小考试都要公布考试成绩，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高考成绩是不对考生公布的，考生知道的仅有自己的录取结果如何。

这种不透明的考试系统，极大地增加了高考的不公平性。其实当年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操作拒绝一些政审不合格的考生。

但这无疑给了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可以暗箱操作的空间，导致当时“走后门”上大学的现象严重。反正不公布考试成绩，这大大降低了“走后门”的门槛，同时也让高考重新变得不公平。

面对如此情况，邓小平同志知道不能任由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不然辛辛苦苦恢复的高考制度，将失去它存在的意义。

中国的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在本质上还是回到了“推荐上大学”的模式。

于是在1978年的3月份，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强调，以后高考成绩要对外公布，这样才能保证教育的公正公开公平，才能为国家培养出货真价实的人才！

就是这样，通过推动恢复高考，并不断纠正其不足，邓小平同志逐渐确立了了新中国的高考制度，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被后人称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极其重要会议，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这位三起三落的共产党斗士，在其晚年时期仍然坚持理想，坚持奋斗，扛上了领导中国发展的大旗，不由得令人敬佩。

而当我们在感恩邓小平同志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做的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他在复出后做的第一件工作，是恢复全国高考，是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

当今的中国繁荣发展，逐步走向伟大复兴，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靠着知识与人才的不断进步。

如今据恢复高考已经过去了45年，45年间，我国培育了无数的优秀人才，他们都在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而反过来说，每一个曾经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对着邓小平同志说一声：“谢谢您！”